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芒・戴维在四川日记

吕国宾龙坪山

阿尔芒・戴维在四川日记作者：阿尔芒・戴维法国科学院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讯院士1868 年 5 月 25 日，北京[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866 年，我受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托，首次远赴蒙古进行考察。那次行程中，我收集并寄回法国的标本并不算特别丰硕 —— 蒙古高原在各个方面都贫瘠得令人绝望。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尽管如此，一番艰辛之后，我仍发现了不少动植物新种，有的是科学界首次记录，有的则填补了动物地理学上的空白。原本按照计划，我打算穿越甘肃前往青海湖，可当时中国西部正处于叛乱状态，这一计划被迫搁置。那片尚未有人探索、难以抵达的土地，想必藏着不少未知的新奇事物。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经巴黎博物馆主管们同意，并采纳著名动物学家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个人建议，我将开启第二次旅行，尽可能靠近那片区域。这次我不再选择叛乱的穆斯林势力横行的蒙古与甘肃路线，而是沿黄河逆流而上，穿越广袤的四川省。我的打算是，先在中部的江西省停留数月，之后向独立的东藏诸部落推进，最终从南部进入青海湖。我预计完成这项考察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并且已做好了相应准备。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过去几年，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理想，但蒙古之行后似乎有所好转。尽管朋友们忧心忡忡，甚至做出不好的预判，我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体力完成这次新的征程。此外，我还备好了药物，法国公使馆的马丁医生好心为我提供了所有对抗发烧，尤其是痢疾的必需品 —— 我特别担心痢疾会复发。东方的这些气候对劳作的欧洲人损耗极大，贫血给我带来的一个奇特影响就是记忆力衰退。正因如此，我决定在旅行途中用笔记下每天发生的事和观察到的现象，不想遗忘这些经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上次蒙古考察时，这种方法就帮了我大忙。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据说博物馆的教授们已将我寄去的旅行日记、地质路线图刊登在《新档案》上，这些材料是为了补充我的相关报告以及与动植物、矿物标本一同寄回的笔记。我明白，研究人员会热切地接纳所有关于陌生国度和事物的信息。所以，我会继续坚持记笔记，并且尽可能比以前记录得更详尽些。这些笔记或许会被其他人看到，对于亲友而言，其中的个人细节也绝不会令人反感，甚至不算多余……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如今，我已即将启程，一切基本准备就绪。一想到接下来三年的旅程，可能会带我远离北京那么远，我内心却平静得仿佛只是要去散步。感谢天意，让我有这样吉祥的心境。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今早，我用这里常用的一种巨大手推车，将五个箱子和行李箱运到了通州，只花了十吊铜钱（约八法郎）。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通州离八里桥村不远，“八里桥” 正确的发音和写法应为 “Palitchiao”（八里之桥），它坐落于北河（即白河，“河” 在中文里的发音类似西班牙语的 “J”）岸边，是首都的港口，位于北京以东约五六里处。不过，那三位或四位脚夫要在路况不佳、天气已然酷热难耐的情况下，费力地运送我的行李，全程恐怕得花上一整天时间。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中国北方的气候以温差极大为显著特征：北京位于北纬四十度，夏季的平均气温与开罗（北纬三十度）相当，而冬季的平均气温却和乌普萨拉（北纬六十度）差不多。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天剩下的时间，我忙着拜访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公使馆。当人身处远离祖国的他乡，国籍之分便不复存在。所有欧洲人在这片中国人海中，都像是失散的同胞。中国人的情感与我们的差异，甚至比他们的外貌特征与我们的差异还要大。最终，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欧洲国家、秉持何种宗教信仰，彼此之间都会产生家人般的关怀。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我特意前去辞行的知名人士，他们给予了我热情的接待和鼓励 —— 更何况我与他们都相识已久。要是这次考察的结果能不负大家的期望，我相信我的探索一定能让博物馆的资深教授们满意。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拉勒芒伯爵极力支持我的旅行，他给了我几封致西南地区宗座代牧的推荐信，这些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或许能派上用场。他还嘱托我考察藏区各部落的状况，弄清楚是否有必要依法要求北京政府为前往西藏的传教士发放护照 —— 目前人们尚不清楚这些偏远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归属于中国。我向伯爵承诺，一抵达江西的第一站，就会写信告知他我的期望以及此次考察可能取得的成果。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法国公使馆的马丁医生也托付了我一些事情。他与驯化协会有联系，希望我能为协会寄送一些动植物样本，协会已为此拨付了一笔款项。我自己也很乐意能为欧洲的驯化尝试出一份力，但我严重怀疑，在我计划前往的这些偏远且难以抵达的地区，能否满足他的愿望。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目前，法国公使馆的其他人员包括罗什舒阿尔伯爵、蒙贝尔伯爵、一等翻译莱梅尔，以及一位刚到任的年轻语言学员。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英国公使馆，尽管我是外国人，全权公使鲁思・阿尔科克爵士对我展现出的善意仍让我深受触动。阿尔科克夫人给我看了一只小巧可爱的多毛龟，这是她儿子刚从汉口带回来的。这只娇弱的小动物被夫人精心养在卧室里，身长不过五六厘米，有着蓝色的眼睛，背上覆盖着长长的淡绿色毛发，像是一丛丛海草，能让它浮在水面上。据说这种龟在中国中部极为罕见，无论出多少钱都很难再买到第二只样本。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 “毛发” 很可能是一些水生植物，以寄生的方式有规律地生长在这只两栖爬行动物的鳞片上 ——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狡猾的骗子。
1868 年 5 月 26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早上七点，我乘坐家里的有篷马车从北京出发，中午前抵达通州。穿过通州城的街道时，我看到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一只蓝翅八色鸫！这只活鸟通体黑紫相间，我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原产于马来群岛和南洋大岛的美丽鸟类为何会出现在北京。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我途经的平原沙地部分，我第一次见到了草本苦参 —— 此前我只在蒙古腹地见过这种植物。至于高大美观的国槐，我注意到这里的树叶并没有被那种无数的灰色漂亮尺蠖啃食。而在过去两年里，北京的国槐树叶总是被这种尺蠖吃得一干二净。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通州，我见到了我的仆人托马斯和另一位中国仆人。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租到一艘有篷船，花了十五吊（六两银子）—— 对于从这里到天津的短途旅行来说，这价格可不便宜。原因是所有的船只和车辆都被那两万名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占用了，他们考完试后正返程回家。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座城市的港口里挤满了运送皇粮的官船，这些大米从南方运抵此处。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大量粮食的到来，让北京的小麦价格骤降了一半，金属货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 —— 这里向来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近期雨水充沛，今年的庄稼长势格外喜人，丰收几乎已成定局。在这片常年遭受干旱的土地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年景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大约一点钟，我们启程出发。西南方向吹来的强劲冷风不仅延缓了我们的行程，还得在密密麻麻的船只之间穿梭前行，直到进入真正的白河主河道（中国人在这里并不这么称呼它）。这条河虽然不宽，但水深不浅，而且据说即便离海如此遥远，潮汐的影响依然能波及到这里。这足以证明这片广袤的平原是多么平坦，并且它还在因注入海湾的河流带来的沉积物而不断扩大，而这片海湾似乎注定会彻底消失。或许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还在经历缓慢的间歇性抬升运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黄河入海口为何会不断变迁。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尽管我们是顺流而下，但仍得依靠船桨和撑篙才能前行。我们一直航行到傍晚，这天傍晚凉爽而平静，风也停了。中国人不在夜间行船，于是我们的两位船夫便将船停泊靠岸，就着一些野菜吃起了米饭。而我和我的中国基督教徒仆人则完成了祷告，祈求这位创造了这壮丽宇宙的造物主，让我们这段漫长旅程的最后一天，也能像第一天这样平安顺遂。
1868 年 5 月 27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夜晚宁静而晴朗，天还没亮我们就再次出发了。河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但河水浑浊多泥。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大约十一点钟，南风再次刮起，强烈地阻碍着我们的航行。航行途中，一幕令人痛心的景象短暂打断了我们 —— 一具男尸被水流裹挟着顺流而下。在中国，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因为穷人买不起棺材，遗体就会被抛入河中。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至于鸟类，我只看到了一些林鹬（包括青脚鹬和白腰草鹬），它们和经常出现在法国沼泽与河流边的林鹬一模一样。这些鸟儿轻轻掠过水面，发出惯有的惊叫声，但实际上它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在这里没人会去伤害这些羽毛朴素却姿态优雅、飞行轻盈的美丽生灵。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此外，还有一些普通燕鸻在高空飞过，这种鸟与欧洲的海鹧鸪相比，除了翅膀下方的颜色不同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我今天和昨天都看到的有趣鸟类是短嘴乌鸫（卡布氏命名），也就是有着金属光泽的黑卷尾。它的头顶长着几根丝状的长羽，没有羽小枝。即便在夜间，它也会发出银铃般的鸣叫声，模仿铃铛的声音惟妙惟肖。这种美丽的鸟儿来自南方，夏季会大量在平原上房屋周围的树上筑巢。村民们都很爱护它，不仅因为它能消灭大量昆虫，还因为尽管它体型不及乌鸫，却有着极大的勇气，能驱赶那些危害家禽的乌鸦和鸢。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河岸两旁的植被显得极为荒凉：除了村庄里种植的几棵柳树外，看不到一丛灌木，也没有任何木本植物。草本植物的种类也很少，而且总是那几种。我在途中看到的开花植物中，认出了以下几种：水酸模、两栖碎米荠、紫丹、裂叶贝壳花、广布的蒲公英、大车前、地黄、中国琉璃草、附地菜。还有一些植物即将开花：西伯利亚益母草、东方苍耳、田旋花、毛打碗花、黄鹌菜以及两三种蓼属植物。
1868 年 5 月 28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夜晚依旧平静，我们在锚地过夜。天未亮再次出发时，遇到了无数载满大米的官船。有人告诉我，每艘船能装载三四万磅大米。尽管有南风相助，这些船仍需每艘由三个人拉着逆流而上。这些船大多是新的，因为不久前人们刚建造了一千艘来替换前几年被叛乱者毁坏的船只。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到访北京的欧洲人都会感到惊讶，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他们从古代记载中得到的印象相去甚远。事实上，这座曾经在两座宏伟城墙环绕的巨大方形城区内居住着数百万人的都城，如今的人口似乎只剩下几十万。昔日的辉煌已被贫困与破败所取代，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导致这座城市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叛乱者摧毁了官船，二是太平军占据了盛产大米的中部各省。要知道，北京按理说应该驻扎着二十万旗兵（旗人，源自满族），他们依靠朝廷发放的军饷和大米为生。过去，朝廷每月都会定期发放军饷和大米，足以让这些士兵及其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在中国，士兵通常都是已婚的）。这也是北京小商业得以维系的唯一支柱 —— 因为这座都城没有大型工业，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周边人口稠密的省份自身都难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不产大米 —— 大米可是中国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因此，近二十年来，叛乱让皇帝几乎丧失了所有收入来源，北京陷入了资源匮乏的境地，许多家庭被迫离开，去别处谋生。不久之后，贫困便蔓延开来，再加上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更是彻底摧毁了这片土地。近年来，饥荒极为严重，尽管中国穷人会以野草、树根、树叶和树皮为食，仍有很多人饿死。我们自己也早已大幅缩减了简单的日常开销，以便能稍微接济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但即便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京城及周边地区仍有不少基督教徒饿死。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不过，只要帝国能恢复和平与秩序，用不了几年，北京和其他衰败的城市就会迅速重新繁荣起来。因为这些东方人几乎都很早就结婚，新的一代会迅速涌现，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在我们称之为中华帝国的这片巨大人类蚁穴中繁衍生息。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然而，这种迫切需要的和平似乎还遥遥无期 —— 下午五点左右抵达天津时，我们便感受到了这一点。要进入这座城市，我们必须让一堵由战船组成的真正 “城墙” 开路，这些战船封锁了河道，抵御着离此地不远的叛乱者。事实上，今年冬天，这些在河南省中部组织起来的匪徒团伙，与从甘肃出逃的部分叛乱穆斯林结盟，突然入侵了山东和直隶省，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北京也曾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当时的恐慌情绪格外强烈，因为民众认为我们多少有意与叛乱者勾结。有一天，一位皇宫的高级官员乔装打扮前来警告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因为随着匪徒逼近，皇室家族正准备逃往满洲。而且他们临走时，打算对京城的基督教徒和欧洲人动手 —— 他们想先发泄中国人对所有外来元素那种根深蒂固的仇恨。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事实是，清军组织混乱、军饷微薄、衣食无着，根本不愿出兵对抗敌人。叛乱初期，朝廷派出了几千名据说按照欧洲标准武装和训练的士兵前去镇压，却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遭到突袭，全军覆没或溃散而逃，那些从英美高价购入的武器也落入了叛乱者手中。更糟糕的是，剩余的军队还与敌人勾结，互不交战，一同劫掠、纵火。那些侥幸躲过一方祸害的人，最终也难逃另一方的破坏 —— 这就是中国人在行动中展现出的模样！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座富庶的商业城市天津因此陷入了持续的恐慌之中，一直受到捻军的威胁，他们尤其觊觎天津的财富。两条河流在城市上游不远处交汇，河面上很大一片区域几乎完全被来自各地的船只覆盖，这些船只都躲在这里躲避炮火。时不时能看到匪徒受害者的尸体被水流冲走，这些尸体往往被残忍地肢解，惨不忍睹。这样的景象让人心情沉重，也让留在这里的人忧心忡忡。不过，由于危险持续了太久，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不过，欧洲人似乎不必担心自身安全，因为已经有几艘欧洲炮舰抵达天津，随时准备保护他们，必要时将他们疏散撤离。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当我走近法国传教团的住所时，看到门前两艘法国炮舰 “蝰蛇号” 和 “勒布雷东号” 的桅杆上飘扬着我们的国旗，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 有了这些炮舰，我们的机构就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法国传教团和领事馆相邻，建在一块皇家土地上。这片土地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割让给法国的。人们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木质建筑，这些建筑在几个世纪前，曾有幸在皇帝从北都（北京）南巡到南都（南京）或返程时供其居住 —— 那还是在前一个朝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许多中国人至今仍痛心疾首地看着这些 “西方恶魔” 占据着天子的一处行宫。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终于，我在天黑前抵达了我们的住所 “广海楼”，并拥抱了我优秀的同事谢弗里埃先生，他在几位本地神职人员的协助下管理着这个传教团。当晚，我有幸结识了 “蝰蛇号” 舰长内尔西亚先生和 “勒布雷东号” 舰长拉巴里埃先生。后者已经从北京的公使那里得知了我的旅行计划，主动提出让我搭乘他的船。他说，等船坞里的维修工作完成后，他很快就要启程前往上海。这是一艘小型炮舰，根据罗泽海军上将的设计图在中国建造，船上的机器陈旧且动力不足，难以在海上平稳航行。不过，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而且乘坐商船的费用又太高，所以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拉巴里埃先生的好意。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当晚，我还接待了另一位在天津居住多年的法国人库特里斯先生的来访。他给我详细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关于叛乱者，据说他们仍在城外不远处活动，库特里斯先生秘密告诉我，他曾两次独自一人勇敢地深入他们的营地。据他所说，这些叛乱者比人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他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但缺乏战争物资，尤其仇视当朝政权。不过，由于他们认为欧洲人支持皇帝，所以行事十分谨慎。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库特里斯先生表示，那些所谓的屠杀和劫掠并非叛乱者所为，而是清军自己或李将军的部队伪装成 “长毛贼”（太平军的别称，因留长发而得名）干的。真正的叛乱者行事还算温和，但他们身边跟着的大量乌合之众却并未效仿。他还说，叛乱者并不针对欧洲人，至于天津，如果他们想攻占，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得手。他们的火药不多，但子弹和武器还算充足，尽管不久前他们从广州一艘船上获得的四千支步枪被清军截获了。叛乱者中还有不少穆斯林和一些欧洲人，据说其中包括一位阿斯普罗蒙特战役的前军官。库特里斯先生自己也曾被他们极力挽留，但他拒绝了 —— 尽管在他看来，这些官员并不比匪徒好多少，毕竟他们都是野蛮人，都是强盗。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他们的首领自称 “阎罗王”（地狱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很少出现在士兵面前，即便出现，也只是一言不发地用手势下达命令。他和他的一些部下一样，拥有多个妻妾。在战斗中，他们会把沿途抓来的人推到队伍前面，用他们的身体作为盾牌。叛乱者不剃发，任由头发自由生长，“长毛” 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谈到自然历史，身为猎人的库特里斯先生告诉我，在天津以西不远处的一片广阔湿润的沼泽平原上，生活着一些 “四不像”（即麋鹿），他甚至还猎杀过一头。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动物是从海泽公园逃出来的 —— 我之前寄往欧洲的麋鹿标本就来自那里。他还说，冬天时，周边荒地中的中国野兔（华南兔）数量极多。有一次，他和谢弗里埃先生一起外出，仅一个下午就用猎鹰捕获了三十四只！中国野兔比欧洲野兔稍小一些，但其他方面都很相似。靠近蒙古的地方还有另一种野兔，帕拉斯称之为 “托拉伊兔”，体型比华南兔稍大，除了臀部呈苍白色外，几乎与华南兔难以区分。中国没有野生兔子，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野兔和兔子与狗、乌龟一样，都是不洁的象征。因此，用这些动物的名字来称呼一个人，是对他极大的侮辱。
1868 年 5 月 29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依旧刮着南风。这一天，我忙着与在天津为数不多的法国人进行互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中国城市里，几乎只有法国人在这里设立了机构：领事馆、传教团、慈善修女会的住所以及几位商人的店铺，都位于中国居民区的中心地带。而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或许是出于对黄种人的不信任，或许更像是厌恶，都选择定居在南边两公里处一片至今无人居住的土地上，这里被称为 “欧洲租界”，与中国街区完全分隔开来，相距甚远。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桑德里先生是一位意大利商人，自鸦片战争后就一直在天津经商。他告诉我，他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蚕病仍在持续蔓延。这位先生一直很关注养蚕业，他恳请我在前往中部和西部各省的旅行中，留意是否能找到优质的蚕种。他认为欧洲的野生蚕无法满足需求，而那种以臭椿为食的蚕，以及另一种生活在山东灌木丛中（无疑是在枣树上）的蚕，只能产出价值不高的粗丝。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北京所在的省份，这四种蚕都没有被大规模养殖，尽管邻近的辽东和山东地区产出多种丝绸。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天津发现了一种美丽的大矢车菊（蓝花或粉花品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观赏植物，可以添加到中国北方为数不多的观赏植物列表中。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当晚，“蝰蛇号” 炮舰上优秀船员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来到传教团唱圣歌 —— 传教团离炮舰只有几步之遥。他们每天都会这样做，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愉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害的消遣，既能让他们愉快地回忆起祖国，又能坚定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城市里，他们找不到任何真正适合自己的娱乐活动。相反，没有什么能像宗教这样，让人坚守责任感、自尊自爱并保持耐心。
1868 年 5 月 30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刮着寒冷的东风，天空阴沉，白天还下了几滴大雨。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今天没有什么新鲜事。我见到了年轻的博勒佩尔神父，他对植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他的同事阿尔吉神父和奥德神父正在上海的教区积极从事自然历史研究，并且打算与其他几位合作者共同撰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大型科学著作。我不禁对此项有益的计划表示鼓励，因为目前在中国，恐怕只有耶稣会士才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展这样一项宏大的事业。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当晚，城里出现了一些骚动，据说叛乱者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天津人对欧洲炮舰的威力寄予厚望，“蝰蛇号” 和 “勒布雷东号” 已经在河上的多个地方进行了几次威严的巡航，以安抚民众情绪，并向 “长毛贼” 表明，如果他们过于靠近，等待他们的将是炮火的打击。不过，我不禁觉得，如果真的需要向他们发射哪怕一发炮弹，我们恐怕会陷入很大的困境…… 我知道 “勒布雷东号” 甚至连一发现成的炮弹都没有。幸好，远处的灯光就像萤火虫的灯笼，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1868 年 5 月 31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圣灵降临节当天，我们在中国风格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两艘法国炮舰上的武装水手、军官以及城里的欧洲天主教徒都前来参加。弥撒结束后，传教团为军官们和天津的法国人准备了一场丰盛的午餐。借此机会，我结识了沙尔迈松先生，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狂热的猎人之一。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位年轻的先生两年前和妻子一起来到天津定居，只为满足自己打猎的爱好。他已经为此在科迪勒拉山脉、爪哇等地进行了多次旅行。在这里，他当然找不到像那些热带地区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猎物，但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天津与大海之间广袤贫瘠的平原和沼泽地里，野兔和鸟类数量众多。这些地方是不久前才被海洋遗弃的盐碱地，至今仍难以耕种。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中国北方居住了六年，却很少有机会研究水生生物和植物。而沙尔迈松先生和库特里斯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栖息在海边的动物物种的有用信息。例如，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豺（我在中国从未见过）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豹有时会现身于这些远离山脉的平原；一种黑狼（无疑是黑化个体）长期以来一直让周边的猎人束手无策；红脚天鹅（戴维氏天鹅）和黑颈鹤（白头鹤）会定期经过大沽口，还有几种朱鹭也是如此。沙尔迈松先生还是一位鞘翅目昆虫爱好者，在他收集的标本中，我发现了一种美丽的链斑步甲，这种昆虫是我之前的研究中一直未能找到的（即翠步甲）。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午餐期间，话题和讨论自然而然地多次围绕中国基督教徒以及我们在中国传教的成效展开。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们几位可敬的客人认为，我们试图向中国人灌输福音教义是徒劳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东方人根本没有向善的能力，他们的皈依仅仅是出于利益驱动和虚伪的伪装，因此最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传教士们对这类反对意见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暂且抛开神学争论（尽管这些争论不容置疑，但并非人人都感兴趣），我们承认中国人的性格中确实缺少西方种族特有的那种慷慨大度，但我们回应说，我们在这个民族中所做的工作绝非毫无用处。他们当中有许多心灵高尚、适合信仰基督教的人；在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几代人的家庭中，我们能明显看到他们的整体情感和行为都有了向好的转变。每年，平均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名成年本地人在经过至少一年的严格考察后接受洗礼。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欧洲人的存在并没有为我们的宗教传播事业提供便利 —— 我们的许多同胞，远非虔诚和道德的典范！这一点，我们的中国教徒也常常向我们提及。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但就在当晚，天意让我们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 它甚至能驯服中国人最强烈的欲望 —— 贪婪。一位来自上海的陌生基督教商人，为了感谢上帝保佑他的旅途和生意顺遂，主动捐赠了五十两银子（四百法郎）用于我们新教堂的建设。谢弗里埃先生在接受这份对一个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相当可观的捐赠时，对我说：“如果那位坚持认为中国人信教只是为了利益、为了欺骗我们的 N 先生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说呢？”
1868 年 6 月 1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天气晴好炎热，刮着北风。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去了 “租界”（即欧洲人聚居区）。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舒适雅致的漂亮房子，住的都是商人，但我想这些房子中没有一栋属于法国人。几艘配备了大炮的蒸汽船停泊在码头边，以保护欧洲人。陆地上，一道城墙和一些土垒工事上安装着大炮，各处还部署着中国士兵的岗哨，以震慑敌人。如果没有欧洲人，叛乱者很可能早就攻占了天津，并将其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当晚，又有消息传来，说他们离城市只有三里路了。
1868 年 6 月 2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天气依旧晴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勒布雷东号” 的维修工作进展缓慢，慢得让我有些不耐烦。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从库特里斯先生那里收到了一只红嘴蓝鹊（红嘴蓝鹊属），并对其进行了标本制作。这种美丽的鸟儿，体型、外形和羽毛颜色（绿、蓝、棕三色）都与欧洲的松鸦有些相似，似乎在远东地区取代了松鸦的生态位。和松鸦一样，它生活在热带地区，夏季会向北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库特里斯先生送给我的这只是活的，它性情凶猛，被人抓住时会试图啄人。它很乐意吃米饭、面包、煮熟的鸡蛋和红薯，喜欢像鹦鹉一样用喙辅助攀爬家具。它的喙和脚都是漂亮的橙红色。被人握在手里时，它会大声鸣叫，有点像欧洲的松鸦。库特里斯先生射杀这只鸟时，它的翅膀被铅弹击中，当时还有另一只同种类的鸟和它在一起，它们的飞行姿态笔直而迅速。一些鸟类学家想将这种迁徙能力强的鸟儿归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与栖息在印度的林奈氏物种区分开来，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1868 年 6 月 3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狂风大作，伴有雷雨，天空布满尘土，中午时分下了一点雨。我一直盼着乘坐 “勒布雷东号” 前往上海，它终于要驶出船坞了。不过它选的日子可真不巧，由于风力强劲，船差点在河边搁浅，但最终还是成功克服了困难。随着一声响亮的炮声回荡远方，它胜利地抵达了法国领事馆前，停靠在 “蝰蛇号” 旁边。舰长拉巴里埃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军官，充满活力且聪慧过人。而内尔西亚先生则深受全体船员的尊敬和爱戴，这是极为难得的。他身上那种崇高而忠诚的虔诚，更凸显了他作为军官的美德和素养。
