在双河场忠圣寺斋边竹枝强家决策实录

川康边风云

在双河场忠圣寺斋边竹枝强家决策实录

川康边风云

1935 年 6 月懋功会师前后电报原文转录与深度注释

以下为 1935 年 6 月 10-12 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关键节点的电报全文转录，附历史背景与关键细节注释。



一、三人团和朱德《关于加紧筹集补充粮食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6.10凌晨一点在双河场忠圣寺斋边竹枝强家）

原文

林、聂、陈、刘、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杨森〔1〕敌清溪、荣经部队，非似开雅州集中，另无新得。



乙、天全至懋功约四百三十里，宝兴至懋功只产包谷，懋功至理番五百四十里，人烟少，产包谷不丰。



丙、为实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除下述部队外，各军团今十号各在现地不动，并每人须补足七天粮食，加以途中添补，期于到懋功时能余粮四天（携粮洋〔详〕另电）。



A、第二师应继续前进，赶于十二号攻占懋功（四方面军二十五师已经在6月8日占领懋功），但须携带五天粮。



B、第一军团主力如双河场〔2〕缺乏粮食时，则开到宝兴、灵关补足七天粮。



C、第九军团全部开芦山地域，并准备十一号开双合场（双和场）、太平场〔3〕，其现任任务则交五军团派队接任。



D、第五军团主力仍留始阳，派一营兵力接任九军团对飞仙关敌人警戒及阳动（佯动）的任务。在三角庄的警戒留一连，任务不变。



丁、除上述九军团及二师外，其余全部今日必须补足七天粮食，绝对不得违误。



戊、三军团须向芦山后河东岸严密警戒，如一军团离开双合场时，则并向双河场派警戒。



己、军委纵队今日仍留在天全。

朱德

十号一时

注释（如果朱德和三人团在军委纵队，根本不必要发电报命令军委纵队留在天全）



背景定位：这是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向懋功会师推进的关键部署电报，核心是解决粮食危机。此时中央红军已连续行军作战，粮秣告急，而懋功（今小金）一带属川西高原，地广人稀、产粮极少，粮食成为会师的 “生命线”。

关键指令解析：

“每人补足七天粮食，到懋功时余粮四天”：这是长征中最严苛的粮食动员命令之一，意味着部队必须携带全程口粮，且要预留机动粮，防止断粮。



部队分工：

红二师（陈光部）为前锋，轻装奔袭懋功，携带 5 天粮，目标是抢占会师点；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转移阵地，由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接防，红五军团同时负责飞仙关方向的警戒，掩护主力侧翼；

红一、三军团主力就地筹粮，补足七天口粮，为翻越夹金山、向懋功推进做准备。

地名与敌情：

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地点；

飞仙关：今四川雅安芦山县，是通往天全、宝兴的咽喉，红五军团在此阻击国民党川军，保障主力西进通道；

杨敌：指国民党第 21 军杨森部，是当时追击红军的川军主力之一。





二、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二师进占懋功的部署致陈光、刘亚楼电》（1935.6.10日21点）

原文

陈光、亚楼：

一、军委限二师十二号占领懋功。



二、陈光率四团今晚在吹店子（崔店子）宿营（距宝兴百一十里）。



三、刘亚楼率五、六两团明十一日须向懋功赶进，须于十二日或十三日赶到懋功。明日宿营地由刘亚楼自自决定并电告我们。



四、陈光率四团须连架好桥，向懋功前进，明十一日宿营地自定。沿途架桥，须尽可能发动部队及土民〔1〕架设，勿专待工兵。



五、四团须多带粗铁丝及竹子，以便架桥。



六、望带六天粮食。



林、聂

十日二十一时

注释

核心任务：明确红二师（红一军团主力师）作为会师前锋，必须在 6 月 12 日攻占懋功，打通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通道。

战术细节：

分兵两路：陈光率红四团为前卫，刘亚楼率红五、六团跟进，形成梯次推进；

架桥优先：川西高原多河流，电报特别要求发动部队和当地土民（藏族、羌族群众）架桥，避免依赖工兵，体现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策略；

粮食要求：携带六天粮食，与朱德电报中 “前锋带五天粮” 的指令呼应，同时考虑到行军途中的消耗。

部队背景：红二师是长征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此前参与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斗，此次作为会师先锋，承担着打通通道、建立联络的重任。

川康边风云

川康边风云

朱德关于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给各军团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
朱德关于北上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给各军团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秦邦宪
朱德关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的行动部署与携粮要求给各军团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行动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告全国民众书（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朱德、毛泽东等关于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朱德等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张闻天等关于红四方面军须力攻平武、松潘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于上海）
张闻天等关于力争实行川陕甘方针问题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
朱德等关于筹粮、节食、带粮办法给各军团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
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张闻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两河口会议）
中革军委松潘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告康藏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草案（一九三五年六月）
朱德、周恩来关于调整松潘战役各路军行动路线给徐向前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朱德等关于携带充足粮食保障松潘战役胜利给各兵团各纵队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
朱德关于进攻毛儿盖的部署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筹措粮食办法给各军团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
朱德、周恩来关于岷江以东部队应迅速抽调北进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红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给张国焘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工作计划（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
中革军委关于朱德、张国焘任职的通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朱德等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变更与干部任命给各军首长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革军委关于重定松潘战役部署给徐向前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夏洮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
朱德等关于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通令（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
周恩来关于红一、三军应准备经班佑前进给林彪等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左路军应专力北上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
周恩来、李富春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川康边风云

