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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袁竹的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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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6 0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划破文学夜空的隐匿星辰 ―――评袁竹的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李栎
引言:被忽视的文学珍宝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璀璨星空中,张俊彪的名字宛如一颗隐匿在云雾背后的星辰,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却长久以来未得到应有的瞩目。他的创作生涯横跨多个领域,作品数量颇丰,思想内涵深刻,然而,在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他却常常被边缘化,成为一个若隐若现的模糊剪影。袁竹的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作家网”2026年1月22日连载)恰似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为我们照亮了这片被忽视的文学领域,为重新认识张俊彪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深度。
张俊彪的创作轨迹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陇东黄土高原的质朴乡村,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特区,他的作品承载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记忆以及人性的光辉与挣扎。他的笔下,既有对革命历史的深情回望,如《鏖兵西北》《血与火》等作品,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也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在《幻化》三部曲等作品中,探讨了人性、命运、权力等宏大主题,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精神困境与追求。然而,这样一位创作成果丰硕、思想深邃的作家,为何在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这一问题不仅引发了我们对张俊彪个人创作的关注,更促使我们反思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与局限。袁竹的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是对张俊彪个人创作的一次全面梳理与深入剖析,更是对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一次大胆挑战与创新。
一、《张俊彪论》:研究范式的革新
(一)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
在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往往呈现出一种 “单向度批评” 的模式,就像用单一的滤镜去审视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与作家创作的复杂脉络。而袁竹的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宛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散了传统研究范式的阴霾,带来了一种全新的 “多维测绘” 学术范式,为张俊彪研究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袁竹构建的这种立体分析框架,融合了 “文本考古学、语境还原术、跨文体诗学、文化地理学” 等多种元素,犹如搭建了一座四通八达的立交桥,使研究者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接近和理解张俊彪的创作。这种框架的革新性,不仅仅是方法的叠加,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它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单一视角的局限,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研究的无限可能。
(二)动态的文本考古
袁竹在研究张俊彪的作品时,并不满足于在作品的表面徘徊,而是如一位执着的考古学家,深入到作品的 “生成现场”。他对张俊彪的手稿、笔记、修订痕迹等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试图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挖掘出创作的秘密,揭示纪实与虚构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辩证关系。
以张俊彪的革命传记《鏖兵西北》为例,这部作品以其严谨的史料著称,仿佛是一座坚固的历史堡垒,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记忆。然而,袁竹通过对修改稿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其中隐藏的文学化润色痕迹。这些痕迹就像是在历史的缝隙中生长出的诗意之花,为这部看似严肃的革命传记增添了别样的魅力。那些叙事节奏的精心安排,如同音乐中的旋律,时而激昂,时而舒缓,引领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心理独白的巧妙运用,则像一束束明亮的光线,照亮了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使他们不再是刻板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个体。这种对创作过程的还原,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作品是如何从最初的素材积累,经过作者的精心雕琢,最终成为一件文学艺术品的。它也打破了 “历史书写必须剔除文学想象” 的刻板认知,让我们认识到历史与文学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交融、相互成就的。
(三)空间辩证法的引入
袁竹将空间辩证法引入对张俊彪的研究,提出了 “垂直时间” 与 “水平时间” 的对话模型,为我们理解张俊彪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个模型中,陇东的 “垂直时间” 象征着历史的沉积与循环,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根系深深扎根于土地之中,每一圈年轮都记录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深圳的 “水平时间” 则代表着现代性的线性扩张,它充满了活力与创新,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向着未来不断前行,带来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