1868 年 6 月 4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天气晴好，刮着陆风。早上，我把自己的箱子装上了船，准备明天乘坐炮舰出发。晚上，我在城里的桑德里先生家赴宴，同行的还有两位法国舰长、于贝尔先生、博雷尔先生和谢弗里埃先生。餐桌上，大家就天主教徒的救赎等话题展开了热烈但友好的讨论（其中一位宾客是新教教徒）—— 这个话题向来敏感且难以得出定论，除非大家有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
1868 年 6 月 5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今天天气依旧晴好，早上刮着东风和东南风。大约七点，“勒布雷东号” 启航前往租界。晚上登船前，我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也拜访了一些人。很遗憾，我没能去拜访可敬的慈善修女会的修女们，她们的住所位于中国城的中心，距离传教团和法国领事馆太远了。一旦遇到危险，她们就完全处于中国人的掌控之中！不过，她们所做的善举以及她们无私奉献、品德高尚的榜样，赢得了所有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尊敬。她们来到这里已经六年了，至少从她们日益成功的事业和学校等机构来看，她们获得的信任与日俱增。在管理天津这所大型机构的十位慈善修女中，六位是法国人，两位是比利时人，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意大利人；还有几位年轻的中国女性也申请成为修女。
1868 年 6 月 6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早上，我们在瓢泼大雨中从租界出发。河道蜿蜒曲折，浅滩众多，因此尽管我们的炮舰行驶缓慢且小心翼翼，仍多次搁浅，不过除了耽误时间外，没有造成其他损失。我在河边看到了一些反嘴鹬和普通麦鸡（一种大型麦鸡，翅膀上有距，喙的基部有两个黄色的肉质垂片）。
1868 年 6 月 7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们抵达了大沽口，随后离开河道，驶入大海。大海起初还算平静，但很快就变得波涛汹涌，我也开始晕船，难受极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锚地观察到的鸟类有银鸥、厚嘴鸥、普通燕鸥和长嘴鹬，这种长嘴鹬与常见的种类非常相似。
1868 年 6 月 8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随着我们逐渐靠近山东海岸的庙岛群岛，天气越来越好，海面也愈发平静。岛上的岩石呈现出红色，还能看到沙丘；远处是高耸的山峰，其形态似乎表明这里的岩石是石灰岩质地。在我们途经的小岛群上，大量的银鸥和普通鸬鹚平静地栖息和筑巢。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十点半，我们进入了烟台港，将左侧的芝罘村抛在身后 —— 欧洲人就是以这个村子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带的。海面十分美丽，锚地停泊着七艘欧洲帆船和六艘蒸汽船。在这里，我意外地收到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康诺利先生的来访。他将乘坐英国海军上将的旗舰前往日本，之后将与海军上将一起沿黑龙江逆流而上，抵达恰克图，再穿越蒙古返回北京 —— 这可真是一次值得的旅行。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康诺利先生告诉我，著名的鸟类学家斯文豪先生（英国领事）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就抵达了那里，他和我一样，都为没能见到彼此而感到遗憾。康诺利先生还说，斯文豪先生将在北京停留两三个月，之后会前往长江流域进行考察，或许还会深入中国内陆。他去年冬天在海南岛的旅行虽然让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但在科学发现方面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消息让我非常感兴趣。我深知这位幸运的博物学家有着多么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毅力和渊博的知识…… 他会不会把所有值得做的事情都做完，让我无事可做呢？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还见到了维吉耶先生，我之前在北京就认识他。这位年轻的巴黎人如今担任中国海关的专员，住在烟台角上那些白色的房子里。他给我看了一块最近在附近发现的含金石英矿样本，并告诉我，尽管中国政府禁止，欧洲各国公使馆也明确反对，但一群来自美国的矿工和冒险家即将前来开采这座金矿。不过，幸运的是，这座新金矿很可能并不富饶，否则它也不会这么长时间都未被人发现。那些淘金者最终恐怕会一无所获，失望而归 —— 真是 “黄金的神圣欲望” 啊！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烟台港（或称芝罘）非常美丽，周围的海岸坡度平缓，地势逐渐升高，直至远处的低矮山脉，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欧洲人聚居区看起来很整洁，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周边景色多样，十分迷人。这里的气候干燥宜人，因此成为了一个海滨浴场，许多欧洲人会来这里避暑。要知道，这里的海面在冬天不会结冰，而渤海湾的其他地方则会结冰。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中国渔船，它们正忙着捕捞青花鱼、鲷鱼和大菱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下午，我们起锚前往附近一座属于法国的小岛装载煤炭。趁着船员们忙着搬运英国煤炭（岛上常年储备着这种煤炭），我和拉巴里埃舰长、他的副手加贝先生以及若莱医生一起下了船，登上了小岛。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构成这座小岛的岩石是一种高度硅化的片岩质砂岩，呈红褐色；在靠近海边、地势较低且石灰岩含量较高的部分，一些片岩中还能看到煤炭的痕迹。这座小岛非常贫瘠，上面有一个村庄，村民们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几座小山的部分区域覆盖着松树、槲树和阔叶栎；我还看到了一些橡树幼林，专门用于饲养以橡树为食的蚕。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岛上发现了许多在北京从未见过的植物：一种酢浆草（可能是酢浆草属的某物种）、肾叶打碗花、一种矮生金合欢、一种粉花悬钩子、一种木质扁豆、一种大蓟、一种红花补血草、一种白花剪秋罗，还有尚未开花的阿尔及利亚百里香等。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许多白腹雨燕（可能是白腰雨燕）在小山丘上空以及矗立在小岛最高点的灯塔周围盘旋。我们试着用火药射击这些飞行速度极快的鸟儿，却一无所获。和过去一样，尽管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见过成千上万只这种雨燕，却从未成功捕获过一只样本，无法确切确定它的物种。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这里的雨燕是白腰雨燕（贾德氏命名），而不是北京的普通雨燕，也不是我在中国北方见过的另一种具有长尾分叉的未知树燕。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岛上观察到的其他陆生鸟类有普通燕子和一种伯劳。水生鸟类则包括鸬鹚、银鸥和鹬；加贝先生射杀了一只漂亮的鹬，我将它制作成了标本，准备寄给博物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岛上几乎看不到昆虫，我发现的唯一一种新的鳞翅目昆虫是一种天蛾，我认为是松天蛾。退潮时，我们能看到石灰岩岩石上覆盖着牡蛎和其他贝类，还有海葵，但没有海胆和海星。有人告诉我，这片海域盛产章鱼。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晚上，在完成了煤炭和食物的补给后，我们再次启航。海面平静如镜，泛着磷光，就像水手们所说的 “油海”。
1868 年 6 月 9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早上天气晴好，海面依旧平静，但不久后东南方向就升起了浓雾，我们不得不停泊了一个小时。渐渐地，天气变冷，天空被来自山东半岛的乌云覆盖 —— 前一晚我们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雷声。据说这个半岛以频繁出现浓雾而闻名。我看到了一些大型灰鹱（可能是白腰鹱），它们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飞行。
1868 年 6 月 10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旅途没有什么新鲜事，只是海面越来越波涛汹涌，我晕船晕得厉害 —— 晕船可真是一种糟糕的折磨，太有损人的尊严了！
1868 年 6 月 11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下雨了，刮着逆风，航行变得越来越颠簸、艰难。中午时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来袭，直到午夜才停歇。我晕船晕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甚至后悔登上了这艘船。不过，舰长对我非常友善和关照，我会永远感激他。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这十二个难熬的小时里，尽管蒸汽机全力运转以对抗暴风雨，我们却寸步未进。
1868 年 6 月 12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终于，午夜一点过后，暴风雨的威力减弱了。我们这艘可怜的炮舰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浑身湿透、沾满污泥，终于可以开始前进了。海面渐渐平静下来，天气也转好了。我们看到了四头巨头鲸（一种我不认识的鲸类，可能是斯文豪氏须鲸）。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不久，黄河水特有的黄色水体提醒我们，我们已经靠近长江入海口了；而那座金字塔形的小长山岛的出现，则预示着我们即将靠岸。傍晚时分，我们驶入长江，抛锚停泊 —— 长江入海口宽得几乎看不到两岸。
1868 年 6 月 13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夜晚宁静美好，早上天气也很好。我们沿着长江（蓝河）逆流而上，驶入其支流黄浦江，上海就建在黄浦江畔，最终抵达了法国领事的住所。领事孔弗朗先生邀请我和舰长一起去他家共进午餐。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河岸两旁绿意盎然，我看到了池鹭、杜鹃、椋鸟、卷尾等鸟类。那小巧而活泼的短翅莺（蝗莺属）时不时从芦苇丛中飞起，发出惯有的清脆鸣叫声 “嘀、嘀、嘀”。这种鸟在我看来，与我曾经在撒丁岛奥里斯塔诺平原上观察到的短翅莺几乎没有区别。我还捕捉到了一种吸食芦苇嫩部的大型红棕色蝽象。这里的昆虫很少，植物种类也不多，不过我发现了欧洲的加拿大一枝黄花。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宏伟、舒适且整洁的氛围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住进了我们的传教办事处，接待我的是艾梅里先生。他在这座城市居住多年，以极高的热忱和出色的能力打理着我们在中国所有传教团的事务，赢得了欧洲侨民的普遍尊敬。
1868 年 6 月 14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周日，早上天空阴沉，晚上有雷雨，天气相当凉爽。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很高兴在上海遇到了著名的湄公河考察队的队员们，他们和我差不多同时抵达这里。队员包括加尼耶先生（他曾是拉巴里埃先生的同僚，接替在云南因肝病去世的拉格雷先生担任队长）、负责记录旅行轶事的卡尔内先生、负责植物学研究的托雷尔先生、负责地质学研究和绘图的茹贝尔先生，还有一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先生。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没有动物学家。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加尼耶先生好心地向我提供了许多关于他所经过地区的有用信息，而那些地区正是我打算尽可能靠近的地方。他告诉我，长江的河道在地图上常常标注不准确；与湄公河相比，长江要小一些 —— 在距离入海口相同的位置，湄公河比长江宽阔得多…… 由于叛乱的穆斯林的阻挠，考察队没能深入到云南以外的地区。他还告诉我，云南省似乎有丰富的鸟类、昆虫以及多种金属矿产。这里地势起伏，既有高原，也有深谷，气候多样，物产丰富。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今天我还有机会见到了从云南随考察队回来的雅梅特神父。这位传教士告诉我，夏季的长江水位高涨、水流湍急，此时逆流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危险且耗时的。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帆船从汉口到四川重庆也需要三十多天的时间。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因此，我不得不等到冬天，才能考虑深入西部各省。关于自然历史考察资源，他告诉我，四川是一个森林稀少的地区，大部分由小山丘构成，但在其西部边境以及靠近西藏的地区，我会发现大片仍被森林覆盖的高山，那里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
1868 年 6 月 15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早上大雨倾盆。谈到气候，艾梅里先生告诉我，上海每三天就有一天下雨 —— 这和北京完全不同，在北京，一年中至少有三百天是晴天。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上海的一些欧洲人喜欢养鸟，有的是为了自己消遣，更多的则是为了将它们寄往欧洲的驯化园。我在他们那里看到的鸟类包括四种雉鸡（环颈雉、白鹇、黑长尾雉和红腹锦鸡）、美丽的蓝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红腹灰雀、鸳鸯、中国斑鸠、文鸟和尖尾文鸟。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而中国人则没有养鸟的习惯，更不用说设立雉鸡养殖场了。这里看到的银雉和鸳鸯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 日本人喜欢养鸟。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注意到，城市花园里的树上挂着许多蚕茧，这些蚕茧的丝质极其坚韧，通过长长的末端附着在树枝上。我起初以为这些是某种蚕蛾的茧，但艾梅里先生的助手富尼耶先生（他对自然事物很感兴趣）告诉我，这些茧是一种日行性蝴蝶的杰作，这种蝴蝶在上海和中国南方各地都很常见。它通体黑色，后翅上有一些白色斑点，我认为这是碧凤蝶。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凤蝶属昆虫的蛹都是裸露的。


1868 年 6 月 16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雨停了，天空万里无云，但就这个季节而言，天气仍然相当凉爽。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根据最新得到的信息，我决定前往江西待几个月，在那里开始进行一些自然历史考察工作。在中部省份的传教团，我的同僚们会为我的考察活动提供一切便利。但当我需要前往更西部的地区时，我会面临一个在欧洲不会遇到的特殊困难 —— 货币问题。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中国，唯一的货币是铜钱，银子则以银锭的形式存在，被视为一种商品。其兑换价值会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人们会根据需要用银子兑换铜钱，但欧洲人在兑换过程中总会吃亏。如果我要在偏远地区生活两三年，需要携带的银子数量会非常庞大，运输（通常需要人力背负）成本极高，而且还会引起当地众多盗贼的觊觎。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幸运的是，这一次，传教士们再次帮我摆脱了困境。西部各省传教团的财务主管勒莫尼耶先生好心地答应，由他安排这些地区的中国商人向我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 —— 甚至包括在独立的藏区部落穆坪（我打算在那里停留几个月）所需的资金。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说到穆坪，我有幸在勒莫尼耶先生那里遇到了一位中国人，他曾是穆坪传教团的学生。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穆坪是一个自然物产极为丰富的地方。这个人告诉我，正是木平传教团学院的院长阿尔纳尔先生，一直致力于收集和制作各种有趣的新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并将它们寄给达布里先生和佩尔尼先生，再由他们转寄到欧洲，比如绿尾虹雉、藏马鸡、蓝马鸡等。因此，这些新物种的发现功劳应该归于阿尔纳尔先生。但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相关的报告和描述中，他的名字却从未被提及 —— 真是 “为他人作嫁衣裳” 啊！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位年轻人还告诉我，尽管阿尔纳尔先生的研究持续了两年，但他的猎人仍未能捕获到穆坪森林中所有动物的样本。因此，对于我来说，至少在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物种上，仍有机会有所收获。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下午，我再次前往法国领事馆，去看看加尼耶先生等人从云南带回来的动物。那里有一只活的小熊，通体黑色，毛发较短，胸前有白色的月牙形斑纹（即亚洲黑熊）。这种动物与我从北京带回的黑熊相比，颜色更深，耳朵和四肢相对较小，性情也温顺得多。那么，在没有对比样本的情况下，我之前归类为西藏黑熊的北京黑熊，到底是什么物种呢？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些先生们还带回了一块非常大的未知食肉动物（？）的化石牙齿碎片，这是一位来自四川东部的传教士樊尚先生送给他们的。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他们拥有的活鸟包括白腹锦鸡、红腹角雉、一种与环颈雉类似但没有颈环的雉鸡 ——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变种，很可能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他们还有两只活鸽子，在我看来与北京山区常见的岩鸽（帕拉斯命名）没有区别。

1868 年 6 月 17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前往上海郊区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我观察到的鸟类有：尖尾文鸟、短翅莺、棕头鸦雀（这种鸟在该地区很常见，与北京的棕头鸦雀是同一物种，我之前只在山区见过）。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昆虫数量不多，我收集到了一种腹部有漂亮金色环纹的鹿蛾、一种透翅蛾；在城墙边常见的荨麻（白荨麻）上，我还收集到了许多漂亮的黑白相间的吉丁虫和一种叩甲。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城市周围遍布运河和水洼，我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在北京从未见过的小青蛙（即泽蛙），还有一种奇特的小鱼（属于鰕虎鱼科），这种鱼通常像青蛙一样离开水面活动。当受到惊扰时，它会借助胸鳍灵活移动，在水面上快速跳跃，而不会沉入水中，一直跳到对岸。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里的植物种类也不多，我注意到一种开着粉花、散发着香草味的绶草。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当地人告诉我，该地区的哺乳动物包括一种穴居灵猫、一种非常小的鼹鼠等。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用于田间劳作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高大美丽的印度野牛，长着巨大的弧形牛角；另一种是中国瘤牛 —— 这两种动物在华北地区都没有。
1868 年 6 月 18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一整天都在下雨。气压计的读数很低，天气仍然很凉爽，以至于艾梅里先生都穿上了厚外套。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说到气压计，加尼耶先生告诉我，在这些海域，气压的平均高度为 758 毫米。
1868 年 6 月 19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天空阴沉，气压计（下午两点）读数为 754 毫米，没有什么新鲜事。
1868 年 6 月 20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上午九点半）气压计读数为 75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3 摄氏度。我们在家里捉到了一条大蛇，我把它装进瓶子里，准备寄给博物馆。
1868 年 6 月 21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为 75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2 摄氏度。
1868 年 6 月 22 日[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5 摄氏度。今天天气炎热，阳光明媚。我和我的同僚塔利亚布埃先生一起前往西卡韦 —— 耶稣会士在那里设有一个宏伟的机构。途中，我看到了几小群红嘴蓝鹊，它们在平原的树篱和树上自由自在地穿梭，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在一个村庄里，麻雀（树麻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 —— 它们几乎都患有黑化病！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在学院美丽的花园里，种植着几种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欧洲植物，比如大丽花、意大利杨、樱桃树等。普菲斯特神父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时也对昆虫学感兴趣；而奥德神父目前正在收集长江的鱼类。我希望他们的研究也能为我们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做出贡献。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还听说，有人计划在南京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所，致力于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我在潮湿的石头下发现了一些白色、长长的环节动物，形状像绦虫。有人告诉我，这种动物在当地很常见。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6 月 23 日
天空阴沉，天气非常炎热，刮着南风。
我准备今晚乘坐罗素公司的一艘大船前往江西，这艘船往来于汉口航线。作为传教士，艾梅里先生帮我争取到了半价优惠，我只需支付 25 两银子，而不是通常的 50 两（400 法郎）。对于欧洲来说，这个价格仍然很贵，因为这段旅程只需要两三天时间。
法国慈善修女会在上海设有一家欧洲人医院。我前去向她们道别，并接受了她们托付的前往江西的事务 —— 那里也计划建立一个修女院。自从若里亚斯修女前往北京后，帕斯基耶修女就一直担任这里的院长。在她的同伴中，我高兴地认出了梅尔韦修女 —— 在我们从法国前往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她的无私奉献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很容易将那些投身慈善事业的人称为 “有德行的人”，但为了上帝和他人，牺牲自己所有的乐趣、所有的满足、几乎所有正当的情感，并且一生都坚持这样做，这始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世界很难完全理解这一点。
傍晚时分，雷雨大作，我八点登上了船。
1868 年 6 月 24 日
早上以及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尽管所有人昨晚就已经登船，但直到今天午夜过后，“平户号”（我们乘坐的蒸汽船的日本名字）才启航。我们逆着这条宽阔大河的水流快速航行，几乎看不到河岸。
在大客舱里，我是唯一的欧洲乘客，但小客舱里却挤满了中国人，他们在里面平静地吸食着鸦片，那令人作呕的烟雾阵阵飘向我们。
晚上，我们在镇江和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上下乘客和货物。又有几位欧洲乘客登上了船，我不再是唯一的欧洲人了 —— 陪伴我的还有勇敢的苏格兰船长麦奎因先生。葡萄牙天主教徒迪尼兹先生、犹太人埃利亚斯先生以及新任九江领事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1868 年 6 月 25 日
今天的航行变得更加有趣：河岸越来越近，南边可以看到山脉。天空阴沉，但直到傍晚雷雨来临前都没有下雨。下雨时，我看到了两只灰白色的海豚 —— 尽管我们已经离海很远了。
在靠近大同（从这里可以前往太平）和莫口（莫干山，茶叶的产地之一）的地方，有高耸的山脉，其中一座山峰的山脊像一把巨大的梳子，布满了尖峰。这真是一个进行自然历史考察的绝佳地点！我希望奥德神父不会错过探索这片属于他传教区的土地的机会。
在我们附近，河岸上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 —— 这种景象在我游历过的华北地区是从未有过的，那里到处都缺乏植物。几只巨大的黑蝴蝶飞到了我们的三层船上，它们无疑是把船当成了一片漂浮的丛林。
1868 年 6 月 26 日
早上就有下雨的迹象。我们的左侧已经是江西的边界，不久后，我们经过了著名的鄱阳湖入湖口 —— 入湖口处有一座塔，巧妙地矗立在一块孤立的岩石上。这片内陆大湖的南岸，从远处看，像是陡峭而光秃秃的悬崖。
靠近九江时，河岸的土壤变得越来越红，也越来越贫瘠。这里的植被似乎比我们昨天看到的要稀疏得多。
七点半，我们抵达了这座被称为 “九江”（九河之城）的城市并停靠下来。我亲爱的同僚鲁热先生早已得知我要来，尽管下着小雨，他还是到船上来接我。我很快下了船，来到巴尔杜斯主教的水上住所。不用说，这位可敬而博学的江西宗座代牧给予了我最亲切、最热情的接待 —— 简而言之，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九江是对外开放的内陆港口之一，城里有少量西式建筑，传教团的住所就是其中之一。这座房子舒适且相当宽敞，足以容纳教区的神学院 —— 神学院是从省内腹地迁到这里的，因为在那里，基督教徒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士绅的骚扰。
这座城市位于长江岸边，建在几座小山丘上，周围环绕着不规则的城墙。北边濒临长江，东边和西边则被两个清澈的湖泊环绕。但大多数中国居民居住在旧城区之外，住在长江和大湖之间那片狭窄的土地上。作为 “九江府” 的治所，这座城市曾经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和繁华的人口中心，但太平天国叛乱的战火摧毁了它的昔日辉煌，要恢复往日的繁荣，还需要很长时间。
沿着长江的小山丘向南和西南方向逐渐升高，远处的地平线被庐山（或称匡庐）的群峰所遮蔽。这座山是江西最高的山脉，我估计它的海拔大约在 4200 米（或 1500 丈）左右。
北边，长江对岸是一片平坦的平原，只有在很远的西北方向才能看到一条山脉 —— 那属于湖北省。
1868 年 6 月 27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7 摄氏度，天气晴好。
我在江西的第一天，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索九江周边的物产中，那种急切和渴望，只有博物学家才能理解 —— 这个地方与我之前考察过的所有地方都截然不同！
首先，我去了旧城区内部进行考察。自从太平军洗劫并烧毁了这座城市后，这里就几乎荒无人烟了。大多数中国居民的住所都沿着长江和欧洲租界附近分布。这里的民众似乎并不敌视欧洲人，尽管他们的性情似乎比北方人更急躁。尤其是孩子们，明显比北京的孩子更活泼好动，也更吵闹，他们嬉戏打闹的频率几乎和欧洲孩子一样。
我在这里发现的植物几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澈的湖面上覆盖着菱角（双角菱），我看到优雅的水雉（水雉属）在上面奔跑，它们的长脚趾上长着巨大的爪子。中国人把这种黑白相间、颈部有金色斑点、长尾细长的鸟称为 “水雉”（水鸡）。一些小型鸭类（棉凫），头部和颈部呈黑色，也在这些水生植物中觅食，时不时地从湖面上飞到屋顶，再从屋顶飞到水里。
最常见的植物之一是白荨麻（或称苎麻），它生长在所有的旧墙壁和沟渠里。我还注意到几种我从未见过的蕨类植物，其中包括一种攀援蕨类，非常纤细优雅；还有几种玫瑰、覆盆子、铁线莲、马兜铃、菝葜、葫芦科植物，它们都与北方的同类有所不同。我首先想到的是收集并制作这些植物的标本，以便补充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
由于这片土地完全没有树木，鸟类的数量并不多。除了已经提到的水鸟外，我今天看到的还有普通翠鸟、白鹭和苍鹭，以及以下几种：红耳鹎、白头鹎、棕头鸦雀、红嘴相思鸟、三道眉草鹀、红隼、家燕和金腰燕。北京常见的雨燕在这里和上海一样都没有见到。
黑鸢（黑耳鸢）在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常见。当地唯一的麻雀似乎是树麻雀；乌鸦则有大嘴乌鸦和白颈鸦两种。普通喜鹊（喜鹊属）在这里似乎不像在北方那样常见。
至于昆虫，我捕捉到了大量的柑橘凤蝶，还有一种长尾的美凤蝶 ——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蝴蝶只在中国北方有。我还捕捉到了菜粉蝶、粉蝶、蛱蝶、北京的黄粉蝶、一种新的天蛾等。在我发现的外形新颖的鞘翅目昆虫中，有两种天牛、两种花金龟、两种丽金龟。蜻蜓的数量极多，其中有一种翅膀是黑色的 —— 这些讨厌的昆虫会捕食鳞翅目昆虫。
不过，我必须特别提一下，在今天捕捉到的蝴蝶中，有三种看起来和欧洲的物种是相同的：蓝灰蝶、眼蝶、银斑豹蛱蝶。
我在上海的草丛中大量捕捉到的那种漂亮的绿色蝉，在这里却很少见。
总的来说，尽管第一天的考察让我相当满意，但我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地方恐怕很难有重大的新发现，我将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了遥远的藏区山脉…… 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晚上的谈话自然围绕着我的考察目标展开。巴尔杜斯主教告诉我，在他来到江西之前，曾在河南西部居住了很长时间。他说，那里有一种 “会叫的鱼”（中国人称之为 “娃娃鱼”），他甚至还吃过。这会是什么呢？也许是蝾螈？我们以后再验证这个说法，这个信息值得关注。
主教还讲述了他以前教区一个山区里发生的一件关于动物习性的趣事：基督教徒们从一只母狼那里偷走了它的幼崽，母狼竟然找到了幼崽被带去的那所房子。由于无法夺回自己的孩子，它便叼走了房子里一只母狗的幼崽，带回自己的洞穴，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它们。后来有人看到了这些狗，它们变得和真正的狼一样野性，叫声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人们对它们进行了追捕，费了很大力气才打死了两只。
1868 年 6 月 28 日
（上午十点）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5 摄氏度。
早上天空阴沉，后来下起了雨。
尽管天气不好，我还是继续我的狩猎活动。屋顶上的棉凫数量很多，我捕捉到了一些样本。这种鸟并不怕人，有几只甚至常年栖息在我们教堂的屋顶上。
我看到了两只卷尾，我认为是大盘尾。
1868 年 6 月 29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9 毫米，天气凉爽。
