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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员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它不愧称为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它英勇地完成着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所给予它的最大和最光荣的任务 —— 打通红军北上抗日的道路，以便红军主力能够在最短期间与全国民众一起直接实行抗日的神圣战争。同时，
红七军团在这次胜利长征中，又一次在实际上证明红军军事战略的灵巧和军事行动的神速。
红军新策略采用底第二个结果，就是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六军团在萧克同志领导之下，在 8 月中，冲破了敌军在湘赣边境的包围线，顺利无阻碍地通过了整个湖南省东南部，沿途占领过汝城、桂东、桂阳、新田、道县等城市。然后退出广西，占今全州，然后再走向贵州边境，与在当地一带行动的贺龙红二军团联合起来。
据1934年 10 月 8 日《真理报》登载的消息，红六军团在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以一部军力直向四川边境进发，现在与胜利的红四军团隔江呼应，共同威胁重庆，红六军团这种军事行动的结果，把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苏区与游击区之间建立起联系的桥梁和孔道。这就使红军和游击队在各方面更加便于在蒋贼两翼及后方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由此可见，红军在第四阶段上采取的新策略完全是正确的。红七团军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还只不过是实行新策略的一部分和开端。然而即就这部分行动的结果看来，红军反六次 “围剿” 战争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起一幅新局面。
这新局面发展的特征有下列各点：
一、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更加配合起来；
二、将中央苏区及其周围的红军和游击队，与以前比较远隔着的大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底力量和行动，逐渐联系起来和会合起来，以便共同进行斗争去反对敌人；
三、在敌军远近后方及左右两翼建立起新阵势，以便利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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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防卫战，同时，使敌军军事行动感受困难；
四、逐渐地把军事主动权从蒋介石手中夺取过来，使江西、福建、湖南各方面红军从纯粹防卫地位转向反攻或进攻的形势；
五、完全打破赛克特蒋介石以封锁和堡垒政策四面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底计划；
六、很快地使红军和游击队实力增加，使红军的军用品和粮食增加，并且创造新的苏区和游击区
。
因为红军作战计划底改变，蒋介石也很快地改变了他的军事计划。蒋介石以前是集中最大力量在江西北线，现在却从东线实行对红军猛力攻击。蒋介石以前是缓进行军，现在却企图很快达到占领汀州、石城和瑞金等城市的目的。
因此，从1934年 9 月 26 日起，蒋贼便实行下令全线猛烈总进攻。在进攻
汀州、石城线上，蒋贼除用十四师兵力外，还采用重轰炸机去轰炸城市和乡村。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些新的军事行动，其原因是：
第一，蒋贼相信，在红军新策略条件之下，他的封锁和包围苏区以便消灭红军主力这一计划，很快就失效了，所以企图用猛进力攻的方法，以便能够早日达到苏区根据地，使红军主力受到损害；
第二，蒋贼害怕，红军其他部分又离开江西而北上浙江，而浙江是蒋贼的最主要的军事的和财政的根据地；
第三，蒋介石企图在所谓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拟定在 11 月间开会）之前，用一切力量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方面得到某些足以吹牛的 “胜利”，以便一方面多少维持 “面子”，另方面拿武力来威胁反蒋派别（首先是广东方面的陈济棠、李宗仁、胡汉民等）使之屈服；
同时，第三方面，使蒋贼得以在所谓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易于实行他的计划，就是将党政军各机关中反蒋分子完全排除，而代之以蒋系的最忠实的走狗；以便蒋贼一方面更加易于实行个人专政，另方面用五全大会名义去反对一切反蒋的新旧敌人。
很明显地，在上述这种情形之下，红军方面最聪明的和最恰当的策略，就是继续更坚决地实行自己的新策略，以便：第一，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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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实力受敌人打击；第二，不受敌人挑衅和不中敌人奸计；第三，真正进行斗争去准备一切必要条件以便完全冲破六次 “围剿” 并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大更新的胜利。
在敌我两方面这些策略办法底情形之下，敌人再占领去苏区的几个城市 —— 甚至最主要根据地内的城市，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很容易懂得这一点，就是这是红军军事战略上所必需采取的手段，这是真正准备争取新的伟大的胜利。
从破坏赛克特包围红军计划底观点看，从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底观点看，从使一切红军和游击队互相呼应和互相配合去反对敌人底观点看，从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发展底观点看来，红军在目前第四个阶段上的情形，要比对六次 “围剿” 斗争底第三阶段上的情形好得多。
根据下列事实：
（一）红军与人数超过它数倍而且又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物质上（金钱、军火、专门家）和精神上帮助的反革命军队残酷大规模地作战到一年以上，由于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灵巧的攻守进退的战略，中央苏区红军军事最主要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 不仅未曾被敌人消灭，不仅未曾减少，而且大大地加强和增多了；
（二）甚至个别的部队和军团能够从中央苏区冲破敌人的包围线，而按时地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指定的地点；
（三）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军和游击队都在蒸蒸日上地向前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之下的红军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增高，全国人民都公认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是能挽救中国危亡底唯一力量，因此，民众对苏维埃和红军底援助和同情空前增长。同时，对蒋介石卖国贼底仇恨与日俱增；