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正是这两种时间观碰撞的文学结晶。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上,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生命的坚韧,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每一阵风沙都裹挟着岁月的记忆;而当他来到深圳,又被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所包围,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探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这种时空的交织与碰撞,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内心的精神矛盾与挣扎。
通过这种空间辩证法的分析,袁竹超越了地域文学研究的狭隘视角,将空间转化为解读中国现代化精神矛盾的关键符码。他让我们看到,地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幻化》三部曲不再仅仅是一部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史诗,它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深刻的启示。
二、“幻化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升华
(一)理论的独特建构
在当代文学的理论版图中,袁竹提出的 “幻化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论宛如一颗璀璨的新星,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对张俊彪创作的理解之路。这一概念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是袁竹在深入研究张俊彪作品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美学的一次深刻反思与大胆创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张俊彪文学世界核心的大门。
与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派等文学流派相比,“幻化现实主义” 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魔幻现实主义,以拉丁美洲的文学创作为代表,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常常将客观现实与以某种信仰或观念意识为基点的主观真实相交融,运用夸张、怪诞、象征、打破时空界限等手法来进行非理性描写,营造出一种光怪陆离、似真似幻的文学世界,其 “魔幻” 元素往往带有浓郁的民间传说和神秘色彩,是对拉丁美洲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一种艺术表达。先锋派则更侧重于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探索,追求创新和实验,常常打破传统的文学规范和叙事方式,以激进的姿态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观念,其作品往往充满了先锋性、实验性和探索性,关注的是文学本身的可能性和边界。
而 “幻化现实主义” 的核心,在于现实基座上的超验飞翔和东方哲思的现代化转换。它既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对民间传说的依赖,也不同于先锋派对形式技巧的极端追求,而是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通过对超验维度的探索,以及对东方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实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哲学升维。这种独特的理论建构,使 “幻化现实主义” 在当代文学的理论谱系中独树一帜,为我们理解张俊彪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二)现实基座上的超验飞翔
张俊彪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横跨在现实与超验的两岸。在长篇小说《现实与梦幻》(又名《曼陀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如何以扎实的社会细节为基底,搭建起这座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这部作品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为背景,细腻地描绘了官场生态的复杂微妙、乡土伦理变迁的波澜起伏,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仿佛是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故事。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触摸到社会变革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然而,张俊彪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复制,他巧妙地运用梦境、象征、神话结构等手法,为作品注入了超验的元素,使作品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主人公东方慧在地狱、人间、天堂的游历,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冒险。在地狱中,他目睹了人性的丑恶与黑暗,那些被贪婪、欲望、权力扭曲的灵魂在痛苦中挣扎,发出绝望的呼喊,这是对现实社会中种种弊端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批判;在人间,他经历了尘世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这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天堂,他追寻着精神的寄托与升华,试图探寻生命的真谛与宇宙的奥秘,这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这种三界游历的叙事结构,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虚构,而是一种对现实本质的隐喻性解剖。通过这种方式,张俊彪让读者超越了现实的表象,深入到精神世界的幽暗地带,去思考那些关于存在、人性、命运的深刻问题。
袁竹指出,这种 “幻化” 实为对现实本质的更深层抵达。当我们生活在经验世界中,往往被各种表象所迷惑,难以触及到现实的本质。而张俊彪通过超验维度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更高的层面去审视现实,理解现实背后的深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幻化现实主义” 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对现实的认知方式,它让我们看到,现实并非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多面性,只有通过对超验维度的探索,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现实的本质。
(三)东方哲思的现代化转换
