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铸魂 诗笔写心 ―――评张俊彪的长诗《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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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25em]袁竹

当2026年的春风掠过黄土高原的沟壑，古稀之年的张俊彪放下手中的笔，《我的一生》（“华人文学”2026年2月2日首发）这部自传体长诗的最后一个字符，在时光的笺页上沉淀为一枚厚重的精神印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生命回望，不是一段个人履历的平铺直叙，而是一位与土地共生、与时代同行、与文字相依的作家，用七十五载生命沉淀的终极叩问——叩问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肌理，叩问肉身与土地的血脉联结，叩问写作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在这部跨越近三个世代的精神自传中，张俊彪以黄土高原特有的沉静与厚重，褪去浮华，滤尽喧嚣，用最朴素的语调，编织出一幅兼具个人温度与时代重量的生命地形图。这张地形图上，有“牛圈娃”的苦难与坚韧，有写作者的孤独与坚守，有陇东儿女的质朴与深沉，更有一个民族在风雨兼程中淬炼的精神底色。

张俊彪的写作，从来都是与生命本身同频共振的。从早年的小说创作到后来的散文、诗歌，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始终萦绕在他的文字之间，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意象，那些刻在骨子里的苦难与坚韧，那些关于土地、家园、生存的永恒思考，始终是他创作的精神内核。而《我的一生》，则是他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变迁完美融合的巅峰之作，是他用诗性的语言完成的一次精神返乡，一次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探寻。在这部长诗中，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铺陈，没有慷慨激昂的情感宣泄，只有近乎呢喃的平静叙述，却如黄土高原的黄河之水，静水流深，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他对生命本真的坚守，源于他对诗性精神的觉醒，源于他对超越性境界的永恒追寻——这三重生命境界相互交融、彼此对话，构成了《我的一生》最深厚的精神肌理，也成就了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中，自传体写作并不鲜见，但能将个人生命史升华为民族精神史，能将个体苦难转化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滋养，能在朴素的叙述中抵达哲学思辨高度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张俊彪的《我的一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我”为原点，辐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景；以黄土高原为底色，勾勒出人类对家园、对生命、对意义的永恒求索。当我们穿透文字的表层，深入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便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不仅是一位作家的生命独白，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精神史，是一曲献给土地、献给生命、献给写作的精神赞歌。

一、黄土深处的根性：生命基质的生成与坚守

任何一位作家的精神世界，都离不开他生命的起点，离不开他成长的土地。对于张俊彪而言，黄土高原不仅是他物理意义上的家园，更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母体；陇东的沟壑、窑洞、白杨树、老黄牛，不仅是他生命中最熟悉的意象，更是他生命基质的核心构成。《我的一生》开篇，便以一种近乎地理考古学的精确，为我们锚定了他生命的空间坐标与精神原点：“每一回，我都从西坳回来。”一个简单的“回”字，承载了太多的精神重量——它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不是短暂的乡愁回望，而是一种精神坐标的确认，一种生命根源的回归。这个“回”字，贯穿了全诗的始终，也贯穿了张俊彪的一生，它是一种本能的眷恋，一种深刻的认同，一种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结。

在这个精神原点上，张俊彪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贯穿全诗的恒常意象——崖头三棵白杨树。这三棵白杨树，是父亲在他出生之年亲手栽种的，它们与诗人的生命一同生长，一同经历风雨，一同镌刻下时间的痕迹。“七十五个年轮”，是树的成长印记，也是人的生命刻度；树的枝干向着天空伸展，人的生命向着岁月前行，树与人的生命在时光的流转中形成了奇妙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共鸣——树的年轮里，藏着黄土高原的风雨沧桑；人的生命中，印着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褶皱。白杨树的挺拔、坚韧、耐旱，正是黄土高原儿女性格的生动写照，也是张俊彪生命品格的真实投射。它不仅是一种自然意象，更是一种生命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它承载着父亲的期望，承载着家园的记忆，承载着诗人对生命根源的无限眷恋。

