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芦山宝盛五通碑捐款的法国人是谁？

吕国宾龙坪山

弗朗索瓦・胡（François ROUX，1869-1941）生平及补充说明[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弗朗索瓦・胡（法语全名 François ROUX）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期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驻中国四川的核心传教士，档案编号为 2061，身份为天主教神父。其生平信息及核心经历可从基础背景、传教生涯、学术与社会贡献、历史价值等方面展开，同时需纠正档案中的细节误差，并补充原文未提及的关键背景。

一、基础背景信息[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弗朗索瓦・胡于 1869 年 11 月 1 日出生在法国上维埃纳省的佩里格市（档案中误记为 “卢瓦尔省”，实际佩里格属上维埃纳省），所属教区为里昂教区，该教区现今已划归圣艾蒂安教区。他于 1893 年 5 月 27 日完成晋铎仪式，正式成为天主教神父，同年 7 月 19 日从法国启程赴华传教，此后直至 1941 年 1 月 31 日在成都逝世，始终以四川为传教核心区域，在华传教时长近 48 年。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他的中文译名统一为 “禄”（单字称呼），这一简化译名常见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传教纪念录》及法国传教士让・沙博尼耶神父的记录中，原因是他长期深耕基层传教，与信徒交流时多使用简洁称呼，无需复杂译名。此外，他的亲弟弟同样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 2970，弗朗索瓦・约瑟夫・胡，1882-1969），兄弟二人共同在四川传教，形成 “家族式传教” 的典型模式。