张俊彪的 “幻化” 创作,深深扎根于东方哲学的肥沃土壤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思想深度。在《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中,人物命运与自然节律的呼应,宛如一首和谐的交响曲,奏响了 “天人合一” 的古老旋律。书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与自然界的四季更替、风雨变幻紧密相连。春天的生机勃勃象征着希望与新生,秋天的落叶飘零暗示着命运的无常与衰落,这种呼应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是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在东方哲学中,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人的命运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张俊彪通过这种细腻的描写,将这种古老的哲学观念融入到作品中,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
同时,作品中对 “因果轮回” 观念的运用,也为人物的命运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和宿命感。书中的人物,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往往会带来相应的后果,这种因果关系贯穿于整个作品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链条。一个人的善良行为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得到回报,而一个人的恶行也必将受到惩罚,这种观念虽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在张俊彪的笔下,它更多地是一种对人性和社会的思考。它提醒人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这种对 “因果轮回” 观念的现代化转换,使其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让读者在阅读作品的同时,也能对自己的人生和行为进行反思。
这种将东方哲思融入创作的实践,为全球化语境中如何激活传统资源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张俊彪的创作告诉我们,传统资源并非是过时的、陈旧的,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只要我们能够以创新的思维和方式去挖掘和运用,就能够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他的作品,就像一座桥梁,连接了传统与现代,让我们看到了东方哲学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无限可能。
三、重估文学史书写的伦理
(一)反思文学史权力结构
袁竹的《张俊彪论》犹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入到文学史权力结构的深层肌理,对其进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反思。在这部著作中,袁竹以张俊彪的创作经历为切入点,揭示了在看似公正客观的文学史叙事背后,隐藏着的种种权力运作机制,正是这些机制,导致了张俊彪这样的优秀作家被长期忽视,成为了文学史上的 “沉默者”。
在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了文学的各个层面,从文体的划分到文学流派的归类,再到作家的评价,都受到了它的影响。在这种等级观念的支配下,某些文体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被视为文学的正统和典范,而另一些文体则被边缘化,被认为是次要的、不入流的。同样,某些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也更容易得到主流话语的认可和推崇,而那些不符合主流审美和价值取向的作品,则往往被忽视或贬低。这种等级观念的存在,使得文学史的书写变得单一和片面,无法全面地反映文学创作的丰富多样性。
张俊彪的遭遇,正是这种文学史权力结构的受害者。他的创作风格独特,跨越了多个领域和流派,既有着对革命历史的深情回望,又有着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既有着现实主义的扎实笔触,又有着超验主义的奇幻想象。然而,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他难以被纳入到传统的文学史框架中,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他的作品,既不符合某些人对 “纯文学” 的狭隘定义,也无法被简单地归类到某个既定的文学流派中,因此,在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他的名字常常被一笔带过,他的作品也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文体等级制的桎梏
在文学的王国里,文体等级制犹如一座无形的金字塔,将各种文体划分出三六九等。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常常被置于塔顶,闪耀着文学皇冠的光芒,被视为文学成就的巅峰象征。而传记文学,却长期被挤在金字塔的底层边缘,被视作史料整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模糊地带,在纯文学评价体系中处于相对尴尬的位置。张俊彪的传记文学创作,便长期困在这道无形的桎梏之中,他的《最后一枪》《血与火》等经典作品,明明以磅礴的气势、细腻的笔触,跨越了文学与史学的边界,却因被贴上“纪实文学”的标签,而被主流文学批评所轻视,仿佛唯有剥离所有史料底色、纯粹追求虚构美学,才能跻身“纯文学”的殿堂。
袁竹以如炬的目光,穿透了这道文体等级制的迷雾,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为张俊彪的传记文学正名,揭示其背后潜藏的“跨文体实验”的先锋性。他指出,张俊彪的传记创作,从来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与人物生平罗列,而是将史诗的恢弘、小说的细腻、散文的抒情与日记的私语完美交融,构建出一种独树一帜的“诗性传记”范式。以《血与火》为例,这部作品聚焦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既严格遵循史料的真实性,还原了战斗场面的残酷与革命志士的不屈,每一个历史细节的铺陈,都经得起时间的考据,宛如一部鲜活的革命史志;又巧妙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通过心理独白、场景渲染、细节刻画,挖掘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与精神挣扎。
书中那些战斗场面的描写,既有史诗般的雄浑壮阔,千军万马的厮杀、烽火连天的岁月,在文字间铺展开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悲壮;又有日记体的私密细腻,主人公在深夜的呢喃、面对困境的彷徨、坚守信仰的执着,被细腻地捕捉下来,让原本刻板的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符号,而是有着七情六欲、挣扎与坚守的鲜活个体。这种文体的跨界与融合,打破了“文学与史学势不两立”“纪实与虚构无法共生”的刻板认知,证明了传记文学同样可以拥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美学品格。
