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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军团电台长征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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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8 11: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八军团电台长征日记

1935年6月22日晴

下午2时,开机、报员联席会,到一、二、五、六、九、十七、 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及四方面军第五电台等分队,宣布会议内容为“庆 祝、联欢、慰劳、检阅、转变、整理”,至下午5时聚餐。

6月23日晴

各分队先后归队。调四方面军电台的曾庆谅、刘俊英、朱忠桥、李金水、 李鳌鱼,表现不好调回三科。一分队见习班长袁贻辉调十七分队工作。

6月24日晴

驻懋功休息。去四科交涉补充问题。在政治部会餐。李鳌鱼调六 分队工作。

6月25日晴

6时自懋功出发,经老营过二铁索桥至八角宿营。三科拨一夫子给 六分队。四科帮六分队抬一电瓶。是日行路感觉疲劳,身躯无力,行程 70里。

6月26日晴

5时30分出发,经抚边(吴慕林留抚边分县医院。据杨立三来信说, 将来可由朱良才同志负责率领归队),至叨乌过来十里处宿营。是曰纵 队司令部赴两河口,一、六分队感觉困难,因此决定在沿途宿营,距两 河口 30余里。

6月27日晴

率一、六分队进至两河口附近。

6月28日晴、下午雨

原地休息。

6月29日雨

12时率三十分队、三科、二十九分队一部、六分队一部出发,经 大板桥、水卡子至黄草坪宿营。房子甚少,被二科、五分队驻满,驻在 山上二里许之房子。行约50里。

6月30日晴

6时出发,越梦笔山(该山雪已融,山顶不甚高,平平上,但整个 位置高,登越困难。前头部队经过,见倒毙者六七人之多),是日因至 查果寺办粮食,仅三科在腊都沟宿营(行70里)。朱道松掉队,住三科。

7月1日晴

6时岀发,11时至卓克基(30里),一科、六、二十九分队等入夜 才到。一科来电,令三十分队开马塘,因该队出办给养,同时无武装掩 护,未动。

7月2日晴、夜雨

驻原地。电台三十分队(随四方面军)开马塘。从六分队调二名运输 员给二十九分队,二名给电话队。一分队设营监护员邓云林、马元茂, 调往二十九分队工作。去信给二十二分队汪名震、彭德大,告该二十二分队以后随三十军 政委李先念工作,并告四方面军五台新呼号波长(信由李先念政委带去的)

7月3日晴

原地休息。

不久,6月23日,我们电台八分队从懋功出发北上,经过两河口,又翻越梦笔山,7月1日到达了梭磨河边的卓克基。

听说,党中央在两河口开了一个会,决定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当时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形势。这个消息,使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

很快,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传达下来。决定中指出,为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必须先打击北面的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保证主力胜利进至甘南。决定还指出:现在我军控制下的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红军大部队的活动与发展,只应留下小部队在此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正确地指明了北上是红军唯一有利的方向。

我们在卓克基休息一夜。翌日7月2日,伍云甫政委告诉我:“就要交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了。” 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问他:“伍政委,让我们去哪里?” 他偏偏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军委作战局张云逸局长要当面向你交待。” 我一听,心里猜到了七、八分,没有多问,便向军委驻地跑去。