我一枪打死了两只山雀；第三只山雀在我靠近时，潜入水中好几分钟，然后在远处浮出水面。我很惊讶地看到这种鸟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它们的脚趾既不是蹼状也没有瓣状膜。
1868 年 6 月 30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天气转晴。
庐山第一次露出了光秃秃的山顶。我继续我的考察，但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1868 年 7 月 1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1 毫米，天气炎热，天空晴朗。
我和神学院的学生们以及他们的院长鲁热先生一起前往拿撒勒（地名）进行短途旅行。“拿撒勒” 是一座西式房屋的名字，位于湖的南端，几年前神学院的学生们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如今这里成了他们的休闲场所。再往南一里左右，是一位当地著名士绅的墓地，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 —— 这几乎是这个地区仅有的树木了。如果这个地区有鸟类栖息，那么它们一定聚集在这里。我和年轻人们一起走到了那里。
我们途经的小山丘上覆盖着较为茂密的植被，有一些橡树、每年都会被砍伐但仍能结出优质小橡子的小栗树、细叶松（中国松）、美丽的杉木、一种三角叶悬铃木（或枫香树），以及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树种。不久前，这里还盛产樟树，但由于叛乱者的破坏，樟树已经完全消失了。
灌木丛中生长着许多花椒树，居民住所附近则有楝树（苦楝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竟然没有臭椿树 —— 这种树在北方非常耐寒，也很常见。
尽管阳光炎热，但我们的旅行非常愉快。在返回拿撒勒吃午饭之前，我在墓地的树林里打死了一只红嘴蓝鹊（红嘴蓝鹊属），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 —— 北京的红嘴蓝鹊是布兰氏红嘴蓝鹊，在西伯利亚也能找到。今天早上捕获的其他鸟类还有：灰喜鹊、白头鹎、红耳鹎（即 “帕科”）和黑鸢（黑耳鸢）。
途中，我们还捕捉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蜥蜴（六线石龙子），它有着细长的尾巴，这在北方是没有的。它的背部呈灰色，侧面呈绿色，腹部呈浅绿色，喜欢灵活地攀爬灌木丛；而北京唯一的那种带有眼状斑的灰色小蜥蜴（丽斑麻蜥）则完全是陆生的。我们还收集了一些新的昆虫，其中包括一种体型相当大的象鼻虫，它们大量聚集在覆盖着部分山丘的小栗树的芽上。
我注意到，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广泛种植着合欢树（或称 “君迁子”）—— 难道这里是它的原产地？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和那些稻田时，天几乎已经黑了。稻田里的青蛙已经开始鸣叫，夹杂着白骨顶鸡那响亮的叫声。我们乘坐小船横渡 “静湖”，只用了半小时就回到了家门口。
1868 年 7 月 2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上午十点）。
早上天空阴沉，风力相当大；后来天气变得更热了，我房间里的温度计升到了 31 摄氏度。这一天我都在做准备工作。我看到一群灰鹭呈 V 字形飞行，朝着西方飞去，就像鹤类一样。
1868 年 7 月 3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2 摄氏度，刮着西南风，天空晴朗。
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在我采集植物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中国人，他们正背着一捆捆的大麻（苎麻）。这种大麻在所有荒芜的山丘上野生且数量丰富，它会长出很长的木质藤蔓，当地人从中提取纤维，用来制作非常珍贵且极其结实的布料。
有人告诉我，提取纤维的方法如下：将这些藤蔓悬挂在火堆周围拉紧的绳子上，当它们慢慢被烤热后，中国妇女用长长的指甲将树皮分离、撕开 —— 树皮很容易剥落，之后再用水清洗。这些天然的长纤维无需捻搓就可以织布。
1868 年 7 月 4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1 摄氏度，刮着东南风。
今天早上，我在湖里又打死了一只状态极佳的水雉；另一只受伤的水雉潜入水中，我没能看到它浮出水面呼吸 —— 这些美丽的鸟儿显然能在水下憋气好几分钟。我注意到，在这种水雉物种中，雄性明显比雌性体型小。它们的飞行比野鸭更持久、飞得更高，还常常发出一种响亮的叫声，有点像奇怪的笑声，有时在晚上也能听到。
我的仆人王托马斯（就是那个曾陪伴我蒙古之行的北京年轻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在捕捉昆虫和爬行动物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 —— 他那双鹰眼般的眼睛几乎能洞察一切。今天，他给我带来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只雨蛙（我认为是中国雨蛙，英国学者将其单独列为一个物种）。它的背部呈浅绿色，腹部呈银白色，耳部区域有一条深色条纹。在我看来，它与欧洲常见的雨蛙几乎没有区别，即便有区别，也非常小。
今天，我还在一个孩子手里看到了一只江西常见的家鼠，它和北京的家鼠不是同一个物种。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颈部到背部呈铁锈红色。
1868 年 7 月 5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
早上天空阴沉，大气平静，庐山隐藏在云层中；下午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
今天早上，我去旧城区内的孤儿院做弥撒时，在花园里发现了大量的欧洲接骨木（ Sambucus nigra），我认为它与欧洲的接骨木是同一物种。但如果没有对比样本，就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完全相同。在旧大陆的两端，大多数动植物物种想必都是不同的。至于接骨木，我在中国北方从未见过，北方生长的是两种接骨木属植物：生长在山区的毛接骨木和生长在平原的西洋接骨木。
也是在这个花园的废墟下，有人为我捕捉到了一条剧毒的蝮蛇（日本蝮）—— 我以前曾从蒙古寄过这种蛇的标本到巴黎。
九江的这家孤儿院规模不算大。在叛乱时期，由于当地士绅的敌意，孤儿院的孩子们从原来位于省内腹地的旧址被疏散了。被父母遗弃、由基督教慈善机构收留的小女孩数量相当多。在这里，由于没有慈善修女会的修女，由一些善良的中国妇女负责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直到她们长大成人、出嫁。尽管如此，那些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仍恶意中伤，说传教士收留这些可怜的弃婴，只是为了把她们卖到欧洲的妓院里。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 因为只有出于邪恶的目的，他们才会拯救那些他们认为有几分姿色的别人家的小女孩。
至于小男孩，自从叛乱战争导致许多家庭的男丁大量减少后，这个地区遗弃男婴的现象就很少见了。因此，孤儿院的院长告诉我，当院里的某个男孩长到青春期，且身体条件不错时，就会有很多在战乱中失去儿子的基督教家庭迫切地想要收养他。
1868 年 7 月 6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3.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有雷雨，刮着东北风，晚上下雨。
为了更靠近山脉，更方便进行自然历史考察，我决定并准备搬到拿撒勒的那所房子（或称别墅）居住，那里地处乡村腹地。我最近去看过那个地方，它能为我的考察工作提供一切所需的便利，那里还有一个小教堂，供当地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聚集礼拜。
从那里到九江的主教住所只有一里路，甚至更近，我可以从那里获取我和我的中国仆人的所有食物补给。因此，今天我采购了大量的大米（这里的大米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奶酪、豆子、醋泡大蒜、茶叶和糖 —— 尽管在中国，我们通常喝不加糖的茶，但我习惯了在任何能买到中国糖的地方都买一些，用糖水代替葡萄酒饮用。因为我喝不惯中国人用发酵谷物酿造的饮品，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买到糖。
不过，和中国内陆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没有牛奶，没有葡萄酒，也几乎没有牛肉（除非有特殊情况），面包也很难买到。幸运的是，九江有一位广东人专门为港口的外国人制作欧式面包，但价格高得惊人，我平时都舍不得买。好在当地能买到一些鸡蛋和各种葫芦科蔬菜，但这个季节几乎没有鱼。
1868 年 7 月 7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早上刮风下雨。
下午三点半，我乘坐家里的船，带着所有的行李，前往拿撒勒的 “隐居之所”。一位中国同僚严神父（负责传教团的财务）好心地陪我一起前往，帮我安顿妥当。
然而，我们刚过湖中心（之前一直很平静），风就变得猛烈起来，并且转为逆风。很快，尽管我们的船夫很健壮但缺乏经验，我们还是被迅速推向一片茂密的水生植物丛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面临着翻船的危险，还暴露在暴风雨和再次下起的大雨中，直到我们设法靠近岸边。在那里，我们雇了另一艘船试图拖我们的船，但由于风力太大，没有成功。
最后，在当地一位熟悉这片漂浮植物丛中可通行水道的船夫的帮助下，我们才摆脱了困境，朝着湖的南岸驶去。从那里到拿撒勒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但由于下了大雨，穿过稻田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湿滑难行，当我和我的行李都到达新住所时，天已经很晚了。是我们善良的基督教徒们帮助了我们 —— 他们并非无偿帮忙，但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其他中国人身上很难看到的。
途中，我发现了一条被打死的奇特蛇，它已经损坏得太严重，无法用于收藏了。这条蛇体型较小，尾巴突然截断，没有尖细的末端；腹部呈橙红色，背部呈深黑色。一位刚打死这条爬行动物的中国妇女告诉我，这是一种剧毒蛇。
1868 年 7 月 8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 摄氏度，晚上、整个早上以及一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得很大。
恶劣的天气和搬家的琐事让我们今天几乎无法为收藏做任何事情。下午雨停的间隙，我走出家门，来到周围长满青草的小土丘上：昆虫很少，发现了几种未知的植物，其中包括一种真正的小型熊果 —— 这是我以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属。由于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江西熊果。
中国常见的环颈雉（环颈雉属）在这一带似乎很常见。今天下雨的时候，我看到它们飞到离我的窗户很近的地方，但我没有开枪打它们 —— 我的原则是，除非是为了自然历史收藏必需，否则绝不杀生。我宁愿只吃米饭或小米充饥，也不愿为了自己的餐桌而杀死这些快乐地享受着自己生命权的可怜生灵，它们不仅无害，反而美化了自然。
这一点我的仆人们并不总是能理解，尤其是在涉及到雉鸡的时候，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美丽的中国虎甲 —— 它在南方各省很常见，但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却没有。在北京，有一种同样美丽的虎甲，鞘翅呈火红色，我认为它只是西伯利亚三色虎甲的一个变种。北方帝国特有的另外五种虎甲似乎在这个纬度并不存在，毫无疑问，我在这里会发现其他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868 年 7 月 9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7 摄氏度（上午八点）。
今天仍然下雨，一整天都在下 —— 真令人扫兴。我无法按照计划进行今天的考察活动，也就是前往庐山脚下。不过，我的时间也并没有完全白费。
奥古斯丁是传教团的一位基督教徒仆人，他从城里给我带来了一些食物，还有一只活的乌龟。这只乌龟呈淡绿色的棕色，颈部是绿色的，眼睛是淡黄色的，是南方稻田里常见的一种龟（即眼斑水龟）。他还带来了另一条在孤儿院捉到的蝮蛇，以及一些壁虎（日本壁虎）。这种壁虎的整体颜色是深褐色的，带有灰色的斑点和圆点，眼睛也是灰色的。我注意到，泡在酒精里后，它们的颜色会变成带有棕色斑纹的灰色。
根据我的中国仆人的说法，这个地方有三种乌龟，但我认为他搞错了，他所描述的颜色差异可能只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当然，我没有把那种完全水生的乌龟算在内 —— 这种乌龟和北京以及蒙古黄河里的龟是同一种（即鳖）。至于阿尔科克夫人在北京给我看的那种来自长江支流的带毛小乌龟，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雨一直下到晚上。傍晚时分，我在稻田里看到了一只我不认识的深色鹭；白骨顶鸡也在那里，它那响亮而单调的叫声（或者说是歌声）一直持续到很晚，甚至在夜间，还伴随着无数青蛙的鸣叫声 —— 这场大雨让青蛙们兴奋不已，精神焕发。
今晚我还注意到一种三声杜鹃的鸣叫 —— 北京的杜鹃物种和欧洲的一样，都是两声鸣叫。我今天听到的这种杜鹃，可能是古尔德描述的小杜鹃，斯文豪先生在他关于中国鸟类学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过这种杜鹃。
1868 年 7 月 10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5 摄氏度（上午八点半）。
今天仍然下雨，而且是瓢泼大雨。这极大地减少了我当天的工作量，我有时间思考一些除了眼前事务之外的事情。只有排水沟的潺潺声和无数青蛙不停的、五花八门的鸣叫声能让我分心 —— 这些青蛙不仅在稻田里到处都是，甚至还大胆地闯进了我们的房子里。
持续的暴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让这些小动物四处蔓延。它们甚至爬到了山丘上，几乎很难找到一平方米的土地上没有这些两栖动物在轻盈地跳跃，它们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的领地……
它们的天敌也随处可见 —— 但它们并不是为了与这些受大雨保护的无辜两栖动物搏斗，而是为了侵扰我们这座大房子的每个角落。它们钻进未烧制的砖墙和柔软的杉木（即杉木）木材中，无处不在。昨晚，这些 “蛙鼠之战” 的主角们的嬉戏打闹声非常吵闹，仿佛来自全县的老鼠都聚集在了这座空旷破败的大房子里。
以前，传教士们在这里培养从整个教区挑选出来的年轻中国人，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进入神职所需的科学知识

吕国宾龙坪山

法国科学院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讯院士
1868 年 5 月 25 日，北京
1866 年，我受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托，首次远赴蒙古进行考察。那次行程中，我收集并寄回法国的标本并不算特别丰硕 —— 蒙古高原在各个方面都贫瘠得令人绝望。尽管如此，一番艰辛之后，我仍发现了不少动植物新种，有的是科学界首次记录，有的则填补了动物地理学上的空白。原本按照计划，我打算穿越甘肃前往青海湖，可当时中国西部正处于叛乱状态，这一计划被迫搁置。那片尚未有人探索、难以抵达的土地，想必藏着不少未知的新奇事物。
经博物馆主管们同意，并采纳著名动物学家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个人建议，我将开启第二次旅行，尽可能靠近那片区域。这次我不再选择叛乱的穆斯林势力横行的蒙古与甘肃路线，而是沿黄河逆流而上，穿越广袤的四川省。我的打算是，先在中部的江西省停留数月，之后向独立的东藏诸部落推进，最终从南部进入青海湖。我预计完成这项考察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并且已做好了相应准备。
过去几年，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理想，但蒙古之行后似乎有所好转。尽管朋友们忧心忡忡，甚至做出不好的预判，我仍觉得自己有足够的体力完成这次新的征程。此外，我还备好了药物，法国公使馆的马丁医生好心为我提供了所有对抗发烧，尤其是痢疾的必需品 —— 我特别担心痢疾会复发。东方的这些气候对劳作的欧洲人损耗极大，贫血给我带来的一个奇特影响就是记忆力衰退。正因如此，我决定在旅行途中用笔记下每天发生的事和观察到的现象，不想遗忘这些经历。
上次蒙古考察时，这种方法就帮了我大忙。据说博物馆的教授们已将我寄去的旅行日记、地质路线图刊登在《新档案》上，这些材料是为了补充我的相关报告以及与动植物、矿物标本一同寄回的笔记。我明白，研究人员会热切地接纳所有关于陌生国度和事物的信息。所以，我会继续坚持记笔记，并且尽可能比以前记录得更详尽些。这些笔记或许会被其他人看到，对于亲友而言，其中的个人细节也绝不会令人反感，甚至不算多余……
如今，我已即将启程，一切基本准备就绪。一想到接下来三年的旅程，可能会带我远离北京那么远，我内心却平静得仿佛只是要去散步。感谢天意，让我有这样吉祥的心境。
今早，我用这里常用的一种巨大手推车，将五个箱子和行李箱运到了通州，只花了十个北京吊（约八法郎）。通州离八里桥村不远，“八里桥” 正确的发音和写法应为 “Palitchiao”（八里之桥），它坐落于北河（即白河，“河” 在中文里的发音类似西班牙语的 “J”）岸边，是首都的港口，位于北京以东约五六里处。不过，那三位或四位脚夫要在路况不佳、天气已然酷热难耐的情况下，费力地运送我的行李，全程恐怕得花上一整天时间。
中国北方的气候以温差极大为显著特征：北京位于北纬四十度，夏季的平均气温与开罗（北纬三十度）相当，而冬季的平均气温却和乌普萨拉（北纬六十度）差不多。
这天剩下的时间，我忙着拜访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和美国的公使馆。当人身处远离祖国的他乡，国籍之分便不复存在。所有欧洲人在这片中国人海中，都像是失散的同胞。中国人的情感与我们的差异，甚至比他们的外貌特征与我们的差异还要大。最终，无论我们来自哪个欧洲国家、秉持何种宗教信仰，彼此之间都会产生家人般的关怀。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我特意前去辞行的知名人士，他们给予了我热情的接待和鼓励 —— 更何况我与他们都相识已久。要是这次考察的结果能不负大家的期望，我相信我的探索一定能让博物馆的资深教授们满意。
拉勒芒伯爵极力支持我的旅行，他给了我几封致西南地区宗座代牧的推荐信，这些信件在适当的时候或许能派上用场。他还嘱托我考察藏区各部落的状况，弄清楚是否有必要依法要求北京政府为前往西藏的传教士发放护照 —— 目前人们尚不清楚这些偏远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归属于中国。我向伯爵承诺，一抵达江西的第一站，就会写信告知他我的期望以及此次考察可能取得的成果。
法国公使馆的马丁医生也托付了我一些事情。他与驯化协会有联系，希望我能为协会寄送一些动植物样本，协会已为此拨付了一笔款项。我自己也很乐意能为欧洲的驯化尝试出一份力，但我严重怀疑，在我计划前往的这些偏远且难以抵达的地区，能否满足他的愿望。
目前，法国公使馆的其他人员包括罗什舒阿尔伯爵、蒙贝尔伯爵、一等翻译莱梅尔，以及一位刚到任的年轻语言学员。
在英国公使馆，尽管我是外国人，全权公使鲁思・阿尔科克爵士对我展现出的善意仍让我深受触动。阿尔科克夫人给我看了一只小巧可爱的多毛龟，这是她儿子刚从汉口带回来的。这只娇弱的小动物被夫人精心养在卧室里，身长不过五六厘米，有着蓝色的眼睛，背上覆盖着长长的淡绿色毛发，像是一丛丛海草，能让它浮在水面上。据说这种龟在中国中部极为罕见，无论出多少钱都很难再买到第二只样本。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 “毛发” 很可能是一些水生植物，以寄生的方式有规律地生长在这只两栖爬行动物的鳞片上 ——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狡猾的骗子。
1868 年 5 月 26 日
早上七点，我乘坐家里的有篷马车从北京出发，中午前抵达通州。穿过通州城的街道时，我看到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一只蓝翅八色鸫！这只活鸟通体黑紫相间，我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原产于马来群岛和南洋大岛的美丽鸟类为何会出现在北京。
在我途经的平原沙地部分，我第一次见到了草本苦参 —— 此前我只在蒙古腹地见过这种植物。至于高大美观的国槐，我注意到这里的树叶并没有被那种无数的灰色漂亮尺蠖啃食。而在过去两年里，北京的国槐树叶总是被这种尺蠖吃得一干二净。
在通州，我见到了我的仆人托马斯和另一位中国仆人。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租到一艘有篷船，花了十五吊（六两银子）—— 对于从这里到天津的短途旅行来说，这价格可不便宜。原因是所有的船只和车辆都被那两万名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占用了，他们考完试后正返程回家。
这座城市的港口里挤满了运送皇粮的官船，这些大米从南方运抵此处。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大量粮食的到来，让北京的小麦价格骤降了一半，金属货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 —— 这里向来如此。另一方面，由于近期雨水充沛，今年的庄稼长势格外喜人，丰收几乎已成定局。在这片常年遭受干旱的土地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年景了。
大约一点钟，我们启程出发。西南方向吹来的强劲冷风不仅延缓了我们的行程，还得在密密麻麻的船只之间穿梭前行，直到进入真正的白河主河道（中国人在这里并不这么称呼它）。这条河虽然不宽，但水深不浅，而且据说即便离海如此遥远，潮汐的影响依然能波及到这里。这足以证明这片广袤的平原是多么平坦，并且它还在因注入海湾的河流带来的沉积物而不断扩大，而这片海湾似乎注定会彻底消失。或许中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还在经历缓慢的间歇性抬升运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黄河入海口为何会不断变迁。
尽管我们是顺流而下，但仍得依靠船桨和撑篙才能前行。我们一直航行到傍晚，这天傍晚凉爽而平静，风也停了。中国人不在夜间行船，于是我们的两位船夫便将船停泊靠岸，就着一些野菜吃起了米饭。而我和我的中国基督教徒仆人则完成了祷告，祈求这位创造了这壮丽宇宙的造物主，让我们这段漫长旅程的最后一天，也能像第一天这样平安顺遂。
1868 年 5 月 27 日
夜晚宁静而晴朗，天还没亮我们就再次出发了。河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但河水浑浊多泥。
大约十一点钟，南风再次刮起，强烈地阻碍着我们的航行。航行途中，一幕令人痛心的景象短暂打断了我们 —— 一具男尸被水流裹挟着顺流而下。在中国，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因为穷人买不起棺材，遗体就会被抛入河中。
至于鸟类，我只看到了一些林鹬（包括青脚鹬和白腰草鹬），它们和经常出现在法国沼泽与河流边的林鹬一模一样。这些鸟儿轻轻掠过水面，发出惯有的惊叫声，但实际上它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在这里没人会去伤害这些羽毛朴素却姿态优雅、飞行轻盈的美丽生灵。
此外，还有一些普通燕鸻在高空飞过，这种鸟与欧洲的海鹧鸪相比，除了翅膀下方的颜色不同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另一种我今天和昨天都看到的有趣鸟类是短嘴乌鸫（卡布氏命名），也就是有着金属光泽的黑卷尾。它的头顶长着几根丝状的长羽，没有羽小枝。即便在夜间，它也会发出银铃般的鸣叫声，模仿铃铛的声音惟妙惟肖。这种美丽的鸟儿来自南方，夏季会大量在平原上房屋周围的树上筑巢。村民们都很爱护它，不仅因为它能消灭大量昆虫，还因为尽管它体型不及乌鸫，却有着极大的勇气，能驱赶那些危害家禽的乌鸦和鸢。
河岸两旁的植被显得极为荒凉：除了村庄里种植的几棵柳树外，看不到一丛灌木，也没有任何木本植物。草本植物的种类也很少，而且总是那几种。我在途中看到的开花植物中，认出了以下几种：水酸模、两栖碎米荠、紫丹、裂叶贝壳花、广布的蒲公英、大车前、地黄、中国琉璃草、附地菜。还有一些植物即将开花：西伯利亚益母草、东方苍耳、田旋花、毛打碗花、黄鹌菜以及两三种蓼属植物。
1868 年 5 月 28 日
夜晚依旧平静，我们在锚地过夜。天未亮再次出发时，遇到了无数载满大米的官船。有人告诉我，每艘船能装载三四万磅大米。尽管有南风相助，这些船仍需每艘由三个人拉着逆流而上。这些船大多是新的，因为不久前人们刚建造了一千艘来替换前几年被叛乱者毁坏的船只。
到访北京的欧洲人都会感到惊讶，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他们从古代记载中得到的印象相去甚远。事实上，这座曾经在两座宏伟城墙环绕的巨大方形城区内居住着数百万人的都城，如今的人口似乎只剩下几十万。昔日的辉煌已被贫困与破败所取代，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
导致这座城市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是叛乱者摧毁了官船，二是太平军占据了盛产大米的中部各省。要知道，北京按理说应该驻扎着二十万旗兵（旗人，源自满族），他们依靠朝廷发放的军饷和大米为生。过去，朝廷每月都会定期发放军饷和大米，足以让这些士兵及其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在中国，士兵通常都是已婚的）。这也是北京小商业得以维系的唯一支柱 —— 因为这座都城没有大型工业，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商业贸易。另一方面，周边人口稠密的省份自身都难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不产大米 —— 大米可是中国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因此，近二十年来，叛乱让皇帝几乎丧失了所有收入来源，北京陷入了资源匮乏的境地，许多家庭被迫离开，去别处谋生。不久之后，贫困便蔓延开来，再加上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更是彻底摧毁了这片土地。近年来，饥荒极为严重，尽管中国穷人会以野草、树根、树叶和树皮为食，仍有很多人饿死。我们自己也早已大幅缩减了简单的日常开销，以便能稍微接济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但即便如此，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和春天，京城及周边地区仍有不少基督教徒饿死。
不过，只要帝国能恢复和平与秩序，用不了几年，北京和其他衰败的城市就会迅速重新繁荣起来。因为这些东方人几乎都很早就结婚，新的一代会迅速涌现，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在我们称之为中华帝国的这片巨大人类蚁穴中繁衍生息。
然而，这种迫切需要的和平似乎还遥遥无期 —— 下午五点左右抵达天津时，我们便感受到了这一点。要进入这座城市，我们必须让一堵由战船组成的真正 “城墙” 开路，这些战船封锁了河道，抵御着离此地不远的叛乱者。事实上，今年冬天，这些在河南省中部组织起来的匪徒团伙，与从甘肃出逃的部分叛乱穆斯林结盟，突然入侵了山东和直隶省，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北京也曾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当时的恐慌情绪格外强烈，因为民众认为我们多少有意与叛乱者勾结。有一天，一位皇宫的高级官员乔装打扮前来警告我们，让我们为自己的安危着想，因为随着匪徒逼近，皇室家族正准备逃往满洲。而且他们临走时，打算对京城的基督教徒和欧洲人动手 —— 他们想先发泄中国人对所有外来元素那种根深蒂固的仇恨。
事实是，清军组织混乱、军饷微薄、衣食无着，根本不愿出兵对抗敌人。叛乱初期，朝廷派出了几千名据说按照欧洲标准武装和训练的士兵前去镇压，却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遭到突袭，全军覆没或溃散而逃，那些从英美高价购入的武器也落入了叛乱者手中。更糟糕的是，剩余的军队还与敌人勾结，互不交战，一同劫掠、纵火。那些侥幸躲过一方祸害的人，最终也难逃另一方的破坏 —— 这就是中国人在行动中展现出的模样！
这座富庶的商业城市天津因此陷入了持续的恐慌之中，一直受到捻军的威胁，他们尤其觊觎天津的财富。两条河流在城市上游不远处交汇，河面上很大一片区域几乎完全被来自各地的船只覆盖，这些船只都躲在这里躲避炮火。时不时能看到匪徒受害者的尸体被水流冲走，这些尸体往往被残忍地肢解，惨不忍睹。这样的景象让人心情沉重，也让留在这里的人忧心忡忡。不过，由于危险持续了太久，人们几乎已经习惯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不过，欧洲人似乎不必担心自身安全，因为已经有几艘欧洲炮舰抵达天津，随时准备保护他们，必要时将他们疏散撤离。
当我走近法国传教团的住所时，看到门前两艘法国炮舰 “蝰蛇号” 和 “勒布雷东号” 的桅杆上飘扬着我们的国旗，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 有了这些炮舰，我们的机构就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法国传教团和领事馆相邻，建在一块皇家土地上。这片土地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割让给法国的。人们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木质建筑，这些建筑在几个世纪前，曾有幸在皇帝从北都（北京）南巡到南都（南京）或返程时供其居住 —— 那还是在前一个朝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然而，许多中国人至今仍痛心疾首地看着这些 “西方恶魔” 占据着天子的一处行宫。
终于，我在天黑前抵达了我们的住所 “广海楼”，并拥抱了我优秀的同事谢弗里埃先生，他在几位本地神职人员的协助下管理着这个传教团。当晚，我有幸结识了 “蝰蛇号” 舰长内尔西亚先生和 “勒布雷东号” 舰长拉巴里埃先生。后者已经从北京的公使那里得知了我的旅行计划，主动提出让我搭乘他的船。他说，等船坞里的维修工作完成后，他很快就要启程前往上海。这是一艘小型炮舰，根据罗泽海军上将的设计图在中国建造，船上的机器陈旧且动力不足，难以在海上平稳航行。不过，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而且乘坐商船的费用又太高，所以我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了拉巴里埃先生的好意。
当晚，我还接待了另一位在天津居住多年的法国人库特里斯先生的来访。他给我详细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关于叛乱者，据说他们仍在城外不远处活动，库特里斯先生秘密告诉我，他曾两次独自一人勇敢地深入他们的营地。据他所说，这些叛乱者比人们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他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但缺乏战争物资，尤其仇视当朝政权。不过，由于他们认为欧洲人支持皇帝，所以行事十分谨慎。
库特里斯先生表示，那些所谓的屠杀和劫掠并非叛乱者所为，而是清军自己或李将军的部队伪装成 “长毛贼”（太平军的别称，因留长发而得名）干的。真正的叛乱者行事还算温和，但他们身边跟着的大量乌合之众却并未效仿。他还说，叛乱者并不针对欧洲人，至于天津，如果他们想攻占，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得手。他们的火药不多，但子弹和武器还算充足，尽管不久前他们从广州一艘船上获得的四千支步枪被清军截获了。叛乱者中还有不少穆斯林和一些欧洲人，据说其中包括一位阿斯普罗蒙特战役的前军官。库特里斯先生自己也曾被他们极力挽留，但他拒绝了 —— 尽管在他看来，这些官员并不比匪徒好多少，毕竟他们都是野蛮人，都是强盗。
他们的首领自称 “阎罗王”（地狱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很少出现在士兵面前，即便出现，也只是一言不发地用手势下达命令。他和他的一些部下一样，拥有多个妻妾。在战斗中，他们会把沿途抓来的人推到队伍前面，用他们的身体作为盾牌。叛乱者不剃发，任由头发自由生长，“长毛” 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
谈到自然历史，身为猎人的库特里斯先生告诉我，在天津以西不远处的一片广阔湿润的沼泽平原上，生活着一些 “四不像”（即麋鹿），他甚至还猎杀过一头。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动物是从海泽公园逃出来的 —— 我之前寄往欧洲的麋鹿标本就来自那里。他还说，冬天时，周边荒地中的中国野兔（华南兔）数量极多。有一次，他和谢弗里埃先生一起外出，仅一个下午就用猎鹰捕获了三十四只！中国野兔比欧洲野兔稍小一些，但其他方面都很相似。靠近蒙古的地方还有另一种野兔，帕拉斯称之为 “托拉伊兔”，体型比华南兔稍大，除了臀部呈苍白色外，几乎与华南兔难以区分。中国没有野生兔子，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野兔和兔子与狗、乌龟一样，都是不洁的象征。因此，用这些动物的名字来称呼一个人，是对他极大的侮辱。
1868 年 5 月 29 日
依旧刮着南风。这一天，我忙着与在天津为数不多的法国人进行互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座中国城市里，几乎只有法国人在这里设立了机构：领事馆、传教团、慈善修女会的住所以及几位商人的店铺，都位于中国居民区的中心地带。而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或许是出于对黄种人的不信任，或许更像是厌恶，都选择定居在南边两公里处一片至今无人居住的土地上，这里被称为 “欧洲租界”，与中国街区完全分隔开来，相距甚远。
