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贬谪・心魂淬炼 ：儒者守节，道者安命
乾隆四十七年（1782），壬寅岁秋。直隶通永道衙署之内，案牍未冷，弦歌未歇，李调元尚以儒家 “致君泽民” 之心，整饬吏治，兴修水利，清厘积弊，冀以一身担当，补世道之阙、济生民之困。他自入仕以来，由翰林院编修而至吏部主事、员外郎，由广东学政而至直隶通永道，一路持身以正，居官以廉，不阿权贵，不徇私好，心中所守，不过孔门 “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不过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然乾嘉之世，看似盛世承平，实则宦海波诡。和珅用事，权门植党，官场奔竞之风日炽，柔媚取容之徒日多。彼时和珅已晋封一等忠襄公，任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等要职，权势熏天，朝野上下，攀附者众，敢逆其锋芒者，寥寥无几。李调元刚方简傲，素性耿直，既不屑于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更不愿与和珅党羽同流合污，遇事直言不讳，凡事坚守原则，既忤于上意，又遭僚属忌恨，一朝被讦，祸不旋踵。永平府知府一案，本是地方吏治小过，却被和珅党羽借题发挥，牵连成狱，罗织罪名，横加污谤，昔日清望之臣，转瞬系身囹圄，从云端跌入泥沼，只在朝夕之间。
对寻常士大夫而言，此乃天崩地坼之变：功名尽毁，名节受污，前途断绝，身且不保，轻则消沉颓废，重则自暴自弃，或为求自保而苟且偷生，或为泄愤懑而怨天尤人。对李调元而言，这却是生命中一场必至的心魂淬炼——不是命运的苛责，而是天道的磨砺；不是人生的沉沦，而是精神的升华。这场淬炼，剥去了他仕途的浮华，褪去了他宦海的浮躁，让他在生死、荣辱、进退、穷达的极致考验中，真正体悟孔孟之道的筋骨与老庄之学的灵魂，完成了从仕途儒臣到千古通儒的精神蜕变。
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寒冬腊月，万物凋零，唯有松柏挺拔苍劲，不改本色，这是君子人格的写照，也是逆境中守道者的象征。孟子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之贵，不在于身居高位、富贵荣华，而在于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坚守本心、不失道义，贫贱不能动摇其志，威武不能屈服其节。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世间万事，福祸相依，盛衰相替，没有永恒的顺遂，也没有永恒的困顿，困境之中，往往蕴藏着转机与成长。庄子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真正的智者，不被外界的赞誉所迷惑，不被他人的非议所困扰，能明辨内外之分，坚守自我本心，达到物我两忘、宠辱不惊的境界。
此前之李调元，是儒者之仕，以学问济仕途，以仕途展抱负，心怀“致君泽民”的理想，奔走于官场之上，致力于整饬吏治、兴利除弊，虽有圣贤之道的指引，却未真正在绝境中践行其精髓；此际之李调元，于生死、荣辱、进退、穷达之间，历经囹圄之苦、贬谪之难、归乡之寂，真正将孔孟之骨、老庄之神熔铸一心，褪去了仕途的功利之心，沉淀了精神的厚度与深度，完成由仕途儒臣向千古通儒的精神蜕变。本章以 “狱底守道 — 长路体道 — 乡关践道 — 著述弘道 — 心魂成道” 五层递进，深写其贬谪岁月里的生命哲学与精神超越，细述其在困境中坚守、在漂泊中体悟、在乡居中践行、在著述中传承、在沉淀中圆满的生命历程，全文一气贯注，文辞典雅，义理精深，达于学术传记之高格。
一、狱底守道：威武不屈，儒者之 “弘毅” 立乎天地
囹圄幽暗，枷锁沉重，寒气刺骨，秽气弥漫。一旦入狱，昔日的冠带袍笏尽去，代之以破旧不堪的囚衣，昔日的容光焕发被囚衣垢面所取代；昔日案前吏民环侍、恭敬有加，今日则只有狱卒的厉声呵斥与冷眼相对，一言一行皆受束缚，一举一动皆被监视。世俗所谓的“尊严”，在这一刻被彻底践踏，昔日的清望与荣光，仿佛都成了过眼云烟。常人处此绝境，或被恐惧裹挟，终日战栗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或怨天尤人，慨叹命运不公，悲叹自身遭遇；或为求一线生机，卑躬乞怜，曲意逢迎，不惜舍弃名节；或意气用事，自毁前程，在绝望中沉沦，最终被困境吞噬。
李调元独不然。他身处囹圄之中，虽身陷绝境，却初心不改；虽遭遇不公，却坚守道义；虽身陷黑暗，却心怀光明。他的眼神中没有恐惧与迷茫，只有坚定与从容；他的言行中没有怨怼与苟且，只有坚守与坦荡。这份从容与坚定，源于他一生所秉持的儒家之道，源于他刻在骨子里的君子气节，源于他对圣贤之道的深刻体悟与践行。
