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金星收费站：不是高速的国道，为何收费这么贵这么长？

時代傳媒號

▲南部县金星收费站

历史合约羁绊前路，公益诉求呼唤通达。

四川省南部县国道G245线上的金星收费站，依据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BOT协议及省级批复，合法拥有至2028年9月30日的收费权，当前对南部往南充方向小车收费11元/次。尽管南部县政府已提出取消收费并补偿企业的方案，但因双方就具体补偿金额存在重大分歧，协商陷入僵局，省市级交通部门正在协调中。该案例凸显了早期公路建设BOT模式与当下强化国道公益属性、降低社会通行成本诉求之间的深刻矛盾，成为一项涉及历史契约、企业权益、公共财政与民众利益的复杂治理难题。

在连接四川省南部县与南充市顺庆区的国道G245线上，金星收费站犹如一个时代的“遗存”，持续向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近日，成都市民杨先生反映：质疑这条国道为何仍在收费，且费用在上涨。这并非个例，关于金星收费站“该不该收”、“何时取消”的争议，已伴随这条公路多年，成为困扰当地民众与管理部门的一道难题。

“国道为啥还要收费？”民众质疑声起

“2023年11月底还是3元，2024年1月份就涨到了11元。”杨先生的困惑代表了许多车主的心声。在他们看来，国道作为非高速公路，其建设和养护本应主要由公共财政承担，长期设立收费站并收取不菲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也与“还路于民”的期待相悖。此外，杨先生还指出这段路上周边存在“脏乱差”现象，进一步影响了国道形象和行车体验。

金星收费站位于南部县太洪村，其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末。1998年，为改造提升路况，南部县政府通过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授权四川某路业公司投资建设国道该南部段。该站于2001年2月1日正式获四川省交通厅批复开始收费，初始小车收费标准即为每次11元。后经2004年川交公路〔2004〕226号文件确认，收费期限定为27年8个月，即从2001年2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

政策调整与单向收费：争议中的平衡

在二十余年的运营中，收费政策并非一成不变。2013年8月1日前，该站实行双向收费。此后，为缓解舆论压力和部分通行矛盾，调整为仅对从南部县前往南充顺庆方向的车辆单向收费，反方向则免费通行。目前，小型客车收费标准为11元/次，大型货车、半挂车等则按车次实行更高收费。站内配备了高清电子抓拍系统，以查处逃费车辆，维持基本运营秩序。

尽管如此，公众的质疑并未平息。核心矛盾在于，随着国家路网体系的完善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的阶段性演进，公众对于普通国道收费的容忍度已大幅降低。特别是当收费年限已进入“下半场”，甚至超过20年后，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更受拷问。

政企博弈与僵局：取消收费为何这么难？

事实上，取消收费的进程已经启动，但阻力重重。根据材料披露，截至2023年9月，由于该公路收费年限已超20年，依据《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其收费权已无法进行市场转让。南部县政府曾提出“取消收费权并给予企业相应补偿”的方案，旨在提前结束收费，回应民意。

然而，这一善意的方案却在执行层面遭遇了“拦路虎”——补偿金额。政府与企业就此存在较大分歧，导致协商陷入僵局。四川某路业司作为投资方，其权益依据BOT协议和省级批复文件受到法律保护，在未就补偿达成一致前，其继续收费的行为具有合同与政策依据。目前，省、市交通部门正在介入协调，以期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具体时间表尚不明确。

困局背后：BOT模式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挑战

金星收费站的困局，是特定历史时期交通建设融资模式与当下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矛盾的缩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引入社会资本通过BOT模式建设公路，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金星收费站所在的国道改造工程亦得益于此。这种模式在当时对改善路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时移世易，随着国家财力增强和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普通国道的公益属性被不断强调。长期收费不仅加重民众负担，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区域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如何依法依约保障社会投资方的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智慧的一道精细考题。

未来何解：寻求公共利益与契约精神的平衡点

金星收费站的去留，已不是简单的“撤”或“留”的二元选择，而是如何在法治框架下，平衡历史契约、企业利益、公共财政与民众诉求的复杂工程。可能的路径包括：上级政府加大协调或资金支持力度，推动政企双方就补偿方案达成妥协；深入审计和评估，厘清投资回报实际情况，为协商提供公允依据；或探索其他置换、补偿方式，换取收费站的提前撤销。

民意期盼清晰可闻：一条畅通无阻、整洁美观的国道，更能服务于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金星收费站的故事，终将写下结局。这个结局，不仅关乎一个收费站的存废，更关乎对一段历史的妥善交代，以及对未来公共治理方式的生动诠释。公众在等待，等待国道真正归于其“公”的本质，等待出行之路更加顺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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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评 | 金星收费站：是时候给国道“减负”了

一条国道，一座收费站，收了二十多年的费，如今仍因“合同未到期”而继续向过往车辆伸手。四川南部县的金星收费站，近日因市民投诉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也将一个老生常谈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摆在面前：普通国道长期收费的合理性边界何在？公共利益与历史契约发生冲突时，该如何优先排序？

不可否认，金星收费站有其历史成因。上世纪九十年代，地方政府通过BOT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改造国道，是克服资金瓶颈的务实之举，为当时的路况改善和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协议、省级部门的批复，共同构成了其收费合法性的来源。尊重契约精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时过境迁，评判的标准亦需与时俱进。国道，顾名思义，是国家干线公路，其核心属性是基础性、公益性和服务性。当一条国道被收费站“分段切割”长达数十年，其公共服务的成色难免大打折扣。民众为每一次短途通行支付费用，不仅增加了生产生活成本，也在心理上形成了“梗阻感”。这与当下国家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的宏观导向，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体验的向往，存在明显落差。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收费期限进入倒计时，政企之间因补偿问题陷入僵局时，公共利益实际上处于一种“等待耗损”的状态。企业依据合同收费虽合法，但长达27年多的收费期在当下看来是否显失公平？地方政府财力今非昔比，却仍困于历史合同难以“回购”公共路权，这反映出早期BOT项目在期限设定和退出机制上可能存在的粗疏。如今，收费权因年限问题无法转让，企业也面临资产价值僵化困境，这其实是一种“双输”。

破解僵局，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智慧。首先，上级交通主管部门应更积极地介入协调，必要时可考虑引入第三方评估，对企业的实际投资、合理回报进行精准核算，为双方提供一个公允的谈判基准，打破补偿金额上的“拉锯战”。其次，可探索创新解决方案，例如以资源置换、政策优惠等方式，弥补企业的预期收益，换取收费站的提前撤销。归根结底，是要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

金星收费站如同一面镜子，照见的是过去发展模式与当前治理理念的碰撞。给国道“减负”，就是给民生“减压”，给经济“增效”。我们不能永远困在过去签订的合同里，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寻求破解之道。让国道真正畅通无阻，是民之所盼，亦是政之所向。是时候下定决心，推动这一页早日翻篇了。（來源/東華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