1935 年 6 月懋功会师前后电报原文转录与深度注释
以下为 1935 年 6 月 10-12 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关键节点的电报全文转录，附历史背景与关键细节注释。
一、朱德《关于加紧筹集补充粮食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6.10）
原文
林、聂、陈、刘、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杨〔1〕敌清溪、荣经部队，非似开雅州集中，另无新得。
乙、天全至懋功约四百三十里，宝兴至懋功只产包谷，懋功至理番五百四十里，人烟少，产包谷不丰。
丙、为实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除下述部队外，各军团今十号各在现地不动，并每人须补足七天粮食，加以途中添补，期于到懋功时能余粮四天（携粮洋〔详〕另电）。
A、第二师应继续前进，赶于十二号攻占懋功，但须携带五天粮。
B、第一军团主力如双合场〔2〕缺乏粮食时，则开到宝兴、灵关补足七天粮。
C、第九军团全部开芦山地域，并准备十一号开双合场、太平场〔3〕，其现任任务则交五军团派队接任。
D、第五军团主力仍留始阳，派一营兵力接任九军团对飞仙关敌人警戒及阳动的任务。在三角庄的警戒留一连，任务不变。
丁、除上述九军团及二师外，其余全部今日必须补足七天粮食，绝对不得违误。
戊、三军团须向芦山后河东岸严密警戒，如一军团离开双合场时，则并向双合场派警戒。
己、军委纵队今日仍在天全。
朱德
十号一时
注释
背景定位：这是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向懋功会师推进的关键部署电报，核心是解决粮食危机。此时中央红军已连续行军作战，粮秣告急，而懋功（今小金）一带属川西高原，地广人稀、产粮极少，粮食成为会师的 “生命线”。
关键指令解析：
“每人补足七天粮食，到懋功时余粮四天”：这是长征中最严苛的粮食动员命令之一，意味着部队必须携带全程口粮，且要预留机动粮，防止断粮。
部队分工：
红二师（陈光部）为前锋，轻装奔袭懋功，携带 5 天粮，目标是抢占会师点；
红九军团（罗炳辉部）转移阵地，由红五军团（董振堂部）接防，红五军团同时负责飞仙关方向的警戒，掩护主力侧翼；
红一、三军团主力就地筹粮，补足七天口粮，为翻越夹金山、向懋功推进做准备。
地名与敌情：
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地点；
飞仙关：今四川雅安芦山县，是通往天全、宝兴的咽喉，红五军团在此阻击国民党川军，保障主力西进通道；
杨敌：指国民党第 21 军杨森部，是当时追击红军的川军主力之一。
二、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二师进占懋功的部署致陈光、刘亚楼电》（1935.6.10）
原文
陈光、亚楼：
一、军委限二师十二号占领懋功。
二、陈光率四团今晚在吹店子宿营（距宝兴百一十里）。
三、刘率五、六两团明十一日须向懋功赶进，须于十二日或十三日赶到懋功。明日宿营地由刘自定并电告我们。
四、陈率四团须连架好桥，向懋功前进，明十一日宿营地自定。沿途架桥，须尽可能发动部队及土民〔1〕架设，勿专待工兵。
五、四团须多带粗铁丝及竹子，以便架桥。
六、望带六天粮食。
林、聂
十日二十一时
注释
核心任务：明确红二师（红一军团主力师）作为会师前锋，必须在 6 月 12 日攻占懋功，打通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通道。
战术细节：
分兵两路：陈光率红四团为前卫，刘亚楼率红五、六团跟进，形成梯次推进；
架桥优先：川西高原多河流，电报特别要求发动部队和当地土民（藏族、羌族群众）架桥，避免依赖工兵，体现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策略；
粮食要求：携带六天粮食，与朱德电报中 “前锋带五天粮” 的指令呼应，同时考虑到行军途中的消耗。
部队背景：红二师是长征中战功卓著的部队，此前参与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斗，此次作为会师先锋，承担着打通通道、建立联络的重任。
三、《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去！》（1935.6.11，《红星报》社论）
原文
白区报纸的消息，红四方面军已经占领茂县、理番两城，与我野战军更加接近了。争取两大红军主力迅速会合，成为野战军当前的中心战斗任务！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早已号召我们，两个主力红军的配合作战，无论在赤化全川与开展全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上，都具〔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经过党与军委的正确领导，经过全体红色指战员的努力，我们于渡过大渡河之后，又占领了天全、芦山，取得了会合红四方面军的优势条件。现在我们有权力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最怕的是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他们曾用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我们的会合。然而事实告诉了他们，任何天险的地形和白军的力量都不能阻止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企图，无论在野战军方面或者在红四方面军方面都遭到了悲惨的失败。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更有保证的在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协同一致的作战。这是全体红色战士英勇奋斗的结果，这是党和军委正确的战略方针领导的胜利！
但是我们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阻碍的，我们的敌人在惊慌之下，必然更拼命的阻止双方的前进，同时在我们前进的途中，可能遇着险峻难走与给养困难的地区。所以我们必须最大的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克服一切地形上、物质条件上的困难。特别是要以坚决迅速的动作作顽强的战斗，消灭阻止和截击我们的敌人，提大批的俘〔虏〕，缴大批的枪弹，应该是我们与红四方面军的见面礼！
会合红四方面军是我们打大胜仗，赤化四川的坚实的基础。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
注释
历史定位：这是中央红军《红星报》为会师发布的动员社论，标志着 “与四方面军会合” 已成为全军的核心政治任务。
关键信息：
明确红四方面军已占领茂县、理番（今理县），与中央红军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强调会师的战略意义：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两大主力协同作战，是 “赤化四川” 的关键；
同时提醒部队：会师途中仍有地形、给养、敌情三大困难，号召指战员发扬吃苦耐劳精神，以战斗胜利作为 “见面礼”。
时代背景：此时中央红军已摆脱金沙江、大渡河的围堵，红四方面军也已控制川西北大片区域，会师的战略窗口已经打开，这篇社论正是为了统一全军思想，激发士气。
四、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十二日的行动部署》（1935.6.11）
原文
