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论 （连载四） 袁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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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论 （连载四）袁竹著（接上期）第一章 迷舟与迷宫：先锋叙事的生成

一、叙事的叛乱：格非先锋写作的哲学根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正经历一场挣脱意识形态桎梏、重构文学审美范式的深刻变革。当伤痕文学的痛感余温未散，寻根文学在文化寻踪中试图锚定民族精神的原点，大多数作家仍未跳出“反映论”的现实主义窠臼——叙事是透明的媒介，文本是现实的镜像，文学的价值在于对客观世界的复刻与批判。就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格非以《迷舟》（1987）、《褐色鸟群》（1988）等作品横空出世，完成了一场震动文坛的“叙事叛乱”。这场叛乱绝非单纯的技巧炫示，而是一场以形式为武器、向存在本质发问的哲学实践，它标志着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从“技巧突围”进入“思想深耕”的新阶段。

要理解格非叙事叛乱的核心，必先厘清其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的根本差异。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写作，以马原、余华、苏童、格非为核心阵营，他们共同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但各自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却截然不同。马原以“叙事圈套”解构了作者的权威性，通过“我就是马原”的元叙事策略，暴露了叙事的虚构本质，但其探索多停留在“如何叙述”的技巧层面，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智性游戏感；余华以冷酷的笔触书写暴力与苦难，撕开了人性的深渊，其核心是对“生存的荒诞性”的具象化呈现，却未将叙事形式本身与存在哲学进行深度绑定；苏童则沉迷于历史的情欲化重构，以江南水乡的氤氲诗意包裹人性的幽暗，其叙事实验始终服务于“历史与人性”的主题表达，形式是载体而非目的。

格非的独特性，在于他将形式实验从“叙事手段”提升为“存在载体”，让叙事本身成为探索存在不确定性的场域。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叙事不再是“反映现实”的工具，而是“建构现实”与“质疑现实”的主体——传统小说赖以生存的因果逻辑、线性时间、客观真实，都被他逐一拆解，代之以空缺、断裂、迷宫与复调，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世界本质的深刻认知：世界并非一个完整、连贯、可被认知的整体，而是碎片化、多声部、充满偶然性的混沌存在，传统叙事的“完整性”恰恰是对存在本真的遮蔽。格非曾在访谈中表示：“我始终相信，小说的形式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表达。”这种将形式与世界观绑定的创作理念，正是其叙事叛乱的哲学根基。

格非的这种哲学认知，既源于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基因。从西方语境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都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沉沦”“存在的遮蔽性”的论述，让他意识到人类对存在本质的认知始终受到局限，叙事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必然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让他学会拆解传统叙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真理—表象”的二元对立，直面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博尔赫斯对“迷宫”“空缺”“循环时间”的运用，则为他提供了将哲学思考转化为叙事实践的具体路径。

但格非从未陷入对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他始终将西方哲学与叙事技巧融入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经验之中，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叙事美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对“意义消解”的极致追求不同，格非的叙事解构并非虚无主义的狂欢，而是一种“有根的解构”——他解构传统叙事的完整性，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中国近代历史的断裂性与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他质疑叙事的真实性，是为了追问在动荡的历史洪流中，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这种“解构与建构并存”的创作姿态，让他的先锋写作既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又拥有本土化的情感温度。

《迷舟》中萧旅长的命运，正是这种哲学思考的具象化呈现。小说以1928年北伐战争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孙传芳部32旅旅长萧在回家奔丧期间，与旧日恋人杏重逢，最终因前往榆关探望杏而被警卫员枪杀的故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爱情与悲剧的传统叙事，但格非通过刻意的叙事安排，将这个故事转化为对“个体在历史中的无力感”与“存在的偶然性”的哲学勘探。萧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本应是历史的参与者与掌控者，却在偶然的重逢、偶然的抉择、偶然的误解中，一步步走向死亡。他的命运不是由必然的因果逻辑决定的，而是被无数个偶然性交织的网所裹挟——如果他没有回家奔丧，如果他没有与杏重逢，如果警卫员没有误解他的意图，结局或许都会不同。但存在的残酷之处在于，偶然性一旦发生，便会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这正是格非通过萧的命运向我们揭示的生存真相：人类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历史与偶然性的洪流中，个体不过是一叶无根的迷舟。