军委就在卓克基的一个喇嘛庙里。我到了那里以后,一个警卫员把我引进庙内,张云逸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对身旁一个正在伏案工作的同志说:“周副主席,袁光同志来了。” 我一看,可不是,周副主席也在这里办公。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我毫无思想准备,心里怦怦跳个不停,向周副主席行个礼,大声说:“周副主席好!” 长征中,我从遵义出发后,最后一次见到周副主席是在三渡赤水河的时候。那时,部队行动很紧张,在仁怀县城,几支部队都赶到一个路口,一时拥挤不堪,周副主席亲自到路口去指挥,他让机关、后勤部队靠在路边,很快把野战部队调过了路口,短短一刻钟,十分拥挤的情形变得井井有条了。现在,周副主席比那时又瘦多了,听说他一直带病行军、指挥,十分劳累,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周副主席让我在他身旁坐下,亲切地问长问短,使我的紧张和拘束,被他热情和蔼的态度驱散得一干二净。不一会,张云逸同志拿着一张写好的介绍信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我们决定派你们无线电分队到四方面军去工作。” 我没等说话,周副主席伸手把介绍信接过去,看了一下,脸色严肃起来,对张云逸同志说:“不能这样写嘛!” 说着,他亲自用毛笔在一张白纸上为我写起介绍信来。写好之后,他把介绍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着了一下,信上写着:
“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
兹介绍政委袁光同志率电台一部去你部工作……”
看着周副主席庄重清秀的字迹,我感到了这一张介绍信的分量。我把介绍信收好,正举手要向首长们敬礼告辞时,周副主席打着手势让我停一下:“袁政委,等等。” 他拉住我的手,一字一顿地说:“你到四方面军去工作,是总部再三研究过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有各的特点,两个部队的作风也不大一样。你去之后,一定要尊重四方面军的同志,注意搞好团结,把关系处理好。” 我听着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嘱咐,心里热乎乎的。周副主席日夜为革命、为红军的胜利而操劳,有多少大事在等着他处理,对我们一部电台去四方面军工作,却想得这样周到,连介绍信都要亲自写好,这个行动本身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坚定地向周副主席表示:“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同志们,到四方面军以后,我保证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决不辜负总部首长的期望!” 听了我的话,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都满意地点点头笑了。
回去后,我向伍政委报告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伍政委很有感触地说:“周副主席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你要把这个指示很好地传达给同志们。” 接着,伍政委同我一起确定了无线电队的人员。我记得,台长刘俊英同志,是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报务员是郭执中、龚兴贵,机务员是刘五华,技工是钟招龙,全队有一百多个同志。我向队里的干部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对于去四方面军工作,都感到是一个光荣。周副主席对我们无线电队的亲切关怀,成为全队的动力,同志们积极做好出发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战友之间
六月下旬,我们无线电队离开三局,到四方面军报到。从卓克基出发,沿着波涛滚滚的梭磨河上行,当晚我们即到达了马塘镇。驻在那里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见我们的电台来了,纷纷跑出来迎接。他们很快为我们安排好宿营地,在整洁的房屋里搭起了铺板,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我们都感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同志象一团火,个个心里热乎乎的。我一坐下,几位四方面军的干部就围拢过来,我们彼此虽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好不亲热。正当我们谈得起劲的时候,一个通讯员走到我的面前,正正规规地向我敬个礼说:“袁政委,首长请你去谈话。” 见我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摸不着头脑,那几名干部告诉我,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钟伟同志知道我们来了,要请我去谈话。
我急忙随着通讯员来到了一座石头围墙的院子,钟伟同志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和钟伟同志初次见面,可是他谈笑风生,那样热情诚恳,叫人没有丝毫的拘束。他问过我们无线电队的情况后,满面堆笑地对我说:“我们欢迎一方面军的同志来这里工作。你们电台配属给王树声副总指挥,负责保证岷江地区部队的通信联络,这是很重要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代表全队同志表示了决心,也希望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把我们当作客人。钟伟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呵,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嘛,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着呢。” 这时,通讯员进来告诉钟伟同志该开饭了,他说:“先谈到这里,我们该吃饭了,要不肚子会提意见喽。” 说着,炊事员已端上饭菜。两盘用牛、羊肉炒的野芹菜,还有白晶晶的大米饭,显然是特地款待我的,真没有想到啊!这一来,反而使我过意不去,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红军进入藏族区域以来,困难与日俱增。藏民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恫吓,以及反动头人的裹胁,大都逃避得不见踪影,红军有钱买不到东西,给养发生恐慌,一日两餐青稞、玉黍、荞麦也没有保证,不少部队常常只能吃个半饱。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我却受到这样盛情的招待,真使我感到四方面军同志对我们一方面军的尊重和友爱。吃着饭,钟伟同志一个劲往我碗里夹菜,更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他笑着说:“你们辛苦了,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今后都在一起工作,就不要再分彼此了。”
第二天,我们辞别了钟伟同志,赶向王树声同志所在的茂县。一道曲折奔流的河水,一直盘绕在路旁,听说这就是岷江了。这里的风光,和我们过去所到之处相比,真是有一种迥然不同的特色,沿途山峰奇伟,林木秀丽,含抱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这时虽然已是初夏,此地气候却凉爽宜人,一连几天的行军,并不令人感到疲劳。我们经过理县,沿岷江而下,即到达了茂县。这里是川北山林间一块很大的平坝子,土质肥沃,相当富饶。当地群众用风车磨面,生活习俗比较接近南方。