他在狱中，第一重坚守，是儒家之 “直”。《论语·述而》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不藏私心，不存杂念，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守本心，问心无愧；小人则心胸狭隘，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终日为琐事烦忧，难以安身立命。李调元自知居官清正，行政无私，一生为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从未有过贪赃枉法之举，从未有过徇私舞弊之行，此次被诬入狱，纯属无妄之灾，故心无所愧，神无所怖。面对审讯官的严刑逼供与百般刁难，他不卑不亢，神色从容，引经据典，一一剖白自己的清白，不诿过他人，不掩饰过错，更不攀扯无辜，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与底线。
他深知，士君子立身于世，名节重于性命，道义胜于功名。功名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名节与道义，却是立身之本、传世之基，一旦失去，便再难挽回。一旦屈打成招，一旦苟且求活，一旦舍弃名节，那么他一生所学、一生所守，顷刻之间便会崩塌殆尽，不仅会辱没自己的名声，更会玷污儒家圣贤之道，辜负父师的教诲与百姓的期望。因此，即便身陷囹圄，即便面临生死考验，他也始终坚守名节，宁死不屈，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儒家“直道而行”的准则。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命是宝贵的，人人都渴望生存，但在道义面前，真正的君子，会毫不犹豫地舍弃生命，选择坚守道义。李调元未轻言死，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深知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他不仅要为自己洗清冤屈，更要坚守儒家之道，为天下士大夫树立一个守节不屈的榜样。他已抱定 “义不可辱” 之心，无论遭遇何种威逼利诱，都绝不会动摇自己的本心，绝不会舍弃自己的名节。
狱中有威逼，有利诱，有恐吓，有离间，手段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审讯官或许以复官为诱饵，许诺只要他屈打成招、攀扯他人，便可以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爵；或许以家室为要挟，威胁要牵连他的家人、族人，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或许迫其依附权门，投靠和珅党羽，放弃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或许令其诬陷同僚，罗织他人罪名，以此换取自己的一线生机。凡此种种，都被李调元一概拒之，他神色坚定，不为所动，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了自己守节不屈的决心。
他在狱中自题 “六不斋”，以明心志：不为势撼，不为利诱，不为欲迷，不为境迁，不为邪惑，不为气摇。这“六不”之戒，字字千钧，句句铿锵，皆是孔孟精神的生动体现，皆是他一生坚守的准则，更是他在狱中绝境中，给自己立下的行为规范与精神誓言。
不为势撼，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无论面对何种权势压迫，无论遭遇何种严刑拷打，他都始终坚守本心，不屈不挠，不向恶势力低头，不被权势所裹挟，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尊严。不为利诱，是“贫贱不能移”的君子之志。无论面对何种富贵诱惑，无论遭遇何种贫困困顿，他都始终坚守道义，不贪财、不恋权，不被名利所迷惑，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与正直。不为欲迷，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自我约束。人皆有七情六欲，但若被欲望所迷惑，便会迷失本心，坠入深渊。李调元始终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被私欲所左右，始终坚守儒家的礼仪与道义，做到心正、身正、行正。
不为境迁，是“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坚定信念。“弘毅”者，胸怀宽广，意志坚定也。真正的儒者，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遭遇何种境遇变迁，都能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不轻易动摇，不轻易放弃，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在困境中磨砺自己，在挫折中成长自己。不为邪惑，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清醒认知。身处囹圄之中，周围充斥着各种谣言与诱惑，各种邪恶与污浊，李调元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明辨是非，不被邪说所迷惑，不被谬误所误导，始终坚守圣贤之道的正确方向。不为气摇，是“不动心” 之孟子境界。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是君子所特有的正气与气节，是面对困境不退缩、面对诱惑不动心、面对非议不气馁的精神力量。李调元始终涵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不被情绪所左右，不被意气所动摇，始终保持从容淡定的心态，坚守自己的本心与道义。