桑德里先生是一位意大利商人，自鸦片战争后就一直在天津经商。他告诉我，他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蚕病仍在持续蔓延。这位先生一直很关注养蚕业，他恳请我在前往中部和西部各省的旅行中，留意是否能找到优质的蚕种。他认为欧洲的野生蚕无法满足需求，而那种以臭椿为食的蚕，以及另一种生活在山东灌木丛中（无疑是在枣树上）的蚕，只能产出价值不高的粗丝。
在北京所在的省份，这四种蚕都没有被大规模养殖，尽管邻近的辽东和山东地区产出多种丝绸。
我在天津发现了一种美丽的大矢车菊（蓝花或粉花品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观赏植物，可以添加到中国北方为数不多的观赏植物列表中。
当晚，“蝰蛇号” 炮舰上优秀船员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来到传教团唱圣歌 —— 传教团离炮舰只有几步之遥。他们每天都会这样做，让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愉悦。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害的消遣，既能让他们愉快地回忆起祖国，又能坚定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城市里，他们找不到任何真正适合自己的娱乐活动。相反，没有什么能像宗教这样，让人坚守责任感、自尊自爱并保持耐心。
1868 年 5 月 30 日
刮着寒冷的东风，天空阴沉，白天还下了几滴大雨。
今天没有什么新鲜事。我见到了年轻的博勒佩尔神父，他对植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他的同事阿尔吉神父和奥德神父正在上海的教区积极从事自然历史研究，并且打算与其他几位合作者共同撰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大型科学著作。我不禁对此项有益的计划表示鼓励，因为目前在中国，恐怕只有耶稣会士才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展这样一项宏大的事业。
当晚，城里出现了一些骚动，据说叛乱者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天津人对欧洲炮舰的威力寄予厚望，“蝰蛇号” 和 “勒布雷东号” 已经在河上的多个地方进行了几次威严的巡航，以安抚民众情绪，并向 “长毛贼” 表明，如果他们过于靠近，等待他们的将是炮火的打击。不过，我不禁觉得，如果真的需要向他们发射哪怕一发炮弹，我们恐怕会陷入很大的困境…… 我知道 “勒布雷东号” 甚至连一发现成的炮弹都没有。幸好，远处的灯光就像萤火虫的灯笼，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1868 年 5 月 31 日
圣灵降临节当天，我们在中国风格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庄严的弥撒，两艘法国炮舰上的武装水手、军官以及城里的欧洲天主教徒都前来参加。弥撒结束后，传教团为军官们和天津的法国人准备了一场丰盛的午餐。借此机会，我结识了沙尔迈松先生，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狂热的猎人之一。
这位年轻的先生两年前和妻子一起来到天津定居，只为满足自己打猎的爱好。他已经为此在科迪勒拉山脉、爪哇等地进行了多次旅行。在这里，他当然找不到像那些热带地区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猎物，但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天津与大海之间广袤贫瘠的平原和沼泽地里，野兔和鸟类数量众多。这些地方是不久前才被海洋遗弃的盐碱地，至今仍难以耕种。
我在中国北方居住了六年，却很少有机会研究水生生物和植物。而沙尔迈松先生和库特里斯先生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栖息在海边的动物物种的有用信息。例如，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豺（我在中国从未见过）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豹有时会现身于这些远离山脉的平原；一种黑狼（无疑是黑化个体）长期以来一直让周边的猎人束手无策；红脚天鹅（戴维氏天鹅）和黑颈鹤（白头鹤）会定期经过大沽口，还有几种朱鹭也是如此。沙尔迈松先生还是一位鞘翅目昆虫爱好者，在他收集的标本中，我发现了一种美丽的链斑步甲，这种昆虫是我之前的研究中一直未能找到的（即翠步甲）。
午餐期间，话题和讨论自然而然地多次围绕中国基督教徒以及我们在中国传教的成效展开。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们几位可敬的客人认为，我们试图向中国人灌输福音教义是徒劳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东方人根本没有向善的能力，他们的皈依仅仅是出于利益驱动和虚伪的伪装，因此最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生活。
传教士们对这类反对意见早已习以为常。不过，暂且抛开神学争论（尽管这些争论不容置疑，但并非人人都感兴趣），我们承认中国人的性格中确实缺少西方种族特有的那种慷慨大度，但我们回应说，我们在这个民族中所做的工作绝非毫无用处。他们当中有许多心灵高尚、适合信仰基督教的人；在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几代人的家庭中，我们能明显看到他们的整体情感和行为都有了向好的转变。每年，平均有一万五千到两万名成年本地人在经过至少一年的严格考察后接受洗礼。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欧洲人的存在并没有为我们的宗教传播事业提供便利 —— 我们的许多同胞，远非虔诚和道德的典范！这一点，我们的中国教徒也常常向我们提及。
但就在当晚，天意让我们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 它甚至能驯服中国人最强烈的欲望 —— 贪婪。一位来自上海的陌生基督教商人，为了感谢上帝保佑他的旅途和生意顺遂，主动捐赠了五十两银子（四百法郎）用于我们新教堂的建设。谢弗里埃先生在接受这份对一个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相当可观的捐赠时，对我说：“如果那位坚持认为中国人信教只是为了利益、为了欺骗我们的 N 先生看到这一幕，他会怎么说呢？”
1868 年 6 月 1 日
天气晴好炎热，刮着北风。
我去了 “租界”（即欧洲人聚居区）。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舒适雅致的漂亮房子，住的都是商人，但我想这些房子中没有一栋属于法国人。几艘配备了大炮的蒸汽船停泊在码头边，以保护欧洲人。陆地上，一道城墙和一些土垒工事上安装着大炮，各处还部署着中国士兵的岗哨，以震慑敌人。如果没有欧洲人，叛乱者很可能早就攻占了天津，并将其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当晚，又有消息传来，说他们离城市只有三里路了。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6 月 1 日
天气晴好炎热，刮着北风。
我去了 “租界”（即欧洲人聚居区）。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舒适雅致的漂亮房子，住的都是商人，但我想这些房子中没有一栋属于法国人。几艘配备了大炮的蒸汽船停泊在码头边，以保护欧洲人。陆地上，一道城墙和一些土垒工事上安装着大炮，各处还部署着中国士兵的岗哨，以震慑敌人。如果没有欧洲人，叛乱者很可能早就攻占了天津，并将其洗劫一空、付之一炬。当晚，又有消息传来，说他们离城市只有三里路了。
1868 年 6 月 2 日
天气依旧晴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勒布雷东号” 的维修工作进展缓慢，慢得让我有些不耐烦。
我从库特里斯先生那里收到了一只红嘴蓝鹊（红嘴蓝鹊属），并对其进行了标本制作。这种美丽的鸟儿，体型、外形和羽毛颜色（绿、蓝、棕三色）都与欧洲的松鸦有些相似，似乎在远东地区取代了松鸦的生态位。和松鸦一样，它生活在热带地区，夏季会向北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库特里斯先生送给我的这只是活的，它性情凶猛，被人抓住时会试图啄人。它很乐意吃米饭、面包、煮熟的鸡蛋和红薯，喜欢像鹦鹉一样用喙辅助攀爬家具。它的喙和脚都是漂亮的橙红色。被人握在手里时，它会大声鸣叫，有点像欧洲的松鸦。库特里斯先生射杀这只鸟时，它的翅膀被铅弹击中，当时还有另一只同种类的鸟和它在一起，它们的飞行姿态笔直而迅速。一些鸟类学家想将这种迁徙能力强的鸟儿归为一个独立的物种，与栖息在印度的林奈氏物种区分开来，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1868 年 6 月 3 日
狂风大作，伴有雷雨，天空布满尘土，中午时分下了一点雨。我一直盼着乘坐 “勒布雷东号” 前往上海，它终于要驶出船坞了。不过它选的日子可真不巧，由于风力强劲，船差点在河边搁浅，但最终还是成功克服了困难。随着一声响亮的炮声回荡远方，它胜利地抵达了法国领事馆前，停靠在 “蝰蛇号” 旁边。舰长拉巴里埃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海军军官，充满活力且聪慧过人。而内尔西亚先生则深受全体船员的尊敬和爱戴，这是极为难得的。他身上那种崇高而忠诚的虔诚，更凸显了他作为军官的美德和素养。
1868 年 6 月 4 日
天气晴好，刮着陆风。早上，我把自己的箱子装上了船，准备明天乘坐炮舰出发。晚上，我在城里的桑德里先生家赴宴，同行的还有两位法国舰长、于贝尔先生、博雷尔先生和谢弗里埃先生。餐桌上，大家就天主教徒的救赎等话题展开了热烈但友好的讨论（其中一位宾客是新教教徒）—— 这个话题向来敏感且难以得出定论，除非大家有共同认可的基本原则。
1868 年 6 月 5 日
今天天气依旧晴好，早上刮着东风和东南风。大约七点，“勒布雷东号” 启航前往租界。晚上登船前，我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也拜访了一些人。很遗憾，我没能去拜访可敬的慈善修女会的修女们，她们的住所位于中国城的中心，距离传教团和法国领事馆太远了。一旦遇到危险，她们就完全处于中国人的掌控之中！不过，她们所做的善举以及她们无私奉献、品德高尚的榜样，赢得了所有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尊敬。她们来到这里已经六年了，至少从她们日益成功的事业和学校等机构来看，她们获得的信任与日俱增。在管理天津这所大型机构的十位慈善修女中，六位是法国人，两位是比利时人，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意大利人；还有几位年轻的中国女性也申请成为修女。
1868 年 6 月 6 日
早上，我们在瓢泼大雨中从租界出发。河道蜿蜒曲折，浅滩众多，因此尽管我们的炮舰行驶缓慢且小心翼翼，仍多次搁浅，不过除了耽误时间外，没有造成其他损失。我在河边看到了一些反嘴鹬和普通麦鸡（一种大型麦鸡，翅膀上有距，喙的基部有两个黄色的肉质垂片）。
1868 年 6 月 7 日
我们抵达了大沽口，随后离开河道，驶入大海。大海起初还算平静，但很快就变得波涛汹涌，我也开始晕船，难受极了。
我在锚地观察到的鸟类有银鸥、厚嘴鸥、普通燕鸥和长嘴鹬，这种长嘴鹬与常见的种类非常相似。
1868 年 6 月 8 日
随着我们逐渐靠近山东海岸的庙岛群岛，天气越来越好，海面也愈发平静。岛上的岩石呈现出红色，还能看到沙丘；远处是高耸的山峰，其形态似乎表明这里的岩石是石灰岩质地。在我们途经的小岛群上，大量的银鸥和普通鸬鹚平静地栖息和筑巢。
十点半，我们进入了烟台港，将左侧的芝罘村抛在身后 —— 欧洲人就是以这个村子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带的。海面十分美丽，锚地停泊着七艘欧洲帆船和六艘蒸汽船。在这里，我意外地收到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康诺利先生的来访。他将乘坐英国海军上将的旗舰前往日本，之后将与海军上将一起沿黑龙江逆流而上，抵达恰克图，再穿越蒙古返回北京 —— 这可真是一次值得的旅行。
康诺利先生告诉我，著名的鸟类学家斯文豪先生（英国领事）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就抵达了那里，他和我一样，都为没能见到彼此而感到遗憾。康诺利先生还说，斯文豪先生将在北京停留两三个月，之后会前往长江流域进行考察，或许还会深入中国内陆。他去年冬天在海南岛的旅行虽然让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但在科学发现方面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消息让我非常感兴趣。我深知这位幸运的博物学家有着多么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毅力和渊博的知识…… 他会不会把所有值得做的事情都做完，让我无事可做呢？
我还见到了维吉耶先生，我之前在北京就认识他。这位年轻的巴黎人如今担任中国海关的专员，住在烟台角上那些白色的房子里。他给我看了一块最近在附近发现的含金石英矿样本，并告诉我，尽管中国政府禁止，欧洲各国公使馆也明确反对，但一群来自美国的矿工和冒险家即将前来开采这座金矿。不过，幸运的是，这座新金矿很可能并不富饶，否则它也不会这么长时间都未被人发现。那些淘金者最终恐怕会一无所获，失望而归 —— 真是 “黄金的神圣欲望” 啊！
烟台港（或称芝罘）非常美丽，周围的海岸坡度平缓，地势逐渐升高，直至远处的低矮山脉，形成了天然的屏障。欧洲人聚居区看起来很整洁，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周边景色多样，十分迷人。这里的气候干燥宜人，因此成为了一个海滨浴场，许多欧洲人会来这里避暑。要知道，这里的海面在冬天不会结冰，而渤海湾的其他地方则会结冰。
我在这里看到了许多中国渔船，它们正忙着捕捞青花鱼、鲷鱼和大菱鲆。
下午，我们起锚前往附近一座属于法国的小岛装载煤炭。趁着船员们忙着搬运英国煤炭（岛上常年储备着这种煤炭），我和拉巴里埃舰长、他的副手加贝先生以及若莱医生一起下了船，登上了小岛。
构成这座小岛的岩石是一种高度硅化的片岩质砂岩，呈红褐色；在靠近海边、地势较低且石灰岩含量较高的部分，一些片岩中还能看到煤炭的痕迹。这座小岛非常贫瘠，上面有一个村庄，村民们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几座小山的部分区域覆盖着松树、槲树和阔叶栎；我还看到了一些橡树幼林，专门用于饲养以橡树为食的蚕。
我在岛上发现了许多在北京从未见过的植物：一种酢浆草（可能是酢浆草属的某物种）、肾叶打碗花、一种矮生金合欢、一种粉花悬钩子、一种木质扁豆、一种大蓟、一种红花补血草、一种白花剪秋罗，还有尚未开花的阿尔及利亚百里香等。
许多白腹雨燕（可能是白腰雨燕）在小山丘上空以及矗立在小岛最高点的灯塔周围盘旋。我们试着用火药射击这些飞行速度极快的鸟儿，却一无所获。和过去一样，尽管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见过成千上万只这种雨燕，却从未成功捕获过一只样本，无法确切确定它的物种。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这里的雨燕是白腰雨燕（贾德氏命名），而不是北京的普通雨燕，也不是我在中国北方见过的另一种具有长尾分叉的未知树燕。
在岛上观察到的其他陆生鸟类有普通燕子和一种伯劳。水生鸟类则包括鸬鹚、银鸥和鹬；加贝先生射杀了一只漂亮的鹬，我将它制作成了标本，准备寄给博物馆。
岛上几乎看不到昆虫，我发现的唯一一种新的鳞翅目昆虫是一种天蛾，我认为是松天蛾。退潮时，我们能看到石灰岩岩石上覆盖着牡蛎和其他贝类，还有海葵，但没有海胆和海星。有人告诉我，这片海域盛产章鱼。
晚上，在完成了煤炭和食物的补给后，我们再次启航。海面平静如镜，泛着磷光，就像水手们所说的 “油海”。
1868 年 6 月 9 日
早上天气晴好，海面依旧平静，但不久后东南方向就升起了浓雾，我们不得不停泊了一个小时。渐渐地，天气变冷，天空被来自山东半岛的乌云覆盖 —— 前一晚我们还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雷声。据说这个半岛以频繁出现浓雾而闻名。我看到了一些大型灰鹱（可能是白腰鹱），它们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飞行。
1868 年 6 月 10 日
旅途没有什么新鲜事，只是海面越来越波涛汹涌，我晕船晕得厉害 —— 晕船可真是一种糟糕的折磨，太有损人的尊严了！
1868 年 6 月 11 日
下雨了，刮着逆风，航行变得越来越颠簸、艰难。中午时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来袭，直到午夜才停歇。我晕船晕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甚至后悔登上了这艘船。不过，舰长对我非常友善和关照，我会永远感激他。
在这十二个难熬的小时里，尽管蒸汽机全力运转以对抗暴风雨，我们却寸步未进。
1868 年 6 月 12 日
终于，午夜一点过后，暴风雨的威力减弱了。我们这艘可怜的炮舰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浑身湿透、沾满污泥，终于可以开始前进了。海面渐渐平静下来，天气也转好了。我们看到了四头巨头鲸（一种我不认识的鲸类，可能是斯文豪氏须鲸）。
不久，黄河水特有的黄色水体提醒我们，我们已经靠近长江入海口了；而那座金字塔形的小长山岛的出现，则预示着我们即将靠岸。傍晚时分，我们驶入长江，抛锚停泊 —— 长江入海口宽得几乎看不到两岸。
1868 年 6 月 13 日
夜晚宁静美好，早上天气也很好。我们沿着长江（蓝河）逆流而上，驶入其支流黄浦江，上海就建在黄浦江畔，最终抵达了法国领事的住所。领事孔弗朗先生邀请我和舰长一起去他家共进午餐。
河岸两旁绿意盎然，我看到了池鹭、杜鹃、椋鸟、卷尾等鸟类。那小巧而活泼的短翅莺（蝗莺属）时不时从芦苇丛中飞起，发出惯有的清脆鸣叫声 “嘀、嘀、嘀”。这种鸟在我看来，与我曾经在撒丁岛奥里斯塔诺平原上观察到的短翅莺几乎没有区别。我还捕捉到了一种吸食芦苇嫩部的大型红棕色蝽象。这里的昆虫很少，植物种类也不多，不过我发现了欧洲的加拿大一枝黄花。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宏伟、舒适且整洁的氛围了！
我住进了我们的传教办事处，接待我的是艾梅里先生。他在这座城市居住多年，以极高的热忱和出色的能力打理着我们在中国所有传教团的事务，赢得了欧洲侨民的普遍尊敬。
1868 年 6 月 14 日
周日，早上天空阴沉，晚上有雷雨，天气相当凉爽。
我很高兴在上海遇到了著名的湄公河考察队的队员们，他们和我差不多同时抵达这里。队员包括加尼耶先生（他曾是拉巴里埃先生的同僚，接替在云南因肝病去世的拉格雷先生担任队长）、负责记录旅行轶事的卡尔内先生、负责植物学研究的托雷尔先生、负责地质学研究和绘图的茹贝尔先生，还有一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先生。遗憾的是，他们当中没有动物学家。
加尼耶先生好心地向我提供了许多关于他所经过地区的有用信息，而那些地区正是我打算尽可能靠近的地方。他告诉我，长江的河道在地图上常常标注不准确；与湄公河相比，长江要小一些 —— 在距离入海口相同的位置，湄公河比长江宽阔得多…… 由于叛乱的穆斯林的阻挠，考察队没能深入到云南以外的地区。他还告诉我，云南省似乎有丰富的鸟类、昆虫以及多种金属矿产。这里地势起伏，既有高原，也有深谷，气候多样，物产丰富。
今天我还有机会见到了从云南随考察队回来的雅梅特神父。这位传教士告诉我，夏季的长江水位高涨、水流湍急，此时逆流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危险且耗时的。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帆船从汉口到四川重庆也需要三十多天的时间。
因此，我不得不等到冬天，才能考虑深入西部各省。关于自然历史考察资源，他告诉我，四川是一个森林稀少的地区，大部分由小山丘构成，但在其西部边境以及靠近西藏的地区，我会发现大片仍被森林覆盖的高山，那里生活着许多有趣的动物。
1868 年 6 月 15 日
早上大雨倾盆。谈到气候，艾梅里先生告诉我，上海每三天就有一天下雨 —— 这和北京完全不同，在北京，一年中至少有三百天是晴天。
上海的一些欧洲人喜欢养鸟，有的是为了自己消遣，更多的则是为了将它们寄往欧洲的驯化园。我在他们那里看到的鸟类包括四种雉鸡（环颈雉、白鹇、黑长尾雉和红腹锦鸡）、美丽的蓝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红腹灰雀、鸳鸯、中国斑鸠、文鸟和尖尾文鸟。
而中国人则没有养鸟的习惯，更不用说设立雉鸡养殖场了。这里看到的银雉和鸳鸯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 日本人喜欢养鸟。
我注意到，城市花园里的树上挂着许多蚕茧，这些蚕茧的丝质极其坚韧，通过长长的末端附着在树枝上。我起初以为这些是某种蚕蛾的茧，但艾梅里先生的助手富尼耶先生（他对自然事物很感兴趣）告诉我，这些茧是一种日行性蝴蝶的杰作，这种蝴蝶在上海和中国南方各地都很常见。它通体黑色，后翅上有一些白色斑点，我认为这是碧凤蝶。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凤蝶属昆虫的蛹都是裸露的。
1868 年 6 月 16 日
雨停了，天空万里无云，但就这个季节而言，天气仍然相当凉爽。
根据最新得到的信息，我决定前往江西待几个月，在那里开始进行一些自然历史考察工作。在中部省份的传教团，我的同僚们会为我的考察活动提供一切便利。但当我需要前往更西部的地区时，我会面临一个在欧洲不会遇到的特殊困难 —— 货币问题。
在中国，唯一的货币是铜钱，银子则以银锭的形式存在，被视为一种商品。其兑换价值会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人们会根据需要用银子兑换铜钱，但欧洲人在兑换过程中总会吃亏。如果我要在偏远地区生活两三年，需要携带的银子数量会非常庞大，运输（通常需要人力背负）成本极高，而且还会引起当地众多盗贼的觊觎。
幸运的是，这一次，传教士们再次帮我摆脱了困境。西部各省传教团的财务主管勒莫尼耶先生好心地答应，由他安排这些地区的中国商人向我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 —— 甚至包括在独立的藏区部落穆坪（我打算在那里停留几个月）所需的资金。
说到穆坪，我有幸在勒莫尼耶先生那里遇到了一位中国人，他曾是穆坪传教团的学生。穆坪是一个自然物产极为丰富的地方。这个人告诉我，正是传教团学院的院长阿尔纳尔先生，一直致力于收集和制作各种有趣的新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并将它们寄给达布里先生和佩尔尼先生，再由他们转寄到欧洲，比如绿尾虹雉、藏马鸡、蓝马鸡等。因此，这些新物种的发现功劳应该归于阿尔纳尔先生。但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相关的报告和描述中，他的名字却从未被提及 —— 真是 “为他人作嫁衣裳” 啊！
这位年轻人还告诉我，尽管阿尔纳尔先生的研究持续了两年，但他的猎人仍未能捕获到穆坪森林中所有动物的样本。因此，对于我来说，至少在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物种上，仍有机会有所收获。
下午，我再次前往法国领事馆，去看看加尼耶先生等人从云南带回来的动物。那里有一只活的小熊，通体黑色，毛发较短，胸前有白色的月牙形斑纹（即亚洲黑熊）。这种动物与我从北京带回的黑熊相比，颜色更深，耳朵和四肢相对较小，性情也温顺得多。那么，在没有对比样本的情况下，我之前归类为西藏黑熊的北京黑熊，到底是什么物种呢？
这些先生们还带回了一块非常大的未知食肉动物（？）的化石牙齿碎片，这是一位来自四川东部的传教士樊尚先生送给他们的。
他们拥有的活鸟包括白腹锦鸡、红腹角雉、一种与环颈雉类似但没有颈环的雉鸡 ——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变种，很可能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他们还有两只活鸽子，在我看来与北京山区常见的岩鸽（帕拉斯命名）没有区别。
1868 年 6 月 17 日
我前往上海郊区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我观察到的鸟类有：尖尾文鸟、短翅莺、棕头鸦雀（这种鸟在该地区很常见，与北京的棕头鸦雀是同一物种，我之前只在山区见过）。
昆虫数量不多，我收集到了一种腹部有漂亮金色环纹的鹿蛾、一种透翅蛾；在城墙边常见的荨麻（白荨麻）上，我还收集到了许多漂亮的黑白相间的吉丁虫和一种叩甲。
城市周围遍布运河和水洼，我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在北京从未见过的小青蛙（即泽蛙），还有一种奇特的小鱼（属于鰕虎鱼科），这种鱼通常像青蛙一样离开水面活动。当受到惊扰时，它会借助胸鳍灵活移动，在水面上快速跳跃，而不会沉入水中，一直跳到对岸。
这里的植物种类也不多，我注意到一种开着粉花、散发着香草味的绶草。
当地人告诉我，该地区的哺乳动物包括一种穴居灵猫、一种非常小的鼹鼠等。
用于田间劳作的动物有两种：一种是高大美丽的印度野牛，长着巨大的弧形牛角；另一种是中国瘤牛 —— 这两种动物在华北地区都没有。
1868 年 6 月 18 日
一整天都在下雨。气压计的读数很低，天气仍然很凉爽，以至于艾梅里先生都穿上了厚外套。
说到气压计，加尼耶先生告诉我，在这些海域，气压的平均高度为 758 毫米。
1868 年 6 月 19 日
天空阴沉，气压计（下午两点）读数为 754 毫米，没有什么新鲜事。
1868 年 6 月 20 日
（上午九点半）气压计读数为 75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3 摄氏度。我们在家里捉到了一条大蛇，我把它装进瓶子里，准备寄给博物馆。
1868 年 6 月 21 日
（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为 75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2 摄氏度。
1868 年 6 月 22 日
（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5 摄氏度。今天天气炎热，阳光明媚。我和我的同僚塔利亚布埃先生一起前往西卡韦 —— 耶稣会士在那里设有一个宏伟的机构。途中，我看到了几小群红嘴蓝鹊，它们在平原的树篱和树上自由自在地穿梭，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在一个村庄里，麻雀（树麻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 —— 它们几乎都患有黑化病！
在学院美丽的花园里，种植着几种我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欧洲植物，比如大丽花、意大利杨、樱桃树等。普菲斯特神父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同时也对昆虫学感兴趣；而奥德神父目前正在收集长江的鱼类。我希望他们的研究也能为我们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做出贡献。
我还听说，有人计划在南京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所，致力于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
我在潮湿的石头下发现了一些白色、长长的环节动物，形状像绦虫。有人告诉我，这种动物在当地很常见。
1868 年 6 月 23 日
天空阴沉，天气非常炎热，刮着南风。
我准备今晚乘坐罗素公司的一艘大船前往江西，这艘船往来于汉口航线。作为传教士，艾梅里先生帮我争取到了半价优惠，我只需支付 25 两银子，而不是通常的 50 两（400 法郎）。对于欧洲来说，这个价格仍然很贵，因为这段旅程只需要两三天时间。
法国慈善修女会在上海设有一家欧洲人医院。我前去向她们道别，并接受了她们托付的前往江西的事务 —— 那里也计划建立一个修女院。自从若里亚斯修女前往北京后，帕斯基耶修女就一直担任这里的院长。在她的同伴中，我高兴地认出了梅尔韦修女 —— 在我们从法国前往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她的无私奉献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很容易将那些投身慈善事业的人称为 “有德行的人”，但为了上帝和他人，牺牲自己所有的乐趣、所有的满足、几乎所有正当的情感，并且一生都坚持这样做，这始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世界很难完全理解这一点。
傍晚时分，雷雨大作，我八点登上了船。
1868 年 6 月 24 日
早上以及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尽管所有人昨晚就已经登船，但直到今天午夜过后，“平户号”（我们乘坐的蒸汽船的日本名字）才启航。我们逆着这条宽阔大河的水流快速航行，几乎看不到河岸。
在大客舱里，我是唯一的欧洲乘客，但小客舱里却挤满了中国人，他们在里面平静地吸食着鸦片，那令人作呕的烟雾阵阵飘向我们。
晚上，我们在镇江和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上下乘客和货物。又有几位欧洲乘客登上了船，我不再是唯一的欧洲人了 —— 陪伴我的还有勇敢的苏格兰船长麦奎因先生。葡萄牙天主教徒迪尼兹先生、犹太人埃利亚斯先生以及新任九江领事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1868 年 6 月 25 日
今天的航行变得更加有趣：河岸越来越近，南边可以看到山脉。天空阴沉，但直到傍晚雷雨来临前都没有下雨。下雨时，我看到了两只灰白色的海豚 —— 尽管我们已经离海很远了。
在靠近大同（从这里可以前往太平）和莫口（莫干山，茶叶的产地之一）的地方，有高耸的山脉，其中一座山峰的山脊像一把巨大的梳子，布满了尖峰。这真是一个进行自然历史考察的绝佳地点！我希望奥德神父不会错过探索这片属于他传教区的土地的机会。
在我们附近，河岸上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 —— 这种景象在我游历过的华北地区是从未有过的，那里到处都缺乏植物。几只巨大的黑蝴蝶飞到了我们的三层船上，它们无疑是把船当成了一片漂浮的丛林。
1868 年 6 月 26 日
早上就有下雨的迹象。我们的左侧已经是江西的边界，不久后，我们经过了著名的鄱阳湖入湖口 —— 入湖口处有一座塔，巧妙地矗立在一块孤立的岩石上。这片内陆大湖的南岸，从远处看，像是陡峭而光秃秃的悬崖。
靠近九江时，河岸的土壤变得越来越红，也越来越贫瘠。这里的植被似乎比我们昨天看到的要稀疏得多。
七点半，我们抵达了这座被称为 “九江”（九河之城）的城市并停靠下来。我亲爱的同僚鲁热先生早已得知我要来，尽管下着小雨，他还是到船上来接我。我很快下了船，来到巴尔杜斯主教的水上住所。不用说，这位可敬而博学的江西宗座代牧给予了我最亲切、最热情的接待 —— 简而言之，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九江是对外开放的内陆港口之一，城里有少量西式建筑，传教团的住所就是其中之一。这座房子舒适且相当宽敞，足以容纳教区的神学院 —— 神学院是从省内腹地迁到这里的，因为在那里，基督教徒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士绅的骚扰。
这座城市位于长江岸边，建在几座小山丘上，周围环绕着不规则的城墙。北边濒临长江，东边和西边则被两个清澈的湖泊环绕。但大多数中国居民居住在旧城区之外，住在长江和大湖之间那片狭窄的土地上。作为 “九江府” 的治所，这座城市曾经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和繁华的人口中心，但太平天国叛乱的战火摧毁了它的昔日辉煌，要恢复往日的繁荣，还需要很长时间。
沿着长江的小山丘向南和西南方向逐渐升高，远处的地平线被庐山（或称匡庐）的群峰所遮蔽。这座山是江西最高的山脉，我估计它的海拔大约在 4200 米（或 1500 丈）左右。
北边，长江对岸是一片平坦的平原，只有在很远的西北方向才能看到一条山脉 —— 那属于湖北省。
1868 年 6 月 27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7 摄氏度，天气晴好。
我在江西的第一天，全身心地投入到探索九江周边的物产中，那种急切和渴望，只有博物学家才能理解 —— 这个地方与我之前考察过的所有地方都截然不同！
首先，我去了旧城区内部进行考察。自从太平军洗劫并烧毁了这座城市后，这里就几乎荒无人烟了。大多数中国居民的住所都沿着长江和欧洲租界附近分布。这里的民众似乎并不敌视欧洲人，尽管他们的性情似乎比北方人更急躁。尤其是孩子们，明显比北京的孩子更活泼好动，也更吵闹，他们嬉戏打闹的频率几乎和欧洲孩子一样。
我在这里发现的植物几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清澈的湖面上覆盖着菱角（双角菱），我看到优雅的水雉（水雉属）在上面奔跑，它们的长脚趾上长着巨大的爪子。中国人把这种黑白相间、颈部有金色斑点、长尾细长的鸟称为 “水雉”（水鸡）。一些小型鸭类（棉凫），头部和颈部呈黑色，也在这些水生植物中觅食，时不时地从湖面上飞到屋顶，再从屋顶飞到水里。
最常见的植物之一是白荨麻（或称苎麻），它生长在所有的旧墙壁和沟渠里。我还注意到几种我从未见过的蕨类植物，其中包括一种攀援蕨类，非常纤细优雅；还有几种玫瑰、覆盆子、铁线莲、马兜铃、菝葜、葫芦科植物，它们都与北方的同类有所不同。我首先想到的是收集并制作这些植物的标本，以便补充博物馆的植物标本馆。
由于这片土地完全没有树木，鸟类的数量并不多。除了已经提到的水鸟外，我今天看到的还有普通翠鸟、白鹭和苍鹭，以及以下几种：红耳鹎、白头鹎、棕头鸦雀、红嘴相思鸟、三道眉草鹀、红隼、家燕和金腰燕。北京常见的雨燕在这里和上海一样都没有见到。
黑鸢（黑耳鸢）在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常见。当地唯一的麻雀似乎是树麻雀；乌鸦则有大嘴乌鸦和白颈鸦两种。普通喜鹊（喜鹊属）在这里似乎不像在北方那样常见。
至于昆虫，我捕捉到了大量的柑橘凤蝶，还有一种长尾的美凤蝶 ——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蝴蝶只在中国北方有。我还捕捉到了菜粉蝶、粉蝶、蛱蝶、北京的黄粉蝶、一种新的天蛾等。在我发现的外形新颖的鞘翅目昆虫中，有两种天牛、两种花金龟、两种丽金龟。蜻蜓的数量极多，其中有一种翅膀是黑色的 —— 这些讨厌的昆虫会捕食鳞翅目昆虫。