林、聂、（转陈、刘、彭、张）、彭、杨（转谢、苏）、董、李、罗、何、邓、蔡〔1〕：
甲、敌今日攻占芦山，我三军团主力退至检查坪〔2〕、龙门之线阻敌。其司令部在双河场。九军团已抵太平场。余无新得。
乙、我野战军继续原任务，定明十二号行动：
一军团及彭、张〔3〕所率第十、十三两团，由林、聂指挥续向北进。先头二师主力应相机占领懋功，后卫部队至少应到达或超过盐井坪。
军委纵队经宝兴进至野毛坪〔4〕。
三军团主力及五军团由彭、杨指挥。五军团不动，应在灵关通芦山及通双河场道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决扼阻敌追击，以掩护三军团主力移动至小关子、上坝、中坝〔5〕之线。万一敌猛追，三军团主力可进至宝兴，一部出宝胜场〔6〕威胁敌侧。
丙、三、五军团明日应尽全力补足七天粮食，不得违误。
朱
6.11
注释
战场态势：国民党军攻占芦山，红三军团被迫后撤至检查坪、龙门一线，红五军团在灵关、双河场方向构筑工事，负责阻击追击的川军，掩护主力向宝兴、懋功方向推进。
部队分工：
红一军团主力（含红二师）继续向北，以占领懋功为目标；
军委纵队向宝兴、野毛坪转移，靠近会师方向；
红三、五军团担任后卫，构筑防御阵地，同时补足七天粮食，为后续翻越夹金山做准备。
战术意图：形成 “前锋推进 + 后卫阻击” 的部署，既保障主力向会师点快速前进，又防止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突破防线，切断红军西进通道。
五、朱德《关于红五军团在灵关阻击敌人致董振堂等电》（1935.6.12）
原文
董、李抄送彭、杨：
A、一军团主力及彭、张〔1〕所率两团，本日十四时方全部离开宝兴，进至新寨子、野毛坪之线。军委纵队即宿营大马村、宝兴城之线。
B、我五军团今十二日必须坚决迟阻追敌于灵关之警戒阵地以外。不论敌从何方来攻，在有利条件下，三军团主力均应策应五军团行动。
C、三、五军团须各负责组织收容队，望告李克农〔2〕今日在小关子宿营，明十三日到宝兴，此间留工作人员给他。
D、二十三分队将赶往野毛坪。
朱
6.12
注释
阻击任务：红五军团（董振堂部）作为后卫主力，必须在灵关一线迟阻国民党军追击，为红一军团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宝兴、向懋功推进争取时间。
协同作战：红三军团主力需策应红五军团行动，形成协同防御；同时组织收容队，负责收容掉队、伤病人员，体现了长征中 “不丢一个战友” 的原则。
关键人物：李克农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组织收容和保卫工作，确保掉队人员的安全转移。
六、朱德《关于占领懋功注意事项致陈光电》（1935.6.12）
原文
陈光：
占领懋功须注意下列事项：
（一）责成政治机关维持城内秩序，用强度政治工作争取群众。
（二）应调查和收保粮食，如私人的出钱购买，已没收的应加兵看守。
（三）粮食须估计我野战军全部需要，收集的粮食待军团部赶到交其分配。
（四）你们应补足七天粮食。
（五）侦查由懋功通灌县、理番或由西迁回到松番〔潘〕的三条道路、里程、人家、民族及给养条件，电告军委。
朱
6.12
注释
占领后的核心任务：
群众工作：要求政治机关维持懋功城内秩序，通过政治工作争取当地藏族群众支持，避免民族矛盾；
粮食管理：明确粮食收集原则，私人粮食出钱购买，没收的公粮派兵看守，统一分配给全军，杜绝私分浪费；
战略侦查：要求侦查懋功通往灌县、理番、松潘的三条道路，为后续红军行动路线提供情报支持，体现了军委对会师后战略方向的提前规划。
历史背景：懋功是藏族聚居区，红军必须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同时粮食是全军的生命线，电报中的每一条指令都围绕 “稳住群众、管好粮食、摸清路线” 展开。
七、陈光《关于红四团已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团取得联络致军委电》（1935.6.12）
原文
（二师来电）
一、我四团于本十二日十二时，在夹金山、大卫〔1〕之间与四方面军八十团取得联络。
二、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合组织西路军〔2〕，于本月八日占领懋功城，准备续向天全前进，特找野战军取联络。其主力还在茂州、理番附近，并将国焘、昌浩、向前诸同志来信原文拍出，请查阅。
三、我四团直属队宿营大卫。
并告刘〔3〕
陈
十二日
注释
会师关键节点：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首次直接联络 —— 红一军团红四团（前卫团）在夹金山、大卫（今达维镇）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 80 团相遇，标志着两大主力会师的实现。
红四方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已由第 25、26 团组成西路军，于 6 月 8 日占领懋功城，正主动向中央红军方向靠拢，寻找联络。
重大意义：这份电报是长征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终于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打破了国民党军 “剿灭红军” 的企图。
八、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战略行动问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6.12）
原文
（二师来电）
朱、周、毛：
我们先头团已于八号占懋功，大部正向懋功进。先头部队向大维进，对灌〔1〕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汇合。探报：丹巴〔2〕有敌一团，邓锡侯残部以六团有由灌向懋功开进，企图占懋功，灌敌以□□；松番〔潘〕胡宗南部约十二团，正与我在镇江关激战；邓、杨〔3〕两敌由雅〔4〕向芦山进企图；薛岳〔5〕敌大约快到雅。望立即恢复电报交通，经我懋功电台拍发。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定会面地点。数月来，我方战略为与西〔征〕军配合行动，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者〔诸〕同志意见，侵〔认〕为目前西征军须稍微休息，可立将我军包抄打主要方向，南大〔打〕薛岳、刘湘，或北打胡宗南。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
国焘
十二日
注释
张国焘的战略诉求：
通报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已占领懋功，在镇江关阻击胡宗南部，同时对灌县方向的川军、雅安方向的薛岳部设防；
要求中央军委恢复电报联络，明确会师后的整体战略方向，提出了 “南打薛岳、刘湘” 或 “北打胡宗南” 两种方案，同时要求指定会面地点。
会师后的分歧伏笔：张国焘在电报中提到 “西征军（中央红军）须稍微休息”，同时强调红四方面军的优势，为后续关于 “北上还是南下” 的战略分歧埋下了伏笔。
关键敌情：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薛岳部、川军刘湘、杨森部正从四面围拢，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选择，将直接决定两大主力的命运。
核心总结
这一组电报完整记录了 1935 年 6 月懋功会师前后，中央红军从粮食动员、行军部署、部队协同，到与红四方面军联络、战略规划的全过程。每一份电报都紧扣 “会师” 这一核心目标，同时直面粮食危机、敌情追击、民族工作等多重挑战，真实展现了长征中两大主力会师的关键细节。
需要我把这些电报按时间线整理成一份会师关键事件编年表，标注清楚每一步的行动、人物和意义吗？