（五）全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向与红军和苏维埃有利底方向发展 —— 根据这一切事实，我们深刻相信，虽然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在中央苏区有部分领土上的损失，一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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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冲破蒋介石的六次 “围剿”。
（三）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 “围剿” 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
现在我讲到报告的第三部分 —— 为什么红军反对六次 “围剿” 底斗争有这样长期性和延续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这首先就是由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目前阶段上发展底特点产生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最近几年来大概时常都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发展已经几年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底武装斗争也继续好几年了。但是，在这几年的长时间，为什么无论革命方面也好，反革命方面也好，都不能给与敌方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已经在几省领土内取得了首先胜利，但是它到现在还依然不能取得决定意义底胜利；而另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底联合进攻，直到如今不仅不能给革命运动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不能停止革命的向前增长和发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的主要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这些原因就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力量和弱点。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从国内的条件看来，它有以下的各点：
一、中国革命有可靠的领导 —— 群众性的和布尔塞维克化的共产党领导。
二、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的阶段上，便创造出了自己底武装组织 —— 工农红军。
三、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开始发展阶段上，便成立了人民底政权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四、中国革命已经有了一定领土的根据地。
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不但得着各省区民众拥护，而且得到全国民众底赞助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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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是一个所谓地大物博的国家，因此，红军有充分富源可供使用，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能够进退自如。
七、很重要地，中国革命目前的直接敌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军阀，这些军阀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而且时常或者根据帝国主义主人命令，或者为的抢夺地盘而实行武装内哄，这些军阀在广大民众心中是最可恨的卖国贼和刽子手。
从国际环境的条件看来，中国革命有下列优点：
一、中国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底新阶段，发生在世界革命和战争底第二个新周期底前夜；
二、中国革命能够利用由共产国际聚集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丰富的经验，特别是联共共产党的胜利经验，尤其是布尔塞维克在国内战争时打败本国白党和帝国主义干涉底经验；
三、中国革命能够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同情和声援。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同情和声援。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而都很懂得，今日的苏联，正是将来苏维埃中国的写照，而今日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切设施，正是使中国人民得到完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底开始。
但同时，中国革命有严重的弱点：
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是在不平衡状态中发展着，在中心城市及大部队方面，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及力量到现在还很薄弱；
二、革命首先胜利的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而且这些区域还是分散和零散；
三、最重要的弱点，就是中国革命底敌人，不仅是中国底地主资产阶级，而且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虽然因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但它还有力量干涉中国革命。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这个问题上，中国革命比其他任何国家革命要受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例如，拿中国革命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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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南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印度安南的革命运动（至少是在最初阶段）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强盗（英或法）底干涉；而中国革命，一开始就遇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防御和干涉（从英、日、美、法、德、意直至荷、比、葡等）；
第二，拿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则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外国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只是在布尔塞维克已经在国内有决定意义的中心城市得到胜利以后才发生的，而中国则因为帝国主义在平时早已用武装力量占领了一切中心城市和海口口岸，所以革命一发生的时候，就随时随地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防御和干涉；