这种对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让格非的先锋写作超越了单纯的形式实验，获得了厚重的思想底蕴。与余华对暴力的冷酷书写不同，格非对生存困境的呈现始终保持着一种智性的克制——他不刻意渲染苦难，也不刻意放大绝望，而是通过叙事的留白与断裂，让读者在阅读中自行体会存在的荒诞与沉重。这种智性的克制，让他的作品既没有余华式的感官冲击，也没有苏童式的诗意沉溺，却拥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哲学力量。正如有评论家所说：“格非的小说，是写给有思考能力的读者的，他要求读者与他一起完成对存在本质的追问，在叙事的迷宫中，共同探寻生存的真谛。”

格非叙事叛乱的另一重哲学内涵，在于对“认知局限性”的反思。传统小说始终坚信，作者是全知全能的，读者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获得对世界的完整认知。但格非却认为，人类的认知始终是有限的，作者无法掌控所有的真相，读者也无法通过文本获得绝对的真实。因此，他在小说中刻意放弃了全知视角，采用限制性视角与多重视角的交织，让叙事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在《迷舟》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前往榆关的真实动机，也无法得知警卫员枪杀他时的真实心理，甚至无法确定小说中的某些情节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叙述者的虚构。这种叙事的不确定性，恰恰对应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人，也永远无法真正掌控世界，所有的认知都只是对存在的片面解读。

这种对认知局限性的反思，让格非的先锋写作具有了强烈的现代性特质。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坚信自己能够掌控世界、认知真理，但格非却通过小说提醒我们，人类的认知始终是有限的，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人类为了安抚自己而建构的谎言。这种对真理的质疑，对认知局限性的直面，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格非叙事叛乱的重要哲学内核。

总而言之，格非在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写作，是一场兼具形式创新与哲学深度的叙事叛乱。这场叛乱的核心，不是对传统叙事的彻底否定，而是对传统叙事的重构与超越——他以形式为武器，拆解了传统叙事的因果逻辑与客观真实，却以存在哲学为内核，建构了一种新的叙事美学。这种叙事美学，既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养分，又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经验，让格非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中，最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个性的作家之一。

二、《迷舟》：叙事空缺与历史确定性的瓦解

1987年，《迷舟》发表于《收获》杂志，一经刊出便引发文坛轰动。这部仅两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不仅奠定了格非在先锋文坛的地位，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叙事实验的经典范本。《迷舟》的价值，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多么曲折动人的故事，而在于它以“叙事空缺”这一核心手法，对历史的确定性与连续性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将先锋叙事的实验性与思想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如果说格非的叙事叛乱有一个标志性的起点，那么《迷舟》无疑就是这个起点——它以最简洁的形式，承载了最厚重的哲学思考，成为理解格非先锋写作的钥匙。

要解读《迷舟》的叙事空缺，必先厘清其叙事结构与故事脉络。小说以1928年北伐战争为历史背景，聚焦于孙传芳部32旅旅长萧的短暂人生。彼时，北伐军势如破竹，孙传芳的部队节节败退，萧所率领的32旅驻守在北方边境的小镇，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就在此时，萧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向参谋长请假，回到家乡奔丧。回家的路上，萧偶然遇到了旧日恋人杏，两人久别重逢，旧情复燃。杏居住在榆关，萧多次前往榆关与杏相会，最终，警卫员误以为萧是要投靠敌军（榆关当时被敌军控制），于是在萧前往榆关的途中，将其枪杀。

这是一个看似完整的故事，有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局，但格非的叙事重心，却不在这个故事本身，而在他刻意留下的“空白”之处——萧前往榆关的真实动机，被完全省略了。萧到底是为了与杏相会，还是为了投靠敌军？抑或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目的？小说中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这个关键情节的空缺，让整个叙事陷入了无法确定的状态。这种叙事空缺，绝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它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成为瓦解历史确定性的核心力量。