川康边风云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与《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全文转录与注释
（出自《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第十四卷）
一、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 年 6 月 20 日，上海）
原文转录
331
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 ¹
1935 年 6 月 20 日 ² 于上海
诸位代表 ³：
去年 10 月 [中共] 上海 [中央] 局大暴露⁴之后，[中共] 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⁵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 [中国] 红 2、6 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 [中共] 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中共] 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 [中共] 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为此目的，我们受派遣来执行以下任务：
我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 中央制定的措施是：(1) 请你们为我们安排同 [中共] 上海 [中央] 局的无线电联系。(2) 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 [共产国际] 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
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 [不一定在上海] 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中共] 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统区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 [中共] 中央新的负责同志 —— 波克利洛夫⁶（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 [中共] 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川南的信使联系。在我离开 [中共] 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专门派出一名同志⁷去建立联系，由于该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会了面，我也就同该局联系上了。
我从 [中共] 中央出发前，党已决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我出发后，看来，因为局势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渡过金沙江同红 4 军⁸会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同你们讨论：
关于目前统一战线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党与苏维埃策略的运用方式问题，我有不少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在福建事变⁹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呆在福州，并同反对蒋介石的军阀集团有过接触。因此，我有机会听到各种意见，迄今 [中共] 中央还没有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
陈铭枢（福建事变的领导人之一）表示愿意前往莫斯科。但他要求，全国反帝运动直接在共产国际 [和] 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他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我们作出答复后，他就能去莫斯科。这是我想同你们赶紧讨论的一点。
至于目前华北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搞阴谋，要采取进一步步骤唆使南北方军阀反对蒋介石。需要讨论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
至于建立侦察网的问题，红军现在在获取敌人情报方面遇到了比第一、二、三、四次 “围剿”¹⁰时更大的困难。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情报，因而未能确保西征时取得大的胜利。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中建立侦察网。我在上海时，曾负责特科工作，我去苏区后，获取军政情报，特别是红军所需要的材料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有必要讨论一下某些新的 [工作] 方法问题。
我认为，[中共] 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个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
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对我们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小 K¹¹。
注释
文件上有批注：收入中共机密文件。米夫，9 月 13 日。
日期是根据文件的批注确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35 年 8 月 1 日收到该文件。
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见第 300 号文件。（指 1934 年 10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国民党破坏的事件）
指中国红一方面军于 1934 年至 1935 年从江西中央苏区向西部的撤退（即长征）。
原文如此。张闻天在苏联的化名是伊思美洛夫（波克利洛夫为笔误 / 音译变体）。
何人不详。
原文如此。应为红四方面军。
见第 64 页注⑤。（指 1933 年 11 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又称 “闽变”）
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 “围剿”。
潘汉年的化名。
二、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1935 年 6 月 21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332
郭绍棠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任务的书面报告（中国共产党驻共产代表郭绍棠 ,这个人其实叫 郭肇堂(1905- 1988年) ,俄语名为 阿法纳西·加夫里洛维奇）郭绍棠（又名郭肇唐）是闻天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他们又与王稼祥、沈泽民一起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郭后来在苏联东方研究院任顾问、教授，建国后与闻天有过一些来往。郭绍棠于1928年9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到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此后，他一直留在苏联，在苏联马列主义经济研究所当主任。1958，刘少奇同意他回来，还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过。他到中国作了一些调查，郭肇唐(1905-1988)，俄文名阿·克·克里莫夫，笔名叶甫琴尼·郭。郭静唐之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五卅运动。郭肇唐(1905-1988)，俄文名阿·克·克里莫夫，笔名叶甫琴尼·郭。郭静唐之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五卅运动。同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次年复赴苏联，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并定居苏联。曾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主任助理、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所科学部副主任。1938年蒙冤被捕，1954年平反。后历任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建设部主任等。1957年、1986年两次回国访问。逝于苏联。
1935 年 6 月 21 日于莫斯科
这里提交的材料只是一个草稿，只反映我个人的看法，既没有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 地区书记处讨论，也没有在中共代表团内讨论，[我] 在这里提交的材料比较广泛，以便以后从这些材料中抓住最主要的东西。
[克雷莫夫]¹
关于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任务 ²
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正在进行激烈的搏斗，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占领、武装干涉和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革命的反革命殊死战争。现阶段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的特点是：革命力量还不足以用一次决定性打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现有的反革命力量也无力把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镇压下去。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正在进行动员和重组的总演习。大决战还在前头。在部署力量和准备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斗争的持久性和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这种斗争 “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而且不是同一个帝国主义，而是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从而 “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斯大林语）³。目前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平衡，除了苏维埃革命在某个地区取得胜利之外，在其他地区运动还很落后，特别是在工业中心城市和大都市，群众斗争还没有达到直接夺取政权的程度，因为这些中心城市实际上为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集中了中国反革命的全部力量。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保存、积蓄、聚集和加强革命的有生力量，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准备和开展行将到来的决战的基础，争取中国革命在中国决定性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党最主要的任务是：