不过，我必须特别提一下，在今天捕捉到的蝴蝶中，有三种看起来和欧洲的物种是相同的：蓝灰蝶、眼蝶、银斑豹蛱蝶。
我在上海的草丛中大量捕捉到的那种漂亮的绿色蝉，在这里却很少见。
总的来说，尽管第一天的考察让我相当满意，但我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地方恐怕很难有重大的新发现，我将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了遥远的藏区山脉…… 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晚上的谈话自然围绕着我的考察目标展开。巴尔杜斯主教告诉我，在他来到江西之前，曾在河南西部居住了很长时间。他说，那里有一种 “会叫的鱼”（中国人称之为 “娃娃鱼”），他甚至还吃过。这会是什么呢？也许是蝾螈？我们以后再验证这个说法，这个信息值得关注。
主教还讲述了他以前教区一个山区里发生的一件关于动物习性的趣事：基督教徒们从一只母狼那里偷走了它的幼崽，母狼竟然找到了幼崽被带去的那所房子。由于无法夺回自己的孩子，它便叼走了房子里一只母狗的幼崽，带回自己的洞穴，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它们。后来有人看到了这些狗，它们变得和真正的狼一样野性，叫声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人们对它们进行了追捕，费了很大力气才打死了两只。
1868 年 6 月 28 日
（上午十点）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5 摄氏度。
早上天空阴沉，后来下起了雨。
尽管天气不好，我还是继续我的狩猎活动。屋顶上的棉凫数量很多，我捕捉到了一些样本。这种鸟并不怕人，有几只甚至常年栖息在我们教堂的屋顶上。
我看到了两只卷尾，我认为是大盘尾。
1868 年 6 月 29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9 毫米，天气凉爽。
我一枪打死了两只山雀；第三只山雀在我靠近时，潜入水中好几分钟，然后在远处浮出水面。我很惊讶地看到这种鸟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它们的脚趾既不是蹼状也没有瓣状膜。
1868 年 6 月 30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 毫米，天气转晴。
庐山第一次露出了光秃秃的山顶。我继续我的考察，但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1868 年 7 月 1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1 毫米，天气炎热，天空晴朗。
我和神学院的学生们以及他们的院长鲁热先生一起前往拿撒勒（地名）进行短途旅行。“拿撒勒” 是一座西式房屋的名字，位于湖的南端，几年前神学院的学生们也曾在这里居住过，如今这里成了他们的休闲场所。再往南一里左右，是一位当地著名士绅的墓地，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 —— 这几乎是这个地区仅有的树木了。如果这个地区有鸟类栖息，那么它们一定聚集在这里。我和年轻人们一起走到了那里。
我们途经的小山丘上覆盖着较为茂密的植被，有一些橡树、每年都会被砍伐但仍能结出优质小橡子的小栗树、细叶松（中国松）、美丽的杉木、一种三角叶悬铃木（或枫香树），以及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树种。不久前，这里还盛产樟树，但由于叛乱者的破坏，樟树已经完全消失了。
灌木丛中生长着许多花椒树，居民住所附近则有楝树（苦楝树）。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竟然没有臭椿树 —— 这种树在北方非常耐寒，也很常见。
尽管阳光炎热，但我们的旅行非常愉快。在返回拿撒勒吃午饭之前，我在墓地的树林里打死了一只红嘴蓝鹊（红嘴蓝鹊属），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物种 —— 北京的红嘴蓝鹊是布兰氏红嘴蓝鹊，在西伯利亚也能找到。今天早上捕获的其他鸟类还有：灰喜鹊、白头鹎、红耳鹎（即 “帕科”）和黑鸢（黑耳鸢）。
途中，我们还捕捉到了一只非常漂亮的蜥蜴（六线石龙子），它有着细长的尾巴，这在北方是没有的。它的背部呈灰色，侧面呈绿色，腹部呈浅绿色，喜欢灵活地攀爬灌木丛；而北京唯一的那种带有眼状斑的灰色小蜥蜴（丽斑麻蜥）则完全是陆生的。我们还收集了一些新的昆虫，其中包括一种体型相当大的象鼻虫，它们大量聚集在覆盖着部分山丘的小栗树的芽上。
我注意到，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广泛种植着合欢树（或称 “君迁子”）—— 难道这里是它的原产地？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和那些稻田时，天几乎已经黑了。稻田里的青蛙已经开始鸣叫，夹杂着白骨顶鸡那响亮的叫声。我们乘坐小船横渡 “静湖”，只用了半小时就回到了家门口。
1868 年 7 月 2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上午十点）。
早上天空阴沉，风力相当大；后来天气变得更热了，我房间里的温度计升到了 31 摄氏度。这一天我都在做准备工作。我看到一群灰鹭呈 V 字形飞行，朝着西方飞去，就像鹤类一样。
1868 年 7 月 3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2 摄氏度，刮着西南风，天空晴朗。
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在我采集植物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中国人，他们正背着一捆捆的大麻（苎麻）。这种大麻在所有荒芜的山丘上野生且数量丰富，它会长出很长的木质藤蔓，当地人从中提取纤维，用来制作非常珍贵且极其结实的布料。
有人告诉我，提取纤维的方法如下：将这些藤蔓悬挂在火堆周围拉紧的绳子上，当它们慢慢被烤热后，中国妇女用长长的指甲将树皮分离、撕开 —— 树皮很容易剥落，之后再用水清洗。这些天然的长纤维无需捻搓就可以织布。
1868 年 7 月 4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1 摄氏度，刮着东南风。
今天早上，我在湖里又打死了一只状态极佳的水雉；另一只受伤的水雉潜入水中，我没能看到它浮出水面呼吸 —— 这些美丽的鸟儿显然能在水下憋气好几分钟。我注意到，在这种水雉物种中，雄性明显比雌性体型小。它们的飞行比野鸭更持久、飞得更高，还常常发出一种响亮的叫声，有点像奇怪的笑声，有时在晚上也能听到。
我的仆人王托马斯（就是那个曾陪伴我蒙古之行的北京年轻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在捕捉昆虫和爬行动物方面给我很大的帮助 —— 他那双鹰眼般的眼睛几乎能洞察一切。今天，他给我带来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只雨蛙（我认为是中国雨蛙，英国学者将其单独列为一个物种）。它的背部呈浅绿色，腹部呈银白色，耳部区域有一条深色条纹。在我看来，它与欧洲常见的雨蛙几乎没有区别，即便有区别，也非常小。
今天，我还在一个孩子手里看到了一只江西常见的家鼠，它和北京的家鼠不是同一个物种。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颈部到背部呈铁锈红色。
1868 年 7 月 5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
早上天空阴沉，大气平静，庐山隐藏在云层中；下午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
今天早上，我去旧城区内的孤儿院做弥撒时，在花园里发现了大量的欧洲接骨木（ Sambucus nigra），我认为它与欧洲的接骨木是同一物种。但如果没有对比样本，就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完全相同。在旧大陆的两端，大多数动植物物种想必都是不同的。至于接骨木，我在中国北方从未见过，北方生长的是两种接骨木属植物：生长在山区的毛接骨木和生长在平原的西洋接骨木。
也是在这个花园的废墟下，有人为我捕捉到了一条剧毒的蝮蛇（日本蝮）—— 我以前曾从蒙古寄过这种蛇的标本到巴黎。
九江的这家孤儿院规模不算大。在叛乱时期，由于当地士绅的敌意，孤儿院的孩子们从原来位于省内腹地的旧址被疏散了。被父母遗弃、由基督教慈善机构收留的小女孩数量相当多。在这里，由于没有慈善修女会的修女，由一些善良的中国妇女负责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直到她们长大成人、出嫁。尽管如此，那些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仍恶意中伤，说传教士收留这些可怜的弃婴，只是为了把她们卖到欧洲的妓院里。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 因为只有出于邪恶的目的，他们才会拯救那些他们认为有几分姿色的别人家的小女孩。
至于小男孩，自从叛乱战争导致许多家庭的男丁大量减少后，这个地区遗弃男婴的现象就很少见了。因此，孤儿院的院长告诉我，当院里的某个男孩长到青春期，且身体条件不错时，就会有很多在战乱中失去儿子的基督教家庭迫切地想要收养他。
1868 年 7 月 6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3.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有雷雨，刮着东北风，晚上下雨。
为了更靠近山脉，更方便进行自然历史考察，我决定并准备搬到拿撒勒的那所房子（或称别墅）居住，那里地处乡村腹地。我最近去看过那个地方，它能为我的考察工作提供一切所需的便利，那里还有一个小教堂，供当地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聚集礼拜。
从那里到九江的主教住所只有一里路，甚至更近，我可以从那里获取我和我的中国仆人的所有食物补给。因此，今天我采购了大量的大米（这里的大米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奶酪、豆子、醋泡大蒜、茶叶和糖 —— 尽管在中国，我们通常喝不加糖的茶，但我习惯了在任何能买到中国糖的地方都买一些，用糖水代替葡萄酒饮用。因为我喝不惯中国人用发酵谷物酿造的饮品，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买到糖。
不过，和中国内陆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没有牛奶，没有葡萄酒，也几乎没有牛肉（除非有特殊情况），面包也很难买到。幸运的是，九江有一位广东人专门为港口的外国人制作欧式面包，但价格高得惊人，我平时都舍不得买。好在当地能买到一些鸡蛋和各种葫芦科蔬菜，但这个季节几乎没有鱼。
1868 年 7 月 7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早上刮风下雨。
下午三点半，我乘坐家里的船，带着所有的行李，前往拿撒勒的 “隐居之所”。一位中国同僚严神父（负责传教团的财务）好心地陪我一起前往，帮我安顿妥当。
然而，我们刚过湖中心（之前一直很平静），风就变得猛烈起来，并且转为逆风。很快，尽管我们的船夫很健壮但缺乏经验，我们还是被迅速推向一片茂密的水生植物丛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面临着翻船的危险，还暴露在暴风雨和再次下起的大雨中，直到我们设法靠近岸边。在那里，我们雇了另一艘船试图拖我们的船，但由于风力太大，没有成功。
最后，在当地一位熟悉这片漂浮植物丛中可通行水道的船夫的帮助下，我们才摆脱了困境，朝着湖的南岸驶去。从那里到拿撒勒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但由于下了大雨，穿过稻田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湿滑难行，当我和我的行李都到达新住所时，天已经很晚了。是我们善良的基督教徒们帮助了我们 —— 他们并非无偿帮忙，但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其他中国人身上很难看到的。
途中，我发现了一条被打死的奇特蛇，它已经损坏得太严重，无法用于收藏了。这条蛇体型较小，尾巴突然截断，没有尖细的末端；腹部呈橙红色，背部呈深黑色。一位刚打死这条爬行动物的中国妇女告诉我，这是一种剧毒蛇。
1868 年 7 月 8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 摄氏度，晚上、整个早上以及一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得很大。
恶劣的天气和搬家的琐事让我们今天几乎无法为收藏做任何事情。下午雨停的间隙，我走出家门，来到周围长满青草的小土丘上：昆虫很少，发现了几种未知的植物，其中包括一种真正的小型熊果 —— 这是我以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属。由于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江西熊果。
中国常见的环颈雉（环颈雉属）在这一带似乎很常见。今天下雨的时候，我看到它们飞到离我的窗户很近的地方，但我没有开枪打它们 —— 我的原则是，除非是为了自然历史收藏必需，否则绝不杀生。我宁愿只吃米饭或小米充饥，也不愿为了自己的餐桌而杀死这些快乐地享受着自己生命权的可怜生灵，它们不仅无害，反而美化了自然。
这一点我的仆人们并不总是能理解，尤其是在涉及到雉鸡的时候，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美丽的中国虎甲 —— 它在南方各省很常见，但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却没有。在北京，有一种同样美丽的虎甲，鞘翅呈火红色，我认为它只是西伯利亚三色虎甲的一个变种。北方帝国特有的另外五种虎甲似乎在这个纬度并不存在，毫无疑问，我在这里会发现其他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868 年 7 月 9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7 摄氏度（上午八点）。
今天仍然下雨，一整天都在下 —— 真令人扫兴。我无法按照计划进行今天的考察活动，也就是前往庐山脚下。不过，我的时间也并没有完全白费。
奥古斯丁是传教团的一位基督教徒仆人，他从城里给我带来了一些食物，还有一只活的乌龟。这只乌龟呈淡绿色的棕色，颈部是绿色的，眼睛是淡黄色的，是南方稻田里常见的一种龟（即眼斑水龟）。他还带来了另一条在孤儿院捉到的蝮蛇，以及一些壁虎（日本壁虎）。这种壁虎的整体颜色是深褐色的，带有灰色的斑点和圆点，眼睛也是灰色的。我注意到，泡在酒精里后，它们的颜色会变成带有棕色斑纹的灰色。
根据我的中国仆人的说法，这个地方有三种乌龟，但我认为他搞错了，他所描述的颜色差异可能只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当然，我没有把那种完全水生的乌龟算在内 —— 这种乌龟和北京以及蒙古黄河里的龟是同一种（即鳖）。至于阿尔科克夫人在北京给我看的那种来自长江支流的带毛小乌龟，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雨一直下到晚上。傍晚时分，我在稻田里看到了一只我不认识的深色鹭；白骨顶鸡也在那里，它那响亮而单调的叫声（或者说是歌声）一直持续到很晚，甚至在夜间，还伴随着无数青蛙的鸣叫声 —— 这场大雨让青蛙们兴奋不已，精神焕发。
今晚我还注意到一种三声杜鹃的鸣叫 —— 北京的杜鹃物种和欧洲的一样，都是两声鸣叫。我今天听到的这种杜鹃，可能是古尔德描述的小杜鹃，斯文豪先生在他关于中国鸟类学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过这种杜鹃。
1868 年 7 月 10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5 摄氏度（上午八点半）。
今天仍然下雨，而且是瓢泼大雨。这极大地减少了我当天的工作量，我有时间思考一些除了眼前事务之外的事情。只有排水沟的潺潺声和无数青蛙不停的、五花八门的鸣叫声能让我分心 —— 这些青蛙不仅在稻田里到处都是，甚至还大胆地闯进了我们的房子里。
持续的暴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让这些小动物四处蔓延。它们甚至爬到了山丘上，几乎很难找到一平方米的土地上没有这些两栖动物在轻盈地跳跃，它们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的领地……
它们的天敌也随处可见 —— 但它们并不是为了与这些受大雨保护的无辜两栖动物搏斗，而是为了侵扰我们这座大房子的每个角落。它们钻进未烧制的砖墙和柔软的杉木（即杉木）木材中，无处不在。昨晚，这些 “蛙鼠之战” 的主角们的嬉戏打闹声非常吵闹，仿佛来自全县的老鼠都聚集在了这座空旷破败的大房子里。
以前，传教士们在这里培养从整个教区挑选出来的年轻中国人，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进入神职所需的科学知识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5 月 25 日，北京 ——1866 年，我受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托，首次踏上蒙古的广袤土地开展长途旅行。我在那里收集并寄往法国的标本藏品并不算特别丰富：蒙古的这些高原，在各个方面都贫瘠得令人绝望。尽管如此，一番辛劳过后，我仍收获了不少动植物新物种 —— 部分是科学界首次发现，另一些则是在动物地理分布上填补了空白。若不是中国西部的叛乱局势阻碍了我的行程，让我未能按原计划穿越甘肃抵达青海湖，这次考察本可为科学界带来更为丰硕的成果：这片尚未被探索、交通极为不便的区域，必定蕴藏着各类未知的新奇事物。
因此，在征得博物馆主管部门同意，并采纳著名动物学家米尔恩 - 爱德华兹先生的个人建议后，我将开启第二次旅行，尽可能接近这片区域 —— 此次不再选择叛乱穆斯林盘踞的蒙古与甘肃路线，而是沿长江逆流而上，穿越广袤的四川省。我的计划是，先在中部的江西省停留数月，随后向独立的东藏各部落推进，最终从南部进入青海湖。我预计完成这项考察需要约三年时间，并已为此做好了相应准备。数年来我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但自蒙古考察归来后，身体似乎有所强健；尽管朋友们忧心忡忡、不乏负面揣测，我的身体状况仍足以支撑我开展这项新的事业。此外，我也备齐了药物；法国公使馆医生马丁先生十分友善，为我提供了应对热病（尤其是我格外担心复发的痢疾）所需的一切药品。东方的这些气候对辛勤工作的欧洲人损耗极大：贫血给我带来的一个奇特影响，便是记忆力衰退；这也是我决定在旅行中用铅笔记录每日见闻与观察的原因 —— 我不愿遗忘这些经历。在蒙古考察时，这种方法已让我受益匪浅；据博物馆的教授们告知，他们已将我寄去的旅行日记及地质路线图刊登在《新档案》上，以补充我随动植物及矿物标本一同寄回的说明与笔记。我明白，研究人员会热切接纳所有关于陌生国度与事物的信息；因此，我会继续坚持记录，且尽可能比以往更为详尽。这些笔记或许会被除我之外的人看到，对亲友而言，其中的个人细节也绝不会令人反感，更算不上多余……
此刻，我已行将出发：一切终于准备就绪，或说近乎就绪。我即将开启一场为期三年、可能远离北京的远征！然而，我的内心却平静得仿佛只是要去散步一般。感谢天意眷顾，这份心绪无疑是吉兆。
今日清晨，我已将五个箱子和行囊装上了当地常用的一种大型手推车，送往通州，全程仅花费十吊北京铜钱（约合八法郎）。通州城临近八里桥村（正确读音与写法应为 “八里桥”），坐落于北河（“河” 在此处读作西班牙语中的 “J” 音）畔，是都城的外港，位于北京城东约五至六法里处。不过，即便路况尚可，且天气已酷热难耐，那几位苦力拖拽着我的行李，仍需一整天才能抵达目的地。
中国北方的气候以温差极端著称：北京地处北纬四十度，夏季平均气温与开罗（北纬三十度）相当，冬季平均气温却堪比乌普萨拉（北纬六十度）。
余下的时间里，我忙着拜访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及美国公使馆。当人身处远离故土之地，国籍之分便会淡化；所有欧洲人在这群情感与我们迥异、外貌特征也大相径庭的中国人当中，都如同失散的同胞。无论来自哪个欧洲国家、秉持何种宗教信仰，我们最终都会产生家人般的情谊。因此，我必须感谢所有我特意登门辞行的知名人士给予的热情接待与鼓励 —— 更何况我与他们均有私交；若此次考察的成果能不负众人的期许，我相信自己的探索定能让博物馆的教授们满意。
拉勒芒伯爵先生希望能尽可能为我的旅行提供便利，他为我开具了致西南地区宗座代牧的推荐信，这些信件在适当之时或许能派上用场。他还嘱托我考察藏区各部落的状况，以判断是否有必要继续依法要求北京政府为赴藏传教士发放护照 —— 目前各方对这些偏远地区是否归属中国尚无确切定论。我向伯爵承诺，抵达江西后将立即写信告知，详述我的期望与此次考察的潜在机遇。
法国公使馆医生马丁先生也托付了我一些事务。他与驯化学会保持联系，希望能寄送一些动植物样本过去，并为此拨付了一笔款项。我本人也很乐意能为学会的驯化实验略尽绵薄之力，但对于那些我计划探访的偏远难抵之地，我实在怀疑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
目前，法国公使馆的其他人员包括：罗什舒阿尔伯爵、蒙贝尔伯爵、首席翻译勒梅尔先生，以及一位刚到任的年轻语言实习生。
在英国公使馆，尽管我与全权公使鲁思・阿尔科克爵士并非同宗同教，他对我展现出的善意仍让我深受触动。阿尔科克夫人向我展示了一只小巧可爱的多毛乌龟，这是她儿子刚从汉口带来的：这只脆弱的小动物被夫人精心安置在卧室里饲养，身长仅五六厘米，眼睛呈蓝色，背部覆盖着长长的翠绿色毛发，宛如海草丛，使其能浮于水面。据说这种乌龟在中国中部极为罕见，重金也难以再寻得第二只样本。但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 “毛发” 很可能是寄生在这两栖爬行动物甲壳上的水生植物 ——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狡黠的骗子。
1868 年 5 月 26 日 —— 清晨七点，我乘坐家中的有篷马车从北京出发，午后便抵达了通州。穿过城区街巷时，我看见一个中国人手中捧着一只活的彩鹟！通体黑紫相间，我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原产于马来群岛及南洋大岛的美丽鸟类为何会出现在北京。在途经的平原沙质地段，我首次见到了草本苦参 —— 此前我仅在蒙古腹地见过这种植物。
至于高大秀丽的国槐，我注意到此处的树叶并未像北京那样，被无数只美丽的灰色天蛾幼虫啃食殆尽 —— 这种虫害已在京城持续两年之久。
在通州，我与我的仆人托马斯及另一位中国仆人会合；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租到一艘有篷小船，花费十五吊铜钱（六两银子）—— 对于这段从通州到天津的短途行程而言，这个价格着实不菲。原因在于，所有船只与车辆都被前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两万名考生占用了，他们考完试后正陆续返乡。
这座城市的港口停泊着大量运送皇粮的官船，这些大米均从南方运抵。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巨额粮食的到来，让北京的谷物价格骤降一半；金属银价也随之下跌 —— 这在中国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近期降雨频繁，今年的收成前景格外乐观，这一点也基本可以确定。这片常年遭受干旱困扰的土地，已有多年未曾见过如此光景了。
大约午后一点，我们启程出发，却遭遇了强劲刺骨的西南风，加之河道内船只拥堵，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穿梭其间，直到驶入真正的北河主河道（中国人在此处并不用 “北河” 这一名称）。河道虽不宽阔，却颇为深邃，据说即便远离海岸，此处仍能感受到潮汐的影响 —— 这足以证明这片广袤平原的地势何等平坦，而它还在因注入海湾的河流带来的沉积物而不断扩大，这座海湾显然正逐渐走向消亡。中国大部分海岸很可能还存在着缓慢的间歇性抬升运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黄河入海口为何频繁变迁。
尽管我们顺流而下，却仍需依靠船桨与撑篙才能艰难前行。我们一直航行至傍晚，天气凉爽而平静，风也渐渐停了。中国人从不夜间行船，于是两位船夫将船停泊妥当，就着些许野菜吞下米饭；而我和我的基督教徒仆人则完成了祷告，祈求这位宏伟宇宙的造物主保佑我们这场漫长旅行的最后一天，也能如这第一天般平安顺遂。
5 月 27 日 —— 昨夜宁静而晴朗。天未破晓，我们便再度启程。河面平静如镜，但水质浑浊多泥。
将近十一点时，西南风再次刮起，猛烈地阻碍着我们的航行。途中，一具被水流裹挟的人体尸体映入眼帘，令人心绪沉重 —— 这种景象在中国并不少见，因为穷苦人家无力购置棺材，便会将逝者遗体投入河中。
鸟类方面，我只看到了几种杓鹬（林鹬与白腰杓鹬），它们与栖息在法国沼泽及河流边的杓鹬毫无二致：它们轻轻掠过水面，发出惯常的惊叫声。但实际上，它们毫无惧意，因为在这里无人会去惊扰这些羽毛朴素却姿态优雅、飞行轻盈的美丽生灵。此外，还有一些东方燕鸻在高空飞过，这种鸟类与欧洲的燕鸻相比，唯一的区别便是翼下的羽色。另一种我今日与昨日都观察到的有趣鸟类，是短嘴卷尾（卡布氏命名），即有着金属光泽的黑卷尾；它的头顶长着几缕无羽小枝的细长羽冠，其银铃般的鸣叫声（即便在夜间也会发出）酷似钟声。这种美丽的鸟类来自南方，夏季会大量聚集在平原房屋周边的树上筑巢；村民们对它十分敬重，不仅因为它能捕食大量昆虫，更因为尽管体型不及乌鸫，它却极具勇气，能驱逐威胁家禽的乌鸦与鸢。
河岸的植被景象一片萧瑟：除了村庄里种植的几棵柳树外，再无灌木与木本植物。草本植物种类也寥寥无几，且多为常见品种。我沿途瞥见的开花植物中，能认出的有：水酸模、两栖碎米荠、紫丹、裂叶贝壳花、广布全球的蒲公英、大车前、地黄、中华 Botriospermum、长梗勿忘草。另有一些植物即将开花：西伯利亚益母草、东方苍耳、田旋花、毛打碗花、黄鹌菜，以及两三种蓼属植物。
5 月 28 日 —— 昨夜依旧平静，我们在锚地过夜。天未亮便再次出发，途中与无数艘运粮官船相遇 —— 据船夫告知，每艘船可装载三四万磅大米。尽管有南风相助，这些船只仍需每艘配备三名纤夫才能逆流而上；它们大多是新造的，因为不久前刚打造了一千艘，以替换前些年被叛乱者毁坏的船只。
到访北京的欧洲人都会惊讶于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与他们从古代记载中得到的印象相去甚远。事实上，这座曾在两座宏伟城墙环绕的巨大方形城区内容纳数百万人口的都城，如今的居民似乎仅剩数十万。昔日的辉煌已被贫困与破败所取代，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时间内。导致这座城市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叛乱者摧毁了官船，以及太平天国叛军占据了盛产大米的中部各省。要知道，北京名义上驻扎着二十万八旗兵（起源于满族的旗人部队），他们依靠朝廷发放的军饷与粮食为生。往昔每月定期发放的钱粮，足以充裕地供养这些士兵及其家眷（在中国，士兵通常都已成家）。这也是北京小商业得以维系的唯一支柱 —— 因为这座都城并无发达的工业，自然也不存在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周边省份人口稠密，自身尚且难以自给，且几乎不产大米 —— 而大米在中国是首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近二十年来，叛乱让皇帝几乎丧失了所有财政收入，北京陷入了资源枯竭的境地；许多家庭被迫迁徙他乡谋生。不久后，贫困便蔓延全城，加之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更是彻底摧毁了这片土地。近来，饥荒已严重到饿殍遍野的地步，尽管中国的穷苦百姓会采集野草、树根、树叶与树皮充饥。我们自己也早已大幅缩减了本就简朴的饮食，以便能救济一些不幸的人，但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京城及周边的基督教徒在过去的冬春两季饿死。
但只要帝国能重归和平与秩序：不出数年，北京及其他衰败的城市便会迅速恢复人口。因为这些东方人几乎都早早成婚，新的世代如魔法般快速涌现，继而在这片我们称之为中华帝国的巨大人类蚁穴中繁衍生息。
然而，这份迫切需要的和平似乎仍遥遥无期：傍晚五点左右抵达天津时，我们便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要进入这座城市，我们必须让一排排阻断河道的战船放行 —— 它们正防备着近在咫尺的叛乱者。事实上，今年冬天，这支在河南省中部组织起来的匪徒团伙，与从甘肃出逃的部分叛乱穆斯林结盟，突然入侵了山东与直隶省，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北京自身也一度面临严重威胁；我们经历的恐慌尤为强烈，因为民众认为我们多少有意与叛乱者勾结。有一天，一位皇宫要员乔装前来警告我们尽快自保，因为叛军逼近时，皇室家族正准备逃往满洲，而他们离开前，打算对京城的基督教徒与欧洲人下手 —— 他们想先宣泄中国人对所有外来元素那根深蒂固的仇恨。事实是，清军组织涣散、军饷微薄、粮草匮乏，拒绝出兵对抗敌人。叛乱初期，数千名据称按欧洲标准武装训练的士兵被派去迎击，却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遭到突袭，全军覆没或溃散而逃，那些高价从英美购入的武器也落入了叛军之手。更糟的是，剩余的军队竟与敌人勾结，互不攻击，反而一同劫掠、纵火；那些叛军未曾洗劫的地方，终究也难逃清军的破坏。这就是中国人在战乱中的所作所为！
这座富庶的商业城市天津因此陷入持续的恐慌，不断受到捻军的威胁 —— 他们尤其觊觎这里的财富。两条在城市上游不远处交汇的河流，在广阔水域内几乎布满了来自各地的避难船只，它们在此寻求炮火的庇护。时不时会有匪徒受害者的尸体被水流冲过，这些尸体往往遭到骇人听闻的残忍肢解。这般景象令人心情沉重，也让留下来的人忧心忡忡。然而，由于危险持续已久，人们几乎已经习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不过，欧洲人似乎无需担心自身安危：已有多艘欧洲炮舰抵达天津，随时准备保护他们，必要时将其撤离。
当我靠近法国传教团的住所时，看到门前两艘法国炮舰 “蝰蛇号” 与 “勒布雷东号” 的桅杆上飘扬着祖国的国旗，心中涌起一阵欣慰与感动 —— 这已足以让我们的机构受到尊重。
法国传教团与领事馆相邻，建在一块帝国御赐的土地上，这片土地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割让给法国的。人们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木质建筑 ——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当皇帝从北都（北京）前往南都（南京）或返程时，曾下榻于此。那已是前一个朝代的事了，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许多中国人仍为看到这些 “西方魔鬼” 占据天子的行宫而深感愤慨。
终于，我在天黑前抵达了 “广海楼”（我们住所的名称），并拥抱了我优秀的同僚谢弗里埃先生 —— 他在几位本地神职人员的协助下管理着这个传教团。当晚，我便有幸结识了 “蝰蛇号” 舰长内尔西亚先生与 “勒布雷东号” 舰长拉巴里埃先生。后者已通过法国驻北京公使得知我的旅行计划，当即热情地提出让我搭乘他的船。他表示，炮舰正在船坞进行维修，一旦完工便会即刻前往上海：这是一艘在中国按照罗泽海军上将的设计建造的小型炮舰，配备的发动机老旧且动力不足，难以胜任远洋航行。尽管如此，这个机会实在难得，且搭乘商船的费用高昂，我便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拉巴里埃先生的邀请。
当晚，我还接待了另一位在天津居住多年的法国人 —— 库特里斯先生。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诸多有趣的事情：关于叛乱者（据称仍在城外不远处活动），他私下告诉我，他曾两次独自勇敢地深入叛军营地。据他描述，这些叛乱者比人们想象中更具威胁：他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但弹药匮乏。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推翻现政权。不过，由于误以为欧洲人支持皇帝，他们行事十分谨慎。库特里斯先生表示，那些被归咎于叛军的屠杀与劫掠，实际上是清军自身或李将军麾下伪装成 “长毛” 的团伙所为 —— 这种说法并不属实。真正的叛军行事相对克制，但他们裹挟的大量无赖之徒却并未效仿。他还说，叛军并不敌视欧洲人；至于天津，若他们真想攻占，不出两小时便能得手。他们的火药所剩无几，但弹药筒与武器还算充足 —— 尽管不久前，一艘从广州为他们运送四千支步枪的船只被清军截获。叛军中有不少穆斯林，还有一些欧洲人，据说其中包括一位阿斯普罗蒙特战役的前军官。库特里斯先生本人也曾被极力劝说留在叛军阵营，但他拒绝了 —— 尽管在他看来，官员并不比匪徒好多少。归根结底，他们都是野蛮的盗贼。他们的首领自称 “阎罗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极少在士兵面前露面，即便出现，也只是通过手势而非言语下达命令。他和麾下的一些头目一样，拥有多个妻妾。在战斗中，他们会将沿途招募的人置于队列前方，用他们的身体作为人肉盾牌。叛军不剃发，任由头发自然生长，“长毛” 这一称呼也由此而来。
谈及自然历史，身为猎人的库特里斯先生告诉我，在天津以西不远处的一片广阔湿润沼泽地中，生活着一些 “四不像”（即麋鹿），他自己就曾猎杀过一头。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动物是从海子园出逃的 —— 我之前寄往欧洲的麋鹿标本便来自那里。他还说，冬季时，周边荒地中的华南兔数量极多，有一次他与谢弗里埃先生外出狩猎，仅一个下午就用猎鹰捕获了三十四只！中国的野兔比欧洲野兔稍小一些，但其他方面都很相似。靠近蒙古的地方还有另一种野兔，帕拉斯称之为 “托拉伊兔”，体型比华南兔稍大，除了臀部呈苍白色外，几乎与华南兔难以区分。中国没有野生兔子，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野兔和兔子与狗、乌龟一样，都是不洁的象征。因此，用这些动物的名字来称呼一个人，是对他极大的侮辱。

吕国宾龙坪山

法国科学院及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讯院士
1868 年 7 月 1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1 毫米，天气炎热，天空晴朗。
我与神学院的学生们及他们的院长鲁热先生一同前往拿撒勒短途旅行。“拿撒勒” 是一座西式房屋的名字，坐落于湖的南端，几年前神学院的学生们曾在此居住，如今成了他们的休闲场所。再往南约一里处，是当地一位著名士绅的墓地，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树木 —— 这几乎是该地区仅存的成片树林。若这片区域有鸟类栖息，此处必然是它们的聚集地。我与这些年轻人一同徒步前往。