袁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仅仅停留在为张俊彪的传记文学“正名”的层面,更借此批判了主流文学史中“小说中心主义”的狭隘偏见。这种偏见,将小说视为文学的唯一正统,将其他文体视为“旁支末节”,忽视了不同文体的独特价值与审美可能性,导致大量优秀的跨文体作品被埋没。张俊彪的创作实践,恰恰是对这种偏见最有力的反驳——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属于哪种文体,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触及人性的本质、承载时代的重量、传递精神的力量。袁竹通过对张俊彪传记文学的解读,呼吁学界打破文体等级制的桎梏,以更包容、更开放的视野,审视每一种文体的价值,还原文学创作的多元生态。
(三)思潮归类法的暴力
如果说文体等级制是束缚张俊彪的一道无形枷锁,那么思潮归类法的暴力,则是将他彻底推向文学史边缘的另一股力量。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思潮归类法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们习惯于将作家纳入既定的文学流派与思潮框架之中,如“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改革文学”等,仿佛每一位作家都必须找到一个“标签”,才能被理解、被阐释、被写入文学史。这种归类方式,看似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便捷的路径,实则是一种简化主义的暴力,它将复杂多样、充满个性的文学创作,强行纳入预设的框架之中,割裂了作家创作的整体性与独特性,扼杀了文学的多元性与生命力。
张俊彪的创作,恰恰是这种思潮归类法无法驯服的“异类”。他的作品,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跨越了多个时代、多个领域,融合了多种思想与风格,既有着对革命历史的深刻反思,延续了革命文学的精神脉络;又有着对乡土中国的深情眷恋,蕴含着寻根文学的文化底蕴;更有着对现代性的尖锐批判与对人性的终极追问,兼具先锋文学的探索精神。他的创作,从来不是单一思潮的简单延续,而是多种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是他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无法被简单地归入任何一个既定的文学流派。
袁竹在《张俊彪论》中,以极具思辨性的笔触,剖析了这种思潮归类法的暴力本质。他指出,那些习惯于用思潮标签来定义作家的研究者,本质上是在用一种僵化的、单一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复杂的、鲜活的文学创作。他们忽视了作家作为独立个体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忽视了文学创作的偶然性与复杂性,将作家的创作简化为某种思潮的“注脚”,将丰富的文学世界简化为几个冰冷的标签。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真正理解作家的创作内涵,反而会遮蔽作品的独特价值,导致文学史的叙事变得片面、单一,失去了应有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以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为例,这部作品既有着对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望,描写了陇东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蕴含着寻根文学对文化根脉的追寻;又有着对现代性的尖锐批判,展现了深圳特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繁华与浮躁、机遇与困境,探讨了人性在权力、欲望面前的异化,兼具先锋文学的探索精神;更有着对革命历史的隐性回望,将革命年代的理想与坚守,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之中,延续了革命文学的精神内核。然而,正是这种“多元融合”的特质,使得它无法被简单地归入“寻根文学”或“先锋小说”的框架之中,因此,在主流的文学史叙事中,这部极具价值的作品,常常被一笔带过,甚至被彻底忽视。
袁竹深刻地指出,张俊彪的“不合规”,恰恰暴露了文学史叙事的简化倾向与思潮归类法的致命缺陷。当代文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思潮的线性推进,而是多种思潮的碰撞、融合与共生;作家的创作,也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思潮的影响,而是主动地参与思潮的建构,甚至超越思潮的局限,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因此,文学史的书写,不应该是“标签化”的、“等级化”的,而应该是“星丛式”的、“网络化”的,它应该承认创作的异质性,尊重作家的主体性,展现文学创作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让每一颗散发着独特光芒的文学星辰,都能在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唯有如此,才能还原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生态,才能让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记录时代精神、承载人性光辉的“心灵史”。
四、《张俊彪论》的深层价值与启示
(一)精神考古的文学研究
当我们穿透《张俊彪论》的文字表层,深入其思想内核,便会发现,这部著作的深层价值,远不止于对张俊彪个人创作的梳理与剖析,更在于它将文学研究转化为一场深刻的“精神考古”实践。袁竹以张俊彪的创作生涯为线索,以其作品为标本,如同一位执着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拨开历史的尘埃,挖掘出作品背后潜藏的精神密码,追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诗,展现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坚守与追寻。
张俊彪的个人生涯,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他从陇东黄土高原的“牛圈娃”起步,在贫困与苦难中挣扎成长,目睹了乡土中国的贫瘠与落后,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厚重与温暖;青年时期,他投身革命历史的书写,用文字记录革命志士的不屈与坚守,承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与信仰;改革开放后,他奔赴深圳特区,从一个文学创作者,转变为一名文化管理者,在繁华与浮躁的现代都市中,坚守文学的初心,推动文化的发展,试图在“文化沙漠”中开辟出一片“文艺绿洲”。他的一生,跨越了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个体与集体的多重张力场域,他的每一步成长,每一次转型,都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相互碰撞的产物,都蕴含着他对人性、命运、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
袁竹的研究,并没有将张俊彪的作品与他的个人生涯割裂开来,而是将二者有机融合,通过解读作品,还原张俊彪的精神世界;通过梳理他的生涯轨迹,深化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他深入张俊彪的生命历程,挖掘那些被遗忘、被忽视的生命细节,探寻这些细节如何影响他的创作理念与创作实践;他解读张俊彪的作品,从文字间捕捉他的情感波动、精神挣扎与理想追求,探寻他如何在历史的断裂处,寻找精神的寄托;如何在文化的浮面上,打捞沉没的真相;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寻找平衡的路径。