这种对土地、对家园的眷恋，这种与自然万物同构的生命感知，正是农耕文明孕育出的“根性意识”的诗性表达。但张俊彪笔下的“根性”，绝非简单的乡愁怀旧，绝非肤浅的乡土浪漫，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基质，一种深入骨髓的生存本能，一种支撑生命走过苦难、抵御风雨的精神力量。这种“根性”，诞生于他生命的初始场景——牛圈。“身上带着太阳气息的泥土”，这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将诗人的生命与土地、与牲畜、与最质朴的生存要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牛圈，在常人眼中是简陋、粗鄙的，但在张俊彪的生命中，它却是生命的起点，是家园的缩影，是生存的根基。牛，在中国农耕文明中，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生产工具，它是家庭的延伸，是力量的象征，是与土地共生共荣的伙伴。诞生于牛圈，意味着诗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与土地共生、与苦难共存的原始境遇中，意味着他的生命从诞生之日起，就沾染了土地的气息，就镌刻了农耕文明的基因。

这种“泥土性”的生命起源，构成了张俊彪全部精神世界的底色，也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走向。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后的革命历史写作中，他始终能摆脱宏大叙事的空洞，始终能捕捉到历史褶皱中那些“带着体温”的个体生命；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历经岁月沧桑、步入古稀之年之后，他依然能保持着对土地的赤诚，对家园的眷恋，对最朴素生存价值的坚守。这种“泥土性”，让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始终扎根于黄土高原的土壤，始终关注着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始终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最真实的生命故事。

张俊彪的“根性”坚守，不仅体现在对个人生命起源的回望，更体现在将个人生命史与宏大的国家、社会变迁史的并置书写中。他的个人生命，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出生于共和国成立两周年，成长于合作化改造、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节点，他的生命轨迹，正是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的一个微观缩影。在诗中，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还原了那个苦难年代的生存场景：“老黄牛被牵到村头的合作社里，很快就累死在深深的犁沟里……”这里的老黄牛，早已超越了生产工具的意义，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隐喻——传统农耕文明在集体化浪潮中的悲怆命运，普通农民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奈与坚守。老黄牛的累死，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损失，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的终结，一种精神寄托的消逝。

而他自己的生存体验，更是那个时代民族集体创伤的生动写照：“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大凡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都结结实实地吃了一个来回。”这种近乎极致的苦难体验，没有让他沉沦，没有让他抱怨，反而让他在与饥饿、与苦难、与生存极限的直接对抗中，淬炼出了土地般的沉默与坚韧。“最后竟然吃到了活命”，一句简单的陈述，没有丝毫的悲戚与控诉，却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一种对苦难的坦然接纳，一种对生存的执着坚守，一种在绝境中顽强求生的生命韧性。这种韧性，正是他“根性”中最核心、最坚韧的部分，它不是浪漫化的乡土情怀，而是在黄土高原的风雨中磨砺出的生命本色，是农耕文明赋予他的精神底气。

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根性”坚守，让张俊彪无论走多远，都能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无论历经多少磨难，都能坚守着生命的底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能扎根于土地，扎根于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这种“根性”，是他生命的基质，是他写作的源头，是他精神世界的根基。它让他的文字始终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生命的温度，带着最朴素的力量；它让他在书写个人生命的同时，也书写出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韧，一个时代的变迁与坚守。

二、词语的救赎：从沉默到言说的诗性觉醒

如果说，黄土深处的“根性”是张俊彪生命的土壤，是他精神世界的根基，那么，“诗性”的觉醒，则是他从这片土壤中生长出的精神之翼，是他寻求自我救赎、实现精神超越的重要途径。在《我的一生》中，张俊彪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一条从沉默到言说、从生存到诗性、从苦难到救赎的精神轨迹——写作，不仅是他谋生的手段，更是他对抗苦难、安放灵魂、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实践；词语，不仅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他救赎自我、慰藉心灵、探寻生命意义的钥匙。

诗性的觉醒，往往发生在生命最困顿、最迷茫的时刻，发生在肉身被禁锢、精神却渴望自由的瞬间。对于张俊彪而言，诗性的觉醒，便发生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当刺刀的寒光眺望星斗的深夜，我在哨位上突发奇想开始写诗”。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场景，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刺刀的“寒光”，代表着肉身的禁锢、生命的危险、现实的残酷；而“星斗”的深邃，则代表着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辽阔、诗性的光芒。一冷一暖，一硬一柔，一禁锢一自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张力。在这样的场景中，写作成为了一种本能的精神宣泄，一种自发的诗性觉醒——“心中有话要吐出来”，这句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他写作的最初动机，也道出了诗性觉醒的本质：言说，是为了打破沉默；写作，是为了救赎自我。