传统历史叙事的核心，是构建清晰的因果关系，将历史事件纳入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中。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历史著作还是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都试图通过因果逻辑，解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赋予历史一种确定性与连续性。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知、被解读、被还原的，叙事者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客观的历史真相呈现出来。但格非却通过《迷舟》中的叙事空缺，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历史叙事逻辑——他让历史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让历史的真相变得无法确定，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断裂性与不可知性。

在《迷舟》中，历史不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而是由无数个碎片化的片段组成的混沌存在。萧的命运，就是被这些碎片化的偶然因素所支配的：他与杏的重逢是偶然的，警卫员的误解是偶然的，他的死亡也是偶然的。这些偶然因素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它们随机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了萧的悲剧结局。格非通过这种叙事安排，想告诉我们的是：历史从来都不是由必然的因果逻辑决定的，而是由无数个偶然性构成的，所谓的历史规律，不过是人类为了理解历史而建构的虚假秩序。

这种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与传统的进步史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传统进步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会在这种规律的支配下，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走向进步。但在格非看来，这种进步史观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它掩盖了历史的混沌性与残酷性。历史没有所谓的发展规律，也没有所谓的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充满偶然性与断裂性的过程，个体在历史的洪流中，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萧的悲剧，正是这种历史偶然性的集中体现——他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本应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却因为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死于非命的下场。他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个体的存在如同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被历史的洪流吞噬。

除了叙事空缺，《迷舟》的叙事艺术还体现在对时间结构的精妙处理上。时间是传统叙事的重要载体，传统小说大多采用线性的时间结构，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顺序，展开故事情节，这种时间结构，与传统历史叙事的因果逻辑相契合，旨在构建一种连贯的历史秩序。但格非在《迷舟》中，却打破了这种线性的时间流，采用了“线性框架+非线性穿插”的时间结构，让时间变得混乱而复杂，从而进一步瓦解了历史的确定性。

小说的整体框架，采用了严格的线性时间序列，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为标题，记录了萧从请假奔丧到被枪杀的整个过程。这种严格的时间框架，看似是对线性时间观的坚守，实则是格非的一种叙事策略——他以这种看似严谨的时间秩序，反衬出叙事内容的混乱与不确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在这个线性的时间框架中，格非穿插了大量的倒叙与预叙，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例如，在“第二天”的叙述中，萧回忆起自己与杏的初恋时光，这是倒叙；在“第三天”的叙述中，萧预感到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这是预叙。这些倒叙与预叙的穿插，让小说的时间线变得模糊不清，读者无法准确判断某个情节发生的具体时间，从而感受到历史时间的非连续性。

这种时间处理方式，与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格非并没有停留在对博尔赫斯的简单模仿上。博尔赫斯的时间迷宫，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旨在探讨时间的无限可能性；而格非的时间混乱，却与中国近代历史的断裂性紧密相连。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乱、动荡与变革的历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秩序，让历史的时间线变得断裂而混乱。格非通过《迷舟》中的时间结构，正是对这种历史断裂性的真实呈现——在动荡的历史年代，时间不再是连贯的流逝，而是充满了跳跃与中断，个体的生命也在这种时间的断裂中，变得脆弱而短暂。

《迷舟》的叙事艺术，还体现在其独特的叙事节奏上。格非在小说中，刻意营造了一种“张弛有度、虚实相生”的叙事节奏，这种节奏，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更深化了其主题表达。他常常在情节紧张处放缓叙述速度，甚至停下来进行细腻的环境描写，而在关键情节处又采用加速叙述乃至“零叙”（即完全不叙述），这种节奏的反差，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与不确定性。