王树声同志热情欢迎我来到这个部队工作。他告诉我,在岷江两岸共有四方面军万余人,主要任务是钳制岷江东北方向的敌军,掩护北上的主力歼灭毛尔盖、松潘之胡宗南主力。整个掩护部队,只有我们一部电台,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到达茂县,我们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时,我军北上部队开始了攻克毛尔盖的战斗,军委电令岷江两岸掩护部队积极活动,使胡宗南不能抽调兵力加强北面的防线。于是,王树声同志指挥部队向敌频繁出击,有效地迷惑了敌人。
电台工作顺利开展起来,我军也打开了北进的通路,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却突然病倒了。这个病来势凶猛,持续几天的高烧。烧得我不住地打着寒战。喘气都十分困难,加上呕吐不止,有几次还吐了血,只一两天功夫,我就支持不住了。队里的同志见我一下病得这样厉害,都非常焦急,天天派人守在我的身旁。在东川参军的那个通讯员小黄见我吐了血,更吓得不行。我强打起精神安慰大家说:“我自己觉得还好,你们都不要着急嘛,不要因为我影响了电台的工作。” 可短短一句话,费尽我全身力气。说完,眼前一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是深夜了。只听见身边有人在不停地抽泣着。我听出是小黄守在我的身旁,就吃力地问他:“你不去睡觉,在这里哭什么?” 见我醒过来,小黄又惊又喜,急忙抹去眼角的泪水,笑着说:“好了!好了!你可算醒过来了。” 说着,就端起一只碗,用勺子舀了一点喂到我的嘴里,是熬得稀烂的大米粥。“哪里来的大米?” 我惊奇地问道。他告诉我,是王树声同志送来的。听到我生病的消息,王树声同志非常关心,他来了几次,见我都昏迷不醒,就让人送来了一些大米、白面和很大一块腊肉。这些东西,首长平日都不肯轻易动用,可现在……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我勉强吃了几口稀饭,又呕吐起来,一折腾,我又昏迷过去。这样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有时清醒些,可一点气力也没有。我想,在长征中,多少同志病倒了,就再也没有好起来。现在,虽然不频繁的日奔夜袭了,但环境依然艰苦,而且缺医少药,恐怕是凶多吉少。种种意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我定睛一看,是王树声同志。我动了动嘴唇,说不出话来,他连忙俯下身对我说:“安心养病,别的事情都不要去想,电台同志工作很好,你不用耽心。” 他又和其他几个队里干部轻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第二天,部队离开茂县北上了。行军时,同志们轮换着用担架抬着我。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坐担架,让同志们抬着走,真不是个滋味。躺在担架上,我思想上开始了剧烈的斗争。以后,部队天天行军,环境那样紧张,我自己不能参加工作不说,反而成为大家的负担,这怎么能行呢?可是,同志们告诉我,这不仅是队里的意见,也是王树声同志的命令,他专门嘱咐队里的同志好好照料我,有什么问题要随时向他报告。我听了这话,再也无法说什么。我的心简直被同志们那火热的阶级感情熔化了……。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躺在担架上和同志们一起到了黑水芦花。一到那里,我的病更加重了。同志们焦虑万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也经常跑来看我。到达芦花的第二天,一个四方面军的干部兴奋地跑来说,附近正好有一所四方面军四军的医院。同志们喜出望外,满怀希望地把我抬到了四军的医院里。
医院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上让医生给我诊断。来的是一个老中医,他朝我端详了一下,却踌躇起来,脸上一副为难的表情,可能因为听到别人叫我 “政委”,不知道是个多大的干部,又病得这样重,有些顾虑。医院领导看出他的心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都是自己同志,你大胆治,没有关系。” 这时,那位老先生才给我切了脉,又问了几句病情,很快开了一付药方。
这位老大夫很有本事,我只吃了他两付药,病情就开始好转了。后来,我才知道,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不同,医院中没
本文是袁光同志所写自传体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中的一章。我们刊用时,经作者同意,略有删改。《风烟滚滚的岁月》一书将由战士出版社出版。
二、详细注释
(一)整体背景
作者与作品:袁光(1909—1998),开国少将,长征中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政委。本文节选自其自传体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记录了 1935 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派往四方面军工作的经历,反映了长征中红军的团结与革命情谊。
时间线:文中事件发生在1935 年 6—8 月,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至毛尔盖会议前后,是长征从战略转移到确定北上川陕甘方针的关键阶段。
(二)核心事件与人物注释
1. 懋功会师相关
夹金山: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 4950 米),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此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达维镇:四川小金县下辖镇,是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师的地点(1935 年 6 月 12 日)。
懋功(今小金县):1935 年 6 月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此会师,是长征中两大主力红军的重要会师节点,标志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陈赓(文中误写为 “陈庚”):开国大将,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文中 “端菜被抢” 的细节,体现了红军干部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的作风。
《一只烂草鞋》:红一方面军剧团创作的活报剧,通过讽刺国民党军追剿红军却只捡到烂草鞋的情节,展现红军的英雄气概与敌军的无能,是长征中文艺宣传的典型作品。
2. 两河口会议相关
两河口会议:193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确定长征北上战略的关键会议。
梦笔山: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 4470 米),位于四川马尔康与小金县交界处。
卓克基:四川马尔康县卓克基镇,卓克基土司官寨曾为党中央驻地,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机关在此停留。
军委三局:中革军委第三局,负责红军通信联络工作,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机构,袁光所在的无线电队隶属于该局。
张云逸:开国大将,长征中任中革军委副秘书长、作战局局长,负责军事指挥与通信协调。
周恩来(周副主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中主持红军组织指挥与后勤保障。文中他亲自写介绍信、嘱咐搞好团结,体现了对通信工作的重视与对干部的关怀。
王树声:开国大将,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负责岷江地区的防御与掩护任务,是袁光所在无线电队的配属首长。
3. 战友之间相关