难能可贵的是，张俊彪没有将写作神圣化、理想化，没有刻意拔高写作的价值与意义，而是以一种极其坦诚、极其真实的态度，揭示了写作最初的现实动机：“深层心因还是想寻找一条活命的出路……凭藉手中这支笔竟也谋得了一碗饭吃。”这种坦诚，消解了关于文学起源的浪漫神话，打破了人们对作家的刻板印象，让写作回归到了最本真的状态——它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神盛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雅艺术，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策略，一种“手艺人”般的劳作与坚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如此直白地道出写作与“谋一碗饭吃”之间的世俗关联，很少有作家能如此坦然地承认自己写作的功利性动机。但这种坦诚，非但没有贬低写作的价值，非但没有损害作家的形象，反而因其真实、因其质朴，让他的写作更具力量，让他的文字更具感染力。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写作的功利性与精神性，从来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成就的。正是为了“活命”的最初动机，让他更加珍惜手中的笔，更加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词语，更加执着地在文字中寻找出路；而正是这种在文字中的执着探寻，让他逐渐摆脱了生存的困顿，实现了精神的成长，完成了从“谋生”到“谋心”的精神蜕变。“这一写，就是一辈子，头上的黑发写成了白发，而今白发也变得稀疏零落，就像秋末冬初陕甘黄土高原没有庄稼的田地……”这句诗，是他一生写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诗性精神觉醒与成长的生动隐喻。黑发变白发，是时光的流逝，是生命的消耗，更是写作的坚守；白发如“没有庄稼的田地”，看似苍凉、看似荒芜，实则蕴含着无限的厚重与深情——那是一种耗尽一生心血的执着，一种历经岁月沧桑的坚守，一种在文字中实现自我救赎的坦然。

这种坚守，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功利目的，升华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一种对抗时间流逝、对抗生命有限性的精神实践。“我放不下手中的这支笔，也放不过眼前的每一张小纸片”，这种近乎本能的书写冲动，这种无法割舍的文字情怀，正是诗性觉醒后，他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写照。写作，对于此时的张俊彪而言，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安放灵魂的方式，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途径。他在文字中，回望自己的生命历程，梳理自己的精神轨迹，叩问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在文字中，与自己对话，与时代对话，与土地对话，与生命对话；他在文字中，将个人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普遍的人性勘探，将土地的伦理升华为文化的反思，将生存的困惑转化为精神的求索。

张俊彪的诗性觉醒，不仅体现在写作动机的转变，更体现在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与意象建构上。他的语言，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句式，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有黄土高原特有的沉静、质朴与厚重。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还原最真实的生命场景；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达最深刻的精神思考；用最平淡的叙述，传递最真挚的情感力量。这种语言风格，与他的“根性”坚守一脉相承，与他的生命体验高度契合——黄土高原的质朴，孕育了他质朴的语言；苦难岁月的沉淀，赋予了他语言的厚重；诗性精神的觉醒，赋予了他语言的张力。他的文字，就像黄土高原的泥土一样，看似平凡，却蕴含着无限的力量；就像黄河的流水一样，看似平缓，却能穿透岁月的阻隔，震撼人心。

在意象建构上，张俊彪始终坚守着黄土高原的意象群——窑洞、老黄牛、白杨树、黄土坡、黄河水……这些意象，是他生命中最熟悉的事物，是他精神世界最核心的符号，它们贯穿了全诗的始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足的精神家园。这些意象，没有复杂的象征意义，没有晦涩的隐喻内涵，却在朴素中蕴含着深刻，在平凡中彰显着伟大。窑洞，是庇护生命的港湾，是孕育希望的摇篮，是黄土高原儿女最温暖的家园；老黄牛，是劳作的伙伴，是坚韧的象征，是与土地共生共荣的见证；白杨树，是生命的坐标，是精神的寄托，是挺拔坚韧的品格投射；黄河水，是岁月的流淌，是历史的见证，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意象，相互交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张俊彪诗性世界的底色，也共同承载着他对生命、对土地、对时代的无限思考。

从沉默到言说，从谋生到谋心，从朴素叙述到诗性表达，张俊彪的诗性觉醒，是一次精神的成长，是一次自我的救赎，是一次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探寻。词语，成为了他对抗苦难的武器，成为了他安放灵魂的港湾，成为了他实现精神超越的翅膀。正是这种诗性的觉醒，让他的生命不再平庸，让他的文字不再浅薄，让他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辽阔、更加深邃。