例如，在萧前往榆关的途中，情节已经进入高潮——萧的命运即将走向终点，读者的情绪也随之紧张起来，但格非却突然放缓了叙述速度，细腻地描写了沿途的风景：“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寒风卷着枯叶，在路面上打着旋儿。远处的山峦被白雪覆盖，显得格外苍茫。天空是灰色的，云层很低，仿佛随时都会落下雪来。”这种细腻的环境描写，与紧张的情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不仅渲染了一种悲凉、压抑的氛围，更让读者感受到时间的停滞与生命的脆弱。而在最关键的情节——萧在榆关的那一夜，以及他被警卫员枪杀的具体过程，格非却采用了“零叙”的方式，完全省略了这部分内容。萧在榆关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与杏之间是否有过最后的对话？警卫员枪杀他时，内心到底是怎样的想法？这些问题，格非都没有给出答案，他将这些空白留给了读者，让读者自行去想象、去解读。

这种“零叙”的叙事策略，是叙事空缺的极致体现，它具有深刻的哲学意涵。格非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进一步瓦解了历史的确定性，更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的意义建构中来。传统小说中，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作者通过叙事，将意义强加给读者；但在《迷舟》中，格非通过叙事空缺，将意义的建构权交给了读者，读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与思考，填补文本中的空白，从而完成对故事的解读。但这种解读，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的——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思想认知，给出不同的解读，这就使得文本的意义变得无限开放。这种意义的开放性，恰恰对应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世界本身没有唯一的真相，真相是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认知建构出来的，而当这种建构变得多元时，存在的意义也就变得无限丰富。

《迷舟》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深思——萧的“沉默”。小说中的萧，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是面对战争的困境，还是面对爱情的纠葛，他都始终保持着沉默。他的沉默，不是懦弱，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对存在的无奈与困惑。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找到生存的意义，于是他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反抗，也是对历史确定性的无声质疑。格非通过萧的沉默，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却无法找到改变现实的途径，只能在沉默中坚守自己的内心，在困惑中追寻存在的真谛。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迷舟》的叙事实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将先锋叙事与历史书写结合起来，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此之前，中国的历史小说，要么是对历史的忠实复刻，要么是对历史的传奇化演绎，很少有作家能够像格非这样，以先锋的叙事技巧，对历史的本质进行哲学追问。《迷舟》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叙事形式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尝试用新的叙事方式，解读历史、呈现历史，这其中，就包括格非后期的《江南三部曲》。

但《迷舟》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学影响，更在于它的思想深度。它以一个简短的故事，承载了对历史、存在、人性等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让我们在阅读中，不仅能够欣赏到精湛的叙事技艺，更能够感受到一种对存在真谛的不懈追寻。萧的悲剧，是个体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它提醒我们，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个体的存在是多么的脆弱，而对存在意义的追寻，又是多么的艰难。但正是这种艰难的追寻，让人类的存在变得有价值、有尊严——即使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即使我们无法找到终极的真相，我们依然要坚守自己的内心，在困惑中前行，在荒诞中寻找意义。

如今，距离《迷舟》发表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这部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叙事实验具有开创性，更因为它的思想内涵具有永恒性。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依然会面临与萧相似的困惑——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无法确定未来的方向，无法找到存在的终极意义。而《迷舟》告诉我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必恐慌，也不必绝望，因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存在变得无限可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与坚守，在混沌的世界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这或许就是格非通过《迷舟》向我们传递的最珍贵的启示。

三、《褐色鸟群》：记忆的迷宫与存在的真实性困惑

如果说《迷舟》是以叙事空缺解构历史的确定性，那么《褐色鸟群》则是以记忆的不可靠性，叩问存在的真实性。这部发表于1988年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它将格非的叙事实验推向了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高度。如果说《迷舟》还保留着一丝传统小说的叙事痕迹（比如完整的人物形象、清晰的历史背景），那么《褐色鸟群》则彻底挣脱了传统叙事的束缚，构建了一个纯粹的、自我指涉的叙事迷宫。在这个迷宫中，真实与虚构、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想象相互交织、相互消解，读者被卷入其中，与叙述者一同，陷入对存在真实性的深深困惑之中。

《褐色鸟群》的玄奥，首先体现在其多层嵌套的叙事结构上。与《迷舟》的线性框架不同，《褐色鸟群》没有清晰的故事脉络，没有明确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固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叙事结构如同一个层层包裹的迷宫，每一层叙事都指向另一个叙事，每一个故事都嵌套在另一个故事之中，最终形成一个无限循环、无法挣脱的叙事闭环。这种叙事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模式，让文本成为一个自我封闭、自我繁衍的意义系统。