在这场“精神考古”中,袁竹不仅挖掘出了张俊彪个人的精神密码,更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困境与追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集体与个体的冲突、理想与虚无的挣扎,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既渴望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又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与诱惑;既渴望传承传统文化的根脉,又积极拥抱现代文明的成果;既渴望实现个人的价值,又希望为国家、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张俊彪的作品,正是这种精神困境与追求的生动写照,他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革命志士、乡土百姓,还是现代都市人,都在挣扎中坚守,在迷茫中追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
袁竹的“精神考古”,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与路径。它提醒我们,文学研究从来不是单纯的文本分析,更不是冰冷的理论阐释,而是对作家精神世界的探寻,对时代精神的捕捉,对人性光辉的挖掘。文学作品,不仅是艺术的结晶,更是精神的载体,它记录着作家的生命体验,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印记,蕴含着人类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应该跳出“文本中心主义”与“理论中心主义”的局限,将文本分析与作家研究、时代研究有机结合,深入开展“精神考古”,挖掘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展现文学的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
(二)文学与公共实践的互动
在《张俊彪论》中,袁竹用大量的笔墨,记述了张俊彪在深圳时期的文化建设实践,这一部分内容,不仅丰富了张俊彪的人物形象,更凸显了文学与公共实践的互动可能,为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文学是一种“象牙塔”里的艺术,它远离现实生活,远离公共实践,仅仅是作家个人情感与思想的表达,与社会的发展、公共文化的建设无关。然而,张俊彪在深圳的实践,却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证明了文学不仅可以是个人精神的寄托,更可以是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文学与公共实践之间,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特区刚刚建立,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繁华,但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被很多人称为“文化沙漠”。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俊彪奔赴深圳,担任深圳市文联主席,肩负起了推动深圳文化建设、打造“文艺绿洲”的重任。他深知,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物质的富足,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因此,他立足深圳的实际,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与文化理念,积极推动深圳的文艺事业发展,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文化实践活动。
他积极扶持青年作家,为他们提供创作平台与展示机会,鼓励他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具有深圳特色、时代气息的作品;他大力推动文学社团的建设,组织开展各类文学交流活动、征文比赛、作品研讨会,营造出浓厚的文学氛围,让文学走进大众的生活;他积极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鼓励作家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用文字记录深圳的发展变迁,反映人民的心声与期盼;他还积极推动深圳与国内外的文学交流,引进先进的文化理念与文学成果,同时也将深圳的文学作品推向全国、走向世界,提升深圳文化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袁竹在研究中,深刻地指出,张俊彪的这些文化实践,并非是对文学创作的“背离”,而是对文学价值的“延伸”与“升华”。他的文学创作,为他的文化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支撑;而他的文化实践,又反过来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素材,深化了他的创作理念。在深圳的岁月里,张俊彪不仅推动了深圳的文化建设,打造出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文艺绿洲”,改变了深圳“文化沙漠”的形象;更在实践中,深刻地感受到了现代性的利弊,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这些体验,都融入到了他的后期创作之中,使他的作品更具现实针对性与人文关怀。
张俊彪的实践,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公共实践、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艺术美感,更在于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作家的使命,不仅在于创作优秀的作品,更在于用自己的文字,影响社会、滋养心灵、推动进步。在当代社会,文学更应该主动走出“象牙塔”,积极参与公共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心同行。作家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捕捉时代的脉搏,反映人民的心声,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现实温度、精神高度的作品;同时,也应该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推动文学的普及与传播,让文学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滋养人民精神世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袁竹通过对张俊彪深圳时期文化实践的记述与分析,不仅丰富了《张俊彪论》的内容,更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他让我们看到,文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文本本身,更应该关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公共实践的关系;不应该仅仅挖掘文学的艺术价值,更应该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人文价值。这种研究视角,为当代文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五、结语:重绘文学的星图