第三，中国虽然在地理上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心距离较远，但是，中国的最近的邻国之一，便是那个贪婪无厌和公开掠夺的明治和荒木统治的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可以在极短时间输送海陆军到中国腹地镇压革命运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把镇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行政看作是：完全殖民地化全中国，准备反苏战争和太平洋日美根据地和后方，以及防止日本本国工农苏维埃革命爆发底必要条件。
蒋介石反革命方面底力量在什么地方呢？
一、蒋介石的力量，首先就是在于，它能够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军事技术上，以至于精神上底大量的帮助。例如，据日本报纸消息，在最近三年来，蒋介石在各种名义借口之下，向欧美各国借到了五万万元大洋的款项，而秘密军事借款，还不在内。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蒋介石对红军历次 “围剿”，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底隐蔽方式，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等军阀，作为统治中国民众底走狗；蒋介石屠杀中国民众，为的是拥护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二、蒋介石反革命底力量，就是能够得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拥护和帮助 —— 特别是浙江财阀的帮助。浙江财阀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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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派别，同时，是蒋介石经济财政的主要来源。浙江财阀对外是专为蒋介石借外债的买办，对内是专为蒋介石承销公债和库券的经济人。浙江财阀每年仅从这种代借内外债的回扣和利息当中，便要弄几千万甚至几万万元的大洋到腰包里去，浙江财阀是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一群大寄生虫！
三、蒋介石的力量，就是他能够把国家机关向人民榨取的一切苛捐杂税以及关税等用作 “剿共” 底军费。
四、蒋介石等的力量建筑在军阀制度和雇佣兵制上面 —— 中国因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有广大失业和饥饿的群众，蒋介石现在还能利用这些暂时受了他的欺骗和为着找饭吃而去当兵的群众来组织军队去反对红军。
五、蒋介石等的力量，还在于蒋介石等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善于散布欺骗宣传和玩弄政治手腕。因此，在中国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了对国民党的某种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能够造成的来源，主要地当然并不是由于群众对现在反革命的国民党底言行有什么真正的相信，而多半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过去国民党的作用 —— 即是当国民党联共、联俄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时的革命作用，还有起时许多回忆和幻想。同时，蒋介石等之所以能在我们党人中散布对国民党底幻想的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许多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对于敌人的各种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抱着轻视的和不注意的态度，就不能在群众面前按时地和彻底地揭穿蒋介石等这些欺骗宣传和政治手腕底真实意义。
但是，反革命方面也有它不能补救的缺点，就是它无论如何不能有我们党及中国革命方面所具有的那种特殊优点 —— 即是百战百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全中国和全世界广大劳苦民众的同情、拥护和帮助！同时，全部世界史再三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最后命运，不是由军事技术决定的，而是由广大的千百万的民众底意志和毅力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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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带有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使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发生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同时，也正是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所具有的这些力量和弱点，可以解释红军反对六次 “围剿” 斗争底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如果要问：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武装斗争底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还能够继续到好些时候呢？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来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肯定地和如果机械地指出时期和决定时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设想，大概是不会错误的，即是中国革命目前还没有渡过这个长期性的阶段，但是从几年来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准备下了相当基础来更快地发展更大规模的阶级战斗这个观点看，从中国全国事变发展的趋势看，从国际事变 —— 特别是远东事变发展的情形看，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底斗争不很快地走向突变式的发展，但是至少有可能比前此这个时期发展的速度要快些。
六次 “围剿” 战争能够支持很久底第二种原因，就是蒋介石实行公开的降日卖国政策底结果。
从去年年底塘沽协定签定以来，蒋介石便从暗中卖国走到公开降日底道路。大家都还记得，塘沽密约的内容是：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朝鲜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惟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中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底的援助，而中国方面，无须注意国内之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始得协定。
