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轻飘飘的一阵随意，就与我们开了一个如此沉重的玩笑，让国人一次偶然的观念更新机会错失（喇嘛教胜出），殃及至今，以至我们今天都还在为之买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诸多问题，不是正该拜历史上那些君王与伟人们所赐的么！ 然而，历史究竟是什么？ 难道不就是天干地支搭配组合成的一个表达时间的概念吗？ 六十年一个轮回，末了，一切又从头再来，周而复始。 于是，时间无始无终，历史循环往复，了无止境，而人世间的事情亦就如走马灯似的排演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墙头变幻大王旗”不同姓氏朝代更迭大戏。 轮回的时间观湮没了历史的目的与意义，没有目的与意义的历史呈现给人的，只能是一种散漫无序的状态。 而这样的历史势必就是雅斯贝斯所说：“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它从一个骚动或是一个灾祸紧接到另外一个，中间仅间隔短暂的欢乐，就是瞬息间出现的一些小岛，它们终究也必然会被吞没的。一切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一条被恶魔铺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 我们整套二十四史，岂不正是这般记载的么？ 对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一针见血直指中国历史实质：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己。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历史看不出它有何意义与目的，自然就无所谓进步与停滞不前，无意义的历史就是一个“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千古一如的虚空。 没有目的可言，没有意义可说，全套二十四史不过就是不同姓氏朝代发生过的一些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无意识堆叠起来的资料罢了。 黑格尔说，如果历史不表现出一种历史精神的进步发展，历史就不能称其为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精神自我完成的历史。 黑氏这是在人格化历史，甚而神圣化历史。 不求客观事实，只求逻辑自洽的黑格尔认为，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的精神没有得到丝毫提升和进步，于是就断言：“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 他进而还认为：“中国的历史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其实不了解中国，更不必说中国历史。 真正了解中国历史而能把中国历史看清透的，还得是中国人自己。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的一篇《中国历史特质》演讲中提出，要看懂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就得注意中国相当特殊的“大一统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这个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对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影响是无比的巨大。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二千年之久，中国的传统价值系统，很大一部分是受了政治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 另外，秦晖教授在《走出帝制》一书的前言中说：“‘三千年’前开始的‘周秦之变’经过数百年沧桑成了‘局’，此后尽管历朝迭经演进而积重难返，直到清代仍然大体格局不变，这个局就是秦制，或曰帝制。到了近代在中西碰撞的激发下，国人终于开始了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即‘三千年未有之变’。” 两千多年困于帝制这个不变之“局”，我们这个族类的自我意识一直没有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反而一二再地被动弱化萎缩。 战国时代，孟轲尚能气壮理直地喊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所在时代是国人自我个性任其张扬的时代，是一个敢说“我”、敢于做自己的时代，一个随时可以将大写之“我”挂在嘴边的时代。 孟轲之后大约六百五十年，东晋大司马桓温问殷浩：“‘君何如我？’浩曰：‘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也。’”（《晋书·殷浩传》） 殷浩之意是说，不错，你老桓混仕途确实比我混得好，俨然就是标准成功人士。但是，你的成功我并不羡慕，相比起来，我还是宁愿做我自己，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人生。 人活的，是自己的愿意；活得像别人，意味着个体性自我已被他人所夺舍，那活着的“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他人的山寨版了。 奥斯卡·王尔德说：“做你自己，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 维特根斯坦说：“请勿把他人的例子当作你的生活指南。” 蓝天从没有飘过完全相同的两片云彩，末日审判时，每个人都要拿自己特有的恩赐向上帝交账。 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六朝政治虽然黑暗，但那时的人，却活得潇洒自在，他们敢于自由地活出一个人该有的自我风度，不用学习，也不用启蒙，天生便有“宁作我”的自我意识。 允许一个人自由且能够活出自我的时代，是令人艳羡的。 唐宋时期的国人，自我意识依然强悍，人们时时自觉反思自身，在在追求自我的到场。 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苏轼：“我与世疏宜独往,君缘诗好不容攀。”“我欲乘风归去”，“我欲醉眼芳草”，“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白玉盘。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一个敢于让人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说出“我”的时代，一个容得人随自己意思生活、说话、思想的时代，一个让人心里面无一丝毫“老大哥在看着你”阴影隐伏的时代，其幸福指数可想而知。 那是个真正让人畅适、宜居的时代！ 赵宋以后，国人自我主体意识明显呈一断崖式跌落，“我”之明声朗气的言说在朱明一朝已锐减成“口将言而嗫嚅”情形。 吕坤是晚明最有学识之士，著有《呻吟语》一书，书名委琐隐晦，但书中个性却是斐然： “人问：‘君是道学否？’曰：‘我不是道学。’‘是仙学否？’曰：‘我不是仙学。’‘是释学否？’曰：‘我不是释学。’‘是老、庄、申、韩学否？’曰：‘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毕竟是谁家门户？’曰：‘我只是我！’” 何以谓“我只是我”？就是不依傍别人，不立某家门下，不迷信权威，他人是他人，我是我自己，我的存在我作主。 自尊与自信，只属于自我意识觉醒的人，全在一个敢于将“我”之个性彰显的人。 吕坤为人刚介峭直，故还能在那样一个不可名状的时代暗自将“自我”低吟固守。 历史是一把杀猪刀，到了近现代，国人之“我”的言说，更是愈趋势微。 近三百年有清一代，国人“我”的言说已近哑然，直至梁任公于清末欣领西风吹拂影响，精神为之一爽，如大梦中醒来，奋臂疾呼，重响古人“我”的宣言：“勿为古人之奴隶也。古圣贤也,古豪杰也,皆尝有大功德于一群,我辈爱而敬之宜也。虽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为豪杰者，岂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梁启超《论自由》） 晚清的东大，本可以趁西风东渐之势，晃然步出帝制“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唤醒国人自我意识，观念得以更新换代。 怎奈就在这大好契机的关节点上，历史又再一次地给我们开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也是令我们不可承受之重的玩笑。 梁启超“我自我”奋臂疾呼的呼喊声,仿佛泥牛入海，无人接续回应，以至待到世纪之末，“我”的言说，已然弱化成一种胆怯的呢喃：“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我说什么’，‘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听我说，听我说的言说，听受听者无言的心声，听世界窒息的沉默或漫不经心地喧哗，听上帝的笑……”。（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东大历史从来没有像近现代这样充斥太多悖谬、太多扭曲、太多荒唐与怪异，它仿佛定意要在吾人心里生发强烈的生存性忧惧，即便一个羞羞答答的“我说”，也得是如此地惶恐颤栗，个体人格的卑微已跌至负零。 乍看之下，东大二千多年历史，似乎都成时间垃圾，我们这个族类的“自我”意识也是屡遭历史有意识地、刻意地摧损，主体性精神更是一二再地遭受挫折和压制。 然而，所幸的是，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按着人心所猜测或臆断的那种“规律”而行。 换言之，历史主义是不可能的，黑格尔的历史精神也是不存在的，它们都是人自以为是的想象。 历史并非是一条单纯的直线，也不是天干地支的循环往复。 歌德说：“历史是上帝神秘的作坊。” 历史是因着上帝创造之工而展开，历史就是关于祂的故事，上帝亲自宣告“全地都是我的”（出19:5）。 “祂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上帝作王治理万国，上帝坐在祂的圣宝座上”（诗47:2，7-8）。 人类历史就是上帝救赎祂子民大能的作为，是祂永恒旨意的彰显：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申32:8)；“祂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祂使邦国开广而又被掳去”（伯12:23）。 上帝是一切能力之源：“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祂。祂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祂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祂同居”（但2：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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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4-26 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