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义利观

龚尔思笑

       我们中国人痛斥没有操守的人爱用“见利忘义”一词，其中的“义”，可以理解为主义、道义、正义，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包括爱国、爱民、尽责、自尊、孝敬父母、友爱亲朋、助人为乐、成人之美、反对邪恶，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等等美德。许多杰出的古人都主张并实行“舍生取义”的原则。而“利”则是和“义”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含义比较复杂。在“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势利小人”、“急功好利”、“追名逐利”这些词语里，“利”，指的是对个人的好处，包括金钱、财物等物质方面的东西。而在“兴利除弊”、“为人民谋福利”、“保障人民权利”这些词语里，“利”表示的又是对社会对人民有好处的办法、政策及物质利益。因为“义”和“利”有这么复杂的含义，二者的关系也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一个社会必须以“义”为先。因为“义”，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主要指的是价值观、社会公德。包括社会制度、法纪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观念、思维方法等等。只有强调了价值观和公德，社会有了好的氛围，才可能实现“公利”，也就是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好处。我们设想，如果一人国家不讲究“义”，每个人都自私自利，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抢劫盗窃、杀人放火都没有人管，个人的利益又怎么能够维护呢？可见“义”是人类为了求得整体利益、从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有指导意义的道德原则或者说指导人思路和言行的真理。因此，可以说，“义”是社会的灵魂，当然也是个人的灵魂。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守社会的价值观，不能遵守社会的公德，是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前途的。

       其次，“利”可以说主要是社会的物质基础。“利”，是物质的东西，对社会来说，表现为经济实力，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东西，是社会发展不能须臾离开的东西，也是社会发展要追求的目标之一。对个人来说，是生活、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为人民谋福利，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很著名的解释，就是“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一个社会经济落后，人们的生活条件差、生活质量差，如果不进行改革，那么就很难维持。

    “义”和“利”的关系还表现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舍利求义”。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时候，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当一个集体的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矛盾时，就要提倡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英雄们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军队干部因为国家的需要而转业，某些工厂要关停并转，这些都是“舍利求义”的例子。

     “义”还有一个由“利”来检验的问题。“义”是否正确，不能由“义”，即理论，自己来论证，而是要用“利”来检验的。按照这种观念、原则，能为社会创造最大化的“公利”，能使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义”就要发扬光大。如果按某种“义”搞下去，有损于“公利”，危害人民利益，那就应该抛弃。比如 “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民主”这些理论已经被事实证明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就该摒弃。

       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来，是物质决定意识，“义”也是和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要把“义”和“利”的关系确定为“义是灵魂，利是基础”呢？这是因为追求物质金钱，这是用不着宣传教育，人人都会的。饿了知道吃饭，冷了晓得穿衣，这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会的。一字不识的人，也会搞农业生产。而“义”虽然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是它一旦形成，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义”不通过教育、宣传、奖惩，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前面已经讲过了，没有“义”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说重视“义”就是为了求“公利”，有了“公利”，个人的利益才有保障。

       当然，“义”也是发展的，随着社会物质基础、经济水平的提高，“义”的内容也有个扬弃的过程。有些观念已经过时，要抛弃；有些观念要引进，要补充。比如说中国传统中的“忠君”，就要改为“忠于人民”；古代提倡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还要加进去“依法行事”的内容。中国传统的“义”里是没有“竞争”、“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必须引进并加以改造。

       由以上分析可知，义是观念形态的东西，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精神文明，“利”是物质形态的东西，相当于现在说的物质文明。二者的关系就是“义”是灵魂，“利”是基础，“义”是为“利”创造好的社会氛围的，是为“公利”服务的。而“利”从总体上来说，是“义”的决定因素，检验标准。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中，“利”要服从“义”，甚至为“义”而牺牲。因此，我们既要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又要反对不计利害的教条主义作风。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又要努力扩大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使之不断地上升到更高的水平。这就是“义”和“利”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正确的“义”“利”观。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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