中满国界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之后，始得确切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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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满之战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
塘沽协定规定的条件，蒋介石在各种形式之下已逐步实行着：滦东一带划为所谓 “非军事区域”，实际上是交给了日帝管理；北平天津一带已成了日本军事根据地；实行通车通邮，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 “满洲国”；公开禁止一切反日反 “满洲国” 宣传，在蒋贼（最近复东北问题现在根本谈不到；汪精卫、戴季陶、何键等）等公开宣传 “中日共存共荣” 和 “中日亲善底主张；尽力镇压一切反日运动和苏维埃政府；实行铁路和航期中联运，颁布新关税税则减轻一切日货进口税，以便日货在中国各地倾销…… 所有这一切，都是南京政府实行塘沽协定的具体表示。蒋介石这种公开降日的政策，固然在政治上更加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了他自己的卖国贼真面目，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使得蒋介石能够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更多更大的帮助，因而暂时地和部分地加强了他的军事势力。例如：
第一，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之下，调遣一部分东北军南下，因此，蒋介石能够利用这部分东北军去反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而把原来在湖北、河南的许多部队调到江西和福建去进攻中央苏区；
第二，北方反蒋派别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监督之下，暂时地不能实行反蒋行动，因此，使得蒋贼对北方暂时能少放心得，并把原来用以监视北方反蒋势力底兵力调到江西福建方面来；
第三，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日蒋双方武力夹攻之下，蒋介石很快地解决了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孙殿英等反日反蒋底行动，因此，使北方反蒋运动暂时受到打击；
第四，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上和精神上帮助之下，很快地破坏了反日反蒋的 19 路军，因此，使广东和福建等反蒋行动都受到暂时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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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在此次 “围剿” 当中，才能将全国正式军队的三分之二和差不多他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江西福建等省去反对中央苏区。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蒋介石在六次 “围剿” 中，除得到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帮助之外，还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大量的帮助（金钱、军火、专家和顾问 —— 据各方面消息，蒋介石已辞退赛克特，而另请日本军官做军事顾问），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心思比任何人都急切，而帮助中国反革命也比任何人更便当。由此可见，蒋介石公开降日卖国和日帝对蒋贼加紧了各方面的帮助，是六次 “围剿” 战争带有这种长期性和延续性底第二种原因。
红军反对六次 “围剿” 战争之所以带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底第三种原因，不仅是由于在六次 “围剿” 中蒋介石动员了空前未有的军力和采用了赛克特的新计划，而且是由于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弱点。
论到我们的这些错误和弱点时，我首先就应当指出我们在福建事变时军事计划底错误。直到现在，关于福建事变教训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多少有些争论。直到福建事变失败以后，大家现在都一致承认了：福建事变不简单地是反映国民党军阀内部冲突，而同时是中国广大民众 —— 尤其是 19 路军士兵和一部分官佐的反日反蒋革命情绪底反映，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号召一切反日反蒋武装抗日讨蒋底日益增长底结果，并且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长底结果。讲到福建事变失败底主要客观原因，即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帮助，以极大军力向 19 路军猛攻，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讲到福建事变失败底主观原因时，事实上现在也不容争论，因为 19 路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现在是在事过境迁更看得非常明显的。现在谁都知道，当福建事变时，19 路军领导在
注释
红六军团西征：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出发西征，后与红二军团（贺龙部）会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前奏。
《塘沽协定》：1933 年 5 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并将冀东划为 “非军事区”，是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典型体现。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 年 11 月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进一步巩固个人独裁，提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的妥协方针。
赛克特：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为蒋介石制定 “堡垒推进、步步为营” 的第五次 “围剿” 核心战术，后被蒋介石辞退，改聘日本军事顾问。
福建事变教训：王明在报告中指出，红军与 19 路军在福建事变期间的配合失误，是错失打破 “围剿” 机会的重要原因，反映了当时中共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不足。
红七军东征：报告中表述的 “红七军” 实际为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 年 7 月从中央苏区出发东征，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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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2-4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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