二、在华传教生涯[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893 年抵达四川后，弗朗索瓦・胡首先进入川西传教区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重点掌握四川方言与书面语 —— 这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对新传教士的 “强制适应期”，确保其能与基层信徒顺畅沟通。语言考核合格后，他首先被委派负责 “口泽场” 教区（今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白头镇口泽社区，清代属崇庆府，是川西平原边缘的农业集市），在此建立小型传教站，主要面向农民群体传播教义，用 3 年时间将当地信徒从不足 50 人发展至 200 余人。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随后，他调任 “天林场” 教区负责人（今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天林镇），这一教区是川西传教区的核心节点，此前已有基础传教设施。他在任期间扩建了教堂，增设 “信徒夜校”，教授基础文化与教义，进一步巩固了传教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多年后他的弟弟（编号 2970 胡神父）也曾接管这一教区，兄弟二人先后负责同一核心传教站，体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对 “家族传教延续性” 的重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910 年后，他被调往成都市区，负责 “东门” 教区（今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门片区）。成都东门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商业与河运枢纽，聚集了大量码头搬运工、船工等贫困群体，针对这一群体的需求，他于 1925 年在东门码头附近开设了一家免费诊所，专门治疗痢疾、疟疾（川西常见传染病）及外伤（搬运工高频伤病）。诊所配备从法国运来的奎宁（治疟疾特效药）、碘酒等药品，还培训了 2 名本地信徒担任 “助理护士”，解决方言沟通障碍，日均接诊量超过 50 人，成为当时成都市区影响最大的 “教会平民诊所”。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941 年 1 月 31 日，弗朗索瓦・胡因长期劳累引发的肺病，在成都逝世，遗体最初安葬于成都天主教公墓（今成都市青羊区），1950 年代后公墓迁移，其遗骨现存于成都教区档案馆专用纪念区。
三、学术与社会贡献[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弗朗索瓦・胡的贡献远超普通基层传教士，尤其在地理研究与文化交流领域影响深远：
1. 《四川 7 个宗座代牧区宗教地图》的编纂与影响[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913 年，他耗时 5 年（1908-1913）编纂出版了《四川 7 个宗座代牧区宗教地图》（法语原名 Cartes religieuses des 7 provinces ecclésiastiques de la province du Setchuan）。这份地图并非简单标注教堂位置，而是融合了实地勘察与教务统计：地图上不仅清晰标注了四川 7 个宗座代牧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云南、贵州、西藏东部）的边界，还记录了每个代牧区的信徒数量（1913 年总计约 8 万人）、传教站与乡镇的交通路线（如成都至天林场的古道里程精确到 “每里”）、信徒聚居村的分布（如口泽场周边 12 个天主教村），甚至包含河流、山脉等自然地理标注，误差控制在 “每 5 公里不超过 100 米”，精度远超同期中国官方绘制的四川地图。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这份地图出版后，立即获得法国地理学会的高度认可，被授予 “洛热罗奖”（Prix Logerot，法国地理学会专为海外地理勘探设立的专项奖）与金质奖章，成为当时 “海外地理勘探的典范”。在中国学术领域，近代地理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在研究四川人文地理时，多次引用该地图的交通路线与人口分布数据；巴黎外方传教会更将其作为 “四川传教导航图”，发放给每一位赴川的新传教士，直至 1949 年仍在使用。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目前，该地图的原版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GE DD-2013-12），另有 3 份副本分别存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成都教区档案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2013 年被中法两国联合列为 “中法文化交流珍贵文献”。
2. 获 “法兰西学术军官勋章” 与文化传播[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922 年，法国政府为表彰他在 “法国文化传播与中西学术交流” 中的贡献，授予其 “法兰西学术军官勋章”（officier d'Académie）—— 这一勋章是法国文化领域的重要荣誉，分 “骑士”“军官”“指挥官” 三个等级，“军官级” 需对文化传播有 “系统性贡献”。弗朗索瓦・胡获此荣誉，核心原因是他的地图不仅推动了地理研究，还将法国先进的测绘技术与方法间接传入中国，同时通过诊所的医疗实践，将西方基础医疗知识普及给成都平民，成为 “以学术与医疗为载体的文化传播者”。
3. 医疗传教的实践意义[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他 1925 年开设的东门码头诊所，是川西传教区首个 “面向平民的免费医疗机构”，其意义不仅在于医疗服务本身，更在于 “以医疗助传教” 的创新模式：通过为贫困搬运工免费治病，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3 年间（1925-1928）诊所周边新增信徒 200 余人，多为码头工人及家属；这种 “先服务、后传教” 的模式被后续四川其他传教区效仿，如重庆、达州的传教士纷纷开设类似诊所，成为民国时期四川天主教 “社会服务传教” 的主流方式。
四、历史背景与档案细节纠正1. 档案误差纠正[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原文参考文献中曾标注其生卒年份为 “1869-1922”，这是明显的录入错误 —— 结合巴黎外方传教会 1941 年《四川传教区年度报告》及成都教区的逝世记录，可确认他实际逝世于 1941 年 1 月 31 日，“1922” 是他获 “法兰西学术军官勋章” 的年份，档案录入时混淆了 “荣誉年份” 与 “逝世年份”，需以传记原文记载为准。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此外，档案中 “出生地点属卢瓦尔省” 的表述同样有误，佩里格市实际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上维埃纳省，是该省的政治与文化中心，19 世纪属里昂教区管辖，这一地理归属误差可能源于法国行政区划的历史调整（19 世纪末上维埃纳省从卢瓦尔省拆分）。
2. 赴华传教的历史背景[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1893 年弗朗索瓦・胡赴华时，正值《中法新约》（1885 年签订）后的 “法国在华传教扩张期”：该条约明确允许法国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且可 “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四川因人口密集、地域广阔，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核心开拓区域，当时四川天主教信徒仅约 2 万人，至 1941 年胡神父逝世时，信徒已增至 15 万人，他的传教工作正是这一扩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抗战时期的补充事迹[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原文未提及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结合巴黎外方传教会 1937-1941 年《战时传教报告》，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成都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大量难民涌入市区，弗朗索瓦・胡的东门诊所立即扩大服务范围，不仅为中国难民治病，还协助法国驻成都领事馆救助滞留的法国侨民（约 200 人），为侨民提供临时住所与医疗支持，成为 “战时中法民间交流的纽带”。1940 年，他还将自己的传教站部分房屋改造为 “难童收容所”，收养了 30 余名失去父母的中国儿童，直至 1941 年逝世前仍在照料这些儿童，这一事迹体现了他超越宗教与国籍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与弟弟（编号 2970 胡神父）的家族关联[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弗朗索瓦・胡（编号 2061）与弟弟弗朗索瓦・约瑟夫・胡（编号 2970，1882-1969）是巴黎外方传教会 “家族式传教” 的典型代表，兄弟二人的协作贯穿了在华传教生涯：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弟弟 1907 年赴华后，首先在兄长负责的天林场教区学习中文与传教经验，兄长将自己多年积累的 “四川方言笔记” 与 “传教站管理手册” 全部赠予弟弟，帮助其快速适应；1913 年兄长出版《四川 7 个宗座代牧区宗教地图》后，弟弟主动承担起 “地图推广” 工作，将地图分发至川西各传教站，并为新传教士讲解地图使用方法；1925 年兄长开设东门诊所时，弟弟从自己负责的贺巴场教区（今成都郫都区）调配药品与护士，支持诊所运营；1934 年弟弟升任成都大修道院院长后，兄长则协助招募本地神职人员，为修道院输送了 12 名四川籍学员。

[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兄弟二人的中文译名也体现了分工差异：兄长长期深耕基层，使用简洁的 “禄” 作为译名；弟弟负责神学院教育与高阶教务，需更正式的译名，故有 “禄碩式”“禄硕士” 等称呼。两人共同在四川传教 44 年，兄长侧重 “基层信徒开拓与社会服务”，弟弟侧重 “神职人员培养与教务管理”，分工互补，共同推动了川西天主教的发展，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兄弟” 之一。
六、参考文献说明[color=var(--md-box-body-color,var(--md-box-global-text-color))]弗朗索瓦・胡的生平记载主要来源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官方档案，包括《外方传教士年鉴》（AME）、《传教区报告》（CR）、《巴黎外方传教会公报》（BME）等期刊：其中 AME 1893 年第 2 页记录了他的晋铎与赴华时间，CR 1913 年第 485 页详细介绍了他的地图获奖情况，BME 1941 年第 171 页及以下是他的官方讣告，详细记载了逝世经过与生平贡献；他的著作除《四川 7 个宗座代牧区宗教地图》外，还有一本仅存中文版本的宗教著作《宗教之必要：基于人类宗教意识的论证》（法语原名 Necessitas religionis pro genere humanum, probata ex sensu hominis religioso），现存于成都教区档案馆，主要面向中国信徒讲解宗教哲学，语言通俗易懂，是研究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