我们途经的小山丘植被愈发茂密，生长着一些橡树、每年都会被砍伐却仍能结出优质小橡子的小栗树、细叶松（中国松）、秀丽的杉木、一种三角叶悬铃木（或枫香树），以及其他一些我尚不认识的树种。不久前，这里还盛产樟树，但太平天国叛乱者的破坏已让樟树彻底绝迹。
灌木丛中花椒树随处可见，居民住所附近则栽种着苦楝树。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竟没有臭椿树 —— 这种树在北方极为耐寒，也十分常见。
尽管阳光灼热，这次旅行仍十分愉快。返回拿撒勒吃午饭前，我在墓地的树林里射杀了一只红嘴蓝鹊（红嘴蓝鹊属），这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物种 —— 北京的红嘴蓝鹊是布兰氏红嘴蓝鹊，在西伯利亚也能觅得踪迹。今早捕获的其他鸟类还有灰喜鹊、白头鹎、红耳鹎（当地人称之为 “帕科”）以及黑鸢（黑耳鸢）。
途中，我们还捉到一只十分漂亮的蜥蜴（六线石龙子），它有着细长的尾巴，这在北方是没有的。它背部呈灰色，侧面为绿色，腹部是浅绿色，喜欢灵活地攀爬灌木丛；而北京唯一常见的那种带有眼状斑的灰色小蜥蜴（丽斑麻蜥）则完全是陆生动物。我们还收集了一些新的昆虫样本，其中包括一种体型相当大的象鼻虫，它们大量聚集在覆盖着部分山丘的小栗树嫩芽上。
我注意到，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广泛种植着合欢树（或称 “君迁子”）—— 难道这里是它的原产地？
当我们离开拿撒勒和那些稻田时，天几乎已经黑了。稻田里的青蛙已经开始鸣叫，夹杂着白骨顶鸡响亮的叫声。我们乘坐小船横渡 “静湖”，仅用半小时就回到了住所。
1868 年 7 月 2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上午十点）。
早上天空阴沉，风力颇大；后来天气变得愈发炎热，我房间里的温度计升至 31 摄氏度。这一天我都在为后续行程做准备。我看到一群灰鹭呈 V 字形朝西方飞行，飞行姿态与鹤类相似。
1868 年 7 月 3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2 摄氏度，刮西南风，天空晴朗。
今日无新鲜事，但我采集植物时，遇到一些中国人背着一捆捆苎麻。这种植物在所有荒芜的山丘上野生且数量丰富，会长出很长的木质藤蔓，当地人从中提取纤维，用来制作非常珍贵且极其结实的布料。
有人告诉我提取纤维的方法如下：将这些藤蔓悬挂在火堆周围拉紧的绳子上，慢慢烤热后，中国妇女用长长的指甲将树皮分离、撕开 —— 树皮很容易剥落，之后再用水清洗。这些天然的长纤维无需捻搓便可织布。
1868 年 7 月 4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31 摄氏度，刮东南风。
今早，我在湖里又射杀了一只状态极佳的水雉；另一只受伤的水雉潜入水中，我始终没能看到它浮出水面呼吸 —— 显然，这些美丽的鸟儿能在水下憋气好几分钟。我注意到，这种水雉物种中，雄性明显比雌性体型小。它们的飞行比野鸭更持久、飞得更高，还常常发出一种响亮的叫声，有点像奇怪的笑声，有时在夜间也能听到。
我的仆人王托马斯（就是那个曾陪伴我蒙古之行的北京年轻人），只要他愿意，就能在捕捉昆虫和爬行动物方面给我很大帮助 —— 他那双鹰眼般的眼睛几乎能洞察一切。今天，他给我带来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只雨蛙（我认为是中国雨蛙，英国学者将其单独列为一个物种）。它的背部呈浅绿色，腹部呈银白色，耳部区域有一条深色条纹。在我看来，它与欧洲常见的雨蛙几乎没有区别，即便有区别，也非常细微。
今天，我还在一个孩子手里看到了一只江西常见的家鼠，它和北京的家鼠并非同一物种。最明显的特征是，它的颈部到背部呈铁锈红色。
1868 年 7 月 5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4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5 摄氏度。
早上天空阴沉，大气平静，庐山隐藏在云层中；下午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
今早，我去旧城区内的孤儿院做弥撒时，在花园里发现了大量欧洲接骨木（西洋接骨木），我认为它与欧洲的接骨木是同一物种。但没有对比样本的话，很难确定它们是否完全相同。在旧大陆的两端，大多数动植物物种想必都是不同的。至于接骨木，我在中国北方从未见过，北方生长的是两种接骨木属植物：生长在山区的毛接骨木和生长在平原的西洋接骨木。
也是在这个花园的废墟下，有人为我捕捉到了一条剧毒的蝮蛇（日本蝮）—— 我以前曾从蒙古寄过这种蛇的标本到巴黎。
九江的这家孤儿院规模不算大。叛乱时期，由于当地士绅的敌意，孤儿院的孩子们从原来位于省内腹地的旧址被疏散了。被父母遗弃、由基督教慈善机构收留的小女孩数量相当多。在这里，由于没有慈善修女会的修女，由一些善良的中国妇女负责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直到她们长大成人、出嫁。尽管如此，那些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仍恶意中伤，说传教士收留这些可怜的弃婴，只是为了把她们卖到欧洲的妓院里。他们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 因为只有出于邪恶的目的，他们才会拯救那些他们认为有几分姿色的别人家的小女孩。
至于小男孩，自从叛乱战争导致许多家庭的男丁大量减少后，这个地区遗弃男婴的现象就很少见了。因此，孤儿院的院长告诉我，当院里的某个男孩长到青春期，且身体条件不错时，就会有很多在战乱中失去儿子的基督教家庭迫切地想要收养他。
1868 年 7 月 6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3.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有雷雨，刮东北风，晚上下雨。
为了更靠近山脉，更方便进行自然历史考察，我决定并准备搬到拿撒勒的那所房子（或称别墅）居住，那里地处乡村腹地。我最近去看过那个地方，它能为我的考察工作提供一切所需的便利，那里还有一个小教堂，供当地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聚集礼拜。
从那里到九江的主教住所只有一里路，甚至更近，我可以从那里获取我和我的中国仆人的所有食物补给。因此，今天我采购了大量的大米（这里的大米质量好且价格便宜）、奶酪、豆子、醋泡大蒜、茶叶和糖 —— 尽管在中国，我们通常喝不加糖的茶，但我习惯了在任何能买到中国糖的地方都买一些，用糖水代替葡萄酒饮用。因为我喝不惯中国人用发酵谷物酿造的饮品，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买到糖。
不过，和中国内陆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没有牛奶，没有葡萄酒，也几乎没有牛肉（除非有特殊情况），面包也很难买到。幸运的是，九江有一位广东人专门为港口的外国人制作欧式面包，但价格高得惊人，我平时都舍不得买。好在当地能买到一些鸡蛋和各种葫芦科蔬菜，但这个季节几乎没有鱼。
1868 年 7 月 7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50.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9 摄氏度，早上刮风下雨。
下午三点半，我乘坐家里的船，带着所有的行李，前往拿撒勒的 “隐居之所”。一位中国同僚严神父（负责传教团的财务）好心地陪我一起前往，帮我安顿妥当。
然而，我们刚过湖中心（之前一直很平静），风就变得猛烈起来，并且转为逆风。很快，尽管我们的船夫很健壮但缺乏经验，我们还是被迅速推向一片茂密的水生植物丛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面临着翻船的危险，还暴露在暴风雨和再次下起的大雨中，直到我们设法靠近岸边。在那里，我们雇了另一艘船试图拖我们的船，但由于风力太大，没有成功。
最后，在当地一位熟悉这片漂浮植物丛中可通行水道的船夫的帮助下，我们才摆脱了困境，朝着湖的南岸驶去。从那里到拿撒勒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但由于下了大雨，穿过稻田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湿滑难行，当我和我的行李都到达新住所时，天已经很晚了。是我们善良的基督教徒们帮助了我们 —— 他们并非无偿帮忙，但他们的奉献精神是其他中国人身上很难看到的。
途中，我发现了一条被打死的奇特蛇，它已经损坏得太严重，无法用于收藏了。这条蛇体型较小，尾巴突然截断，没有尖细的末端；腹部呈橙红色，背部呈深黑色。一位刚打死这条爬行动物的中国妇女告诉我，这是一种剧毒蛇。
1868 年 7 月 8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 摄氏度，夜间、整个早上乃至一整天都在下大雨。
恶劣的天气和搬家的琐事让我们今天几乎无法为收藏做任何事情。下午雨停的间隙，我走出家门，来到周围长满青草的小土丘上：昆虫很少，发现了几种未知的植物，其中包括一种真正的小型熊果 —— 这是我以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属。由于不确定它是否是一个尚未被描述的新物种，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江西熊果。
中国常见的环颈雉（环颈雉属）在这一带似乎很常见。今天下雨的时候，我看到它们飞到离我的窗户很近的地方，但我没有开枪打它们 —— 我的原则是，除非是为了自然历史收藏必需，否则绝不杀生。我宁愿只吃米饭或小米充饥，也不愿为了自己的餐桌而杀死这些快乐地享受着自己生命权的可怜生灵，它们不仅无害，反而美化了自然。
这一点我的仆人们并不总是能理解，尤其是在涉及到雉鸡的时候，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美丽的中国虎甲 —— 它在南方各省很常见，但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却没有。在北京，有一种同样美丽的虎甲，鞘翅呈火红色，我认为它只是西伯利亚三色虎甲的一个变种。北方帝国特有的另外五种虎甲似乎在这个纬度并不存在，毫无疑问，我在这里会发现其他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868 年 7 月 9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7.5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7 摄氏度（上午八点）。
今天仍然下雨，一整天都在下 —— 真令人扫兴。我无法按照计划进行今天的考察活动，也就是前往庐山脚下。不过，我的时间也并没有完全白费。
奥古斯丁是传教团的一位基督教徒仆人，他从城里给我带来了一些食物，还有一只活的乌龟。这只乌龟呈淡绿色的棕色，颈部是绿色的，眼睛是淡黄色的，是南方稻田里常见的一种龟（即眼斑水龟）。他还带来了另一条在孤儿院捉到的蝮蛇，以及一些壁虎（日本壁虎）。这种壁虎的整体颜色是深褐色的，带有灰色的斑点和圆点，眼睛也是灰色的。我注意到，泡在酒精里后，它们的颜色会变成带有棕色斑纹的灰色。
根据我的中国仆人的说法，这个地方有三种乌龟，但我认为他搞错了，他所描述的颜色差异可能只是同一个物种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当然，我没有把那种完全水生的乌龟算在内 —— 这种乌龟和北京以及蒙古黄河里的龟是同一种（即鳖）。至于阿尔科克夫人在北京给我看的那种来自长江支流的带毛小乌龟，我没有足够的资料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雨一直下到晚上。傍晚时分，我在稻田里看到了一只我不认识的深色鹭；白骨顶鸡也在那里，它那响亮而单调的叫声（或者说是歌声）一直持续到很晚，甚至在夜间，还伴随着无数青蛙的鸣叫声 —— 这场大雨让青蛙们兴奋不已，精神焕发。
今晚我还注意到一种三声杜鹃的鸣叫 —— 北京的杜鹃物种和欧洲的一样，都是两声鸣叫。我今天听到的这种杜鹃，可能是古尔德描述的小杜鹃，斯文豪先生在他关于中国鸟类学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过这种杜鹃。
1868 年 7 月 10 日
气压计读数为 746 毫米，温度计读数为 26.5 摄氏度（上午八点半）。
今天仍然下雨，而且是瓢泼大雨。这极大地减少了我当天的工作量，我有时间思考一些除了眼前事务之外的事情。只有排水沟的潺潺声和无数青蛙不停的、五花八门的鸣叫声能让我分心 —— 这些青蛙不仅在稻田里到处都是，甚至还大胆地闯进了我们的房子里。
持续的暴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让这些小动物四处蔓延。它们甚至爬到了山丘上，几乎很难找到一平方米的土地上没有这些两栖动物在轻盈地跳跃，它们毫无顾忌地闯入人类的领地……
它们的天敌也随处可见 —— 但它们并不是为了与这些受大雨保护的无辜两栖动物搏斗，而是为了侵扰我们这座大房子的每个角落。它们钻进未烧制的砖墙和柔软的杉木（即杉木）木材中，无处不在。昨晚，这些 “蛙鼠之战” 的主角们的嬉戏打闹声非常吵闹，仿佛来自全县的老鼠都聚集在了这座空旷破败的大房子里。
以前，传教士们在这里培养从整个教区挑选出来的年轻中国人，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进入神职所需的科学知识。但现在，这里只剩下一片荒芜，只有这些小动物们在此繁衍生息。
九江这座城市历史悠久，在全中国都颇具名气；从现存的城墙来看，它当年一定相当繁华。但如今，城内仅存的建筑已寥寥无几：靠近长江的地方只剩一条长长的主干道，城墙内的其他区域大多是荒芜的山丘。
中国人说，是太平天国叛军摧毁了这座城市，但我认为，在这些劫掠者到来之前，城市的一大部分可能就已经衰败了。商人阶层渐渐迁出城墙，聚集在长江沿岸，这里几乎成了当地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英国租界也坐落于此，上面矗立着十几栋欧式房屋，居住着同样数量的西方人，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和新教教堂的人员。
在我们传教团将主宅和主教住所迁到这里之前，这一带并没有基督教徒。现在，这里已有不少新信徒，还有一些从湖北迁徙而来的老信徒家庭，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前来寻求宗教启蒙 —— 因为周边多个地方都出现了皈依基督教的趋势。
九江的周边环境颇具特色：长江南岸分布着一连串湖泊，形成了一片水乡泽国，但这里并不不健康。所有湖泊都与长江相通，水位随季节变化很大。水面上覆盖着大片绿色的漂浮植被 —— 菱角（双角菱），正如我之前所注意到的，这里是中国水雉的栖息地，这种鸟有着金色的颈部和长长的尾巴，姿态优雅。这个季节，湖面上能见到的水鸟只有白鹭、灰鹭、普通翠鸟和一些白骨顶鸡，而那种漂亮的黑颈棉凫则很少飞到这里，它们更偏爱栖息在城市最高的屋顶上，尤其是我们教堂的屋顶。
人们可能会以为，在这样一片水乡，蚊子和牛虻会多得让人难以忍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原因如下：这些令人厌烦的吸血害虫需要 stagnant water 来繁殖幼虫，但我们周边的湖泊里生活着大量大小不一的鱼类和不计其数的螯虾，它们持续不断地猛烈捕食所有水生昆虫，从而摧毁了这些寄生蝇类的幼虫。这就是我对九江蚊子稀少的解释。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所处的拿撒勒乡村，周围都是稻田和没有鱼类的小池塘，牛虻在这里大量繁殖，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江西的领土向北延伸至长江对岸数里之外；距离此地三小时路程的一个村庄，是湖北、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长江不远处，一条中等高度的山脉终结了北部的平原。南部的高山则离得更近，低矮的丘陵错落有致地延伸至江边。九江老城就建在这些丘陵之上，城墙保存完好，沿着地形的起伏蜿蜒伸展。
长江沿岸的土壤经水流侵蚀，露出一种呈铁锈红色、质地坚硬的黏土层，某些地方还分布着大量小结核 —— 我认为这就是英国地质学家所说的 “褐铁矿黏土”，在印度也有广泛分布。
这些山丘上看不到坚硬的岩石，地表覆盖着一层松软的红土和赭石色土壤，下方是近期形成的砾石层。
有人告诉我，在叛军带来战火与破坏之前，这些山坡上都覆盖着高大的树木。如今，这里只剩下高高的野草和低矮的灌木，还有一些新近栽种的松树（长叶松）。
一个欧洲人很难理解，这些被外国人称为 “叛军” 的、纪律涣散的卑劣暴徒和冷酷杀手，其破坏欲和无端毁灭的本性竟到了如此地步。几年前他们攻占九江时，屠杀了大量民众，据称，他们暴行的受害者尸体填满了整个主湖的湖盆 —— 这个湖的周长足有一两里。邻近的江西吉安府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传教士和我们的基督教徒告诉我，这片曾经人口稠密的广阔区域，如今已变成真正的沙漠，充斥着豹子和其他野生动物。
人们说江西内陆的居民对欧洲人和基督教徒怀有极大的敌意，但在这里，人们似乎正逐渐习惯外国人的存在。
九江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岸边，且靠近鄱阳湖，是相当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著名的江西瓷器也有很大一部分从这里运出。因此，欧洲人早早便在此设立据点，起初生意兴隆，但随着西方人口的减少，繁荣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贸易大权落入了广东人和其他中国人手中。
这个民族天生就有经商的天赋；一旦他们更熟悉欧洲的语言和知识，很可能会逐渐吸纳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 要与中国人的精明、沉着冷静和节俭精神竞争并非易事。英国人未必能占上风，就连犹太人也得费一番大力气！
中国不同省份的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观察这里的居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与我的预期相反，他们比北方同胞吵闹得多，更爱争论，也更喧闹，总之在各个方面都更活跃。他们似乎也更聪慧、更精明，但同时也更腐败。这里的孩子总是互相打闹，打架的频率几乎和法国人一样；当我告诉在江西负责神学院长达十二年的可敬同僚鲁热先生，在北京，我们的学生从未有人敢在禁止喧哗的时间随意出声，也从未有人违反过严格的行为规范时，他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甚至需要鼓励他们在课间休息时尽情玩耍，以利于他们的健康 —— 他们天生的冷漠和拘谨实在太过严重。
不过，这段独白扯得太远了，已经偏离了我的动植物考察主题！傍晚时分，雨停了一会儿，我趁机在被洪水淹没的田野里捕捉了大量鞘翅目昆虫。我们还捕捉并制作了一只老鼠的标本，它看起来和我们法国家里常见的老鼠是同一个物种 —— 这一点很值得记录。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7 月 10 日
气压计读数 746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5 摄氏度（上午八点半）。
瓢泼大雨仍在倾泻，日复一日。这雨大大缩减了我当日的考察工作，反倒给了我余裕，去思索些眼前事务之外的事。唯有排水沟潺潺的水流声，与无数青蛙无休无止、花样百出的鸣唱能分我心神 —— 这些两栖动物何止霸占了稻田，竟还胆大包天地闯进屋舍。
连日暴雨让空气湿度陡增，这些小东西便趁机四处蔓延。它们甚至爬上了山丘，几乎难寻一平方米净土，不见它们轻盈跳跃的身影，毫无顾忌地侵占着人类的领地……
它们的天敌也并未缺席 —— 却非为了与这些受大雨庇护的无辜两栖动物缠斗，而是要侵扰我们这座大房子的每个角落。它们钻进未烧制的砖墙，钻进松软的杉木（即 Cunninghamia lanceola）木料，无孔不入。昨夜，这场 “蛙鼠之战” 的主角们闹腾得沸反盈天，仿佛全县的鼠类都齐聚在这座空旷破败的大宅里。
昔日，传教士们曾在此培育从整个教区甄选的年轻中国人，教他们拉丁语，以及进入神职所需的科学知识。如今这里只剩一片荒芜，唯有这些小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九江是座历史悠久、全中国闻名的城市；单看现存的城墙，便能想见它当年的繁盛。可如今，城内留存的建筑已寥寥无几：唯有靠近长江的地方，还剩一条长长的主干道，城墙之内的其余区域，多半是荒芜的山丘。
中国人说，是太平天国叛军毁了这座城，但我觉得，在这些劫掠者到来之前，城市的一大部分或许早已衰败。商人们渐渐迁出城墙，聚集到长江沿岸，这里几乎成了当地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英国租界也坐落于此，十几栋欧式房屋矗立其间，住着同样数量的西方人，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与新教教堂的人员。
我们传教团将主宅与主教住所迁到这里之前，这一带本无基督教徒。如今已有不少新信徒，还有些从湖北迁徙而来的老信徒家庭，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前来寻求宗教启蒙 —— 周边多个地方已显现出皈依基督教的趋势。
九江的周边景致颇具特色：长江南岸分布着一连串湖泊，构成一片水乡泽国，却并不有碍健康。所有湖泊都与长江相通，水位随季节变化极大。水面覆盖着大片绿色的漂浮植被 —— 菱角（双角菱），正如我此前所见，这里是中国水雉的栖息地。这种鸟有着金色的脖颈与修长的尾羽，姿态优雅至极。这个季节，湖面上能见到的水鸟只有白鹭、灰鹭、普通翠鸟与些许白骨顶鸡；而那种漂亮的黑颈棉凫却鲜少飞来，它们更偏爱栖息在城市最高的屋顶上，尤其是我们教堂的屋顶。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般水乡泽国，蚊子与牛虻定会多到令人难以忍受，实则不然。我想缘由如下：这些恼人的吸血害虫需要死水来繁殖幼虫，但我们周边的湖泊里，生活着大量大小各异的鱼类与不计其数的螯虾，它们持续猛烈地捕食所有水生昆虫，彻底摧毁了这些寄生蝇类的幼虫。这便是我对九江蚊子稀少的解释。
反观我们如今所处的拿撒勒乡村，四周尽是稻田与无鱼的小池塘，牛虻在此大量繁殖，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江西的领土向北延伸至长江对岸数里之外；距此地三小时路程的一个村庄，正是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长江不远处，一列中等高度的山脉终结了北部的平原。南部的高山离得更近，低矮的丘陵错落有致地延伸至江边。九江老城就建在这些丘陵之上，城墙保存完好，顺着地形的起伏蜿蜒伸展。
长江沿岸的土壤经水流侵蚀，露出一种铁锈红色、质地坚硬的黏土层，某些地方还分布着大量小结核 —— 我认为这便是英国地质学家所说的 “褐铁矿黏土”，在印度也有广泛分布。
这些山丘上见不到坚硬的岩石，地表覆盖着一层松软的红土与赭石色土壤，下方是近期形成的砾石层。
有人告诉我，在叛军带来战火与破坏之前，这些山坡上都覆盖着高大的树木。如今，这里只剩下高高的野草、低矮的灌木，以及一些新近栽种的松树（长叶松）。
一个欧洲人很难理解，这些被外国人称为 “叛军” 的、纪律涣散的卑劣暴徒与冷酷杀手，其破坏欲与无端毁灭的本性竟到了如此地步。几年前他们攻占九江时，屠杀了大量民众，据称，他们暴行的受害者尸体填满了整个主湖的湖盆 —— 这个湖的周长足有一两里。邻近的江西吉安府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传教士与我们的基督教徒告诉我，这片曾经人口稠密的广阔区域，如今已变成真正的沙漠，充斥着豹子与其他野生动物。
人们说江西内陆的居民对欧洲人和基督教徒怀有极大的敌意，但在这里，人们似乎正逐渐习惯外国人的存在。
九江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岸边，且靠近鄱阳湖，是相当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著名的江西瓷器也有很大一部分从这里运出。因此，欧洲人早早便在此设立据点，起初生意兴隆，但随着西方人口的减少，繁荣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贸易大权落入了广东人和其他中国人手中。
这个民族天生就有经商的天赋；一旦他们更熟悉欧洲的语言和知识，很可能会逐渐吸纳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 要与中国人的精明、沉着冷静和节俭精神竞争并非易事。英国人未必能占上风，就连犹太人也得费一番大力气！
中国不同省份的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观察这里的居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与我的预期相反，他们比北方同胞吵闹得多，更爱争论，也更喧闹，总之在各个方面都更活跃。他们似乎也更聪慧、更精明，但同时也更腐败。这里的孩子总是互相打闹，打架的频率几乎和法国人一样；当我告诉在江西负责神学院长达十二年的可敬同僚鲁热先生，在北京，我们的学生从未有人敢在禁止喧哗的时间随意出声，也从未有人违反过严格的行为规范时，他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甚至需要鼓励他们在课间休息时尽情玩耍，以利于他们的健康 —— 他们天生的冷漠和拘谨实在太过严重。
不过，这段独白扯得太远了，已经偏离了我的动植物考察主题！傍晚时分，雨停了一会儿，我趁机在被洪水淹没的田野里捕捉了大量鞘翅目昆虫。我们还捕捉并制作了一只老鼠的标本，它看起来和我们法国家里常见的老鼠是同一个物种 —— 这一点很值得记录。
1868 年 7 月 11 日
气压计读数 746.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7 摄氏度。
雨下了一整夜，清晨依旧是瓢泼之势，直到正午才渐渐停歇。我们终于得以出门，又捕捉到不少昆虫，其中有一类十分漂亮的龙虱，鞘翅上的花纹酷似中国的书法笔触，我姑且称之为 “双华龙虱”。
唯一新发现的鸟类是沼泽山雀，这种鸟在中国全境都有分布，但南方不如北方常见。它与欧洲的大山雀差别不大，只是腹部并非黄色，而是呈污白色，但其鸣叫声却与我们熟悉的家麻雀如出一辙。
1868 年 7 月 12 日
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温度计读数 27 摄氏度。
今日依旧阴雨绵绵。
乡间并非乏善可陈，或许是恶劣天气将山里的鸟儿赶到了低处：有沼泽山雀、黄苇鳽、沼泽山雀、三道眉草鹀，还有一只黑白相间、尾羽修长分叉的红尾水鸲（Leschenault 氏红尾水鸲）。这是我首次见到这种美丽鸟儿的活体，它飞到我的窗前，哀婉地鸣唱片刻，随后又轻盈地落到邻家屋顶，停留了好几分钟，姿态优雅至极。这种鸟惯于独居在幽深的峡谷与南方山间的瀑布附近。
尽管午后气压计上升了一毫米，雨却始终没有停歇。
1868 年 7 月 13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 摄氏度（上午九点）。
雨仍未止，空气里满是湿气；但到了傍晚，天气总算有了好转，几缕阳光穿透厚重的云层，引得蓝凤蝶、一种翅膀泛着蓝光的美丽蛱蝶，以及一只大型眼蝶纷纷飞舞 —— 这些蝶类在北京都是见不到的。一只通体肉桂色的鼬獾也趁机现身，在我眼前踱了一圈：想必它就住在附近，定能好好骚扰一番那些老鼠，这般想来，倒也不必过分苛责这修长的四足动物。
1868 年 7 月 14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 摄氏度。
清晨下了一阵小雨后，天气彻底放晴。
今日的标本制作与零星考察，因一群年轻神学院学生的到来而添了几分热闹 —— 鲁热先生带他们来拿撒勒度过休息日。我们再次见到了那只红尾水鸲，它在附近的小溪边捕食小虫，显然是被暴风雨吹迷了路，可惜我们终究没能捕获它。
1868 年 7 月 15 日
气压计读数 751.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9 摄氏度（上午九点）。
天气晴好。
我在九江度过了一整天。今日是圣亨利节，也是可敬的巴尔杜斯主教的节日。我们的中国学生用当地特有的跪拜礼、拉丁语与中文的祝词，还有餐桌上一份小小的加餐，来庆祝这个节日。在这里，一点小事便能让人欢心，我们也一同分享这份喜悦 —— 这份快乐无需花费分文，也毫无不妥。
湖面上，长尾水雉依旧可见，屋顶上的黑颈棉凫也坚守着它们的栖息地。
1868 年 7 月 16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缺）。天气酷热，天空晴朗。
我已一切就绪，要花一整天时间去庐山踏勘。清晨，我便与托马斯一同出发。穿过那些去文人墓地时见过的山丘后，我们又走过几处覆盖着中等大小松树的丘陵，随后进入一片更为清新、浓荫密布的区域，那里长着杉木与其他矮小乔木；接着，我们钻进一条长长的山谷，脚下的路时而铺着大块石板，那是往昔繁华留下的古老遗迹。
沿着这条常有樵夫往来的峡谷一路向上 —— 灌木是这座山唯一的产出 —— 我们最终抵达一座简陋的寺庙，里面住着三位和尚。这座建筑本无特别之处，唯有选址颇为别致：坐落于两条倾斜山谷的交汇处，两条清澈的溪流在此汇合，随后层层叠叠化作瀑布奔流而下。不过，快到寺庙时，一座古老的石桥引人注目。我正站在桥上，在首批见到的几棵大树的树荫下歇脚，犹豫着是否要贸然打扰那些隐士，忽然听到一阵低沉的犬吠声从寺庙方向传来，当即打消了念头。恰在此时，一位和尚面带极为和善的笑容走来，邀请我进屋喝茶、抽烟（必须承认，中国人的礼貌与风度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极力推辞，谎称自己十分怕狗。可他却笑道：“狗？我们寺庙里可没有狗。”“怎么会？我刚听到一只大狗在叫，吓得我浑身发抖。”“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那我和我的仆人明明听到的叫声，是从附近哪座房子传来的？”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哦，你听到的是瀑布边的青蛙。”“青蛙？”“对啊，就是一只青蛙而已。” 说着，他向我描述起一种体型硕大、通体黝黑的青蛙，它们生活在这些山间的瀑布中，叫声格外洪亮低沉，竟能以假乱真，酷似远处大狗的吠声。于是我们凝神细听，想在水声中捕捉那三声一组、带着几分戏谑的蛙鸣，却一无所获 —— 这只 “吠叫的青蛙” 想必察觉到了我们的不怀好意，固执地躲在湿漉漉的岩洞里不肯出声。我们下到峡谷中搜寻了许久，终究徒劳无功。这般机敏又稀有的生灵，看来得专程再来一趟才行。
如同在中国与蒙古的所有地方一样，寺庙周边的土地被视为圣地，不少树木得以在此安然生长，不必担惊受怕。除了山下见过的树种，我还发现了几种新植物：一种叶片形似悬铃木的苹婆、一种叶片椭圆披针形的枫树（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榆叶槭）、一种叶似月桂、树皮光滑的橡树。我还采集到一种美丽的粉色百合科植物，以及同科的另一种高大植物，开着长长的白黑相间的花朵，不算雅致。
动物方面，今日的收获包括一只漂亮的靛蓝仙鹟、几只白腰文鸟、两只大型黑色凤蝶（碧凤蝶与蓝凤蝶），还有一种在山间溪流中大量栖息的大型石蛾。在下游的同一条溪流里，我还采集到许多新的水生螺壳，属于一种坚硬粗糙的沼螺属物种。此外，山上的绿色蓝尾石龙子比山下更为常见，这种蜥蜴体态纤细修长，十分美丽。
尽管天气酷热，烈日毫无遮拦，但首次深入这座山脉进行考察、渴望丰富藏品的念头，驱使着我们不停奔走，疲惫不堪 —— 在这般险恶诡谲的气候里，这般劳累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返程途中，我们已然感受到了后果：烈日的炙烤让我头晕目眩，突然之间便浑身乏力。一路上，一种莫名的不适感袭来，我数次停下脚步，险些晕厥。在一次被迫的停歇中，我不得不承认，必须对这北纬 30 度的南方烈日多加提防，甚至比提防北京的烈日更甚 —— 尽管两地温度计显示的温度相差无几。我那精力充沛的仆人竟一头扎进冰冷的溪水中，甚至就那样睡着了（就像他当年在蒙古时趴在骡子背上睡觉一样），这般鲁莽行事，恐怕日后要付出代价！
终于回到住所时，这九、十个小时的路程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7 月 10 日
气压计读数 746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5 摄氏度（上午八点半）。
瓢泼大雨仍在倾泻，日复一日。这雨大大缩减了我当日的考察工作，反倒给了我余裕，去思索些眼前事务之外的事。唯有排水沟潺潺的水流声，与无数青蛙无休无止、花样百出的鸣唱能分我心神 —— 这些两栖动物何止霸占了稻田，竟还胆大包天地闯进屋舍。
连日暴雨让空气湿度陡增，这些小东西便趁机四处蔓延。它们甚至爬上了山丘，几乎难寻一平方米净土，不见它们轻盈跳跃的身影，毫无顾忌地侵占着人类的领地……
它们的天敌也并未缺席 —— 却非为了与这些受大雨庇护的无辜两栖动物缠斗，而是要侵扰我们这座大房子的每个角落。它们钻进未烧制的砖墙，钻进松软的杉木（即 Cunninghamia lanceola）木料，无孔不入。昨夜，这场 “蛙鼠之战” 的主角们闹腾得沸反盈天，仿佛全县的鼠类都齐聚在这座空旷破败的大宅里。
昔日，传教士们曾在此培育从整个教区甄选的年轻中国人，教他们拉丁语，以及进入神职所需的科学知识。如今这里只剩一片荒芜，唯有这些小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九江是座历史悠久、全中国闻名的城市；单看现存的城墙，便能想见它当年的繁盛。可如今，城内留存的建筑已寥寥无几：唯有靠近长江的地方，还剩一条长长的主干道，城墙之内的其余区域，多半是荒芜的山丘。
中国人说，是太平天国叛军毁了这座城，但我觉得，在这些劫掠者到来之前，城市的一大部分或许早已衰败。商人们渐渐迁出城墙，聚集到长江沿岸，这里几乎成了当地所有商业活动的中心。英国租界也坐落于此，十几栋欧式房屋矗立其间，住着同样数量的西方人，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与新教教堂的人员。
我们传教团将主宅与主教住所迁到这里之前，这一带本无基督教徒。如今已有不少新信徒，还有些从湖北迁徙而来的老信徒家庭，未来还会有更多人前来寻求宗教启蒙 —— 周边多个地方已显现出皈依基督教的趋势。
九江的周边景致颇具特色：长江南岸分布着一连串湖泊，构成一片水乡泽国，却并不有碍健康。所有湖泊都与长江相通，水位随季节变化极大。水面覆盖着大片绿色的漂浮植被 —— 菱角（双角菱），正如我此前所见，这里是中国水雉的栖息地。这种鸟有着金色的脖颈与修长的尾羽，姿态优雅至极。这个季节，湖面上能见到的水鸟只有白鹭、灰鹭、普通翠鸟与些许白骨顶鸡；而那种漂亮的黑颈棉凫却鲜少飞来，它们更偏爱栖息在城市最高的屋顶上，尤其是我们教堂的屋顶。
人们或许会以为，这般水乡泽国，蚊子与牛虻定会多到令人难以忍受，实则不然。我想缘由如下：这些恼人的吸血害虫需要死水来繁殖幼虫，但我们周边的湖泊里，生活着大量大小各异的鱼类与不计其数的螯虾，它们持续猛烈地捕食所有水生昆虫，彻底摧毁了这些寄生蝇类的幼虫。这便是我对九江蚊子稀少的解释。