梭磨河:岷江上游支流,流经四川马尔康县,是红军从卓克基到马塘镇的行军路线。
马塘镇:四川马尔康县下辖镇,红四方面军驻地之一,无线电队在此受到热情接待。
钟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接待袁光,体现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同志的友好。
岷江: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流经四川茂县等地,是红四方面军掩护部队的防御区域。
茂县:四川阿坝州茂县,1935 年红四方面军在此驻守,负责掩护中央红军北上。
毛尔盖:四川松潘县毛尔盖镇,1935 年 8 月红军在此召开毛尔盖会议,进一步确定北上战略,并攻克毛尔盖为北上甘南扫清障碍。
胡宗南:国民党军将领,时任第一军军长,是红军北上的主要敌人之一,负责川陕甘边境 “剿共” 任务。
黑水芦花:四川黑水县芦花镇,红军长征中的重要驻地,红一、四方面军曾在此停留休整。
四军医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医院,位于黑水芦花,袁光在此得到老中医治疗,反映了红军缺医少药条件下的医疗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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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1-28 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尽曲折到陕北 *
袁 光
懋功会师
长征路上,我们胜利地翻过夹金山,当夜即在山北达维镇宿营。达维,是藏汉杂居的地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生活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达维的建筑,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居民住的都是石砌的楼房,有的两层,有的三层,当地的喇嘛庙有十几层楼高,显得十分宏伟壮观。
那天傍晚,驻达维的一、四方面军举行了联欢晚会,庆祝两支主力红军会师,气氛极为热烈。第二天,一方面军部队都开向懋功地区,听说是四方面军战友正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无暇欣赏当地风光,就整队出发了。一路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同志们个个精神焕发,高举着红旗向懋功前进。
当我们来到距懋功二、三里的地方,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首长和战士们,已在路旁列队迎接我们。两军战友一见面,欢呼声、军乐声回响不绝。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大家争相拥抱、握手,互致问候,诉说着革命情谊。那种热烈的场面,真是感人至深。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懋功地域集结后,为庆祝两大主力的会合,总政治部在懋功天主堂举行一、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联欢会,并请四方面军干部会餐。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把天主堂挤得满满的。当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首长到来时,“红军万岁!”“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 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震动了整个会场。在热烈的气氛中,毛主席、朱总司令讲了话。毛主席在讲话中号召红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开创革命的新局面。他的讲话,不断被阵阵掌声打断。望着这动人的场面,我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终于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局面,革命获得了转机,这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讲话之后,会餐开始了。每桌八个人,四个菜,虽然都是不大的小碗,却是我们长征以来的一次 “盛宴”。我们痛痛快快地大嚼起来,几碗菜一瞬间就被 “歼灭” 了。我看看周围,几乎桌桌如此。这时,丁耀国长陈庚同志,却像变戏法似地端着两盘菜过来了,边走边炫耀着他的 “战利品”,大概这是他跑到伙房里说了一些好话磨来的。我们毫不客气,围上去把他的菜 “缴获” 过来,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转身又钻到伙房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又弄了两盘菜端出来,大摇大摆地跑到大家中间:“嘿,看吧,这是什么?” 话音未落,手上的菜又被一个突然袭击全部 “歼灭” 了。他措手不及,只好又跑回伙房。他这一套 “表演”,逗得大家阵阵轰笑。这个小插曲,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可是红军干部那种上下平等、亲密无间的好作风,却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会完餐,又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联欢会推向高潮。一方面军的几个剧团,分别演出了一些小剧和歌舞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剧团的同志自己编的,反映的是红军的战斗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活气息浓厚,演员的表演也很生动活泼,吸引了所有观众。其中有一个活报剧《一只烂草鞋》,生动地表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英雄气概和国民党追 “剿” 军的无能,讽刺了蒋介石追 “剿” 红军,追来 “剿” 去,只拣到了一双红军丢下的烂草鞋。这个小剧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得人肚子疼。各种演唱和舞蹈,也非常精彩,四方面军的干部更是个个聚精会神,极口称赞。欢乐热闹的晚会,持续到半夜,我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那几天,不论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都是喜气洋洋,两支主力的胜利会师,使大家看到了胜利的前景。
我们在懋功停留期间,是第一次获得的一个休整机会。部队在懋功休整四天,使大家消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同时,也根据新地区的特点,进行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
这时,我们无线电队奉命回到了军委三局,伍永福政委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先好好休息一下,现在两支主力会师了,以后的工作就要更忙了。你们也要准备去执行新的任务。” 我想,我们这部电台虽然单独行动了一个时期,可长征中谁不是天天走路、打仗呢?何况,现在军委一定在考虑新的作战计划,更好地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怎么能休息呢?我就对伍政委说:“我们早休息好了,有什么任务就快交给我们吧,保证完成!” 伍政委笑着在我肩头捶了一拳:“你这个人呀,心太好了,有了任务跑不了你们的。现在,还是要好好休息。”
