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重庆市公演活动颇为活跃，尤以民间公演引人注目。以戏剧、话剧、电影、音乐等艺术演出形式进行的民间公演活动，在充实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筹募抗战物资、赈灾济贫、助医助学、筹募事业基金等，在战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关键词：重庆市 民间公演 全面抗战时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市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因此成为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这一时期，重庆市公演活动颇为活跃，由于抗战的特殊背景，公演活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呈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样态，其演出活动主要以戏剧公演、话剧公演、电影义映、募捐游艺会、慈善音乐会等形式呈现，在抗战救亡、慈善救助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其时，各种社会团体和演艺界人士都积极行动起来，通过演艺方式投入抗战，为支援抗战及社会慈善事业贡献力量。然而，目前关于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市民间公演问题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更缺乏有深度的研究。有几部回忆录和口述记载，使后人能够了解一些公演的大概情况，但对民间广泛的公演活动缺乏学术分析和探讨。也有学者从演出剧社、戏剧活动、剧本创作、文化政策等方面展现了公演的形式、特征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等，但从总体上研究还不够深人。本文依据报刊资料以及重庆市档案馆所藏档案文献等，对战时重庆市民间公演活动进行梳理，并分析这些公演活动在抗战救亡、筹募物资、助力宣传、赈灾济贫、关注民生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战时陪都与抗战救亡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布，国民政府宣告“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长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随之，国民政府及直属机构，多数金融机构，文化和新闻机构，工厂、学校等陆续迁往重庆市，战时首都在西南大后方正式成立。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称，“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战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中心。恢闳建置，民意金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明确了重庆市作为战时陪都的特殊地位。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市是四川省的一个省辖市，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美称，物产资源丰富。重庆市虽然位于较为偏僻的西南地区，但也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这里以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路线作依托，水陆交通非常便利，物产资源也很丰富。因此，重庆市作为战时陪都，从经济、政治、区位、交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来看，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跃成为战时首都。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海外侨胞、少数民族人士等云集重庆市，这里不仅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集会地，更是中国文化生活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天津等城市。战时沿海一带民族资本家纷纷将工厂内迁至重庆，加之东南亚华侨集资在重庆兴办企业，以及重庆工业合作运动的开展，更推动了重庆市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战时国统区的经济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文化机构也大量西迁。许多高校、报社、新闻机构、文化团体等先后迁至重庆市，大批学者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也纷纷聚集山城，重庆市的文化形态与抗日形势密切结合，成为战时国统区的文化中心。
重庆市成为国民政府驻地之后，为抗日救亡以及社会公益事业而开展的公演活动也在此逐步蓬勃开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此时抗战高于一切。抗战是社会主题，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时人曾写道：“我想，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一切都‘与抗战有关’的。欢笑和眼泪都‘与抗战有关’，吃饭、恋爱和住房子也都‘与抗战有关’。讲到写文章，‘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那是当然的。”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重庆社会各界、各个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组织开展救亡运动，当地民间公演活动颇为活跃，以戏剧、话剧、电影、音乐等艺术演出形式进行公演活动，在充实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资金筹募、抗战宣传、民众动员及慈善救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时期，重庆市民间力量可分为同乡会、票房票社、抗战剧团、教育团体、社会名流等几类。同乡会是以乡土血缘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组织，其时，山西旅渝同乡会、河南旅渝同乡会、浙江旅渝同乡会等同乡会组织时刻关注家乡命运，在危难之际以公演的方式筹款救济同乡，同时也借机进行抗战救亡宣传。票房票社是由爱好演剧、非专业演艺人士的票友组成的社会团体，当时在重庆市的恒社重庆分社、新生票社、国剧票社、菊社票房等充分利用自身的演艺优势，通过举办公演活动筹募抗战物资或救济难胞。