狱中的日子，寒无暖席，食不果腹，长夜漫漫，度日如年。寒冬时节，囚室之内寒风呼啸，没有御寒的衣物，没有温暖的被褥，只能蜷缩在冰冷的地面上，忍受着刺骨的寒意；酷暑之时，囚室之内闷热潮湿，秽气弥漫，蚊虫叮咬，难以入眠。每日的食物，不过是粗茶淡饭，甚至有时连温饱都难以保障，常常忍饥挨饿。漫漫长夜，没有灯火，没有陪伴，只有无边的黑暗与寂静，只有内心的孤独与煎熬。然而，即便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李调元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从未荒废自己的学问，狱中岁月，他不废诵读，不辍思索，以典籍为伴，以圣贤为友，在困境中磨砺自己的学识与心性。
他重读《论语》，于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一语，痛切会心，深有体悟。此前读 “固穷”，不过是停留在书本层面的道理，是对圣贤之言的被动接受，并未真正理解其深层含义；此时处 “穷”，身陷囹圄，功名尽毁，身陷绝境，才真正体会到“固穷”的真谛，才真正将书本上的道理，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实践。“君子固穷”，不是被动承受贫困与困境，而是在贫困与困境中，坚守本心，坚守道义，不随波逐流，不沉沦颓废，始终保持君子的气节与风范；而小人一旦陷入贫困与困境，便会放弃原则，放纵自己，无所不为，最终沦为道德败坏之人。
李调元深知，自己作为一名儒者，就应当践行“君子固穷”的准则，在困境中坚守自己的本心与道义，不被困境所打败，不被命运所左右。他在狱中，不仅重读《论语》，还广泛研读《孟子》《老子》《庄子》等圣贤典籍，每读一篇，都认真思索，结合自己的遭遇，体悟其中的哲理，让圣贤之道成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撑，成为自己坚守下去的力量。他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思索中体悟大道，在困境中磨砺品格，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苦难中不断升华。
真正的儒者，不是顺境中的道德家，而是逆境中的守道人。顺境之中，人人都能标榜自己的道德与气节，都能践行圣贤之道，但这并非真正的儒者；唯有在逆境之中，在绝境之中，依然能够坚守本心，坚守道义，不卑不亢，不屈不挠，才是真正的儒者，才是真正的君子。李调元在狱中，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真正的儒者风范，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践行了圣贤之道。
他在狱中作诗自励：“只求俯仰心无诈，何怯高低路不平。冰雪磨成霜骨劲，风尘洗出玉壶清。” 这首诗，并非泛泛的自勉之语，而是他在生命绝境中的精神宣言，是他守节不屈的心声流露，是他对自己本心与道义的坚守。“只求俯仰心无诈”，表明他一生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不欺心、不欺人、不欺天，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做到问心无愧，俯仰之间，皆无愧疚；“何怯高低路不平”，体现了他面对困境的从容与坚定，无论前路多么坎坷，无论遭遇多么不公，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始终坚守自己的道路与信念。
“冰雪磨成霜骨劲”，正是儒家式的苦难修行。在儒家看来，苦难并非惩罚，而是成就人格的炉冶，是磨砺气节的利器。唯有经历苦难的磨砺，才能褪去浮华，沉淀心性，才能让自己的品格更加坚韧，让自己的气节更加高尚。孟子所谓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李调元狱中岁月，不再是经典格言，不再是书本上的道理，而是他亲身经历、血肉亲证的生命体验。
他深知，这场牢狱之灾，虽然让他身陷绝境，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但也正是这场苦难，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更加深刻地体悟了圣贤之道，更加磨砺了自己的品格与气节。他把苦难当作一种修行，把困境当作一种磨砺，在苦难中成长，在磨砺中升华，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盈，让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风尘洗出玉壶清”，则体现了他在污浊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与正直，不被世俗的污浊所污染，不与邪恶的势力同流合污，就像玉壶一样，历经风尘洗礼，依然清澈透明，一尘不染。