不久,我们从懋功出发北上,经过两河口,又翻越梦笔山,到达了梭磨河边的卓克基。听说,党中央在两河口开了一个会,决定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川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当时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形势。这个消息,使我们都感到十分振奋。很快,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传达下来。决定中指出,为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必须先打击北面的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保证主力胜利进至甘南。决定还指出:现在我军控制下的大小金川流域,不利于红军大部队的活动与发展,只应留下小部队在此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定正确地指明了北上是红军唯一有利的方向。
我们在卓克基休息一夜。翌日,伍政委告诉我:“就要交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了。” 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问他:“伍政委,让我们去哪里?” 他偏偏不告诉我,只是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军委作战局张云逸局长要当面向你交待。” 我一听,心里猜到了七、八分,没有多问,便向军委驻地跑去。
军委就在卓克基的一个喇嘛庙里。我到了那里以后,一个警卫员把我引进庙内,张云逸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对身旁一个正在伏案工作的同志说:“周副主席,袁光同志来了。” 我一看,可不是,周副主席也在这里办公。他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我毫无思想准备,心里怦怦跳个不停,向周副主席行个礼,大声说:“周副主席好!” 长征中,我从遵义出发后,最后一次见到周副主席是在三渡赤水河的时候。那时,部队行动很紧张,在仁怀县城,几支部队都赶到一个路口,一时拥挤不堪,周副主席亲自到路口去指挥,他让机关、后勤部队靠在路边,很快把野战部队调过了路口,短短一刻钟,十分拥挤的情形变得井井有条了。现在,周副主席比那时又瘦多了,听说他一直带病行军、指挥,十分劳累,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倦意。周副主席让我在他身旁坐下,亲切地问长问短,使我的紧张和拘束,被他热情和蔼的态度驱散得一干二净。不一会,张云逸同志拿着一张写好的介绍信走到我面前,郑重地对我说:“我们决定派你们无线电分队到四方面军去工作。” 我没等说话,周副主席伸手把介绍信接过去,看了一下,脸色严肃起来,对张云逸同志说:“不能这样写嘛!” 说着,他亲自用毛笔在一张白纸上为我写起介绍信来。写好之后,他把介绍信交给我,我接过来着了一下,信上写着:
“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
兹介绍政委袁光同志率电台一部去你部工作……”
看着周副主席庄重清秀的字迹,我感到了这一张介绍信的分量。我把介绍信收好,正举手要向首长们敬礼告辞时,周副主席打着手势让我停一下:“袁政委,等等。” 他拉住我的手,一字一顿地说:“你到四方面军去工作,是总部再三研究过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有各的特点,两个部队的作风也不大一样。你去之后,一定要尊重四方面军的同志,注意搞好团结,把关系处理好。” 我听着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嘱咐,心里热乎乎的。周副主席日夜为革命、为红军的胜利而操劳,有多少大事在等着他处理,对我们一部电台去四方面军工作,却想得这样周到,连介绍信都要亲自写好,这个行动本身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坚定地向周副主席表示:“我一定把首长的指示传达给同志们,到四方面军以后,我保证搞好团结,努力工作,决不辜负总部首长的期望!” 听了我的话,周副主席和张云逸局长都满意地点点头笑了。
回去后,我向伍政委报告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伍政委很有感触地说:“周副主席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你要把这个指示很好地传达给同志们。” 接着,伍政委同我一起确定了无线电队的人员。我记得,台长刘俊英同志,是马来西亚归国的华侨,报务员是郭执中、龚兴贵,机务员是刘五华,技工是钟招龙,全队有一百多个同志。我向队里的干部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大家对于去四方面军工作,都感到是一个光荣。周副主席对我们无线电队的亲切关怀,成为全队的动力,同志们积极做好出发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战友之间
六月下旬,我们无线电队离开三局,到四方面军报到。从卓克基出发,沿着波涛滚滚的梭磨河上行,当晚我们即到达了马塘镇。驻在那里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一见我们的电台来了,纷纷跑出来迎接。他们很快为我们安排好宿营地,在整洁的房屋里搭起了铺板,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开水,我们都感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对同志象一团火,个个心里热乎乎的。我一坐下,几位四方面军的干部就围拢过来,我们彼此虽不相识,却一见如故,好不亲热。正当我们谈得起劲的时候,一个通讯员走到我的面前,正正规规地向我敬个礼说:“袁政委,首长请你去谈话。” 见我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摸不着头脑,那几名干部告诉我,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钟伟同志知道我们来了,要请我去谈话。
我急忙随着通讯员来到了一座石头围墙的院子,钟伟同志已经在门口等我了。我和钟伟同志初次见面,可是他谈笑风生,那样热情诚恳,叫人没有丝毫的拘束。他问过我们无线电队的情况后,满面堆笑地对我说:“我们欢迎一方面军的同志来这里工作。你们电台配属给王树声副总指挥,负责保证岷江地区部队的通信联络,这是很重要的,相信你们一定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代表全队同志表示了决心,也希望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把我们当作客人。钟伟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呵,我们大家就是一家人嘛,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着呢。” 这时,通讯员进来告诉钟伟同志该开饭了,他说:“先谈到这里,我们该吃饭了,要不肚子会提意见喽。” 说着,炊事员已端上饭菜。两盘用牛、羊肉炒的野芹菜,还有白晶晶的大米饭,显然是特地款待我的,真没有想到啊!这一来,反而使我过意不去,心里有些忐忑不安:红军进入藏族区域以来,困难与日俱增。藏民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恫吓,以及反动头人的裹胁,大都逃避得不见踪影,红军有钱买不到东西,给养发生恐慌,一日两餐青稞、玉黍、荞麦也没有保证,不少部队常常只能吃个半饱。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我却受到这样盛情的招待,真使我感到四方面军同志对我们一方面军的尊重和友爱。吃着饭,钟伟同志一个劲往我碗里夹菜,更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他笑着说:“你们辛苦了,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今后都在一起工作,就不要再分彼此了。”