三、灵魂的“天外之音”：带着根源飞翔的超越性探寻

如果说，“根性”的坚守是张俊彪生命的根基，“诗性”的觉醒是他精神的成长，那么，“超越性”的探寻，则是他生命的升华，是他精神世界的终极追求。在《我的一生》的结尾，张俊彪以一种开阔、豁达的心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灵魂飞升的图景：“假如有一天我果真停下手头的笔，天外飞来一曲美妙的音律；我听到召唤即刻灵魂腾空飞翔，要去另一重天地，另一个世界，开启另一种生存模式，另一个生命形态……”这里的“天外之音”，是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它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召唤，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一种艺术的终极召唤，一种生命的终极向往，一种超越尘世喧嚣、超越生命有限性的精神境界。

这种超越性的探寻，不是对根源的抛弃，不是对家园的背离，不是对过往的否定，而是一种“带着根源飞翔”的超越——这是张俊彪生命哲学中最深层的辩证法，也是《我的一生》最核心的精神内涵。在诗中，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即便灵魂飞升，即便生命转换形态，那些构成他“意识印记”的根性符号，那些承载他生命记忆的家园意象，依然会如影随形，依然会成为他灵魂的归宿：“相信我的意识印记里，还会有那一排的五孔窑洞，还会有那一头耕地的老黄牛，还会有那黄土院落里的各种果树，还会有那迎风飘摇的三棵白杨树……”这些意象，是他生命的起点，是他精神的根基，是他无法割舍的血脉联结。它们或许“是一种遥远的象征”，或许“是一抹淡淡的影印”，但绝不会消失，绝不会被遗忘——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了他的骨血，融入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生命中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种“带着根源飞翔”的超越，恰恰体现了张俊彪精神世界的成熟与豁达，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超越，不是逃离，不是背叛，而是在坚守根源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的升华；真正的自由，不是无牵无挂，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带着家园的记忆、带着根性的坚守，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窑洞是他的庇护所，是他生命的起点，它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承载着他的家庭温情，承载着他对生存的最初认知——即便灵魂飞升，他依然会记得这份温暖，依然会眷恋这个港湾；老黄牛是他的伙伴，是他与土地联结的纽带，它承载着他的劳作记忆，承载着他的坚韧品格，承载着他对土地的赤诚——即便生命转换形态，他依然会记得这份陪伴，依然会坚守这份赤诚；白杨树是他的坐标，是他精神的寄托，它承载着父亲的期望，承载着家园的变迁，承载着他对生命的执着——即便身处另一重天地，他依然会记得这个坐标，依然会坚守这份执着。

这种超越性的探寻，不仅体现在对生命形态的想象上，更体现在对个体与时代、肉身与土地、生存与写作之间复杂关系的终极叩问上。在《我的一生》中，张俊彪始终在追问：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立性？肉身与土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结？生存的苦难，究竟有何意义？写作，究竟能为生命带来什么？这些追问，不是简单的答案探寻，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辨，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反思。

关于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张俊彪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答案。他没有将个体与时代对立起来，没有抱怨时代的残酷，没有哀叹个体的渺小，而是将个体的生命融入时代的洪流，在时代的变迁中坚守自我的根性，在个体的坚守中反映时代的精神。他的个人生命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精神史——他经历了苦难，也见证了希望；他遭遇了挫折，也收获了成长；他书写了个人的悲欢，也书写了时代的沧桑。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体与时代的辩证统一：时代塑造了个体的生命轨迹，个体的坚守也丰富了时代的精神内涵。

关于肉身与土地的关系，张俊彪则用诗性的语言，给出了最深刻的诠释。在他看来，肉身是土地的产物，是土地赋予了生命的形体；土地是肉身的家园，是肉身的最终归宿。肉身可以离开土地，可以漂泊远方，但灵魂永远无法摆脱土地的羁绊，永远无法忘记回家的路。这种肉身与土地的联结，不是简单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共生关系——土地滋养了肉身，肉身也守护了土地；土地赋予了生命以意义，生命也赋予了土地以温度。