(1) 千方百计开展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和领土完整，反对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并是民族耻辱的政权，而首先是在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反对日本占领和南京蒋介石集团，吸收各居民阶层，甚至不太坚定和暂时的同盟者参加，利用民族解放革命的一切潜力（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争取在这一运动中造就无产阶级骨干，从组织上巩固反帝的群众基础，争取武装人民保卫祖国的自由，组织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2) 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红军，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阶层扩大其后备力量，把百万红军口号变为具体行动。巩固中国西部以四川为中心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根据地，围绕该根据地建立广泛的游击区，在原苏区和敌人武装力量强大的省份开展和加强游击运动并使之变成更灵活的群众性运动，争取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将其与红军主力总的战略行动结合起来。
(3) 苏维埃国家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政策应当适合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要利用一切经济资源和新的经济建设来确保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在非苏区宣传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将其作为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动员因素，尤其要宣传苏维埃政权作为反帝民族革命斗争的基地和领袖的意义。
(4) 领导和组织非苏区无产阶级的日常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实现工人反对克扣、拖欠工资、缩减工作和解雇工人等迫切的日常要求，争取在现有的一切工人群众组织中积极地耐心细致地开展工作，建立广泛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各种符合工人传统和适合野蛮恐怖环境的无产阶级联合体，并在那里建立、保存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坚决反对赤色工会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倾向。
(5) 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工作要实现根本转折，利用和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蒋介石向国民党政权⁴投降，争取起码的民主权利，争取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反对宪兵警察干预学校、出版和文化工作，反对强行给学校、文化机关委任国民党法西斯领导人、教授和讲师，反对国民党对学生实行强制的法西斯式考试，争取降低并取消高额学费，争取减少住宅、公共服务和教材的费用，反对租房时的连环担保，反对各种苛捐杂税，争取提高国营和公营商业企业店员和职员的工资，争取每周有一天休息日，每年有一个月带薪假期，反对解雇，争取 [提高] 徒工工资和缩短学徒期限，反对恐怖和惩罚，支持反帝活动和激进思想，支持就所有涉及人民利益和保卫祖国的问题进行自由辩论，以便揭露蒋介石法西斯的民族和社会的蛊惑宣传，争取在一切现有的、甚至是反动的、法西斯的组织中开展工作，争取通过各种组织形式把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
(6) 领导国民党乡村中日益发展的自发性农民运动、反饥饿游行、大米风潮和游击斗争，口号是：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反对国民党的租金、高利贷和饥饿政策⁵，反对厘金⁶，反对食盐专卖。争取救济饥民、发放补贴、增加食品供应点、提供医疗救助、同传染病作斗争。靠国家用支付外国首先是日本的赔款和借款利息的基金来整修灌溉系统，反对在难民和饥民集中营实行强制劳动和强制性地粗野地对待其中的囚犯，要求没收所有日货并将其无偿地分发给饥民、破产农民和失业者，让他们住进公共和教会场所，反对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人为地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争取建立武装防队和自卫队，保护农民的收成和财产，使之不受强盗……⁷和外国占领者的侵犯。争取通过各种符合老传统的农民群众性组织把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并利用合法机会，争取在农民自发的迷信组织中积极地经常不断地开展工作，争取加强农村党的核心。
(7) 采取坚定不移的方针来加强在反动军队中，特别是在靠近前线地带的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在为士兵群众的迫切需要开展斗争的同时，还要反对粗暴对待士兵，争取改善服装特别是冬装，争取增加和及时发放军饷等；必须在中下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利用他们的爱国心和对南京政府的对立情绪来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争取加强在挨饿和贫困化的农民和失业者当中的工作，把他们当中正在沦为雇佣兵后备队的相当大的阶层组织起来。
(8) 在占领区（满洲、内蒙古和华北）内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游击战，同一切现有的抗日军队建立战斗联盟，争取保存游击队的有生力量，保护并培养战斗干部，争取通过抗日同盟和其他组织形式把抗日群众联合起来，没收汉奸的财产，支持并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争取建立人民革命政权。
(9) 保存、储备和培养党的干部，爱护党的有生力量，造就有首创精神、能独立领导地方组织机构的干部，加强反奸细斗争。简化并从根本上改组秘密机构，巩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和企业中党的核心，争取在不稳定的苏区建立并保存秘密的和不合法的党组织，争取把党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行政惩罚措施不应代替党内的原则性思想斗争。要同 “左倾” 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使党团结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周围。
注释
郭绍棠（克雷莫夫为其化名，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文件上有批注：未经校对。
见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 年 5 月 13 日），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232 页。
原文如此。按意思是：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原文如此。
“厘金” 是地方当局在官界或正在盐界征收的内部关税。
原文空缺。
三、关键背景与深度解读
1. 潘汉年信件的核心信息与历史意义
核心任务：作为长征中党中央派出的秘密使者，潘汉年的首要使命是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因苏区发报机功率不足，长征后党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长达 8 个月，这封信是重建沟通的关键尝试。
关键背景：
1934 年 10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破坏，国统区党组织瘫痪，直接导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断联。
长征中红军因缺乏情报多次受挫，潘汉年提出在国统区重建侦察网，是对军事困境的直接回应。
他主动提及福建事变的统战经验，为后来中共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历史价值：这封信是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手文献，清晰反映了当时中共在战略转折期的困境：既渴望获得共产国际的指示，又需独立应对红军转移、国统区工作重建等复杂问题。
2. 郭绍棠报告的核心主张与时代局限
核心主张：
提出 “长期革命论”，认为中国革命需积蓄力量，避免与反革命进行决战，为红军向西部转移、建立根据地提供了理论支持。
明确提出以抗日反蒋为核心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强调联合各阶层力量，反对关门主义，这与后来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高度契合。
针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士兵等群体提出了具体工作方针，体现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国统区工作的指导意图。
时代局限：报告仍沿用 “城市中心论” 的表述，对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认识不足，且部分主张（如 “百万红军口号”）脱离了当时红军的实际力量，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现实的隔膜。
3. 两文件的关联与历史定位
两份文件均写于 1935 年 6 月，是中共与共产国际重建沟通的重要节点：
潘汉年在上海的信件是 “前线实况报告”，聚焦恢复联系与具体工作困境；
郭绍棠在莫斯科的报告是 “共产国际的指导纲领”，规划了中共未来的整体任务。
两者共同推动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为 1935 年 8 月《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补充说明
潘汉年的化名 “小 K”、郭绍棠的化名 “克雷莫夫”，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常用代号，体现了地下工作的隐蔽性。
信件中提到的 “红 2、6 军团”“红四方面军”，反映了当时红军各主力部队分散行动、难以协同的状态，也是中央急需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重要原因。