小说的外层叙事，以叙述者“我”在“水边”的蛰居生活为框架。“我”是一个画家，隐居在水边的一栋房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水边”是一个模糊的、虚幻的空间，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识，仿佛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乌托邦。在这个空间里，“我”的生活平静而单调，每天只是画画、看书、思考，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为“我”的记忆混乱与想象驰骋提供了土壤——在孤独的处境中，“我”开始混淆记忆与想象，将虚构的故事当成真实的经历，将过去的回忆当成当下的现实。

小说的中层叙事，始于一个名为“棋”的女子的来访。棋是一个神秘的女子，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前，声称自己是“我”的旧识，来这里寻找“我”。棋的来访，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也引发了“我”对过去的回忆。通过与棋的对话，“我”开始回忆起一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这个女人是“我”的初恋，也是“我”心中最深的执念。“我”向棋讲述了“我”与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故事，讲述了“我”对她的追寻与思念。但就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叙事开始出现矛盾与断裂——“我”对这个女人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讲述的故事，时而完整，时而破碎；甚至“我”自己，都不确定这个女人是否真的存在，不确定“我”与她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

小说的内层叙事，是“我”对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回忆与想象。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女人神秘而美丽，她总是穿着一双栗树色的靴子，行走在“我”的生命中。“我”与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遇，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但她却在一个雨夜突然消失，从此杳无音信。为了寻找她，“我”踏上了漫长的旅途，辗转于各个城市，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挫折，但始终没有找到她的踪迹。在寻找她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与她相似的女人，每一次相遇，都让“我”误以为找到了她，但每一次，都发现是自己的误解。这种无尽的追寻，让“我”逐渐陷入了疯狂与迷茫，“我”开始怀疑，这个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是否只是“我”想象出来的幻影，是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这种多层嵌套的叙事结构，使得《褐色鸟群》的文本呈现出一种“无限递归”的特质——外层叙事包裹着中层叙事，中层叙事包裹着内层叙事，而内层叙事又反过来指向外层叙事，形成一个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循环。例如，棋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我”不确定她是谁，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是“我”的旧识，甚至不确定她是否真的存在。有评论家认为，棋其实是“我”的分裂人格，是“我”记忆与想象的化身——她的出现，是“我”内心深处对过去的执念的外化，是“我”试图通过他人，确认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而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或许也是“我”想象出来的幻影，是“我”对爱情、对美好事物的渴望的投射。这种人物身份的模糊性，进一步加剧了叙事的不确定性，也让读者陷入了对“真实”的深深困惑之中——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是“我”的蛰居生活，是棋的来访，还是“我”与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故事？抑或是，这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都是虚构的？

《褐色鸟群》的核心主题，是对存在真实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是通过对记忆不可靠性的呈现来完成的。在格非看来，记忆从来都不是对过去的忠实复刻，而是一种主观的、创造性的建构——我们的记忆，会受到时间、情感、欲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被扭曲、被篡改、被遗忘，甚至会被我们自己虚构。因此，依靠记忆，我们无法获得对过去的真实认知，也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真实性。《褐色鸟群》中的叙述者“我”，就是一个被记忆困扰的人——他的记忆混乱而破碎，他无法区分真实与虚构，无法确定自己的过去，也无法把握自己的现在，这种记忆的不可靠性，让他陷入了对存在的深深怀疑之中。

小说中，有很多细节都体现了记忆的不可靠性。例如，“我”对穿栗树色靴子女人的外貌描写，始终是模糊的——“我”只记得她穿着一双栗树色的靴子，却记不清她的脸、她的身材、她的声音。“我”对“我”与她相遇的场景，也有着不同的回忆——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个雨天相遇的；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是在一个晴天相遇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从来就没有相遇过。这种记忆的混乱，不是叙事上的失误，而是格非的刻意安排——他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记忆的本质：记忆是主观的、不可靠的，它无法成为我们确认存在真实性的依据。