关于生存与写作的关系，张俊彪则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给出了最动人的回答。生存是写作的基础，写作是生存的升华；生存的苦难，是写作的源泉，写作的坚守，是生存的意义。他从“谋一碗饭吃”的生存需求出发，逐渐走向了“谋心”的精神追求；他将生存的苦难记忆，转化为了文字的力量；他将个体的生存困惑，升华为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写作，让他摆脱了生存的困顿，让他实现了精神的救赎，让他的生命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而生存的体验，让他的写作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厚重、更加有感染力。在他的身上，生存与写作完美融合，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他生命的完整形态。

这种超越性的探寻，最终让张俊彪实现了生命的升华，让他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种通透、豁达、自由的境界。他不再执着于肉身的得失，不再纠结于世俗的喧嚣，不再困惑于生命的有限性——因为他知道，灵魂可以超越肉身的局限，精神可以超越时代的阻隔，那些融入骨血的根性印记，那些用文字铸就的精神丰碑，将会永远流传下去，将会成为他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

四、文本肌理与艺术匠心：一部不可复制的文学丰碑

《我的一生》之所以能成为一部震撼人心的精神自传，之所以能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深厚的精神内涵，在于它三重生命境界的深刻呈现，更在于它独特的文本肌理与卓越的艺术匠心。张俊彪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变迁、诗性表达与哲学思辨、朴素语言与深刻内涵完美融合，打造出了一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文学丰碑。

在叙述方式上，《我的一生》采用了一种“地理考古学”式的精确叙述与“生命历史学”式的温情回望相结合的方式。开篇，他以精确的笔触，锚定了自己生命的空间坐标——西坳、崖头、白杨树、五孔窑洞，这种近乎考古学的精确，让他的生命原点变得具体可感，让他的根性坚守变得真实可信。而在叙述生命历程的过程中，他则采用了温情回望的方式，以一种平静、舒缓的语调，回忆自己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回忆那些苦难的、温暖的、难忘的瞬间。这种叙述方式，没有波澜壮阔的铺陈，没有慷慨激昂的宣泄，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平静的陈述，却如春雨润物般，一点点浸润读者的心灵，一点点传递出生命的力量。

更为精妙的是，张俊彪将“个人史”与“时代史”完美并置，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精神”高度融合。他的叙述，始终以“我”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我”的个人体验——他在叙述自己出生的同时，也交代了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时代背景；他在叙述自己童年饥饿的同时，也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民族困境；他在叙述自己军旅生涯的同时，也折射了那个时代的军人情怀；他在叙述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也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变迁。这种并置与融合，让这部作品既有个人的温度，又有时代的重量；既有个体的悲欢，又有民族的沧桑；既可以看作是一位作家的精神自传，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精神史。

在意象建构上，《我的一生》呈现出一种“意象贯穿、物我同构”的艺术特色。如前所述，白杨树、老黄牛、窑洞、黄土坡等意象，贯穿了全诗的始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足的意象体系。这些意象，都是黄土高原最具代表性的事物，都是张俊彪生命中最熟悉的符号，它们不仅是自然意象，更是生命符号、精神象征。张俊彪通过这些意象，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精神思考、情感寄托都融入其中，实现了物我同构、情景交融——树与人同构，牛与人共生，窑洞与家园同在，黄土与生命相连。这种意象建构，让他的文字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形象、更加有感染力，也让他的精神内涵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含蓄、更加耐人寻味。

在语言艺术上，《我的一生》达到了“朴素中见厚重，平淡中见深情”的艺术境界。张俊彪的语言，摒弃了华丽的辞藻，摒弃了复杂的句式，摒弃了刻意的雕琢，采用了最朴素、最简洁、最平实的语言，却蕴含着无限的力量与深情。他的语言，就像黄土高原的泥土一样，质朴无华，却厚重深沉；就像黄河的流水一样，平缓从容，却能穿透岁月的阻隔。他用“身上带着太阳气息的泥土”来形容自己的出生，用“白发如秋末冬初没有庄稼的田地”来形容自己的衰老，用“每一回，我都从西坳回来”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回归——这些简单的话语，没有丝毫的刻意雕琢，却精准地表达了最深刻的情感，传递了最厚重的力量。这种语言风格，与他的“根性”坚守一脉相承，与他的生命体验高度契合，也让这部作品更具亲和力，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此外，《我的一生》还呈现出一种“哲思与诗性共生，苦难与希望并存”的艺术特色。在这部作品中，张俊彪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叙述生命历程的同时，始终在叩问生命的本质、生存的意义、写作的价值，始终在思考个体与时代、肉身与土地、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这些哲思，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晦涩的哲学思辨，而是融入在诗性的叙述中，融入在具体的生命场景中，融入在朴素的语言中，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诗性的美感，又能获得深刻的哲学启示。同时，作品中虽然充满了苦难的记忆——饥饿、贫困、磨难、挫折，但却没有丝毫的悲戚与绝望，没有丝毫的抱怨与沉沦，反而处处充满了希望与坚守，充满了温暖与力量。这种苦难与希望的并存，让这部作品变得更加真实、更加厚重、更加有感染力，也让读者在感受苦难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命的韧性与力量。