川康边风云

一、阿布拉莫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1929 年 4 月 3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阿布拉莫夫 ¹ 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摘录）
1929 年 4 月 3 日于莫斯科
敬爱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我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不过应该说，整个这段时间要做的工作（当然主要是开会）好像非常多，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来。
（1）现在中国的事情最使我感到不安。我同时给您寄去卡佐夫斯卡娅写的信，她在信中讲了事情的实质 ²。从这封信中您可以看出，我们的朋友 ³ 简直是异乎寻常地把事情搞乱了。最近他按标准划了预算，现在中国同志坚决反对，抗议削减预算，由于这次削减现在他们的整个工作都垮了⁴。看来，由于阿尔诺⁵实行奇怪的政策，他们陷入了很困难的境地。我们要求他作出解释。当然，谈不上什么增加，因此我们在中国人面前很难为情。阿尔诺的这种 “首创精神” 使我感到不安。特别令我不安的是与他的企业有关的事情。他要求设立大笔储备金，以可能发生种种不幸事件相威胁，而且他是这样说的：如通常所说，应该感谢苍天，他的信顺利寄到了⁶。我不认为可以同意阿尔诺把他的储备金再增加 40000 美元的建议。我们要就这个问题给他去一封信，他当然会咒骂的。我认为，现在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便这里的工作能继续下去，保存现在的领导班子。当然，也许我是错误的，因为整个这件事我了解不多，但我再说一遍，我对情况有这样的认识，因此很担心。德国右派和左派都宣布格哈德⁷被派到中国去了，这就更加重了这种担心。我给阿尔诺写信，请他加倍小心……⁸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425，第 56 页。
打字稿，原件。
注释
阿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工作人员，主管对华事务。
卡佐夫斯卡娅的信：见第 156 号文件，内容涉及中共经费被削减引发的工作危机。
我们的朋友：指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阿尔诺）。
工作都垮了：指 1929 年因预算削减，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宣传、组织、交通系统一度瘫痪。
阿尔诺：即 A.E. 阿尔布列赫特，1928-1930 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因推行严苛的经费政策引发中共不满。
他的信顺利寄到了：指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已送达莫斯科。
格哈德：德国共产党员，当时被谣传将派往中国，引发共产国际对驻华代表安全的担忧。
下面删去了信中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日常工作的部分。
二、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 年 9 月 6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8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 ¹ 的电报
1927 年 9 月 6 日于莫斯科
上 海
阿布拉莫夫致诺罗夫。请在年底前拨给中共 17128 美元。在给伯纳的电报 ² 中有详细的结算单。第 964 号。
全宗 495，目录 23，卷宗 50，第 130 页。
打字稿，副本。
注释
诺罗夫：估计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人员Ф.К. 费尔格德，负责对华经费拨付。
给伯纳的电报：B.B. 罗米纳兹的电报，内容为经费结算单，电报原件未找到。
三、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1934 年 6 月 26 日，上海）
原文转录
265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阿布拉莫夫的电报
1934 年 6 月 26 日于上海
艾尔文 ¹ 致米哈伊尔 ² 和阿布拉莫夫
很难找到必要的时间向你们说明必须暂时中止同斯拉文 ³ 联系的原因。
哈格尔⁴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同党的联络人，因为他同来自菲律宾的日本同志有联系，而将来他将同其他党和同信使有联系。
他未充分做好准备就要讨论地下组织活动问题。鉴于无论是你们的代表⁵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注意到目前形势的极端严重性和党的一定的弱点，我感到自己作为党员有责任帮助我们的朋友，哪怕是一点点。
在你们的电报⁶中以及来自江西 [中共] 中央的电报⁷中，提出了购买和运输药品、子弹和飞机问题、破坏工作和瓦解白军工作，以及大笔开支问题。这需要做认真而很周密的准备，制定灵活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根据前线的条件和封锁线的变化作改变。我怀疑，是否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在这些场合，党表现出许多弱点。福建事件表明，技术准备薄弱，对事件的政治意义估计不足。无论是购买和运输装备的机会，还是瓦解 19 军和其为数不多的士兵转到红军方面来的机会都没有完全利用。
党的联络组织薄弱。由于联络系统太复杂，我们经常丢失我们的同志（来上海的同志有一系列的例子）。这个联络系统应作改变和加以简化。党内的联络问题，可以说也是一样。每次暴露都应该带来深入研究组织系统和作出相应修正的结果。如果说党的一个秘密接头住所暴露导致几乎所有其他住所都暴露⁸，这就表明联络系统不好。只有认真研究暴露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同奸细作斗争。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810，第 121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艾尔文：H.H. 格伯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3-1934 年在上海负责联络工作。
米哈伊尔：И.А. 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部长。
斯拉文：即李竹声，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
哈格尔：身份不详，因有日本方面的联系，被格伯特认为不适合担任联络人。
你们的代表：A. 埃韦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你们的电报：见第 245、255、258、264 号文件，内容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工作指示。
来自江西 [中共] 中央的电报：文件未找到，内容涉及苏区的物资采购请求。
暴露导致几乎所有其他住所都暴露：指 1934 年 6 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因一处接头点暴露，引发连锁破坏，导致李竹声等大批干部被捕。
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1934 年 7 月 1 日，莫斯科）
原文转录
2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给格伯特的电报 ¹
1934 年 7 月 1 日于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在 1934 年每月应该收到 7418 金元，重复一遍 7418 金元。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47（1934 年发文），第 185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发报者和收报者是根据电报内容确定的。这份电报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固定经费的正式通知，7418 金元为 1934 年中共每月的固定经费额度。
五、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4 年 7 月 3 日，上海）
原文转录
268 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
1934 年 7 月 3 日 ¹ 于上海 绝密
艾尔文 ² 致米哈伊尔 ³。
共有 17 位同志被捕，其中有 4 名妇女，名字不详，因为同许多部门的联系已中断，而且组织的副书记⁴以及许多负责联络的同志也被捕了。被查获的东西有：通过冈斯⁵妻子收到的你们 (?)⁶的邮件，其中有王明关于代表大会日期⁷的秘密信件等、政治报告和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北平）军政工作计划、中国国统区三个月工作计划、党在工会中和几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计划、党三年半来的指示和决定⁸、护照和许多报刊 (?)、代表名单⁹。不太可信的是，其中也有您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 [中共] 中央的电报 ¹⁰。
简单谈谈我们对暴露原因的看法：
第一，中央与江苏省委的直接 (?) 联系和江苏省委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等单位的直接联系遭破坏。
第二，可能对我们现在才知道的斯拉文 ¹ 同米茨凯维奇 ² 和宣传鼓动部部长 ³ 居住的房屋有监视。
第三，可能有奸细，但这很难确定，可能太集中了，同特科的联系中断，该科工作薄弱。
第四，从斯拉文方面来说，没有任何警觉性，对另两个想进来的同志没有发出发生情况的任何警告信号。除了我，党不想同其他同志保持联系，虽然他们认为我也不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以帮助。您的代表⁴将于 [1934 年] 7 月 7 日取道海参崴离开这里。对密码、全部指示、有损声誉的文件等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一旦我们发生问题，您的声誉也不会受到损害。需要竭尽全力挽救党。我们同一个人保持联系…… 暂时是宣传鼓动部⁵。一旦他被捕或米茨凯维奇被捕，我们将同斯拉文的妻子⁶保持联系。她很少为人所知，斯拉文没有同她在一起居住。她懂上海话，不知道（我们）名字，或者我们将同其他同志 [保持联系]，以便不失去同苏区和中国党 (?) 电台的联系。斯拉文不会讲什么，他们将迅速同他断绝一切联系。我们近期的工作计划是：第一，恢复同特科的联系，逐步恢复同其他单位而首先是联络点的联系，特别是同满洲联络点的联系，以便有可能派出代表。
在六天内，应从苏区来六位同志。我们不知道哈尔滨的秘密接头处是否暴露，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对它们进行改组。
第二，在深入研究最近的暴露事件⁷和很难恢复的联系之后，要在我们所处的新的水平 (?) 上同江苏建立联系。由于处境艰难，我不能在一周间收到或发出两次以上的电报。在失去秘密接头住所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延缓作出答复。请为了您的平静 (?) 研究一下我们所处的这种特别危险的局势。请告知您的决定。（库尔特）⁸。7 月 3 日。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61（1934 年收文），第 95 页。
法文打字稿，原件。
注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4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
艾尔文：H.H. 格伯特的化名。
米哈伊尔：И.А. 皮亚特尼茨基的化名。
组织的副书记：可能是李竹声，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1934 年 6 月被捕。
冈斯：身份不详。
这里和下面，原文如此。
代表大会日期：文件未找到，指共产国际七大召开的日期。
党三年半来的指示和决定：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内部文件，原件未找到。
代表名单：可能指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
您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 [中共] 中央的电报：可能指第 263 号文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军事指示。
斯拉文：李竹声的化名。
米茨凯维奇：盛忠亮，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1934 年 6 月被捕。
宣传鼓动部部长：可能是黄文杰，时任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
您的代表：A. 埃韦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4 年 7 月撤离上海。
宣传鼓动部：指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鼓动部。
斯拉文的妻子：李竹声的妻子，被作为备用联络人。
最近的暴露事件：见第 267 号文件，即 1934 年 6 月上海中央局大暴露。
库尔特：H.H. 格伯特的化名。
六、核心背景与深度解读
1. 经费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共的 “经济控制”
1927-1934 年，中共的主要经费来源为共产国际的定期拨款：
1927 年 9 月，共产国际一次性拨付 17128 美元给中共，用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组织重建。
1934 年 7 月，共产国际明确规定中共每月固定经费为 7418 金元，这是在上海中央局暴露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经费体系的正式确认。
1929 年的经费削减危机，反映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的政策失误，也暴露了中共对共产国际经费的高度依赖，以及经费问题对组织运转的致命影响。
2. 上海中央局大暴露（1934 年 6 月）：中共地下组织的全面崩溃
事件核心：1934 年 6 月，因一处接头点暴露，国民党特务破获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声、盛忠亮等 17 名干部被捕，其中包括 4 名妇女。
关键后果：
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苏区的联络系统全部瘫痪，导致后来长征中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断联长达 8 个月。
大量机密文件（包括王明给共产国际的信件、鄂豫皖军事计划、国统区工作计划）被查获，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格伯特被迫撤离上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彻底中断。
暴露原因分析：格伯特在电报中指出，联络系统复杂、缺乏警觉性、特科工作薄弱是导致暴露的主要原因，反映了当时中共地下工作的严重缺陷。
3. 福建事变与红军战略失误
格伯特在电报中批评中共对 19 路军福建事变的应对失误：既未抓住瓦解白军的机会，也未利用事变采购武器装备，暴露了当时中共对统战和军事机会的把握不足。
七、历史影响：从经费依赖到组织崩溃
经费依赖的致命缺陷：中共长期依赖共产国际经费，导致在 1929 年削减危机和 1934 年暴露后，组织运转立即陷入困境，这也是后来中共强调 “独立自主” 的重要历史背景。
上海中央局暴露的连锁反应：1934 年 6 月的暴露直接导致中共与共产国际断联，长征中红军失去了外部情报和物资支持，只能独立决策，客观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调整：这些文件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工作的不满（如对阿尔布列赫特的批评、对格伯特的指令），也预示了后来共产国际在中共路线问题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川康边风云