这种对记忆不可靠性的呈现，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记忆叙事”有着深刻的对话关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通过对记忆的细腻书写，探讨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但普鲁斯特依然坚信，记忆能够帮助我们找回过去，确认存在的真实性；而格非却在《褐色鸟群》中，彻底否定了记忆的可靠性，他认为，记忆不仅无法帮助我们找回过去，反而会让我们更加迷失，更加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真实性。这种差异，源于两人不同的哲学认知——普鲁斯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存在有其终极意义，记忆能够帮助我们抵达这种意义；而格非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直面存在的荒诞性与不确定性，认为记忆不过是人类为了安抚自己而建构的虚假幻象。

除了记忆的不可靠性，《褐色鸟群》中对时间的处理，也进一步深化了对存在真实性的追问。与《迷舟》的“线性框架+非线性穿插”不同，《褐色鸟群》彻底打破了线性时间观，构建了一个“永恒现在时”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混沌的时间整体。小说中，“我”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1992年，而框架故事的时间则更为模糊——“我”不知道自己蛰居在水边多久了，不知道棋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这种时间上的混乱，不是叙事上的疏忽，而是格非对线性时间观的刻意解构。

线性时间观是传统叙事与传统历史观的基础，它认为时间是一个单向的、连续的流，过去已经消失，未来尚未到来，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但格非却认为，这种线性时间观是一种虚假的认知，它掩盖了时间的本质——时间不是单向的、连续的，而是多维的、混沌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褐色鸟群》中，“我”的记忆与想象，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让“我”能够在当下，重温过去、预见未来，但这种“重温”与“预见”，又都是虚构的、不可靠的。这种时间的混沌性，让“我”更加无法确认自己存在的真实性——如果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混沌的，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褐色鸟群》的叙事实验，比《迷舟》更为激进、更为彻底，它不再满足于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插入一些叙事空缺，而是从根本上质疑了叙事再现现实的可能性。传统小说坚信，叙事能够再现现实，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世界的真实认知，但格非却在《褐色鸟群》中，彻底打破了这种信念——他通过多层嵌套的叙事结构、记忆的不可靠性、时间的混沌性，向我们揭示了叙事的局限性：叙事无法再现现实，它只能建构现实，而这种建构，又是主观的、虚构的。因此，依靠叙事，我们无法获得对存在的真实认知，也无法确认存在的真实性。

这种对叙事再现可能性的质疑，并非虚无主义的狂欢，而是对存在本质的深刻探索。格非似乎在告诉我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现实，现实总是通过我们的叙述、记忆与想象被建构出来的。而当叙述、记忆与想象变得不可靠时，我们的存在本身，也变得可疑起来。这种存在的可疑性，不是绝望的，而是清醒的——它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认知始终是有限的，所谓的真实与真理，不过是人类为了安抚自己而建构的虚假幻象。但正是这种清醒的认知，让我们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存在的荒诞性与不确定性，更加坚定地追寻存在的意义。

很多评论家认为，《褐色鸟群》是一部“反小说”的小说——它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鲜明的人物，没有明确的主题，甚至没有传统小说的叙事逻辑。但在我看来，《褐色鸟群》并不是一部“反小说”，而是一部“超越小说”的小说——它以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小说本身的反思与超越，将小说从“叙事的艺术”提升为“思考的艺术”。它不再关注“讲述什么”，而是关注“如何讲述”以及“讲述的意义何在”；它不再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试图引导读者与它一起，追问存在的本质与意义。这种超越，让《褐色鸟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性的作品之一。

与《迷舟》相比，《褐色鸟群》的阅读门槛更高，它的叙事更为晦涩，它的主题更为玄奥，很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都会感到困惑与迷茫，甚至会觉得这部作品毫无意义。但正是这种困惑与迷茫，恰恰是格非想要达到的效果——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读者意识到，人类的认知始终是有限的，存在的本质是荒诞的、不确定的，我们不必执着于寻找唯一的真实与真理，而应该学会在困惑中思考，在荒诞中坚守。