反观我们如今所处的拿撒勒乡村，四周尽是稻田与无鱼的小池塘，牛虻在此大量繁殖，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江西的领土向北延伸至长江对岸数里之外；距此地三小时路程的一个村庄，正是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交界处。长江不远处，一列中等高度的山脉终结了北部的平原。南部的高山离得更近，低矮的丘陵错落有致地延伸至江边。九江老城就建在这些丘陵之上，城墙保存完好，顺着地形的起伏蜿蜒伸展。
长江沿岸的土壤经水流侵蚀，露出一种铁锈红色、质地坚硬的黏土层，某些地方还分布着大量小结核 —— 我认为这便是英国地质学家所说的 “褐铁矿黏土”，在印度也有广泛分布。
这些山丘上见不到坚硬的岩石，地表覆盖着一层松软的红土与赭石色土壤，下方是近期形成的砾石层。
有人告诉我，在叛军带来战火与破坏之前，这些山坡上都覆盖着高大的树木。如今，这里只剩下高高的野草、低矮的灌木，以及一些新近栽种的松树（长叶松）。
一个欧洲人很难理解，这些被外国人称为 “叛军” 的、纪律涣散的卑劣暴徒与冷酷杀手，其破坏欲与无端毁灭的本性竟到了如此地步。几年前他们攻占九江时，屠杀了大量民众，据称，他们暴行的受害者尸体填满了整个主湖的湖盆 —— 这个湖的周长足有一两里。邻近的江西吉安府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传教士与我们的基督教徒告诉我，这片曾经人口稠密的广阔区域，如今已变成真正的沙漠，充斥着豹子与其他野生动物。
人们说江西内陆的居民对欧洲人和基督教徒怀有极大的敌意，但在这里，人们似乎正逐渐习惯外国人的存在。
九江地理位置优越，位于长江岸边，且靠近鄱阳湖，是相当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著名的江西瓷器也有很大一部分从这里运出。因此，欧洲人早早便在此设立据点，起初生意兴隆，但随着西方人口的减少，繁荣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了，贸易大权落入了广东人和其他中国人手中。
这个民族天生就有经商的天赋；一旦他们更熟悉欧洲的语言和知识，很可能会逐渐吸纳世界其他地区的财富…… 要与中国人的精明、沉着冷静和节俭精神竞争并非易事。英国人未必能占上风，就连犹太人也得费一番大力气！
中国不同省份的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观察这里的居民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惊讶：与我的预期相反，他们比北方同胞吵闹得多，更爱争论，也更喧闹，总之在各个方面都更活跃。他们似乎也更聪慧、更精明，但同时也更腐败。这里的孩子总是互相打闹，打架的频率几乎和法国人一样；当我告诉在江西负责神学院长达十二年的可敬同僚鲁热先生，在北京，我们的学生从未有人敢在禁止喧哗的时间随意出声，也从未有人违反过严格的行为规范时，他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甚至需要鼓励他们在课间休息时尽情玩耍，以利于他们的健康 —— 他们天生的冷漠和拘谨实在太过严重。
不过，这段独白扯得太远了，已经偏离了我的动植物考察主题！傍晚时分，雨停了一会儿，我趁机在被洪水淹没的田野里捕捉了大量鞘翅目昆虫。我们还捕捉并制作了一只老鼠的标本，它看起来和我们法国家里常见的老鼠是同一个物种 —— 这一点很值得记录。
1868 年 7 月 11 日
气压计读数 746.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7 摄氏度。
雨下了一整夜，清晨依旧是瓢泼之势，直到正午才渐渐停歇。我们终于得以出门，又捕捉到不少昆虫，其中有一类十分漂亮的龙虱，鞘翅上的花纹酷似中国的书法笔触，我姑且称之为 “双华龙虱”。
唯一新发现的鸟类是沼泽山雀，这种鸟在中国全境都有分布，但南方不如北方常见。它与欧洲的大山雀差别不大，只是腹部并非黄色，而是呈污白色，但其鸣叫声却与我们熟悉的家麻雀如出一辙。
1868 年 7 月 12 日
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温度计读数 27 摄氏度。
今日依旧阴雨绵绵。
乡间并非乏善可陈，或许是恶劣天气将山里的鸟儿赶到了低处：有沼泽山雀、黄苇鳽、沼泽山雀、三道眉草鹀，还有一只黑白相间、尾羽修长分叉的红尾水鸲（Leschenault 氏红尾水鸲）。这是我首次见到这种美丽鸟儿的活体，它飞到我的窗前，哀婉地鸣唱片刻，随后又轻盈地落到邻家屋顶，停留了好几分钟，姿态优雅至极。这种鸟惯于独居在幽深的峡谷与南方山间的瀑布附近。
尽管午后气压计上升了一毫米，雨却始终没有停歇。
1868 年 7 月 13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 摄氏度（上午九点）。
雨仍未止，空气里满是湿气；但到了傍晚，天气总算有了好转，几缕阳光穿透厚重的云层，引得蓝凤蝶、一种翅膀泛着蓝光的美丽蛱蝶，以及一只大型眼蝶纷纷飞舞 —— 这些蝶类在北京都是见不到的。一只通体肉桂色的鼬獾也趁机现身，在我眼前踱了一圈：想必它就住在附近，定能好好骚扰一番那些老鼠，这般想来，倒也不必过分苛责这修长的四足动物。
1868 年 7 月 14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6 摄氏度。
清晨下了一阵小雨后，天气彻底放晴。
今日的标本制作与零星考察，因一群年轻神学院学生的到来而添了几分热闹 —— 鲁热先生带他们来拿撒勒度过休息日。我们再次见到了那只红尾水鸲，它在附近的小溪边捕食小虫，显然是被暴风雨吹迷了路，可惜我们终究没能捕获它。
1868 年 7 月 15 日
气压计读数 751.5 毫米，温度计读数 29 摄氏度（上午九点）。
天气晴好。
我在九江度过了一整天。今日是圣亨利节，也是可敬的巴尔杜斯主教的节日。我们的中国学生用当地特有的跪拜礼、拉丁语与中文的祝词，还有餐桌上一份小小的加餐，来庆祝这个节日。在这里，一点小事便能让人欢心，我们也一同分享这份喜悦 —— 这份快乐无需花费分文，也毫无不妥。
湖面上，长尾水雉依旧可见，屋顶上的黑颈棉凫也坚守着它们的栖息地。
1868 年 7 月 16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温度计读数（缺）。天气酷热，天空晴朗。
我已一切就绪，要花一整天时间去庐山踏勘。清晨，我便与托马斯一同出发。穿过那些去文人墓地时见过的山丘后，我们又走过几处覆盖着中等大小松树的丘陵，随后进入一片更为清新、浓荫密布的区域，那里长着杉木与其他矮小乔木；接着，我们钻进一条长长的山谷，脚下的路时而铺着大块石板，那是往昔繁华留下的古老遗迹。
沿着这条常有樵夫往来的峡谷一路向上 —— 灌木是这座山唯一的产出 —— 我们最终抵达一座简陋的寺庙，里面住着三位和尚。这座建筑本无特别之处，唯有选址颇为别致：坐落于两条倾斜山谷的交汇处，两条清澈的溪流在此汇合，随后层层叠叠化作瀑布奔流而下。不过，快到寺庙时，一座古老的石桥引人注目。我正站在桥上，在首批见到的几棵大树的树荫下歇脚，犹豫着是否要贸然打扰那些隐士，忽然听到一阵低沉的犬吠声从寺庙方向传来，当即打消了念头。恰在此时，一位和尚面带极为和善的笑容走来，邀请我进屋喝茶、抽烟（必须承认，中国人的礼貌与风度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极力推辞，谎称自己十分怕狗。可他却笑道：“狗？我们寺庙里可没有狗。”“怎么会？我刚听到一只大狗在叫，吓得我浑身发抖。”“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那我和我的仆人明明听到的叫声，是从附近哪座房子传来的？”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哦，你听到的是瀑布边的青蛙。”“青蛙？”“对啊，就是一只青蛙而已。” 说着，他向我描述起一种体型硕大、通体黝黑的青蛙，它们生活在这些山间的瀑布中，叫声格外洪亮低沉，竟能以假乱真，酷似远处大狗的吠声。于是我们凝神细听，想在水声中捕捉那三声一组、带着几分戏谑的蛙鸣，却一无所获 —— 这只 “吠叫的青蛙” 想必察觉到了我们的不怀好意，固执地躲在湿漉漉的岩洞里不肯出声。我们下到峡谷中搜寻了许久，终究徒劳无功。这般机敏又稀有的生灵，看来得专程再来一趟才行。
如同在中国与蒙古的所有地方一样，寺庙周边的土地被视为圣地，不少树木得以在此安然生长，不必担惊受怕。除了山下见过的树种，我还发现了几种新植物：一种叶片形似悬铃木的苹婆、一种叶片椭圆披针形的枫树（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榆叶槭）、一种叶似月桂、树皮光滑的橡树。我还采集到一种美丽的粉色百合科植物，以及同科的另一种高大植物，开着长长的白黑相间的花朵，不算雅致。
动物方面，今日的收获包括一只漂亮的靛蓝仙鹟、几只白腰文鸟、两只大型黑色凤蝶（碧凤蝶与蓝凤蝶），还有一种在山间溪流中大量栖息的大型石蛾。在下游的同一条溪流里，我还采集到许多新的水生螺壳，属于一种坚硬粗糙的沼螺属物种。此外，山上的绿色蓝尾石龙子比山下更为常见，这种蜥蜴体态纤细修长，十分美丽。
尽管天气酷热，烈日毫无遮拦，但首次深入这座山脉进行考察、渴望丰富藏品的念头，驱使着我们不停奔走，疲惫不堪 —— 在这般险恶诡谲的气候里，这般劳累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返程途中，我们已然感受到了后果：烈日的炙烤让我头晕目眩，突然之间便浑身乏力。一路上，一种莫名的不适感袭来，我数次停下脚步，险些晕厥。在一次被迫的停歇中，我不得不承认，必须对这北纬 30 度的南方烈日多加提防，甚至比提防北京的烈日更甚 —— 尽管两地温度计显示的温度相差无几。我那精力充沛的仆人竟一头扎进冰冷的溪水中，甚至就那样睡着了（就像他当年在蒙古时趴在骡子背上睡觉一样），这般鲁莽行事，恐怕日后要付出代价！
终于回到住所时，这九、十个小时的路程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1868 年 7-8 月庐山及周边核心考察成果集？将这段时间发现的新物种、珍稀动植物特征、地质地貌要点及风土人情观察系统汇总，既保留原文的科学严谨，又延续文学化的表述风格，方便你直观查阅核心价值信息。
法国教育部特工谭卫道1868年5月25日奉命前往青海做调查的法语日记（从北京到大川铜厂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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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 7 月 16 日
气压计读数 752.5 毫米，气温酷热，天空澄澈。
我已万事俱备，要花一整日踏勘庐山。清晨便与托马斯一同出发，穿过此前造访文人墓地时途经的山丘，又走过几片遍布中等松树的丘陵，随即踏入一片更为清润、浓荫密布的区域 —— 这里杉木挺立，间杂着其他矮生乔木。接着，我们钻进一条狭长山谷，脚下的路时而铺着大块石板，那是往昔繁华留下的古老遗迹。
这条峡谷常有樵夫往来 —— 灌木是这座山唯一的产出。我们一路向上攀登，最终抵达一座简陋寺庙，里面住着三位僧人。这座建筑本无特别之处，唯选址别致：坐落于两条倾斜山谷的交汇处，两股清泉在此汇合，层层叠叠化作瀑布奔流而下。临近寺庙时，一座古老石桥引人注目。我正站在桥上，在首批遇见的几棵大树树荫下歇脚，犹豫是否要贸然打扰隐士，忽然听到一阵低沉的犬吠声从寺庙方向传来，当即打消了念头。
恰在此时，一位和尚面带极和善的笑容走来，邀我进屋喝茶、抽烟 —— 必须承认，中国人的礼貌与风度总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极力推辞，谎称自己十分怕狗。他却笑道：“狗？我们寺庙里可没有狗。”“怎么会？我刚听到一只大狗在叫，吓得我浑身发抖。”“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那我和仆人明明听到的叫声，是从附近哪座房子传来的？”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哦，你听到的是瀑布边的青蛙。”“青蛙？”“对啊，就是一只青蛙而已。”
说着，他向我描述起一种体型硕大、通体黝黑的青蛙。它们栖身于山间瀑布旁，叫声格外洪亮低沉，竟能以假乱真，酷似远处大狗的吠声。我们凝神细听，想在水声中捕捉那三声一组、带着几分戏谑的蛙鸣，却一无所获 —— 这只 “吠叫的青蛙” 想必察觉到了我们的不怀好意，固执地躲在湿漉漉的岩洞里不肯出声。我们下到峡谷中搜寻许久，终究徒劳无功。这般机敏又稀有的生灵，看来得专程再来一趟才行。
如同在中国与蒙古的所有地方一样，寺庙周边的土地被视为圣地，不少树木得以安然生长，不必担惊受怕。除了山下见过的树种，我还发现了几种新植物：一种叶片形似悬铃木的苹婆、一种叶片椭圆披针形的枫树（我在笔记中将其命名为榆叶槭）、一种叶似月桂、树皮光滑的橡树。我还采集到一种美丽的粉色百合科植物，以及同科的另一种高大植物，开着长长的白黑相间的花朵，不算雅致。
动物方面，今日的收获包括一只漂亮的靛蓝仙鹟、几只白腰文鸟、两只大型黑色凤蝶（碧凤蝶与蓝凤蝶），还有一种在山间溪流中大量栖息的大型石蛾。在下游的同一条溪流里，我还采集到许多新的水生螺壳，属于一种坚硬粗糙的沼螺属物种。此外，山上的绿色蓝尾石龙子比山下更为常见，这种蜥蜴体态纤细修长，十分美丽。
尽管天气酷热，烈日毫无遮拦，但首次深入这座山脉考察、渴望丰富藏品的念头，驱使着我们不停奔走，疲惫不堪 —— 在这般险恶诡谲的气候里，这般劳累实在有些得不偿失。返程途中，我们已然感受到了后果：烈日的炙烤让我头晕目眩，突然之间便浑身乏力。一路上，一种莫名的不适感袭来，我数次停下脚步，险些晕厥。
在一次被迫的停歇中，我不得不承认，必须对这北纬 30 度的南方烈日多加提防，甚至比提防北京的烈日更甚 —— 尽管两地温度计显示的温度相差无几。我那精力充沛的仆人竟一头扎进冰冷的溪水中，甚至就那样睡着了（就像他当年在蒙古时趴在骡子背上睡觉一样），这般鲁莽行事，恐怕日后要付出代价！终于回到住所时，这九、十个小时的路程仿佛漫长得没有尽头。
1868 年 7 月 17 日
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
天气依旧酷热，我在整理昨日从山间带回的标本中度过了一天。昨日的日晒让我倍感疲惫，身体也有些不适，只愿早些好转，不影响后续考察。今日最大的收获，是捕获到一只全新的石龙子（或石龙子属物种）—— 我将其命名为丽纹石龙子，它的鳞片色泽鲜亮，花纹精致，是此前未曾见过的珍稀品种。
1868 年 7 月 18 日
气压计读数 749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
天气总算凉爽了些，东风拂面，带着几分舒爽。我在住所周边采集植物，虽未再有重大新发现，却也补充了不少此前标本的缺失部分。山间的植被愈发繁茂，各类灌木与草本植物交织生长，构成了浓密的低层植被带，只是多数物种已在之前的考察中记录在册。
1868 年 7 月 19 日
周日，我与同僚们一同前往九江。气温温和，天空多云，远处传来阵阵雷声。
两个半世纪前， humble 的文森特・德・保罗在巴黎为其传教团奠定根基时，他那敏锐而坚定的目光或许早已预见，这个新兴且简朴的机构将在基督教世界中蔓延 —— 当时基督教世界中那些最被遗忘的角落都将有它的身影，甚至会远播至异国他乡。但这位伟大而圣洁的穷人之友，其谦逊之至，定然未曾料到，有朝一日，他的名字会被供奉在祭坛之上，在这片神秘莫测、当时仅闻其名的中国腹地，被人们满怀热忱地传颂与祈求。
如今，我们便在此践行这份传承。众多中国基督徒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九江简陋的教堂里，参加主教主持的庄严弥撒，连和风琴伴奏也未曾缺席。我们这支小小的传教士队伍实属幸运，队中竟有多位曾担任宗教仪式与圣歌指挥的成员，让这场弥撒更显庄重肃穆。
1868 年 7 月 20 日
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东北风持续吹拂，天空重归澄澈。
今日，九江神学院的学生们来到拿撒勒，要在此度过一整天，还热心地帮我搜寻昆虫。只是连日降雨后，昆虫的数量明显减少，收获寥寥。我已做好再次前往庐山的准备，计划在山中停留数日 —— 住宿就安排在寺庙的僧人住所，这一带再无其他可供落脚之处。
1868 年 7 月 21 日
拿撒勒气压计读数 753 毫米，气温 27 摄氏度。
夜间突降暴雨，雷声轰鸣。七点过后，我们动身前往庐山寺庙。出发还不到一小时，便遭遇大雨突袭，行李与衣物都被浸湿，却无处躲避。尽管同行的三位中国人频频抱怨，我仍凭着气压计显示的晴好趋势坚持前行。果然，雨势渐渐停歇，上午十点半左右，我们顺利抵达寺庙。此时，这里的气压计读数降至 717 毫米，气温维持在 27 摄氏度。
今早途中只遇到两只河乌（帕拉斯河乌），数次尝试捕捉均未成功；此前见到的靛蓝仙鹟，开枪射击也未能得手。好在傍晚时分运气转好，成功捕获到一只红尾水鸲（勒谢内氏红尾水鸲）与一只锈额斑翅鹛，为藏品增添了两份珍贵样本。
天黑前，我登上附近一座高山丘顶，首次望见了鄱阳湖的全貌 —— 湖面向南无限延伸，一眼望不到边际。这座大湖纵贯航行通常需要八至十天，从高处望去，湖中岛屿星罗棋布，海湾蜿蜒曲折，景致壮丽非凡。
1868 年 7 月 22 日
庐山寺庙气压计读数 717 毫米，气温 26 摄氏度。
夜间雷雨交加，狂风呼啸，清晨时分大气才归于平静。我们前往周边的山峰探险，这里有四座主要山峰，两两相连：较低的两座被我们称为 “下双峰”，较高的则是 “上双峰”—— 即便如此，它们仍远低于庐山的中央主峰。
今日我们登上了两座较低的山峰，在峰顶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此时气压计读数降至 685 毫米与 682 毫米，气温分别为 29 摄氏度与 28 摄氏度。目测上双峰比下双峰高出约 150 米，而庐山主峰又比上双峰高出同等高度，据此推算，主峰海拔约为 4200 至 4300 米 —— 比早期英国地图标注的高度高出三分之一。
可惜我们很快便被浓雾笼罩，无法看清这片号称全省最宏伟山脉的全貌。除了一处陡峭多石的海角，其余高地皆已无树木覆盖，即便朝南的山坡也不例外。不过我们仍采集到不少形态新颖的昆虫：四种凤蝶在荒芜的峰顶翩跹飞舞，其中两种带有翠绿斑纹，美丽夺目（一种是蛱蝶属物种，另一种是青凤蝶）；柑橘凤蝶与金凤蝶则数量繁多。
与之相反，这里的鸟类极为稀少 —— 我满心期待能在此见到松鸡或雉鸡，却一无所获。仅发现些许狼的踪迹（据当地人说，这种动物在此地极为罕见）。山间最常见的灌木是并不起眼的中华镰序竹。
1868 年 7 月 23 日
天气晴好，风力颇大。
今日在寺庙周边专心采集标本，收获颇丰：一只全新品种的蛇、一只品相完好的 “吠叫青蛙”（瀑布蛙）、一只水蟾蜍、一只锈额斑翅鹛，还有一只与北方普通夜鹰（乔塔卡夜鹰）不同的夜鹰 —— 我推测这是斯文豪描述的林夜鹰。
昆虫方面，除了碧凤蝶、蓝闪蛱蝶等已知物种，一棵老香椿树的天然树洞成了意外惊喜 —— 里面栖息着大量鞘翅目昆虫，包括三种不同的锹甲与几只漂亮的花金龟。
寺庙里的三位僧人见我们如此不辞辛劳地追逐这些小动物，面露讶异，以为我们要将其用作药材。他们总体还算礼貌友善，唯有一位常年吸食鸦片的病弱老僧，时常喃喃自语，态度冷淡。他们为我们提供热水泡茶，也允许我们自行烹煮米饭 —— 我们的口粮除了米饭，还有中国式的腌蛋与咸蒜。住宿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面只有两张铺着稻草的桌子，我们便在桌上铺开被褥过夜。
有趣的是，寺庙里还住着几位前来备考的中国书生 —— 他们为避开平原的酷热与喧嚣，特意来这清静的山间寺庙潜心攻读。据说这在江西是颇为普遍的习俗。江西向来以盛产文人与官员闻名，这或许也是当地民众对欧洲人与基督教更具敌意的原因之一。
我还发现，这些未来的文人学子虽已不是孩童，而是二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却仍像北京的学生一样，高声朗读甚至吟唱书本内容。中国人认为这样能让知识更好地铭记于心，我倒也觉得不无道理。只是这般从早到晚的高声诵读，想必也加剧了当地年轻人中常见的肺部疾病。
1868 年 7 月 24 日
庐山寺庙气压计读数 716 毫米，气温 28 摄氏度（下午三点）。
整理完昨日的采集成果，我继续追寻靛蓝仙鹟的踪迹 —— 它们时而栖息于树枝，时而停歇在岩石上，却始终难以捕获。这种美丽的鸟儿飞行姿态与矶鸫相似，习性与鸣唱也相差无几，尤其偏爱栖息在溪流岸边与幽暗峡谷中，常常与长尾红尾水鸲相伴出现。今日总算成功射杀一只长尾红尾水鸲，还捉到一只白腰文鸟（尽管品相欠佳）—— 斯文豪称这种鸟在华南极为常见，这却是我捕获到的第一只。
植物方面，山间标本集又添了不少珍稀品种：蕨类植物种类繁多，攀援蕨随处可见；还有虎耳草、秋海棠、报春花等 —— 我此前在华北从未见过报春花，没想到南方竟有如此多品种。树木方面，除了之前发现的种类，又新识别出一两种苹婆、一种极具特色的橡皮树、榛树与真正的榆树，唯独未见蜡瓣花。
构成这些山脉的变质页岩，与北京西山用于建筑的页岩极为相似，未见花岗岩踪迹，但能看到石英岩、片砂岩，部分区域还分布着蓝灰岩 —— 这种岩石在靠近九江的低处也有出现。溪流中除了那只硕大的 “吠叫青蛙”，还有漂亮的小鱼、螃蟹与螯虾。软体动物则极为稀少，仅发现三种小型蜗牛。
1868 年 7 月 25 日
天空澄澈，天气平静而酷热。
清晨六点，气压计读数 716 毫米，气温 26 摄氏度。我们告别这座简陋的寺庙与不算虔诚的隐士们，启程返回拿撒勒。两位健壮勇敢的中国基督教徒准时前来，担任我的行李搬运工，他们为我们选择了一条更直接便捷的路线，却需穿越多个居民区 —— 这正是我极力避免的，生怕引来当地人不必要的、甚至带着恶意的关注。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抵达住所，浑身被烈日炙烤得滚烫。此时拿撒勒的气压计读数升至 754 毫米，阴凉处气温高达 38 摄氏度。
1868 年 7 月 26 日
今日是圣文森特・德・保罗纪念日。
整理好从山间带回的藏品后，我前往九江度过了一整天。令人欣喜的是，在那里遇见了友善的同僚阿诺神父 —— 他刚从省内腹地的传教区归来，我早年在北京便与他相识。这位在华居住二十余年的可敬传教士，极力劝诫我切勿在烈日下外出，尤其强调这个月份对欧洲人而言极为凶险。他还列举了多个令人惋惜的案例，不少年轻力壮的传教士正因忽视防晒而丧生。
其实我已感受到这气候带来的不适，只是不愿承认。尽管满心渴望利用在江西的时光多做考察，我还是听从了阿诺神父的善意忠告，放弃了原本计划的东部山区探险 —— 当地基督徒曾向我提及，那里有茂密森林，还可能存在一种独特的豪猪物种。
阿诺神父还告诉我，江西东南部与福建交界处，有广袤的山林，栖息着野猪、熊、老虎等众多动物。他提到一种当地人会深挖洞穴捕捉的陆生野兔，肉质鲜美，被视为珍馐 —— 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大型竹鼠。
尽管阿诺神父探访过的那些山脉分支，对于常往来于广东、福建、浙江的欧洲人而言并非遥不可及，但我相信，若能前往考察，定能在自然历史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真心期盼日后能有机会与时间，从容探索这片土地。
1868 年 7 月 27 日
气压计读数 754 毫米，气温 35 摄氏度。天气晴好，无新鲜事发生。
1868 年 7 月 28 日
天气依旧晴朗炎热，西风起到了些许降温作用。上午十一点，气压计读数 755 毫米，气温 33 摄氏度。
蓝尾石龙子在这里颇为常见，而长尾绿蜥蜴则更多出没于山间的草丛与灌木丛中。一个月前便随处可见的红斑翠蛱蝶，如今数量依旧繁多。
傍晚时分，我成功射杀一只黑褐色的鹭鸟。它的同伴（想必是雄性）停留在同一片稻田中，夜半时分仍在鸣叫，那洪亮而单调的叫声，反复重复着 “喀拉、喀拉、喀拉” 的音节，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1868 年 7 月 29 日
下午两点半，气压计读数 753 毫米，气温 32 摄氏度。天气炎热，伴有阵风。
今日捕获到一条黑色带红环的大蛇，可能是赤链蛇 —— 这是北方未曾有过的物种。此外还有多种爬行动物，以及一只鼬獾与一只小蝙蝠 —— 它们与北京的物种颇为相似，应是西伯利亚鼬与普通伏翼。
这只鼬獾比欧洲的同类体型更大，在中国分布广泛，甚至会闯入人类居所 —— 我们便是在厨房的柴堆（这是我们唯一的燃料）下发现它的，当时它还藏着五只幼崽。下午时分，天气突变，雷雨大作。
1868 年 7 月 30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天空多云。
我前往那位文人的墓地附近考察，捕获到几种新鸟类：纵纹腹小鸮、桂红啄木鸟与淡脚柳莺，为我的鸟类标本集再添新成员。
1868 年 7 月 31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32 摄氏度。
雷声阵阵，狂风呼啸，却始终未见降雨。山丘上已显现干旱迹象，植被略显枯黄。我的中国助手又为我带回五只美丽的青凤蝶（带有绿色斑纹），可惜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这种蝴蝶飞行轻盈，却不及四尾绿凤蝶迅猛，偏爱在高大树木上空盘旋，极少停歇。山间林地中，绿翅绢蛱蝶也颇为常见。
今日还捕获到两只山斑鸠（南方亚种）与一只头背呈灰色的伯劳 —— 它与我已知的伯劳物种有所不同，或许是牛头伯劳。傍晚时分，远处仍雷声隆隆，但愿不久能迎来降雨，缓解旱情。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1868 年 7 月中下旬庐山核心考察成果汇编？将这段时间发现的新物种、珍稀动植物特征、地质地貌观察及人文见闻系统整合，既保留原文的科学严谨，又延续文学化表述，方便你直观查阅核心价值信息。

吕国宾龙坪山

1868 年 7 月 31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1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32 摄氏度。
雷声在远方滚动，狂风呼啸不息，却始终不见一滴雨落下。山丘已然显露出干旱的痕迹，草木褪去了鲜活的绿，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枯黄。我的中国助手又为我带回五只青凤蝶 —— 翅翼上的翠绿斑纹如同玉石雕琢，可惜每一只都带着或多或少的破损。这种蝴蝶的飞行姿态轻盈飘忽，却不及四尾绿凤蝶那般迅猛，总爱在高大树木的上空盘旋，极少肯停歇片刻。山间林地中，绿翅绢蛱蝶也颇为常见。
今日的收获还包括两只山斑鸠（南方亚种），以及一只伯劳。它的头背呈浅灰色，与我已知的伯劳物种都有所不同，我推测这或许是牛头伯劳。傍晚时分，远方的雷声依旧隆隆作响，但愿这场迟迟未至的雨能早日落下，缓解这片土地的旱情。
1868 年 8 月 1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5 毫米，气温 28 摄氏度。
天气依旧裹挟着雷雨的余威，仅零星落下几滴雨珠便停歇了。我捕获到一条美丽的蛇，通体以黑白环纹相间，纹路规整如精心编织的锦缎；还有一条绿色的水蛇，与北京所见的品种相比，颈部两侧的红色斑纹淡了许多，应是虎斑颈槽蛇。
下午，凉风骤起，风力愈发强劲，气压计读数升至 759 毫米，暑气总算被驱散了几分。
1868 年 8 月 2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5 毫米，气温 27 摄氏度。
天空澄澈，偶有几缕云絮飘过，无甚新鲜事发生。我潜心整理着连日来的标本，将每一份发现都仔细归档，静待下一次出发的时机。
1868 年 8 月 3 日
清晨酷热难耐，傍晚却骤然变脸，狂风裹挟着暴雨倾盆而下。
我前往九江，在克莱因维希特先生与阿特金森先生家中小聚。我们以音乐为媒，重温着关于欧洲的记忆，暂忘旅途的奔波。克莱因维希特先生是我在北京的旧识，如今担任中西海关专员，他对自然史满怀热忱，甚至曾将一只在北京购得的秃鹫活体寄回故乡汉堡。
欧洲人在清廷海关任职，酬劳颇为丰厚，却时常要承受中国官员因嫉妒而生的无端羞辱。克莱因维希特先生便因太过坦率地抵制九江官员的不合理要求，恐将被强行调任。传教士们对中国官员的恶意早已深有体会。
1868 年 8 月 4 日
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 755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
天气晴好，微风拂过，带着几分干爽。我在住所周边漫步考察，并无重大新发现，只静静感受着这片土地的气息。
1868 年 8 月 5 日
下午三点半，气压计读数 756 毫米，气温 22 摄氏度。
晴空万里，西南风强劲吹拂，驱散了所有闷热。我登上远处的高大山丘，成功射杀两只冠鱼狗与一只红腹啄木鸟，还瞥见一只形似蓝翅噪鹛的鸟雀，在林间一闪而过。
乡间已有人开始收割稻谷，金黄的稻浪在风中起伏，预示着丰收的时节即将到来。
1868 年 8 月 6 日
气压计读数 755 毫米，天气晴朗酷热。
我前往山间探险，虽未收获重大发现，却偶遇一片奇特的油茶林 —— 这是我此前未曾见过的植物。油茶是高大的山茶属乔木，开着素雅的白花，结出的果实可用于榨油。这种油质地普通，多用作照明，在中国中部地区被大量生产。
傍晚时分，我的猎手们为我带来了两份意外之喜：一只活体穿山甲与一只鼬獾（即香鼬）。穿山甲受惊时便蜷缩成紧实的圆球，如同刺猬一般，平日里则以鳄鱼般笨拙却稳健的姿态爬行；鼬獾则惯于装死，唯有被触碰时，才会像獾类那般发出低沉的低吼。它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夜间才会出来活动，当地人说，它们常爬上果树，啃食果实。
1868 年 8 月 7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28 摄氏度；中午，气压计读数 753 毫米，气温 33 摄氏度；傍晚六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34 摄氏度。
酷热笼罩大地，我一整天都在专注处理新捕获的哺乳动物标本，同时整理采集到的植物样本，将每一片叶片、每一段枝干都妥善保存。
1868 年 8 月 8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0 毫米，气温 30 摄氏度；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50 毫米，气温 35 摄氏度。
烈日炙烤着大地，空气燥热得仿佛能点燃火花，没有一丝风来缓解这份闷热。我闭门整理考察笔记，将连日来的发现一一梳理，为后续的研究留存详尽记录。
1868 年 8 月 9 日
上午酷热依旧，傍晚时分，雷雨突至，零星的雨点短暂地滋润了干裂的土地。
我趁着雨停的间隙外出，捕获到多种全新的鳃角金龟科昆虫，它们的鞘翅泛着金属般的光泽，在夕阳下格外夺目。
1868 年 8 月 10 日
中午，气压计读数 750 毫米，气温 29 摄氏度；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49 毫米，气温 28 摄氏度。
天空被云层覆盖，东北风带来阵阵凉意。我在住所附近的山丘上，意外发现了几株石竹（疑似中国石竹），它们在开阔的空地中绽放，花瓣边缘带着细腻的纹路。而另一种花瓣长有长纤毛的石竹，我只在华北山区与蒙古的林地中见过。
1868 年 8 月 11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0.5 毫米，气温 27 摄氏度。
天空飘着薄云，强劲的东北风整整吹拂了一天。我前往植被茂密的大山丘考察，捕获到一只红腹啄木鸟、一只红尾伯劳，以及两只纹喉凤鹛。这种小鸟拖着长长的尾巴，偏爱停在灌木顶端，发出单调却清脆的鸣叫，酷似蝉鸣。它们在当地颇为罕见，仅栖息于干旱荒凉的山地。
植物方面，今日最珍贵的发现是一株洁白的百合，花瓣上点缀着淡淡的红晕，我只在一处地势较高、林木繁茂的山谷中见过它的踪迹，清丽脱俗，宛若隐士。
1868 年 8 月 12 日
上午七点，气压计读数 750 毫米，气温 26 摄氏度；傍晚五点，气压计读数 750.5 毫米，气温 29 摄氏度。
全天狂风不止，清晨是东南风，傍晚转为东北风。我在林间穿梭，观察着动植物的习性，虽无新物种发现，却对已知物种的生活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868 年 8 月 13 日
全天气压计读数稳定在 750 毫米，气温 28 摄氏度。天空多云，东南风持续吹拂，空气湿润而凉爽。
连日来，我的日常都围绕着标本制作与昆虫采集展开。我们已做好准备，前往九江参加圣母升天节的庆典，船只也已如期抵达。然而，我们刚登上船，便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幸运的是，我们及时抵达湖边一处房屋旁躲避，未被暴雨彻底淋透。
起初，我们并未奢望能获准进屋 —— 此前曾有类似经历，即便只是请求在敞开的谷仓中避雨，也被中国人无情拒绝。但这一次，房主却热情地敞开大门，以最地道的中式礼仪招待我们，亲手为我们奉上热茶与烟管。这份意外的善意，我永生难忘。
这位房主看起来学识渊博、生活优渥，身着整洁的白衣，在暴雨停歇的间隙，向我频频询问关于欧洲、传教士以及我的同僚们的事情。尽管他并非基督徒，却对我的同僚们心怀敬意。期间，家中的女眷与年轻姑娘们借着各种由头，悄悄走进厅堂，目光好奇地落在我身上 —— 她们想看看 “西洋人” 究竟长什么样。我也留意到，和北京一样，这里家境优渥的家庭中，也有不少身形端正、气质不俗的人，即便置身欧洲，也毫不逊色。
1868 年 8 月 15 日 - 16 日
天气阴沉多雨，东北风强劲。
这两天，我与巴尔杜斯主教及其他同僚一同在九江庆祝圣母升天节，大批新老基督徒纷纷赶来参与。尽管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时常遭遇刁难与骚扰，但信徒的数量仍在稳步增长，这一点在庆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6 日傍晚，我返回拿撒勒的乡间住所，准备继续后续的考察工作。
1868 年 8 月 17 日
上午九点，气压计读数 753.5 毫米，气温 27.5 摄氏度。
天空阴沉，大气平静无波，没有一丝风扰动。我在住所周边巡查，观察着干旱过后植被的恢复情况，水稻已渐渐成熟，各类作物长势喜人，看来今年会是一个丰收年。
1868 年 8 月 18 日
上午七点半，气压计读数 753 毫米，气温 27 摄氏度；中午，气压计读数 754 毫米，气温 31 摄氏度。
天空半阴半晴，隐隐有雷雨将至的迹象。尽管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还是前往小树林中探索，却未能捕获到有价值的标本。
今日，我本满心期待能观测到印度地区预报的日食余晖，可在这里，天空依旧是寻常模样，没有任何异常痕迹。
1868 年 8 月 19 日
天气晴好，东北风强劲。
中午，气压计读数 753 毫米，气温 32 摄氏度；下午五点，气压计读数 751.5 毫米，气温 34 摄氏度。
这是我在中国首次见到著名的画眉鸟。它飞到了我的住所附近，鸣声婉转悠扬，我成功射杀一只成年雄鸟。这种鸟是中国人最喜爱豢养的笼中鸟，有人为听其鸣唱，有人为观其争斗。此外，我还捕获到一只白腰雨燕的白化个体 —— 通体雪白，宛如精灵。
我注意到，白腰雨燕平日里在当地并不多见，但近段时间，每逢刮风天气，便会有大群雨燕现身。除了它们，常见的鸟类还有红背伯劳、红尾伯劳，以及数量始终最多的红耳鹎。
1868 年 8 月 20 日
上午八点，气压计读数 749 毫米，气温 29 摄氏度；傍晚六点，气压计读数 747.5 毫米，气温 32 摄氏度。
天空被厚重的云层覆盖，东北风呼啸不止，带着阵阵凉意。我待在住所整理标本，耳边是风声与远处偶尔传来的鸟鸣，格外宁静。
1868 年 8 月 21 日 - 22 日
天气晴朗酷热，我因中国助手生病，不得不留在九江。
这位年轻的助手向来体格健壮，却太过依仗自己的好身体。除了满身大汗时贸然冷水浴，在圣母升天节当晚，他还因无法忍受拥挤房间的酷热，执意露天睡在星空下。如今，他患上了间歇热，这种病在当地极难治愈。
我怀疑他的病，连同我自己时常感到的疲惫乏力，都与我们在乡间几乎纯素食的饮食有关 —— 主食多为葫芦与黄瓜，且烹饪方式粗糙。助手的病情让我颇为困扰，因为没有他，我既无法顺利进行弥撒，考察与标本制作工作也几乎陷入停滞。
尽管他跟随我们多年，却对欧洲药物毫无信任，坚决拒绝服用我提供的奎宁，执意要吃成分不明的中式大药丸，还大量饮用当地的白酒。但愿他不会因此延误病情，最终不得不求助于我的药。