第二天,我们辞别了钟伟同志,赶向王树声同志所在的茂县。一道曲折奔流的河水,一直盘绕在路旁,听说这就是岷江了。这里的风光,和我们过去所到之处相比,真是有一种迥然不同的特色,沿途山峰奇伟,林木秀丽,含抱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这时虽然已是初夏,此地气候却凉爽宜人,一连几天的行军,并不令人感到疲劳。我们经过理县,沿岷江而下,即到达了茂县。这里是川北山林间一块很大的平坝子,土质肥沃,相当富饶。当地群众用风车磨面,生活习俗比较接近南方。
王树声同志热情欢迎我来到这个部队工作。他告诉我,在岷江两岸共有四方面军万余人,主要任务是钳制岷江东北方向的敌军,掩护北上的主力歼灭毛尔盖、松潘之胡宗南主力。整个掩护部队,只有我们一部电台,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到达茂县,我们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时,我军北上部队开始了攻克毛尔盖的战斗,军委电令岷江两岸掩护部队积极活动,使胡宗南不能抽调兵力加强北面的防线。于是,王树声同志指挥部队向敌频繁出击,有效地迷惑了敌人。
电台工作顺利开展起来,我军也打开了北进的通路,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却突然病倒了。这个病来势凶猛,持续几天的高烧。烧得我不住地打着寒战。喘气都十分困难,加上呕吐不止,有几次还吐了血,只一两天功夫,我就支持不住了。队里的同志见我一下病得这样厉害,都非常焦急,天天派人守在我的身旁。在东川参军的那个通讯员小黄见我吐了血,更吓得不行。我强打起精神安慰大家说:“我自己觉得还好,你们都不要着急嘛,不要因为我影响了电台的工作。” 可短短一句话,费尽我全身力气。说完,眼前一黑,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已是深夜了。只听见身边有人在不停地抽泣着。我听出是小黄守在我的身旁,就吃力地问他:“你不去睡觉,在这里哭什么?” 见我醒过来,小黄又惊又喜,急忙抹去眼角的泪水,笑着说:“好了!好了!你可算醒过来了。” 说着,就端起一只碗,用勺子舀了一点喂到我的嘴里,是熬得稀烂的大米粥。“哪里来的大米?” 我惊奇地问道。他告诉我,是王树声同志送来的。听到我生病的消息,王树声同志非常关心,他来了几次,见我都昏迷不醒,就让人送来了一些大米、白面和很大一块腊肉。这些东西,首长平日都不肯轻易动用,可现在…… 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我勉强吃了几口稀饭,又呕吐起来,一折腾,我又昏迷过去。这样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有时清醒些,可一点气力也没有。我想,在长征中,多少同志病倒了,就再也没有好起来。现在,虽然不频繁的日奔夜袭了,但环境依然艰苦,而且缺医少药,恐怕是凶多吉少。种种意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
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我定睛一看,是王树声同志。我动了动嘴唇,说不出话来,他连忙俯下身对我说:“安心养病,别的事情都不要去想,电台同志工作很好,你不用耽心。” 他又和其他几个队里干部轻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第二天,部队离开茂县北上了。行军时,同志们轮换着用担架抬着我。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坐担架,让同志们抬着走,真不是个滋味。躺在担架上,我思想上开始了剧烈的斗争。以后,部队天天行军,环境那样紧张,我自己不能参加工作不说,反而成为大家的负担,这怎么能行呢?可是,同志们告诉我,这不仅是队里的意见,也是王树声同志的命令,他专门嘱咐队里的同志好好照料我,有什么问题要随时向他报告。我听了这话,再也无法说什么。我的心简直被同志们那火热的阶级感情熔化了……。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躺在担架上和同志们一起到了黑水芦花。一到那里,我的病更加重了。同志们焦虑万分,四方面军的同志,也经常跑来看我。到达芦花的第二天,一个四方面军的干部兴奋地跑来说,附近正好有一所四方面军四军的医院。同志们喜出望外,满怀希望地把我抬到了四军的医院里。
医院的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上让医生给我诊断。来的是一个老中医,他朝我端详了一下,却踌躇起来,脸上一副为难的表情,可能因为听到别人叫我 “政委”,不知道是个多大的干部,又病得这样重,有些顾虑。医院领导看出他的心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都是自己同志,你大胆治,没有关系。” 这时,那位老先生才给我切了脉,又问了几句病情,很快开了一付药方。
这位老大夫很有本事,我只吃了他两付药,病情就开始好转了。后来,我才知道,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不同,医院中没
本文是袁光同志所写自传体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中的一章。我们刊用时,经作者同意,略有删改。《风烟滚滚的岁月》一书将由战士出版社出版。
二、详细注释
(一)整体背景
作者与作品:袁光(1909—1998),开国少将,长征中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政委。本文节选自其自传体回忆录《风烟滚滚的岁月》,记录了 1935 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派往四方面军工作的经历,反映了长征中红军的团结与革命情谊。
时间线:文中事件发生在1935 年 6—8 月,即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至毛尔盖会议前后,是长征从战略转移到确定北上川陕甘方针的关键阶段。
(二)核心事件与人物注释
1. 懋功会师相关
夹金山: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 4950 米),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此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达维镇:四川小金县下辖镇,是红一、四方面军首次会师的地点(1935 年 6 月 12 日)。
懋功(今小金县):1935 年 6 月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此会师,是长征中两大主力红军的重要会师节点,标志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陈赓(文中误写为 “陈庚”):开国大将,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文中 “端菜被抢” 的细节,体现了红军干部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的作风。
《一只烂草鞋》:红一方面军剧团创作的活报剧,通过讽刺国民党军追剿红军却只捡到烂草鞋的情节,展现红军的英雄气概与敌军的无能,是长征中文艺宣传的典型作品。
2. 两河口会议相关
两河口会议:1935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确定长征北上战略的关键会议。
梦笔山: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二座大雪山(海拔 4470 米),位于四川马尔康与小金县交界处。
卓克基:四川马尔康县卓克基镇,卓克基土司官寨曾为党中央驻地,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机关在此停留。