结语：在“回”与“飞”之间，铸就时代的精神印记

当张俊彪在2026年写下《我的一生》的最后一个字符时，这位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作家，不仅完成了一首自传体长诗的结语，完成了一次精神返乡的仪式，更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铸就了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这部作品，是一首关于“回”与“飞”的辩证法之诗——“回”，是回归根源，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飞”，是精神超越，是灵魂翱翔，是生命的升华。全诗以“从西坳回来”开启，以灵魂“腾空飞翔”作结，中间贯穿着从黄土地“出走”到用笔“谋生”、再到精神“欲飞”的漫长历程。张俊彪用他的一生，实践了一场在“根性”与“超越性”之间的永恒摆渡，实践了一场在“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精神对话，实践了一场在“生存”与“写作”之间的生命坚守。

他始终是“陇东之子”，黄土高原的苦难与坚韧、质朴与深厚，内化为他观察世界、理解历史、体验生命的基本语法。他的根，永远扎在黄土高原的土壤中，扎在那些窑洞、老黄牛、白杨树的意象中，扎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中。这种根性的坚守，让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始终保持着对土地的赤诚，始终保持着对最朴素生存价值的坚守。同时，他又是现代意义上的“写作者”，通过词语的炼金术，将个人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普遍的人性勘探，将土地伦理升华为文化反思，将生存的困惑转化为精神的求索，在现实的基座上建造起哲学与诗意的殿堂。

《我的一生》，是张俊彪为自己竖立的一座非碑文的纪念碑。它不歌颂辉煌，不掩饰窘迫，不美化苦难，不回避困惑，只是平静地陈述，只是真诚地回望——一个人如何从一片黄土中诞生，如何靠一碗面糊和后来的“百家饭”（文学）存活，如何用一支笔开辟生路并追问死境，如何在灵魂渴望飞升时依然清晰记得回家的路。在这平静的陈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自传，不仅是一个“牛圈娃”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当代精神史，更是一种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如何保持生命连贯性、如何在断裂处寻找连续性、如何在有限中探索无限的中国智慧。

在这个快节奏、高焦虑、充满断裂与疏离的时代，张俊彪的《我的一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不能忘记自己的家园，不能忘记那些滋养我们生命的土地与人民；它提醒我们，面对苦难与挫折，要保持坚韧与执着，要学会接纳与转化，要在苦难中成长，在坚守中前行；它提醒我们，写作不仅是一种艺术实践，更是一种精神坚守，一种自我救赎，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探寻；它提醒我们，个体的生命虽然有限，但精神的力量却是无限的，那些融入骨血的根性印记，那些用文字铸就的精神丰碑，将会永远流传下去，将会成为我们对抗喧嚣、抵御迷茫、寻找自我的精神灯塔。

张俊彪用他的一生，用他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意识印记”——这印记，是黄土高原的泥土芬芳，是白杨树的挺拔坚韧，是老黄牛的忠诚执着，是窑洞的温暖包容；这印记，是对根性的坚守，是对诗性的觉醒，是对超越性的探寻；这印记，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底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当岁月流转，当时光飞逝，当我们再次翻开《我的一生》，依然能感受到那些文字中流淌的生命温度，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精神中蕴含的无穷力量。因为，这不仅是一部自传体长诗，更是一曲献给土地、献给生命、献给写作的精神赞歌，更是一部值得我们永远品读、永远思考、永远传承的文学经典。

2026年2月8日写于四川德阳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又名《东升》“中国作家网”2025首发）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曾在 “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 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在“起点中文网”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在“纵横中文网”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在“晋江文学城”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

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大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 》。2026年1月，“作家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年2月，“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搜狐”网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阿来论》。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