近几日，四只巨大的鹈鹕飞抵九江湖面栖息，湖中丰富的鱼类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我推测它们与我在北京见过的是同一物种，大概率是卷羽鹈鹕或斑嘴鹈鹕。
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鸟类学现象：一只画眉 —— 这在中国被称作 “鸣禽之王” 的鸟，多次好奇地飞到教堂附近，静静聆听管风琴演奏的乐曲。据说，它对欧洲音乐的鉴赏力，竟比中国人还要高 —— 中国人对这种异域旋律向来毫无感觉。
1868 年 8 月 23 日
我与神学院的中国学生们一同前往拿撒勒乡间。途中，我见到多只白鹭，它们的翅膀与颈部洁白如雪，背部却呈深褐色，这是在北方从未见过的物种。
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35.5 摄氏度；傍晚三点，气压计读数 750 毫米，气温 35.5 摄氏度。
酷热依旧，我在途中捕获到几只常见鸟类，并未有新的发现。学生们的欢声笑语为这段路程增添了不少生气，也让我暂时忘却了考察的疲惫。
1868 年 8 月 25 日 - 9 月 1 日
由于助手的病情持续加重，我被迫留在九江照料他。他的高热愈发剧烈，情况令人担忧。最终，他同意服用我提供的奎宁，仅两次服药后，高热便彻底退去，病情逐渐好转。
连日的酷热过后，天气开始明显转凉，每日吹拂的北风功不可没。8 月 31 日的一场大雨，更是让气温大幅下降，空气变得清新凉爽。
1868 年 9 月 2 日
我再次与学生们前往乡间，傍晚四点，气压计读数 752 毫米，气温 25 摄氏度。我们的脚步一直延伸到那位文人的墓地附近，我成功射杀一只中华鳾 —— 它与欧洲的蓝冠鳾颇为相似，还有一只黄腰柳莺，这是我在北京也曾捕获过的物种。
从上海寄来的信件告知我，我们敬爱的同僚萨尔瓦伊尔神父已抵达上海，他作为传教团总司库，此次前来是为视察中国的各个传教点。他希望能与我见面详谈，因此我决定前往上海一行，让助手留在九江继续休养。
1868 年 9 月 6 日 - 20 日 前往上海与宁波之旅
这段从九江前往上海，再转往浙江宁波的旅程，并未在自然史研究上带来太多收获 —— 天气多为阴雨，路况不佳。
我搭乘 “平户号” 轮船顺流而下，途中偶遇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先生。他已在中国居住二三十载，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语言与历史的学术著作。此次，他花了五个月时间游历四川，目的是考察当地居民对基督教的接受度，并分发《圣经》—— 这是同类使命中，迄今为止行程最远的一次。
多数传教士因家庭所累，难以开展如此艰险的旅程，甚至有部分人将传教工作与盈利的商业活动混为一谈。我便在上海见过一位神职人员，凭借经商发家致富，还在报纸上公开为女儿征婚，并许诺丰厚嫁妆。
伟烈亚力先生仅带着一名仆人，沿长江逆流而上至叙府，再前往成都，最后经汉水顺流而下至汉口。他告诉我，沿途居民普遍态度平和，这让他颇感欣慰。但我猜想，若他在四川长期停留，或许会对中国人的善意有不同的认知。不过，他提供的诸多信息，仍让我对即将展开的旅程多了几分安心。
在上海与萨尔瓦伊尔神父、艾梅里先生会面两三天后，我们一同前往宁波拜访德拉普拉斯主教。十七小时的航程后，我们抵达了这座浙江的优良港口 —— 自欧洲人首次踏上远东土地以来，宁波便一直是他们熟知且频繁往来的地方。
除了德拉普拉斯主教，我还结识了蒙塔涅先生、布雷先生等多位同僚，以及在当地经营大型慈善机构的修女们。令人惋惜的是，修女们的另一处住所刚被拆除 —— 人们及时发现，房屋的全部木质结构都已被白蚁蛀空。
宁波的三日被连绵不绝的大雨笼罩，却也让我首次见到了鹊鸲。这种黑白相间的优雅小鸟偏爱在人类居所附近活动，一对鹊鸲在传教团的花园中筑巢定居。它们的鸣叫声洪亮悦耳，生性好斗，最特别的是，会以三步一抬、猛然展开如扇状尾羽的姿态活动，十分有趣。
返程九江途中，我在长江上见到了大量野鸭、灰鹭、白鹭、池鹭、黑颈�烚潯⒀嗯赣牖平湃�趾鹑。9 月 18 日午夜从上海出发，20 日上午七点，我们顺利抵达九江。
1868 年 9 月 20 日 - 22 日
助手的身体已基本康复，我们重启了九江周边的考察活动，等待长江汛期结束后，便向四川出发。今年的汛期比往年更为漫长。
助手的眼力依旧敏锐，他告诉我，我离开九江期间，曾在城墙之上见到一只鸟。那鸟体型与红嘴蓝鹊相当，腹部呈紫色，背部为褐色，头顶两侧各有一束黑色羽冠，形似小巧的犄角。我从未见过这种鸟类，斯文豪的鸟类学著作中也无相关记载 —— 这会是他的杜撰吗？我觉得不像，他并无理由欺骗我。更有从湖北迁徙而来的基督徒证实，在他们家乡的山区，确实生活着这类鸟，它们成对栖息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真相如何，唯有日后再探。
1868 年 9 月 23 日
由于助手仍有些虚弱，我另雇了一位健壮的中国人同行，再次前往庐山考察。我们一早出发，顺利抵达此前居住的寺庙，还继续向山的深处探索。
沿途，我见到了大片的射干，红花点点，在溪边肆意绽放；还有开着白花的芸香，香气淡雅。在山林中，我又捕获到两只靛蓝仙鹟、一只白腹鹟，以及一只黑白相间、脚爪雪白的红尾水鸲（斯库勒氏红尾水鸲）—— 这是我首次见到这种鸟。返回平原的灌木丛中时，我还捉到两只黑脸噪鹛，这种鸟叫声嘈杂，警觉性极高，极难捕获，其属名 “噪鹛” 可谓名副其实。
今日的收获还包括一只瀑布蛙、数只溪蟹与螯虾，以及庐山溪流中特有的鮈鱼。随着天气转凉，昆虫与蝴蝶的数量日渐减少，但红斑翠蛱蝶依旧常见，只是如今捕获的个体，翅翼多为淡黄色。
途中，我还瞥见了两只罕见的鸟类 —— 帕拉斯河乌与黑喉石䳭，它们在岩石间穿梭，转瞬即逝。
1868 年 9 月 24 日（拿撒勒）
下午四点，气压计读数 756.5 毫米，气温 24 摄氏度。
昨夜雨势渐起，今晨依旧连绵不绝，一整天都未停歇。我并未浪费这段时光，专心进行标本制作与植物干燥处理，助手则穿梭于街巷与市集，四处搜罗各类淡水鱼标本。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就能买到广口玻璃瓶，用于酒精浸泡标本。但当地售卖的白酒度数偏低，为了妥善保存鱼类与爬行动物标本，我不得不频繁更换酒精。即便如此，我已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了约三十种鱼类与三十种爬行动物标本，成果颇丰。
1868 年 9 月 25 日
天空阴云密布，细雨蒙蒙。上午十一点，气压计读数 760 毫米，气温 22.5 摄氏度。
我继续整理标本，将连日来的考察笔记分门别类，为后续的整理工作打下基础。
1868 年 9 月 26 日
天空依旧阴沉，天气变幻莫测，傍晚时分又下起了雨。上午十一点，气压计读数 761 毫米，气温 22 摄氏度。
我决定彻底告别拿撒勒的乡间住所，返回九江的传教团驻地。接下来，我要着手将收集到的标本整理打包，寄往巴黎，同时为前往西部的长途旅程做最后的准备。
1868 年 9 月 27 日 - 10 月 12 日 九江的漫长等待
据江西当地人说，今年的坏天气与降雨比往年多了许多，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不小的阻碍。大量考察日被浪费，植物与动物标本的干燥工作也困难重重，不少标本甚至彻底损坏。因此，我的植物标本集规模，远不及天气晴好时本该有的样子。
9 月 29 日圣米迦勒节当天，暴雨倾盆而下，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到十月初仍在攀升。传教团的主宅已被与长江相通的湖水围困了一个多月，我们出入只能依靠船只。周边许多中式小屋已被洪水冲毁，居民们纷纷迁徙他乡。
这场汛期异常漫长且猛烈，10 月 10 日时，长江水位仅比三年前汉口那场毁灭性洪灾的水位低一米半。我们还听闻，黄河也已决堤改道，淹没了大片土地。当地甚至流传着一种离奇的说法：黄河的水流部分汇入了长江！我虽不了解中国内陆的地理格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九江以北的平原确实已被洪水淹没，一眼望不到边际。洪水甚至涌入了我们的厨房与餐厅，青蛙、蟾蜍，乃至鱼类，都在屋内肆意活动。
一个雨夜，一只夜鹭因惧怕淋雨，竟闯入了我们的房间，不幸被我的猎手捕获，制成了一份精美的标本。
谈及鸟类，几位从湖北迁徙而来的基督徒向我提及，他们家乡的山区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雉类，名为 “花鸡”。它既非普通环颈雉、红腹锦鸡，也非白鹇、勺鸡或白腹锦鸡，模样十分特别。
10 月 9 日，我们的厨师在市集上买到一只奇特的鲟鱼幼体 —— 它的吻部极长，占了体长的三分之一。我无法用酒精或其他方式将其妥善保存，只能遗憾作罢。中国人称其为 “鳣鱼”，视其为珍馐美味。我曾在一本英国旅行书中见过这种软骨鱼的插图，据说在密西西比河中也有分布，且形态几乎一致。
这场罕见的洪灾，不仅延误了我前往四川的行程，也让鱼类采集工作难以开展 —— 湖中与江中都已鲜有捕鱼活动。不过，我却因此意外收获了多种鱼类标本：前几日夜间，当地异教徒为平息水神的怒火、祈求洪水退去，在湖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船庆典，将无数彩色纸灯笼投入水中。灯笼中使用的是廉价的桐油（取自油桐树的有毒油脂），大量桐油漂浮在湖面，导致许多小鱼中毒死亡或游到岸边，我也借此收集到了不少此前难以获取的鱼类物种。
尽管洪灾带来诸多不便，但我收到消息，前往四川的同伴们即将抵达九江，我必须加快标本打包的进度。此次寄往巴黎植物园的标本，因物资有限，我未留存任何复制品。藏品包括：约十种哺乳动物、三十种鸟类、五六十种鱼类与爬行动物；昆虫方面，鞘翅目三百三十五种、半翅目一百种、膜翅目四十二种、双翅目三十一种、脉翅目与直翅目约六十种、鳞翅目六十余种，总计约六百三十种昆虫；植物标本约两百种。此外，还有一些贝壳及其他自然标本 —— 这便是我在江西这段被迫停留期间的全部收获。
据同僚与熟悉江西南部的中国人所说，那里的自然史资源更为丰富，若能前往考察，定能有更丰硕的成果。但据我了解，要在该地区开展有效的考察，至少需要六至十个月的时间。目前，我更急于前往其他地区，但愿日后能有机会与财力，再对这片土地进行深入探索。
10 月 12 日，九江的洪水仍在上涨，已接近 1866 年的洪峰水位，暴雨依旧连绵不绝。当地人说，往年此时早已是秋高气爽，且会一直持续到冬末。不得不承认，截至目前，大自然并未给我的考察之旅带来太多眷顾。
正如我所预料，上海方面发来信件，告知派往四川与云南的年轻传教士们将于次日抵达。我立刻着手最后的出行准备，只是助手的病情仍有反复 —— 他依旧我行我素，不注意休养，这让我颇为担忧。但愿这次的病痛能给他一个教训。
1868 年 10 月 13 日
上午八点，“平户号” 抵达九江，热内瓦先生、邦帕斯先生、普瓦里亚斯先生与佩莱先生一同登岸 —— 他们将成为我前往四川的同伴。另外两位同僚图尔吉斯先生与普罗沃先生则搭乘另一艘船赶来。
我们在传教团驻地见到了巴尔杜斯主教，随后便开始协调登船事宜。我此前在上海购买了可在九江停留的船票，却遭到罗素公司职员坎宁安先生的刁难。好在船长麦克奎因先生热心相助，事情才得以解决。令人费解的是，尽管九江比汉口近四分之一的路程，但该公司从上海前往两地的票价却完全相同。
下午九点，我们登上轮船出发，船上的欧洲旅客为数不少。
1868 年 10 月 14 日
由于天气恶劣、水流湍急，我们夜间不得不中途停靠一段时间。下午一点，船抵达汉口。我们下船前往意大利传教团的驻地，受到了来自威尼斯的格拉齐亚诺・德・卡里神父的热情款待。
洪水将汉口淹没得如同 “第二个威尼斯”，格拉齐亚诺神父打趣道。这座城市与武昌、汉阳隔江相望，长江与汉水在此交汇，三座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中心之一，尽管如今的人口已远不及传闻中所说的六七百万。
天主教主教的主宅与神学院坐落于武昌城内，是一栋欧式建筑。今日，一场宗教小庆典让多位传教士齐聚于此，我有幸见到了塞尔索神父。他虽年仅三十八岁，头发却已雪白如霜，对当地的鸟类与动物格外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便会外出捕猎。
塞尔索神父向我透露，湖北除了常见的雉类，还生活着白腹锦鸡（即红腹锦鸡）。他甚至认为，白腹锦鸡可分为三个物种 —— 我猜想，这位并非博物学家的神父，或许是将不同年龄与性别的个体差异，误当作了物种区别。
他还向我盛赞一种长尾金羽的小鸟（可能是太阳鸟或朱鹂），说它们栖息在高山灌木丛中。此外，他提到一种黑羽黄喙的乌鸫，在北京未见分布，却在汉口平原的运河沿岸极为常见，且雌雄个体均为黑色，只是雌鸟的喙并非黄色。这种乌鸫体型比欧洲乌鸫更为粗壮，喙更厚实，尾羽略呈分叉状，鸣叫声也更为洪亮独特，无疑是一个独立物种，我推测这便是古尔德所描述的乌鸫。
哺乳动物方面，塞尔索神父表示， muntjac（小麂）在山区十分常见，此外还有两种野猪、两种狐狸、老虎、熊，以及多种小型哺乳动物。
当晚，我们受邀前往法国领事馆赴宴，由代理领事盖诺先生招待 —— 正领事达布里先生暂不在任。一同出席的还有法国驻汉口的所有居民，包括副领事吉罗先生与军火商迪普伊先生。领事馆同样被洪水环绕，我们只能乘船抵达门口。
盖诺先生是位狂热的猎手，他证实了塞尔索神父的说法，并补充道，他常去汉水湖畔的山丘打猎，屡屡捕获无角的小鹿 —— 这究竟是小麂，还是某种未知的小型鹿类？
此前，有十二名法国军官受清廷雇佣，担任帝国军队的教官，却近期被解雇，理由是政府资金短缺。临时副领事便是其中一员。我并不指责这些为谋生而效力于清廷的欧洲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法国人往往承担起建造船厂、兵工厂与训练本土军队的重任 —— 也就是说，我们在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对我们心存敌意的国家，提供对抗欧洲的力量。一旦远东各国羽翼丰满，西方列强日后要再让它们屈服，恐怕会比以往困难得多，这背后不乏商人和个人利益的推动。
从地形上看，汉口地势过低，易遭洪水侵袭；而武昌则坐落于海拔约四十米的小丘之上，位置优越。两座城市的建筑石材多为红砂岩与细粒花岗岩，下游不远处还有石灰岩与白大理石采石场。建筑木材多为松木与冷杉，通过河流以木筏的形式运来，多产自湖南与四川 —— 当地的山林已被砍伐殆尽。
尽管江河湖泊遍布，但当地人说，这些地区的气候其实十分健康。
1868 年 10 月 15 日
天气转好，空气凉爽宜人。我们前往武昌拜访湖北宗座代牧扎诺利主教，并在那里共进午餐。
横渡长江时，江面宽阔，无数中式船只在水面穿梭。登岸后，我与扎诺利主教及其他传教士交流甚欢，进一步了解了湖北的自然与人文情况。领事馆的中国籍文员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人正直，学识渊博。他告诉我，中国古籍中记载了九种野生雉类，“花鸡” 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文员曾协助达布里先生进行自然史研究、资料翻译与标本采集，甚至曾逆流而上前往四川采购鱼类标本。他说，重庆产出的鱼类中，有十五种是汉口从未捕获过的，而湖北与四川之间，横亘着大片林木繁茂的山脉。
离开领事馆时，天色已晚，洪水依旧未退，我们在夜色中乘船返回汉口，结束了充实的一天。
1868 年 10 月 16 日 - 11 月 18 日 逆流而上，向重庆进发
10 月 16 日，天气持续好转，新月初升，预示着顺遂的旅程。我们满心欢喜地准备重启行程，当晚便登上船只出发。除了从九江一同前来的四位传教士，普罗沃先生、克莱芒先生与图尔吉斯先生也已提前抵达汉口，他们三人搭乘另一艘英国公司的轮船，幸运地获得了免费乘船的机会。
热内瓦先生与普罗沃先生曾去过四川，此次将由他们负责指引航线，前往重庆。热内瓦先生凭借丰富的经验与出色的组织能力，主动承担起团队的后勤与财务工作，成为我们的 “总管”。他已提前采购了充足的食物，为我们添置了保暖的棉衣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还租了两艘小船，计划先乘小船前往沙市，再换乘大船前往四川。
选择小船，是因为从汉口到沙市，走湖泊与运河航道比走长江主航道更为快捷，可节省不少时间 —— 走主航道需绕行诸多弯道，耗时费力。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们沿长江逆流而上，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沿途，我们穿越了广袤的湖泊、狭窄的运河，与险峻的峡谷，见识了汛期过后依旧高涨的水位，也遭遇了狂风暴雨、浓雾弥漫的恶劣天气。
长江三峡的壮丽与凶险令人印象深刻：两岸山峦高耸，峭壁如削，水流时而平缓如镜，时而湍急如奔马，暗礁密布，漩涡丛生。我们多次遭遇船只搁浅、缆绳断裂的险情，还目睹了多艘船只触礁沉没的惨状。当地船夫们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惊人的毅力，用纤绳牵引着船只，在陡峭湿滑的江岸艰难前行，他们的号子声回荡在峡谷之间，成为这段旅程最深刻的注脚。
途中，我并未停下考察的脚步。在湖泊与运河周边，我观察到大量水鸟，包括凤头�烚潯�鸬鹚、野鸭、白鹭、灰鹭等；在山林中，我捕获到红喉歌鸲、蓝仙鹟、黑脸噪鹛等鸟类，以及多种蝴蝶与昆虫。地质方面，沿途的岩石多为砂岩、页岩与石灰岩，部分区域还分布着花岗岩与石英岩，展现出丰富的地质地貌特征。
我们还途经了许多城镇与村庄，见识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在沙市，我们换乘了更大的船只；在宜昌，我们休整补给，为穿越三峡做准备；在夔州、万县等地，我们短暂停留，与当地传教士交流，收集到不少关于四川自然与人文的信息。
11 月 18 日下午三点，我们终于抵达重庆。此时天气转晴，阳光温和，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两座城市 —— 重庆与江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壮观。江边停泊着密密麻麻的船只，南岸的山坡上，房屋错落有致，掩映在翠绿的橘林与常绿树丛中，风景如画。
下午五点，我们登岸，沿着陡峭的石阶向上攀登，傍晚时分抵达了川东宗座代牧德斯弗莱什主教的驻地。我的气压计显示，这里的海拔为 274 米。
1868 年 11 月 19 日 - 20 日
在重庆的第一日，并无特别之事发生。天气逐渐转阴，傍晚下起了小雨。
德斯弗莱什主教的驻地是一栋宽敞的中式宅院，由多个木质结构的房间组成，围绕着庭院布局，位于市中心，内设主教堂，当地的基督徒数量颇为可观。重庆人口稠密，据称至少有五十万居民，商业繁荣，活力十足。但当地人对基督徒与欧洲人抱有强烈的敌意 —— 六七年，一场暴动中，主教的住所被彻底焚毁。如今，欧洲传教士仍需尽量低调行事，德斯弗莱什主教叮嘱我们，外出必须乘坐封闭的轿子，以免引发当地人的恶意围观。
20 日，雨势持续，重庆的天气向来多雨，阳光实属罕见，这样的气候很容易让人陷入抑郁。
1868 年 11 月 21 日
天空依旧阴云密布，但未再下雨。
我从德斯弗莱什主教与法万先生口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四川的宝贵信息。法万先生已在四川居住三十余年，如今身体硬朗。他告诉我，长期饮用无糖的茶水，曾让他饱受失眠困扰，长达十二年无法安睡，几乎精神失常。最终，他依靠鸦片，并严格戒茶，才逐渐恢复了睡眠与健康。
德斯弗莱什主教向我推荐了灌县 —— 这是前往成都以北数日路程的一个地方，是多个蛮族部落与青海地区的贸易枢纽，非常适合开展自然史考察。重庆本地并无太多珍稀标本，偶尔能见到的稀有物品，多来自西部的云南、贵州乃至陕西。
综合过往与当下的信息，我认为穆坪（今宝兴）—— 这个独立的藏族部落领地，是最适合我开展考察的地方。前往穆坪，需先抵达四川省会成都。从重庆到成都有两条路线：水路需三十天，陆路仅需十天。我决定选择陆路，将四五只装满物品的箱子通过水路托运 —— 若靠人力搬运，费用过于高昂。我的同伴邦帕斯先生与佩莱先生也将乘船前往成都，我的箱子便托付给他们照看。
在等待出发事宜安排妥当的间隙，我计划先考察重庆周边。下午，我乘坐轿子前往德斯弗莱什主教在重庆西南三里处设立的小型神学院，打算在那里停留两三天，若情况顺利，便多待些时日开展考察。
重庆周边的乡村耕作精细，土地肥沃，四季皆有收成。山坡上遍布梯田，种植着水稻，山顶则挖有巨大的蓄水池，储存雨水以备灌溉。如今，田间的蚕豆已然开花，豌豆、萝卜、芜菁、白菜、菠菜与小麦长势喜人，还有一些野生花卉，如紫堇、玄参等，点缀其间。
这座小型神学院（或称预备学校）环境开阔，院内树木与竹林繁茂，成为周边鸟类的避难所 —— 尽管周边地区的植被已所剩无几。我在这里见到了红嘴蓝鹊、红嘴相思鸟、锈额斑翅鹛、鹊鸲、黄腹山雀、红头长尾山雀、戴菊莺、一只新发现的小型莺类（头部与脸颊呈黄褐色）、蓝尾鸲、白腰文鸟、燕雀、黑尾蜡嘴雀、树麻雀与雀鹰。
院内的树木包括两种栎树、侧柏以及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树种。花园中种植着著名的楠木 —— 这种被中国人视为 “不朽之木” 的树种，在古籍与旅行记述中被屡屡提及。从其整体形态、叶片形状与芳香气味判断，我认为这是一种樟科植物，尽管此时并未见到花果。楠木是中国最美丽的树种之一，高大挺拔，木材芳香，能抵御蛀虫侵害，因此被中国人视为建造房屋立柱与横梁的珍品，认为其可长久不朽。在北京附近的明十三陵中，便能见到约三十根巨大的楠木立柱，这些木材当年从南方运去，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如今楠木已变得极为稀有。
1868 年 11 月 22 日
昨夜天空难得放晴，今日却下起了大雨，且一整天都未停歇。
负责管理神学院的两位中国神父，曾在穆坪的神学院求学 —— 当年，传教士们为躲避官员的迫害，曾将神学院迁至那里。他们向我证实，穆坪地区生活着野牛、藏原羚（他们称之为 “野驴”）、小麂、白腹锦鸡、绿尾虹雉等动物。距离穆坪不远，便是终年积雪的大雪山。
他们还告诉我，重庆常见的雉类并无白色颈环；夏季时，当地会出现一种鸣叫声悦耳、擅长模仿、羽毛色彩斑斓的鸟。
由于大雨滂沱，我无法外出考察，只能待在屋内。好在周边鸟鸣不断，十分热闹。我成功捕获到三只红头长尾山雀与几只戴菊莺，这种新发现的莺类体型与戴菊莺相近，叫声却更为洪亮柔和。
谈及穆坪，罗神父还提到，当地山林中生活着一种奇特的四足动物，性情愚笨，腿短，既能穴居也能上树，叫声如同幼童啼哭，因此被中国人称为 “禅 chieoua”（可能是小熊猫）。他还见过一种巨大的蝾螈（“娃娃鱼”），体重可达二十斤 —— 这无疑就是湖北居民所说的 “会叫的鱼”，或许与日本的大鲵是同一物种。无论如何，能在中国大陆证实这种生物的存在，极具研究价值。
1868 年 11 月 23 日
天气转晴，我在花园与林间穿梭，追逐着频繁出没的小鸟。林中有一种羽毛呈深绿色的小型柳莺（或莺类），动作敏捷，行踪隐秘，藏在茂密的枝叶与灌木丛中，我未能成功捕获。此外，还有不少黄腹山雀与红头长尾山雀的家族群体，与脸颊呈黄褐色的戴菊莺一同活动。我还捉到了第一只白颊噪鹛。燕雀与黑尾蜡嘴雀在侧柏树上啄食种子，数量众多。
下午，我返回重庆市区。天气晴好，田间的花朵已然绽放，虽已入冬，却让人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在重庆城外的一处砾石滩，我观察到岸边的卵石多为石灰岩、大理石与红绿色的斑岩。
回到德斯弗莱什主教的驻地，我意外地见到了老朋友米耶尔神父 —— 我们曾在北京相识。这位可敬的传教士刚从贵州而来，计划经广州前往广西传教区，并已被任命为该教区的宗座代牧。在赴任前，他打算前往北京办理正规的旅行证件。
1868 年 11 月 24 日
天空阴沉，但未下雨。我着手准备出发事宜，计划在圣诞假期后前往成都。
米耶尔神父极力推荐我前往贵州考察，称那里的自然史资源极为丰富。贵州没有高大的山脉，而是一片海拔颇高的广阔高原，仍有不少森林与荒地，栖息着中国西部所有种类的雉类，还有一种未知的大型雉类，名为 “马鸡”。此外，当地还有三四种斑鸠。在遵义附近的绥阳，生活着白腹锦鸡、红腹锦鸡，以及一种长尾红羽的雉类，与前两者均不相同。
米耶尔神父表示，春季是前往贵州的最佳时节，可从重庆出发走陆路，八天便可抵达他曾居住的遵义，那里是开展采集工作的理想地点。
1868 年 11 月 25 日 圣诞节
上午天气阴沉，傍晚转为晴好。我有幸在主教驻地的教堂主持了午夜弥撒与晨祷，大批重庆的基督徒赶来参与。中午，我们受邀前往中国籍神父家中赴宴，当地的主要基督徒也前来向我们这些新来的传教士问好。对我而言，更愿与德斯弗莱什主教及风趣的老神父法万共度这一天。他们二人都向我推荐了龙安府地区 —— 该地区与灌县相邻，是多个羌族部落物产的集散地，值得一探。
1868 年 11 月 26 日
天气晴好，无雨。我们已租好一艘船，将送邦帕斯先生与佩莱先生前往嘉定（今乐山），他们将在那里换乘其他船只前往成都。我的箱子也将随船托运，预计一个月后抵达。而我，则计划在中午从陆路出发前往成都。
米耶尔神父曾去过成都，他建议我在当地寻找一种结圆形白色果实的树 —— 这种果实可作为肥皂的替代品。我猜想，他所说的或许就是楝树，这种树早已被引入欧洲。
1868 年 11 月 27 日
天气晴好，无雨。
德斯弗莱什主教（兼任锡尼教区主教、川东宗座代牧）身体欠佳，饱受风湿病困扰，但依旧十分活跃，且精通中文。为方便传教士使用，他整理并印刷了大幅的四川地图，还附上了对应的拉丁文本说明 —— 这是在清廷官员专用的地图基础上复刻并补充而成的，涵盖了西部所有独立的藏族部落领地及更远的地区，尽管部分区域的标注并不准确。德斯弗莱什主教年仅五十六岁，却是中国资历最老的主教之一。法万先生已六十岁左右，自摆脱了长达十二年的失眠困扰后，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他与江西宗座代牧巴尔杜斯主教是同期抵达中国的传教士。
据他们与当地中国人所说，重庆的气候并不宜人，降雨频繁，一年中约有一半的日子都在下雨，天空时常被乌云或浓雾笼罩，再加上燃烧煤炭产生的浓烟，能见度极低。夏季酷热，今年阴凉处的最高气温曾达到 43 摄氏度；冬季则较为温和，气温很少降至零度或以下。对当地人而言，6 摄氏度便已算得上寒冷，届时人们会穿上棉衣与皮衣御寒。
重庆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木材通过江河运输而来，价格低廉，但当地空气湿度极大，气候对居民健康影响显著 —— 据称，重庆约有一半的居民常年患病。
关于基督徒的处境，德斯弗莱什主教告诉我，当地已形成了针对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抵制势力。在重庆，任何人一旦皈依基督教，便会被亲友逐出家门，失去工作与生计来源。在其他地区，为避免新信徒遭受迫害、袭击或房屋被焚毁（这类事件在省内已发生多次），传教士们不得不谨慎行事，推迟大规模的皈依仪式。
下午一点半，出发的一切准备就绪。传教团的司库法万先生已与一位旅行承包商签订了尽可能优惠的合同，安排我在十至十二天内抵达成都。
在四川，没有可供马车行驶的道路，也没有骡子、驴子，马匹数量极少，且多为驿卒所用。所有物品都需靠人力或手推车搬运。我雇了三个人抬轿子，另外三个人负责搬运我与助手（那位不可分离的北京青年）的必要行李，包括我们的被褥。这些健壮的搬运工平均每天能走十里路，全程报酬为每人三千六百文铜钱。按照当地惯例，抵达成都后，我还需将轿子赠予他们；此外，每两天要给他们一次小费，旅程结束时还需支付九百文铜钱的额外报酬。
重庆的兑换汇率为一千二至一千五百文铜钱兑换一两白银（约合一两白银等于一盎司银），但这里的白银购买力比上海与北京更强。法万先生已做好安排，我在成都可按需支取钱款，无需随身携带 —— 这避免了诸多不便与风险，尤其是在这个中国年关将至的时节。
傍晚，我们仅走了约三十里路，便在老灶铺村停歇过夜，村庄附近有一片小型山脉，盛产煤炭。
1868 年 11 月 28 日
夜间先是刮起大风，随后下起了雨，且一整天都未停歇。尽管如此，我们仍沿着重庆通往成都的主干道顺利前行。
这条路铺设整齐，宽约一米半，因途经多山地区，路段中包含大量石阶。为节省搬运工的体力，我在陡峭路段会下轿步行，但他们似乎并不习惯这种做法 —— 或许是从未有中国雇主会如此体恤他们。
今日，我们穿越了两座比昨日更高、更荒凉的山脉，山上植被茂密，距离重庆约十五里。沿途依旧能见到多处煤矿，我看到工人们搬运着黑色与灰色的煤炭。在考察一些含煤页岩样本时，我发现其中的封印木痕迹，与我在北京附近三峪见到的样本颇为相似。距离重庆四五里处的山脉中，可见带有白色矿脉的石灰岩；除此之外，沿途的岩石多为黄灰色砂岩与红绿色页岩，与长江沿岸所见一致。
荒山坡上生长着油松、杉木、侧柏、两种落叶栎树，以及一种外形酷似北方大叶杨的漂亮杨树。我还见到一种木质的菊科植物，开着黄色花朵，还有一片即将开花的竹林 —— 中国的竹子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后便会整丛枯萎。这里的蕨类植物多为羽片细长的种类，比常见的鹰爪蕨更为普遍。
小型鸟类数量众多，但并无新发现，仅见到一只白腰鵟与一只未知的黑羽鸟类（可能是卷尾）。一群白颊噪鹛在村屋后方的空地上悠闲觅食。
傍晚雨势渐停，我们在来凤驿镇停歇过夜。抵达前，我们途经一家瓷窑，窑厂利用附近溪流的水力驱动石磨机，研磨原料 —— 我推测那原料是附近可见的白砂岩。但令人疑惑的是，我并未在周边发现高岭土、伟晶岩或花岗岩，而这些都是制作瓷器的关键原料。
沿途，我见到许多皮肤白皙如欧洲人的当地人。总体而言，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足，衣着整洁。道路两旁矗立着多座精美的石牌坊，由巨大的砂岩雕琢而成，工艺精湛 —— 即便在欧洲，这些纪念碑也算得上精美，其造型比常见的中式建筑更为雅致修长。
当地人告诉我，这些牌坊（或称 “牌楼”）由社区或富裕家庭出资建造，要么是为了纪念善举，要么（更常见的是）为了表彰坚守贞洁、拒绝再婚、悉心照料年迈父母或遗弃侄子的年轻女子或寡妇。
铺路的石板中，不少镶嵌着大量化石贝壳，经行人长年踩踏，在石板表面形成了美丽的图案。但这些贝壳在石灰岩中已破碎不堪，仅能辨认出是古老的海洋生物残骸。
1868 年 11 月 29 日
大雨下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我们在一个村庄早早停歇 —— 天气实在太过恶劣。
今日，我们依旧行走在低矮的丘陵地带，这些丘陵几乎全部被开垦耕种，占据了该地区的大部分面积，海拔高度相近。唯有几处低矮的山脉，呈不同走向交错分布，打破了地形的单调。这些丘陵仿佛是古老高原的残余部分，山顶高度大致相同，山谷则是长期受风化侵蚀形成的。除了山脉区域的古老地层裸露在外，其余丘陵的水平砂岩与页岩地层分布一致。含煤地层便藏在这些山脉中，可供开采。
途中，我见到工人们用篮子与麻袋搬运着优质的烟煤（与我此前在蒙古萨尔沁见到的类似），还有一些焦炭。我们途经的区域耕作精细，蚕豆已长至一米高，豌豆也已开花，小麦长势喜人。当地售卖的芜菁个头大、品质好，有圆形的，也有长约一尺、底部粗壮的 —— 更像是萝卜而非芜菁。此外，田间还种植着罂粟，已长至一尺高。
动物方面，今早我见到了一种此前在中国从未有博物学家记录过的陌生鸟类：它属于石䳭属，通体黑色，仅尾基与两侧为白色，体型比乌鸫略小，与欧洲南部的笑鸫极为相似。当时，它正在灌木丛与蚕豆田间觅食。若经证实是新物种，我愿将其命名为 “意外石䳭”。
荒地中常见灰头鹀与栗顶鹀；红头长尾山雀常与黄腹山雀结伴活动；长尾缝叶莺在绿色的作物与草丛中也十分常见，性情活泼，不惧生人。
今日我们仅走了六十里路，在太安场村过夜。我与助手的晚餐、住宿费用共计三百文铜钱，午晚餐每人约一百文铜钱，总计五百文铜钱（约合两法郎五十生丁）—— 这是我们两人每日食宿的平均开销。我与搬运工们一同吃白米饭，无法忍受他们用咸辣的萝卜、胡萝卜碎末调味的饭菜；但晚上，我会奢侈地加几个鸡蛋或一点猪肉（这是在人口密集地区唯一能买到的肉类）。
1868 年 11 月 30 日
夜间下了雪，且一整天都未停歇，我们再次仅走了六十里路。
中午，我们途经了有城墙的毗卢镇，据说当地有基督徒与传教士驻地，但因天气恶劣，我们未能前往拜访。毗卢镇以北，有一条东北走向的山脉，植被茂密，海拔约八百米；远处还有一条西南走向的山脉。从沿途见到的煤炭样本判断，这些山脉的煤炭品质极佳。
下午两点，我们穿过一条蜿蜒的河流，河上有一座漂亮的石桥，桥面铺设木板，顶部有遮盖。不久后，我们在黄桷树村停歇过夜 ——“黄桷树” 即高山榕。雪依旧在下，但仅在茅草屋顶上有少量堆积；山脉的上半部分则已被白雪覆盖，银装素裹。
沿途的岩石依旧以砂岩为主，部分区域呈红色或杂色。道路两旁依旧矗立着许多用这种石材建造的牌坊，还有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铭文，纪念为修建这条石板路慷慨捐资的善士。
我猜想，正是由于当地石材资源丰富且品质优良，才促使中国人建造了这些纪念碑，并在其中展现出了真正的艺术品味 —— 就像希腊与意大利，正是因为易于获取优质大理石，才早早孕育出了众多艺术杰作。若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生活在美洲大草原或蒙古高原，他们的艺术成就或许也难以超越其他民族。
我们留宿的客栈老板是位狂热的斗鸟爱好者，他在精致的小笼子里饲养着两种黄腹山雀：一种是常见的韦伯氏黄腹山雀，另一种则来自云南与川西，头顶呈红褐色，羽毛整体比前者更灰。中国人对斗鸟极为痴迷，会为一只善斗的鸟支付天价 —— 有时甚至相当于一头好骡子的价格！公鸡、鹧鸪、鹊鸲与黄腹山雀是最常被用于斗戏的物种。我曾见过一只体型如拇指般大小的黄腹山雀，在主人的一声口哨下便暴怒不已，笼子打开后，它并未趁机逃走，反而扑向主人的脸，死死咬住额头的皮肤，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拉开，且未让它带走一块皮肉。
1868 年 12 月 1 日
夜间寒冷，但雪已停。由于我的手表停了，且乌云遮蔽了月亮，无法判断时间，我与助手早早便起身收拾行李 —— 为安全与省钱起见，我们始终同住一室。我们早已将被褥卷好打包，在做例行祷告时，等待搬运工们前来，准备天亮出发。
可搬运工们迟迟未醒，夜色依旧浓重，我们在潮湿阴冷的小屋里冻得瑟瑟发抖。我穿戴整齐时，其实才刚过午夜，只因急于弥补连日来因雨雪天气损失的时间，才如此心急。尽管已是第五天行程，我们距离重庆仍不到三百里路。
天终于蒙蒙亮，我们即刻出发，天气晴好。一整天奋力前行八十里后，我们在有城墙的永川县城的一家大客栈停歇过夜。客栈老板试图漫天要价，这在当地并不罕见 —— 中国人售卖物品或提供服务时，往往不按实际价值收费，而是根据顾客的外表与看似的财富状况随意定价。
途中并无新发现，仅在稻田边捉到一只黑褐色的鼩鼱。除了常见的鸟类，我还见到了普通鹬、白鹭，以及一种看似与北京灰椋鸟不同的椋鸟 —— 大概率是丝光椋鸟，我此前未曾见过。
1868 年 12 月 2 日
天空阴沉，气温温和。我们赶路超过一百里，途经多个城镇。
沿途见到许多铁匠铺与制钉作坊，看来周边铁矿资源丰富，但这里的铁质地偏软。种植罂粟的田地越来越多，随处可见人们用人力或牛车搬运煤炭，偶尔还能遇到一些据称来自云南的骡子。越是靠近四川省中心，沿途的居民看起来越勤劳，生活也越富足。
傍晚，我们在人口稠密的隆昌县过夜。城外的小山上，一座九层白色塔楼与多座精美的石牌坊令人瞩目，牌坊下方便是主干道。其中部分牌坊的立柱由一整块石材雕琢而成，高达二十五至三十尺，建筑风格统一。
隆昌县城规模宏大，城门为双层设计，镶有铁皮。一条河流将其与另一座同样有城墙的城镇分隔开来，那座城镇的城门同样是双层铁皮结构，可见这里是重要的人口聚居中心。主街的房屋高大宽敞，透着繁荣的气息；客栈的条件也远胜于中国北方的客栈，街道均由大块砂岩铺成。
我注意到，商铺中售卖着大量硫磺、纤维石膏、硫酸亚铁、红砷等物品。煤炭来自城西不远处的山脉。离开县城时，我们又穿过了一连串石牌坊，部分牌坊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与铭文。这些风格统一的纪念碑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与中国其他地区那些单调乏味的景致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后续内容将继续跟随戴维神父的足迹，记录前往成都、穆坪等地的考察历程，持续呈现自然史发现与风土人情，保持文学化叙事与科学严谨性的统一。）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1868 年 8-12 月长江流域及川渝考察核心成果集？系统汇总这段旅程中发现的新物种、珍稀动植物特征、地质地貌要点及人文习俗观察，以文学化笔触呈现科学发现，方便你直观查阅核心价值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