军委三局:中革军委第三局,负责红军通信联络工作,是红军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机构,袁光所在的无线电队隶属于该局。
张云逸:开国大将,长征中任中革军委副秘书长、作战局局长,负责军事指挥与通信协调。
周恩来(周副主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中主持红军组织指挥与后勤保障。文中他亲自写介绍信、嘱咐搞好团结,体现了对通信工作的重视与对干部的关怀。
王树声:开国大将,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负责岷江地区的防御与掩护任务,是袁光所在无线电队的配属首长。
3. 战友之间相关
梭磨河:岷江上游支流,流经四川马尔康县,是红军从卓克基到马塘镇的行军路线。
马塘镇:四川马尔康县下辖镇,红四方面军驻地之一,无线电队在此受到热情接待。
钟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接待袁光,体现了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同志的友好。
岷江: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流经四川茂县等地,是红四方面军掩护部队的防御区域。
茂县:四川阿坝州茂县,1935 年红四方面军在此驻守,负责掩护中央红军北上。
毛尔盖:四川松潘县毛尔盖镇,1935 年 8 月红军在此召开毛尔盖会议,进一步确定北上战略,并攻克毛尔盖为北上甘南扫清障碍。
胡宗南:国民党军将领,时任第一军军长,是红军北上的主要敌人之一,负责川陕甘边境 “剿共” 任务。
黑水芦花:四川黑水县芦花镇,红军长征中的重要驻地,红一、四方面军曾在此停留休整。
四军医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医院,位于黑水芦花,袁光在此得到老中医治疗,反映了红军缺医少药条件下的医疗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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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思考
袁光回忆录《历尽曲折到陕北》1935 年 6—8 月时间线与关键事件对照表
说明:原文无精确具体日期,按事件发展阶段梳理,结合长征历史背景补充核心战略信息,所有内容均对应回忆录原文情节。
时间阶段        关键事件        核心细节 / 人物 / 地点        战略 / 情节意义
1935 年 6 月上旬        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红一、四方面军达维镇首次会师        地点:夹金山(红军长征第一座大雪山)、达维镇(四川小金县)
细节:先头部队会师后当晚举行联欢晚会,藏汉杂居的达维镇有特色石砌楼房、喇嘛庙        两大主力红军首次会合,中央红军摆脱长期围追堵截,长征迎来重要转机
1935 年 6 月中旬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主力会师,召开全军干部联欢会        地点:懋功(今四川小金县)天主堂
人物:毛泽东、朱德、陈赓(原文误作陈庚)
细节:千余人干部联欢会,毛、朱讲话号召两军团结;陈赓端菜被战士 “缴获”,体现官兵平等;文艺演出上演活报剧《一只烂草鞋》;部队在懋功休整 4 天,开展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        正式实现两大主力会师,提振全军士气;通过联欢会、休整完成会师后的初步思想与队伍整合
1935 年 6 月中旬末 - 下旬初        部队北上途经两河口、梦笔山,两河口会议召开,抵达卓克基        地点:两河口、梦笔山(红军长征第二座大雪山)、卓克基(四川马尔康)
细节:无线电队归建军委三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核心战略,明确需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        确定长征北上的关键战略方针,结束会师后战略方向的争议,为后续行动划定核心目标
1935 年 6 月下旬        袁光在卓克基领命,无线电队被调往红四方面军工作        地点:卓克基军委驻地(喇嘛庙)
人物:周恩来、张云逸、袁光、王树声
细节:张云逸传达调令,周恩来亲自写介绍信并再三嘱咐搞好两军团结;确定无线电队人员(台长刘俊英等百余人),全队积极准备出发        落实两河口会议的军事部署,通过通信力量调配保障两军协同作战;周恩来的嘱咐为两军协作奠定团结基础
1935 年 6 月下旬(后续)        无线电队赴四方面军报到,马塘镇受到热情接待        地点:梭磨河沿岸、马塘镇(四川马尔康)
人物:袁光、钟伟(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
细节:沿梭磨河上行至马塘镇,四方面军为电台安排宿营、送热水;钟伟接见袁光,明确电台配属王树声,负责岷江地区通信联络        无线电队顺利融入四方面军,实现通信力量的落地部署;体现两军战友间的深厚情谊与协作意愿
1935 年 7 月 - 8 月上旬        无线电队抵达茂县开展工作,四方面军岷江部队掩护主力北上        地点:理县、岷江沿岸、茂县(四川阿坝州)
人物:袁光、王树声(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细节:经理县沿岷江抵茂县,王树声明确任务:率万余人钳制岷江东北敌军,掩护主力攻克毛尔盖、松潘;电台配合部队频繁出击,迷惑胡宗南部,阻止其增援北线        有效落实北上战略的掩护任务,通过钳制敌军为主力攻克毛尔盖、打开北进通路创造条件;无线电队完成首次实战通信保障
1935 年 7 月 - 8 月上旬        袁光在茂县突发重病,获四方面军首长与战友全力照料        地点:茂县
人物:袁光、王树声、通讯员小黄
细节:袁光高烧吐血、昏迷不醒,王树声送来大米、腊肉等稀缺物资,多次探望;战友日夜守照料,小黄悉心陪护        体现红军内部的阶级情谊与官兵一致;展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友间不分彼此、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
1935 年 8 月上旬        部队北上黑水芦花,袁光在四方面军四军医院接受治疗并好转        地点:黑水芦花(四川黑水县)、四方面军四军医院
细节:部队离开茂县北上,同志们轮换抬担架护送袁光;四军医院老中医克服顾虑为其诊治,服两服药后病情显著好转        在长征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红军医院实现基本医疗保障;袁光病情好转为后续继续开展通信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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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搜索并详细注释一方面军电台工作人员曾庆谅、刘俊英、朱忠桥、李金水、 李鳌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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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电台工作人员详细注释
一、曾庆谅(曾庆良)—— 开国少将,西路军无线电英雄
基本信息
原名:曾庆谅,后改名曾庆良
出生:1917 年,江西省于都县人
入党:1933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加入共青团)
职务:红一方面军红 1 军团电台报务员,军委电台报务员、队长,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西路军电台报务员
军衔:1961 年晋升为开国少将
生平事迹