一、1927：大革命失败后，共产直接给钱、重建地下
1927.9.6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电报：拨中共 17128 美元。
注释：大革命刚失败，中共转入地下，完全靠共产国际发钱维持组织、办报、特科、交通。
二、1928—1929：经费紧、驻华代表乱、中共叫苦
1929.4.3
阿布拉莫夫致皮亚特尼茨基：驻华代表阿尔诺（阿尔布列赫特）乱搞，削减预算导致中共 “整个工作垮掉”。
注释：
中共高度依赖外援，经费一砍，宣传、交通、印刷、特科全停。
共产驻华代表权力极大，中共几乎无议价权。
三、1933：苏区榨干、少共 / 工人师极限动员（你要的 “榨干橘子” 背景）
1933.8
潘汉年文件：完成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动员最后工人、青年。
注释：
工厂工人、作坊工人、矿山工人全部抽去当兵。
苏区工业归零、财政枯竭、社会解体，人力、物力、财力到极限。
中华苏维埃已成榨干的橘子，只剩 “兵源”，没有生产。
四、1934：上海中央局暴露、中共与共产彻底断联（长征的直接伏笔）
1934.6.26
格伯特致共产：上海组织极弱、联络乱、福建事变抓不住机会、暴露危险极大。
注释：
上海地下系统层层失控，特务渗透严重。
中共在国统区只剩壳子。
1934.6（中下旬）
上海中央局大暴露：李竹声、盛忠亮等 17 人被捕，大批文件被抄。
注释：
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央苏区、各根据地全部断联。
被抄文件包括：
王明给共产的密信
鄂豫皖军事计划
北方、国统区三个月工作计划
三年多全部指示
中共国统指挥系统彻底崩溃。
1934.7.1
共产国际：中共每月固定经费 7418 金元。
注释：给钱，但人没了、组织没了、钱送不进去。
1934.7.3
格报告：上海彻底瘫痪、特科断、电台断、交通断、只能拼最后联络人。
注释：
中共中央苏区变成孤岛，外面全断。
这就是：苏区孤立、外援断绝、内耗殆尽 → 只能长征。
五、1934.10：长征爆发 —— 极限后的必然
1934.10
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开始。
原因浓缩：
人力榨干：工人、农民、少年全部当兵。
工业归零：工厂停、矿山垮、手工业死。
财政崩：只剩征粮、摊派、打土豪。
外援断：上海被端、共产联系彻底没。
封锁死：国军堡垒线＋经济封锁。
一句话：中华苏维埃已经油尽灯枯，橘子榨干，只能跑路。
六、1935：潘汉年赴上海，重建联系（长征途中唯一对外通道）
1935.6.20
潘汉年给共产驻华代表信：长征中与共产断联 8 个月，请求恢复电台、信使、情报网。
注释：
长征全程没有外援、没有国际指示、没有外界情报。
完全靠自己硬闯、硬打、硬活下来。
七、一句话总纲（适合小说题记）
1927—1934：中共靠共产的钱活，1933 把工人青年榨干，1934 上海一炸断外援，橘子枯，只能向西长征。