如今，重读《褐色鸟群》，我们依然会被它的叙事迷宫所吸引，被它的思想深度所震撼。这部作品，不仅是格非叙事实验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它以激进的叙事技巧，对存在的真实性进行了深刻的追问，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思考维度。它告诉我们，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了什么现实，更在于它如何通过形式创新，挑战我们对现实的习惯性认知，开辟新的感知与思考可能。在《褐色鸟群》的叙事迷宫中，我们或许无法找到存在的终极意义，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对存在真谛的不懈追寻，这种追寻，本身就具有永恒的价值。

四、格非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对话：影响与超越

格非的先锋叙事实验，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作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核心作家，他的创作始终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保持着深刻的对话关系，其中，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对他的影响最为深远。从《迷舟》中的叙事空缺，到《褐色鸟群》中的记忆迷宫，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影子。但格非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对西方作家的模仿，而在于他对这种影响的创造性转化——他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叙事美学，最终实现了对西方作家的超越。这种“吸收—转化—超越”的过程，不仅体现了格非卓越的文学才华，更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

博尔赫斯是格非最推崇的西方作家之一，他对格非的叙事实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博尔赫斯的小说，以“迷宫”“空缺”“循环时间”“元叙事”为核心特质，他擅长通过精巧的叙事结构，解构现实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确定性，探讨时间、记忆与存在的关系。这种叙事风格，与格非的创作理念高度契合，也成为格非先锋叙事实验的重要借鉴对象。

《迷舟》中的叙事空缺，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时间迷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通过主人公余准的追寻，构建了一个无限分岔的时间迷宫，在这个迷宫中，每一个选择都对应着一种不同的未来，每一种未来都同时存在，最终形成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叙事闭环。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推崇，与格非在《迷舟》中通过叙事空缺解构历史确定性的创作意图，有着深刻的共鸣。萧前往榆关的真实动机被省略，就如同余准在时间迷宫中的无限选择，两者都指向了存在的不确定性与意义的开放性——没有唯一的真相，没有必然的因果，所有的解读都是对存在的片面呈现。

而《褐色鸟群》中的多层嵌套叙事结构，则直接借鉴了博尔赫斯的“元叙事”技巧。博尔赫斯擅长在小说中构建多层叙事框架，让叙事者与作者、文本与现实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关系，从而暴露叙事的虚构本质。例如，《虚构集》中的很多作品，都通过叙事者的自我反思，打破了文本与现实的界限，让读者意识到，小说中的故事不过是作者的虚构，而非现实的复刻。格非在《褐色鸟群》中，通过叙述者“我”的记忆混乱与想象驰骋，构建了一个多层嵌套的叙事迷宫，叙事者与文本、记忆与现实相互交织、相互消解，最终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意义系统，这与博尔赫斯的元叙事技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格非并没有停留在对博尔赫斯的简单模仿上，他将博尔赫斯的叙事技巧与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实现了对博尔赫斯的创造性转化。博尔赫斯的叙事实验，更多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智力游戏，他的小说大多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聚焦于抽象的时间、记忆与存在问题，充满了浓郁的哲学思辨色彩，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例如，《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时间迷宫，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它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人性困境没有太多关联；而格非的叙事实验，却始终扎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土壤，聚焦于中国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

以《迷舟》为例，虽然其叙事空缺借鉴了博尔赫斯的技巧，但小说中的战争背景、乡村生活、人物关系，都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现实。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秩序，让无数人陷入了战乱与苦难之中。萧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在战乱频仍的历史年代，个体的命运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这种生存困境，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数人的共同经历，也是格非通过小说想要呈现的核心内容。因此，格非的叙事空缺，不是博尔赫斯式的形而上学游戏，而是对历史创伤的回应——当历史本身充满断裂与空白时，叙事的空缺就成为表征这种历史经验的最佳方式。