少年参军:14 岁(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军通信学校第 7 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16 岁加入组织
懋功会师后:随袁光率领的无线电分队调往红四方面军工作,负责通信联络
西路军征战:任西路军电台队长,与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等带着电台随红 9 军军长孙玉清行动
被俘后的特殊贡献:1937 年 3 月在祁连山被俘,假意投靠马步芳部队,担任西宁电台报务员。期间,他将马步芳收到的蒋介石关于 "务必全歼李先念部" 的绝密电报扣压 4 天,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救下上千条红军生命
回归组织:在红军电台工程师刘景炎(同为俘虏)的帮助下,最终回到革命队伍
后续任职:抗战胜利后,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等职
历史意义
曾庆良的经历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守信仰、机智勇敢的典型代表。他在被俘期间的特殊贡献,展现了红军战士即使身处险境,仍不忘革命使命的崇高精神。他的故事也成为红军通信史上的一段传奇,体现了无线电通信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二、刘俊英 —— 马来西亚归侨,西路军电台队长
基本信息
身份:马来西亚归国华侨,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台长(袁光回忆录中记载)
职务: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台长,西路军总部电台队长
主要活动时期:1934-1937 年(长征及西路军时期)
生平事迹
归侨参军: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参加红军,懋功会师后被任命为袁光率领的无线电分队台长,全队有一百多个同志,包括报务员郭执中、龚兴贵,机务员刘五华,技工钟招龙等
调往四方面军:1935 年 6 月下旬,随袁光从卓克基出发前往四方面军报到,负责岷江地区部队的通信联络
西路军苦战:1936 年 11 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任总部电台队长,带领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
祁连山被俘:1937 年 3 月,在康隆寺战役后,与其他 5 名电台工作人员(刘玉庭、曾庆良、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在祁连山被马家军搜山骑兵发现并俘虏
后续情况:关于他被俘后的详细经历,史料记载较少,但他作为归侨参加红军并担任重要通信职务的经历,体现了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历史意义
刘俊英作为马来西亚归侨,放弃海外生活回国参加革命,展现了海外华侨的爱国情怀。他在长征和西路军时期担任电台队长,为红军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经历也反映了红军通信队伍的多元化,以及无线电通信在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作用。
三、朱忠桥(可能为朱忠春)—— 红军无线电学员,西路军幸存者
基本信息
姓名辨析:用户提供的 "朱忠桥" 可能是史料记载中的 "朱忠春"(同音不同字),是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员
职务: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电台工作人员
主要活动时期:1934-1937 年(长征及西路军时期)
生平事迹
学习与工作:参加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电台工作,与周维等是同学
西路军经历:随西路军行动,在祁连山战斗中与部队失散
回归组织:在援西军的帮助下,最终回到革命队伍,与其他西路军幸存干部方强、秦基伟、徐立清等在援西军政治部招待所重逢
历史意义
朱忠春(朱忠桥)作为红军无线电通信队伍的基层工作人员,在长征和西路军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工作,体现了红军通信人员不畏艰险、坚守岗位的精神。他的经历也反映了西路军失败后,许多红军战士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寻找组织、回归革命队伍的顽强意志。
四、李金水 ——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学员,学习成绩优异的通信骨干
基本信息
身份: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电台工作人员
主要活动时期:1933-1934 年(中央苏区反 "围剿" 及长征初期)
特点:学习成绩突出,被称为 "我们 5 个人中学习成绩最好的"
生平事迹
无线电培训:参加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时间不到半年,毕业后分配到总台实习,总台台长为王诤,政委为伍云甫
分配工作:实习后被调到二分队工作,与其他 4 名同志一起负责电台通信任务
长征中的贡献: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为红军在长征中的战略转移提供通信保障
历史意义
李金水作为红军早期培养的无线电通信骨干,代表了红军通信队伍中众多默默奉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的学习经历反映了红军在艰苦条件下重视通信人才培养的战略眼光,而他在工作中的优异表现,则体现了红军通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无线电通信作为红军的 "千里眼" 和 "顺风耳",在长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金水等通信人员的贡献功不可没。
五、李鳌鱼 —— 信息待考的红军无线电人员
基本信息
姓名辨析:"李鳌鱼" 这个名字在现有红军无线电通信人员史料中记载较少,可能存在以下情况:
名字误写:可能是 "李鳌余"、"李敖鱼" 或其他同音不同字的名字
基层工作人员:可能是红军电台的摇机员、技工等基层工作人员,史料记载相对较少
地方红军人员:可能是红一方面军下属地方部队的无线电人员,而非中央军委或军团直属电台工作人员
历史背景推测
红军无线电队伍构成:红军无线电队伍包括报务员、机务员、摇机员、技工等多个岗位,除了少数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有详细记载外,许多基层工作人员的名字和事迹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长征中的牺牲与失散:在长征和西路军征战中,许多红军无线电人员牺牲或失散,导致部分人员信息缺失
史料记录的局限性: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红军的史料记录并不完整,一些基层人员的名字可能出现拼写错误或记录不全的情况
建议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李鳌鱼的详细信息,建议查阅以下资料: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名册和分配记录
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电台的人员档案
西路军无线电人员的相关史料
可能存在的地方党史或回忆录中关于红军电台人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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