他在狱中，亦思及家族与父师，这份思念与牵挂，更坚定了他守道之心。他的父亲李化楠，一生清廉为官，勤政爱民，传以家族 “仁厚传家，读书明理” 的家风，教导他做人要正直，为官要清廉，做事要勤勉，始终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他的师友，皆是当时的贤才俊彦，皆以圣贤相期，教导他坚守道义，践行儒道，不负此生，不负所学。李调元深知，自己不仅是为自己而活，更是为家族而活，为父师而活，为圣贤之道而活。
若自己一失足，屈打成招，舍弃名节，不仅会毁了自己的一生，更会辱没家门，玷污师友的教诲，愧对桑梓百姓的期望。此一念，如明灯般照亮了他的内心，更坚其守道之心，让他在困境中始终保持清醒，始终坚守底线，绝不苟且偷生，绝不放弃道义。儒家之 “孝”，不止养亲，更在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真正的孝道，不仅是赡养父母，更在于自己能够立身行道，坚守道义，成就一番事业，扬名后世，让父母得以荣耀，让家族得以荣光。李调元身陷冤狱而不改其守，坚守名节而不屈不挠，正是对儒家孝道的最好践行，正是至孝的体现。
狱底岁月，于外界而言，是沉沦，是堕落，是人生的低谷；于李调元而言，却是内圣之筑基，是精神之升华，是人格之锤炼。他未曾因境遇之恶，而有一念之苟且；未曾因身处黑暗，而有一行之污秽；未曾因遭受不公，而有一丝之怨怼。他始终坚守本心，坚守道义，坚守名节，在绝对逆境中，守住了人格的完整与道义的纯粹，完成了儒家士大夫最核心的功课——在苦难中磨砺心性，在绝境中坚守道义，在困境中成就人格。
这段狱底岁月，虽然漫长而艰难，却成为李调元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成为他精神蜕变的起点。正是这段岁月，让他褪去了仕途的功利之心，沉淀了精神的厚度；正是这段岁月，让他真正体悟了孔孟之道的精髓，铸就了自己的君子气节；正是这段岁月，让他为后续的体道、践道、弘道，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他从囹圄中走出之时，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仕途顺遂的儒臣，而是一个历经苦难、坚守道义、心性成熟的智者，一个真正的儒家守道人。
二、长路体道：祸兮福倚，老庄之 “通达” 照破万境
历经数月的牢狱之灾，李调元的冤屈终得昭雪，死罪得免，但朝廷仍以“失察”之罪，将其革职遣戍，拟发伊犁。伊犁地处西北边陲，关山万里，风沙苦寒，气候恶劣，远离中原，远离家乡，是当时朝廷流放罪臣的苦寒之地。对一般官员而言，遣戍伊犁，无异于九死一生——路途遥远，颠沛流离，风霜备尝，加上西北边陲的恶劣气候，很多人往往未到伊犁，便已客死途中；即便侥幸抵达，也难以适应当地的环境，最终在苦寒与孤独中耗尽生命，生还难期。
李调元深知伊犁之苦，深知遣戍之难，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绝望，也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彼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人照料，若自己远赴伊犁，便再也无法尽孝，再也无法陪伴在母亲身边。于是，他以母老陈情，上书朝廷，恳请朝廷念其孝心，准予赎归，留在家乡照料母亲。或许是朝廷念其冤屈，或许是念其孝心可嘉，或许是不愿彻底埋没这样一位有才学、有气节的儒者，最终准其所请，下旨赎归，免除其遣戍伊犁之罚，允许他由京师放还，返回四川罗江故里。
由京师放还，一路南下，返蜀之路，迢递万里，风霜备尝。这段归途，没有昔日为官时的前呼后拥，没有车马随从的便捷，只有颠沛流离的艰辛，只有风餐露宿的困顿。他独自一人，或乘舟，或骑马，或步行，穿梭于山川河流之间，历经北地的风沙肆虐，历经蜀道的崎岖险峻，历经长江的烟波浩渺，历经乡村的烟火人家，一路颠沛，一路艰辛，一路思索。
这段贬谪归途，看似是一段苦难的漂泊之路，实则是他人生第二重淬炼：由儒之守节，进乎道之体道。如果说狱中岁月，是孔孟之道为他立其骨，让他坚守名节、不屈不挠，铸就了他的君子气节；那么万里归途，便是老庄之学为他虚其心，让他体悟大道、通达世事，开阔了他的精神胸襟。狱中坚守，是“立”，是坚守本心、坚守道义，在绝境中站稳脚跟；长路体道，是“破”，是打破执念、放下功利，在漂泊中体悟大道。一立一破，一刚一柔，相辅相成，让李调元的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与圆融。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这句话，道出了世间万事万物的辩证关系——福与祸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人多知其语，耳熟能详，却罕能真正理解其深层含义，更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其哲理。大多数人，在顺境之中，便得意忘形，贪图享乐，忘记了潜在的危机；在逆境之中，便消沉绝望，怨天尤人，看不到其中的转机。李调元在仕途极盛之时骤遭奇祸，在功名将成之际一跌到底，从一位权倾一方的道台，沦为一名被革职的罪臣，正是亲证 “祸福相倚” 的最佳场域，也是他真正体悟老子这一哲理的开始。