此外，博尔赫斯的小说大多呈现出一种“非人性”的冷漠感，他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哲学概念的化身，缺乏鲜活的人性特质；而格非的小说，虽然叙事实验性极强，但始终保持着人性的温度。《迷舟》中的萧，沉默寡言却内心丰富，他对爱情的坚守、对命运的无奈、对存在的困惑，都让这个人物形象变得鲜活而立体；《褐色鸟群》中的叙述者“我”，虽然陷入了记忆的混乱与存在的困惑，但他对爱情的执念、对意义的追寻，依然能够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这种对人性的关注，让格非的叙事实验超越了博尔赫斯的智力游戏，获得了更为厚重的情感底蕴。

如果说博尔赫斯为格非提供了叙事技巧的借鉴，那么卡尔维诺则为格非提供了审美风格的参照。卡尔维诺是20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以“轻盈”“奇幻”“寓言化”为核心特质，擅长通过构建奇幻的叙事世界，探讨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本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寒冬夜行人》等作品，对格非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其“轻盈的叙事”风格，与格非早期作品中的“智性克制”形成了鲜明的对话关系。

卡尔维诺的叙事，始终保持着一种轻盈的质感——他不刻意渲染苦难，不刻意放大冲突，而是通过奇幻的情节、细腻的描写，将沉重的哲学思考转化为轻盈的文学表达。例如，《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了无数个奇幻的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风貌与寓意，卡尔维诺通过这些城市，探讨了记忆、欲望、孤独等主题，但他的表达却始终轻盈而诗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这种轻盈的叙事风格，对格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褐色鸟群》中的“水边”空间，就带有一丝卡尔维诺式的奇幻色彩——它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平静而诗意，仿佛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

但格非的叙事，与卡尔维诺的轻盈相比，多了一份沉重，这份沉重，源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历史经验。卡尔维诺生活在战后的西方社会，虽然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因此，卡尔维诺可以在小说中构建一个个奇幻的城市寓言，以轻盈的方式探讨存在的问题；而格非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中国刚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与动荡，人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历史的创伤依然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因此，格非的小说，即使是在最形式化的实验作品中，也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感。

《迷舟》中的战争背景，《褐色鸟群》中的存在困惑，都带有浓郁的历史沉重感。萧的悲剧，是战争年代个体命运的缩影，它承载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苦难与沧桑；叙述者“我”的记忆混乱与存在困惑，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困境的写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人们对自我、对世界、对未来的迷茫与追问。这种历史的沉重感，让格非的叙事无法像卡尔维诺那样轻盈，却也让他的作品获得了更为厚重的思想底蕴。

此外，卡尔维诺的小说，大多聚焦于个体的内心世界，对历史的关注相对较少；而格非的小说，始终将个体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探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选择。这种对历史与个体关系的关注，是格非与卡尔维诺的根本差异，也是格非实现对卡尔维诺超越的重要体现。卡尔维诺通过奇幻的叙事世界，逃避了历史的沉重；而格非则通过先锋的叙事技巧，直面历史的创伤与个体的困境，他的小说，既是对个体存在的追问，也是对历史本质的反思，这种双重追问，让他的作品比卡尔维诺的作品，多了一份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关联性。

格非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对话，不仅体现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更体现了他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坚守与创新。除了西方作家的影响，格非的叙事实验，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艺术，与《迷舟》中的叙事空缺有着深刻的共鸣——中国古典绘画、诗歌、小说，都擅长通过留白，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作品的意义变得无限开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循环时间观”，与《褐色鸟群》中的时间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时间观，与格非对线性时间观的解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格非将西方的叙事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叙事美学。他的叙事实验，既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又拥有本土化的情感温度；既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又能够扎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这种“中西融合”的创作理念，让格非的作品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先锋作家，也让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格非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对话，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也为世界文学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在吸收西方文学精华的同时，坚守本土文学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每一位当代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格非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他没有盲目追随西方文学的潮流，也没有固守中国传统文学的窠臼，而是在中西文学的对话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最终实现了对西方作家的超越，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这种超越，不仅仅是叙事技巧的超越，更是思想深度的超越。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的叙事实验，更多的是对叙事本身的反思，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格非的叙事实验，却将叙事技巧与历史现实、人性困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对存在问题的探讨，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具体的、鲜活的，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与选择，关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这种思想深度，让格非的作品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也让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