当我们读完袁竹的《张俊彪论》,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之旅,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这部著作,以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为根基,以细腻优美的文笔、深刻独到的思辨,为我们照亮了张俊彪这位被忽视的文学巨匠,也为我们反思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重估文学史书写的伦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它不仅是一部对张俊彪个人创作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剖析的专著,更是一部对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大胆创新、对文学史书写进行深刻反思的学术巨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破界之作”。
《张俊彪论》的诞生,为张俊彪研究树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里程碑。在袁竹之前,张俊彪的创作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相关的研究寥寥无几,且大多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其创作的核心与本质。而袁竹的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创新的方法、深刻的思辨,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他深入张俊彪的作品与生命历程,挖掘出其创作的独特价值与精神内涵,为张俊彪在文学史上正名,让这颗隐匿在云雾背后的文学星辰,终于得以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他提出的“幻化现实主义”理论,不仅精准地把握了张俊彪创作的核心特质,更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理论谱系,为现实主义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张俊彪论》以其方法论的自觉,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者仍然困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之中,习惯于用单一的视角、僵化的标签、简化的方法,去解读复杂的文学创作,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被埋没,文学史的叙事变得片面、单一。而袁竹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僵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一种“多维测绘”的立体分析框架,将文本考古学、语境还原术、跨文体诗学、文化地理学等多种方法有机融合,为当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提醒我们,当代文学研究,应该跳出“单向度批评”的局限,以更包容、更开放、更辩证的视野,去审视文学创作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应该打破文体等级制与思潮归类法的桎梏,尊重作家的主体性与创作的异质性,还原文学创作的真实生态;应该将文学研究与精神考古、公共实践有机结合,挖掘文学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彰显文学的人文关怀与时代担当。
袁竹在书中呼吁,文学史应是“星丛式”的网络,而非“星座化”的等级体系。这一呼吁,不仅是对张俊彪遭遇的深刻反思,更是对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殷切期盼。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璀璨星空中,既有那些万众瞩目的明星作家,也有许多像张俊彪一样,默默坚守、潜心创作,散发着独特光芒的隐匿星辰。他们的创作,或许不符合主流的审美与标签,或许无法被简单地归入既定的流派与框架,但他们的作品,同样承载着时代的重量、蕴含着人性的光辉、传递着精神的力量,同样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史的书写,不应该是少数明星作家的“独角戏”,而应该是所有优秀作家的“交响乐”;不应该是单一化、标签化的叙事,而应该是多元化、立体化的呈现。它应该尊重每一位作家的创作个性,承认每一部优秀作品的独特价值,让每一颗文学星辰,都能在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唯有如此,才能还原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面貌,才能彰显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生命力,才能为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真实、生动的文学史诗。
袁竹的笔触,正如他所描述的张俊彪一样,“在历史断裂处焊接永恒,在文化浮面上打捞沉没的真相”。他以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坚守,完成了这部学术巨制,用文字为张俊彪正名,用思辨为当代文学研究引路。《张俊彪论》这部著作,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张俊彪这位文学巨匠,更让我们重新思考了文学的价值、研究的意义与文学史的伦理。它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前行之路;它如同一座灯塔,为那些坚守文学初心、潜心创作的作家,指引着方向;它更如同一部精神史诗,记录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寻,承载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与未来。
在这个文化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张俊彪论》这样的著作,需要更多像袁竹这样,具有执着精神、创新思维与深刻思辨的研究者。他们以自己的坚守与努力,挖掘那些被忽视的文学珍宝,反思那些僵化的研究范式,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进步。相信在《张俊彪论》的启示与影响下,当代文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深刻的新时代,将会有更多的隐匿星辰,被照亮、被看见,将会有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铭记、被传承,中国当代文学的星空,也将会变得更加璀璨、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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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栎,知名艺评人,在《中国作家网》《搜狐网》《作家网》《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等发表100余篇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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