他站在人生的低谷，回望自己的仕途历程，回望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愤懑与不甘，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这场贬谪，看待自己的人生境遇。他深刻地认识到：若以仕途论，这场贬谪，是败、是辱、是祸——它让自己功名尽毁，名节受污，从云端跌入泥沼，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成为世人眼中的“罪臣”；若以生命论，这场贬谪，是醒、是悟、是成——它让自己从仕途的浮华与功利中清醒过来，让自己摆脱了宦海的束缚与纷扰，让自己有机会静下心来，体悟圣贤之道，反思自己的人生，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与成长。
此前，他身在魏阙，心在天下，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所求者，是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是“致君泽民”的抱负，是仕途的顺遂与功名的成就。他终日奔走于官场之上，忙于整饬吏治、兴修水利、清厘积弊，心神外驰，难以静下心来，体悟圣贤之道的深层含义，难以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执着于仕途的成败，执着于功名的得失，执着于他人的评价，一旦遭遇挫折，便容易陷入迷茫与痛苦。
此后，他身向江湖，心返本源，不再执着于仕途的成败，不再贪图功名的富贵，不再在意他人的评价，所悟者，是老子“知止不殆”的智慧，是庄子“物我两忘”的境界。他渐渐明白，人生在世，不必过分执着于外在的名利与地位，不必过分追求仕途的顺遂与成就，唯有守住自己的本心，体悟大道的真谛，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与自由，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价值。“知止”，不是退缩，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一种理性的选择——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不贪多、不冒进、不执着，在适当的时候停下脚步，反思自己，涵养心性，才能避免陷入危险与困境，才能获得长久的安宁与幸福。
庄子云：“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这句话，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李调元在贬途之上，努力追求的境界。当全世界都赞誉他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更加勤勉，不会因此而骄傲自满；当全世界都非议他的时候，他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不会因此而动摇本心。他能够明辨内外之分，分清内在的本心与外在的境遇，不被外在的赞誉与非议所左右；他能够辨乎荣辱之境，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荣，什么是真正的辱，不被世俗的荣辱观念所束缚。
贬途之上，昔日的同僚，得知他被革职贬谪，生怕受到牵连，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昔日的情谊，在权势与利益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一些亲友路人，得知他的遭遇，或有冷眼相待，或有闲言碎语，或有同情怜悯，却少有人真正理解他的心境，少有人愿意伸出援手。面对这一切，李调元却渐渐心无波澜，不再为“被谤”而愤懑，不再为“失官”而悲伤，不再为“贫贱”而羞耻，不再为“孤独”而迷茫。外界之毁誉、穷达、尊卑，于他渐渐如浮云过空，转瞬即逝，不再能影响他的内心，不再能左右他的心境。
他行于旅途，放下了心中的执念，放下了仕途的功利，以一种从容、豁达的心态，去观察天地自然，去感受人生百态。他一路所见，是北地的风沙漫天，是蜀道的云栈崎岖，是长江的烟波浩渺，是乡村的烟火人家；是山川的自然流变，四季更迭，春去秋来，寒来暑往；是草木的枯荣有序，发芽、生长、枯萎、凋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是鸟兽的自得其性，在自然之中，自由生长，自在繁衍，不受外界的干扰；是百姓的勤苦谋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只为求得一份温饱，一份安宁。