川康边风云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 年 10 月 7 日）
1933 年 10 月 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致中共中央，抄送代表②
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③。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④、项英、布林斯基①、波戈列夫②、赵容③、廖陈云④、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⑤、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共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夫。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请电告。政治委员会。
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1933 年发文），第 192 页。法文打字稿，原件。
（录自《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42—543 页）
注释：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 1933 年 10 月 3 日会议上研究了中共领导组成问题，会议决定责成由 O.B. 库西宁、N.A. 皮亚特尼茨基、王明、康生、П.А. 米夫、Л.Н. 马季亚尔和Г.И. 萨发罗夫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答复草稿。如果委员会成员意见一致，则认为它的决定是最后决定（见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4，第 7 页）。
② 即 A. 埃韦特。
③ 文件没有找到。
④ 周恩来。
① 任弼时。
② 秦邦宪（博古）。
③ 康生。
④ 陈云。
⑤ 张闻天（洛甫）。
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 年 9 月 12 日）
1933 年 9 月 12 日③于上海
要知道，我们还有两周时间用来结束福建、赣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为了守住已在福建占领的土地，最好在闽浙边区建立以崇安、浦城、松溪地区为主要基地的广阔的游击区。在这里，游击队的任务将是：
（1）阻止福建军队向西北的任何推进；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从上述基地威胁建瓯、屏南、古田地区。
（2）援助我们的第十军团，牵制敌四、五十五和七十九师的行动，同时阻止它们向西推进。
建立这个游击基地的工作要迅速进行，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晚些时候当我军在抚河上采取行动时，要把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浙江。占领邵武之后，第一独立师应推进到那里，开始实施建
注释：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 7 指 M. 施特恩报告附录（见本文库：《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 1933 年 8、9 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 年 10 月 1 日于上海》），归机密中国文件。1933 年 10 月 16 日。П. 米夫。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时间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第 333 (Б) 号记录（摘录）》（1933 年 9 月 9 日）
1933 年 9 月 9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0.（5169）.— 中共中央关于科穆纳尔①同志前往苏联的电报②。
决定：30. — 答复：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完成这样的旅行，我们不反对他来这里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注释：
① 王稼祥。
② 指 1933 年 9 月 5 日从上海发出的电报（莫斯科 9 月 7 日收到），电报中询问是否同意受重伤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疗（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 [1933 年发文]，第 158 页）。
③ 同日，即 1933 年 9 月 9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给李竹声发电报，说 “同意科穆纳尔来这里，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进行这样长途旅行的话”（见全宗 495，目录 184，卷宗 36 [1933 年发文]，第 158 页）。
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 334 (Б) 号记录（摘录）》（1933 年 9 月 15 日）
1933 年 9 月 15 日于莫斯科 绝密
听取：36（520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地区书记处给中共五中全会①的指示草案。
决定：36—— 责成东方地区书记处把指示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立即发给【中共】中央②。军事部分先给专门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些同志看看，然后发给【中共】中央，并指出，这不是指示，而只是建议，最后决定应由【中共】中央自己作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4，卷宗 261，第 8—10 页。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录自《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6 页）
注释：
①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于 1934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在瑞金召开。
② 见本文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 年 9 月 22 日于莫斯科）。
五、《中央关于狄康 (瞿秋白) 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3 年 9 月 22 日）
（一）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49、50 及 51 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的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 —— 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的政权 —— 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 “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 “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二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等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 “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 “围剿” 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的是由于他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新的任务面前表示惊慌失措，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的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诚恳的揭露这一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 “流露” 与 “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要求
六、《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 年 9 月 23 日）
1933 年 9 月 23 日②于中央苏区 绝密
【9 月】18 日，我军在青山附近打败了龙城（音）旅席③的几个团，缴获 400 多步枪、8 门重型火炮、13 门阵地炮和 600 箱子弹。
由于与驻扎在沙县的三十四师相邻的我十三师，在宁洋和永苏（音）之间采取行动，福建的敌人惊恐万状。
因此他们提出了我们在最近的电报中通报给你们的那些建议④。
蒋介石下令他的五、六、九十五和二十四师（总共 15 个团）或按另一些材料说，他的三、六、七十九和九十七师集结在南城和水馆（音）地区，准备向建宁推进。我们的部队现在试图借助地下爆破破坏顺昌城墙并准备武力夺取将乐；在顺昌和在将乐都有很多粮食。
两天前，刘和鼎命令他的部队出城，但恰恰在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关于派遣增援部队的电报。因此他取消自己的命令，并像以前一样进行防御。占领顺昌和将乐后，我们将向东前进，迎击蒋介石军队。
我们的一军团还在永丰和吉水之间活动。
波戈列夫（列洛夫）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759，第 1266 页。英文打字稿，原件。
（录自《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3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0—501 页）
注释：
① 收报者是根据内容确定的。文件上有批注：附录 5 指 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本文库：《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 1933 年 8、9 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 年 10 月 1 日于上海），归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1933 年）10 月 26 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③ 原文如此。何人不详。
④ 指十九路军领导关于同红军领导签订停战和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协议。文件没有找到。
① 秦邦宪（博古）。
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 年 9 月 23 日）
1933 年 9 月 23 日③于上海
致中央苏区④
试图在包围三天之后占领顺昌的想法受挫，其意义比一般的攻击失利更大。意义在于，有围墙的城市，即使只有一个团或一个旅守卫，也还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很大障碍。顺昌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突然发动和迅速推进的战术失去了作用，而这些行动是我们制胜的主要因素。顺昌的这次抵抗对于十九路军和邵武、金溪等地的守备部队也有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1）要尽快占领顺昌和将乐，并给予蔡廷
注释：
① 发报人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文件上有批注：附录六指 M. 施特恩报告的附录（见本文库：《施特恩关于中国红军在 1933 年 8、9 月间的军事行动进程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 年 10 月 1 日于上海），归机密中国文件。П. 米夫。（1933 年）10 月 26 日。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文件的日期是 1933 年 10 月 22 日。
④ 中央苏区收到这一电报后，中共中央局已于 1933 年 9 月 27 日将电报全文转发给了在前线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 本文库编者注。
八、《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 年 10 月 10 日）
1933 年 10 月 10 日②于上海 绝密
致米哈伊尔③。从 10 月初起，形势完全变了。【1933 年】9 月 22 日，敌人占领了中央苏区第二座大城市黎川。敌人 11 个师集中进攻【中央】苏区。由于错过了时机，我们在顺昌的军队，经将乐向前推进，避开了战斗。由 5 个师组成的东方军试图向北推进，先进攻敌人第二、第三梯队，阻止敌人由黎川向南发起的攻势，并要在那里等待中央军 3 个师靠近，把敌人逼到抚河，打击敌人第三梯队的翼侧。敌人各处活动积极，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我们的位置是有利的。你们第 184、185、186④电报译得很清楚，我们同意电报中的意见。10 月 5 日（库尔特⑤）。
注释：
① 在文件上有批注：根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指示，已送别尔津同志。1933 年 10 月 11 日。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
③ N.A. 皮亚特尼茨基。
④ 部分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 年 9 月 29 日于莫斯科）。
⑤ H.H. 格伯特。
补充背景说明
这批文件集中反映了 1933 年 9-10 月的三个核心议题：
中央领导层改组：共产国际直接介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的人事调整，否决卢福坦、罗登贤，增补朱德、顾作霖，强化 “左” 倾路线的组织基础。
军事路线与反 “围剿”：红军进攻顺昌受挫、黎川失守，共产国际远东局与苏区中央就战术失误、福建十九路军统战问题展开博弈，李德（奥托・布劳恩）此时已进入苏区军事决策层。
党内斗争：博古主导对瞿秋白的批判，将其观点定性为 “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清除党内不同意见。
需要我把这批文件，和你之前的 1932-1933 年档案，合并成一份按时间排序的完整编年档案索引吗？方便你整体梳理这段历史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