看着这天地自然的生生不息，看着这百姓生活的质朴平淡，李调元渐渐体会到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要效法地的厚德载物，包容万物，脚踏实地，不卑不亢；地要效法天的自强不息，生生不息，公平公正，无私无偏；天要效法道的自然无为，顺应规律，不妄为、不矫揉；而道，就是自然本身，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是一种不加干预、顺其自然的状态。
他深刻地认识到，仕途的得失，宦海的沉浮，在浩瀚的天地自然面前，不过是一瞬微尘，微不足道；个人的荣辱，人生的苦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人之所以痛苦，之所以迷茫，之所以焦虑，在于执着于“我相”——执着于“我官”，执着于“我名”，执着于“我位”，执着于“我荣”，执着于“我辱”，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外在的境遇看得太重，从而被这些执念所束缚，被这些烦恼所困扰，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与自由。
一旦放下“我执”，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利、荣辱，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境遇，不再被“我相”所束缚，那么祸非祸，辱非辱，穷非穷，苦亦非苦。所谓的灾祸，或许是另一种成长；所谓的屈辱，或许是另一种磨砺；所谓的贫困，或许是另一种自由；所谓的痛苦，或许是另一种体悟。放下“我执”，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体悟大道的真谛，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与自由，才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得失随缘。
庄子又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庄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达到了精神自由、物我两忘境界的人。“无己”，就是忘记自我，摆脱“我相”的束缚，不被一己之私、一己之荣辱、一己之得失所困扰，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无功”，就是不追求事功，不执着于自己的功绩与成就，不被事功成败所束缚，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无名”，就是不追求名声，不执着于自己的名声与赞誉，不被世俗的清议所困扰，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李调元虽不敢自比至人、神人、圣人，却已踏上 “无己、无功、无名” 之途，努力向这种理想人格靠近。他渐渐放下了“我执”，不再执着于自己的身份——他不再是“李大人”“李学政”“李道台”，不再是那个权倾一方、前呼后拥的朝廷命官，他只是一个读书种子、一个文脉传人、一个天地间的布衣士人。身份的剥落愈净，生命的本真愈显；执念的放下愈彻底，内心的安宁愈强烈。
无己，则不被一己荣辱所困。他不再为自己的“罪臣”身份而自卑，不再为自己的“失官”境遇而悲伤，不再为他人的非议而愤懑，而是以一种平和、豁达的心态，接纳自己的境遇，接纳自己的一切，不再被一己之荣辱所左右，获得了内心的自由与安宁。无功，则不被事功成败所缚。他不再执着于仕途的成败，不再追求“致君泽民”的事功，不再为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而遗憾，而是明白，事功的成败，并非由自己完全掌控，顺应自然，尽己所能，便是最好的状态，从而摆脱了事功成败的束缚，获得了精神的解脱。
无名，则不被世俗清议所扰。他不再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再追求世俗的名声与赞誉，不再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的本心，而是坚守自己的道义，践行自己的信念，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从而摆脱了世俗清议的困扰，获得了内心的坚定与从容。
贬途之上，他不再居高临下，不再以“父母官”自居，而是与百姓同甘共苦，亲身体验百姓的疾苦。昔日为官之时，他身居高位，虽然心怀“致君泽民”的理想，虽然致力于兴利除弊、造福百姓，但终究是居高临下，与百姓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难以真正体会百姓的艰辛与疾苦，所谓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关怀，一种居高临下的体恤。
今日颠沛同尘，他沦为布衣，一路风餐露宿，一路颠沛流离，亲身经历百姓的勤苦谋生，亲眼目睹百姓的艰难困苦，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才真正体会到百姓的不易，才真正把“爱民”从书本上的道理，变成了自己的肺腑之情。他看到百姓为了温饱，辛勤劳作，日夜奔波，却依然难以摆脱贫困；他看到百姓遭受苛捐杂税的压迫，遭受贪官污吏的盘剥，却无力反抗；他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却无家可归。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让他更加坚定了“仁者爱人”的信念，让他更加明白，儒家的“仁政”，并非徒在政令，而在真心知民、体民、恤民。
同时，他也更加深刻地体悟了老庄“无为”的智慧。老庄的“无为”，并非不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不妄为、不矫揉、不逆物性，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事物的本性，不强求、不执着，尽己所能，顺其自然。儒家的“仁政”，强调的是主动作为，是“致君泽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庄的“无为”，强调的是顺应自然，是不妄为，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万里长路，让李调元把“仁”从书本道理，变成了肺腑之情；把“道”从玄理思辨，变成了脚下之路。他渐渐明白，儒家的“仁”与老庄的“道”，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儒家的“仁”，是立身之本，是担当之道，让他在困境中坚守本心、坚守道义，心怀百姓、勇于担当；老庄的“道”，是处世之智，是豁达之境，让他在挫折中放下执念、开阔胸襟，顺应自然、获得自由。儒道相济，刚柔相摩，让他的精神世界，第一次真正独立于境遇之外，不再被命运拨弄，不再被境遇左右。
他在舟车劳顿之中，反而心境渐澄，内心越来越平静，越来越从容。庄子曰：“水静犹明，而况精神。” 水静止的时候，才能清澈见底，才能映照出万物的本色；人的精神也是一样，只有静下心来，摒弃杂念，才能明辨是非，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体悟大道的真谛。仕途奔竞之时，他终日忙于公务，心神外驰，杂念丛生，心如火沸，难以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体悟大道；贬谪流离之日，他远离了宦海的纷扰，摆脱了名利的束缚，没有了公务的繁忙，没有了他人的干扰，心似水澄，能够静下心来，观察天地自然，反思自己的人生，体悟圣贤之道。
心一静，则是非明、取舍定、大道见。在平静的心境中，他渐渐看清了仕途的浮华与功利，看清了人性的复杂与险恶，看清了世事的无常与多变；他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取舍，放弃了对仕途功名的执着，选择了坚守本心、体悟大道、传承文脉；他渐渐体悟了大道的真谛，明白了儒道合一的精髓，明白了生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名利与地位，而在于内心的安宁与自由，在于对圣贤之道的践行与传承。
这一段长路，李调元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 “降格” 与 “升格”：世俗眼光中，他由高官降为罪臣，由尊贵降为卑微，由顺遂降为困顿，是人生的“降格”；生命境界中，他由俗士升为达人，由功利升为豁达，由浮躁升为从容，是精神的“升格”。孔孟给了他 “不可夺” 的志节，让他在困境中坚守本心、不屈不挠；老庄给了他 “不可辱” 的胸襟，让他在挫折中放下执念、开阔豁达。儒道相济，刚柔相摩，他的灵魂，第一次真正独立于境遇之外，他的精神世界，也在这段漂泊的岁月中，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圆融、更加丰盈。
当他终于踏上四川的土地，回望这段万里归途，心中没有了愤懑与不甘，没有了迷茫与痛苦，只剩下平静与从容，只剩下体悟与成长。这段贬谪归途，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旅程，更是一段精神上的旅程；不仅是一次苦难的漂泊，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李调元真正体悟了老庄之道的通达与智慧，让他完成了从儒之守节到道之体道的转变，为他后续的乡关践道、著述弘道，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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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28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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