抗战剧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怒吼剧社，是一个业余演剧团体，“活动经费由剧社成员自行筹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群策群力，为抗日救亡宣传而奔走呼号”。此外，还有来到重庆宣传抗日救亡的外省剧团如上海影人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等，均通过公演方式筹募资金、宣传抗战。教育团体，特别是学校学生也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也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筹募资金，支援抗战，如私立育才学校平时的经费主要仰赖海外侨胞的捐助，也往往通过公演的方式开展活动。社会名流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这些人士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出面组织开展公演活动，能够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如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在抗战期间也积极参与到公演活动中。重庆市民间力量能够通过公演的方式开展活动，充分说明社会民众对公演的认可。
此外，文化艺术团体、文化界人士等大量内迁也推动了重庆民间公演活动的发展。“据1942年上半年统计，仅到国民党宣传部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招待所办理登记补助和在重庆工作的文艺界人士就达200多人，而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机关接待安置和自找门路的还不包括在内”，“据1943年上半年统计，在重庆的全国文艺团体就有35个”。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一些知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等会聚山城，如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洪深、田汉、夏衍、曹禺、老舍、熊佛西、石凌鹤、于伶、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史东山、应云卫、章泯、张骏祥、葛一虹、潘子农、余上沅、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金山、赵丹、蓝马、刘厚生、丁聪、章超群等，均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工作过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山城剧坛璀璨的明星，有的更是对敌冲锋陷阵的猛士，文艺界的旗手。”较多剧作家的作品是在战时重庆创作并上演的，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愁城记》《芳草天涯》，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虎符》，曹禺的《家》《北京人》，石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于伶的《长夜行》，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在重庆公演的舞台上频繁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其时重庆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优秀文艺工作者，重庆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荟萃之地，推动了这一时期重庆公演的发展。重庆市民间公演作为中国近代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扶贫济困、改善民生、助医助学、支援战争、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满足了人民的精神需求，凝聚了民族精神，而且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劳军运动。抗战将士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后方民众为支援前线抗战、慰劳抗战将士举行了各种劳军运动，其中劳军公演是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为抗日前线的军队提供物资支援，或给予军人精神慰藉。1939年4月19日，重庆市电影戏剧界劳军公演团成立，该团“为加强抗战力量、扩大抗战宣传经常举行劳军公演，并以公演所得贡献国家慰劳抗敌将士为宗旨”。该公演团公演规则第一条、第七条规定，“本团劳军公演定每星期三举行一次，是日日夜所得收人不除任何开支，完全送缴军事委员会充作慰劳抗敌将士款项”，“公演之日所演节目，以富于抗敌意义，能激发观众民族观念或抗战情绪者为主”。从重庆市电影戏剧界劳军公演团的宗旨以及相关公演规则可以看出，该公演团的公演活动主要是为抗战服务，具有显著的战时性特点。1945年6月，津沙公教学生会为筹募事业基金以及响应劳军运动，请女师院学生自治会公演话剧，于14日起在白沙镇民众大戏院公演两天，“将所得之款，除开支外，抽总收人之十分之二充作基金，十分之八为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此次公演筹募所得资金大部分用于慰劳前方将士，只留一小部分作为津沙公教学生会的事业基金，充分体现了学生们强烈的爱国热情。
筹募公债。发行公债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方法之一。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增加了公债的发行数目并扩大规模。“发行公债，既能迅速筹集巨款，以应急需，又能吸收战时游资，加强金融控制，稳定币值和物价。”因此，国民政府通过募集救国公债的形式增加军费以及其他相关建设费用。为响应战时公债，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其中组织公演活动是募集公债捐献国家的一种方式。恒社重庆分社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恒社在重庆成立的分社，属京剧业余团体，在重庆活动期间，经常参与募捐演出，慰劳抗战将士，支持慈善事业。该社于1941年4月在国泰戏院公演由许幸之根据世界名著《茶女花》改编的话剧《天长地久》，以响应劝募战时公债，“演出者有白杨、顾而已、施超等，票价分三元、五元、八元三种”，“以售资所得，除应有开支外，全数购买公债，并以债票悉数捐献国家”。通过公演的方式筹募公债，既可以满足观众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可以捐献国家，在抗战时期是一种有效的募债手段。
（二）促进抗战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运动，将民族主义热情推向高潮。在民族救亡背景下开展的公演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显示出独特的时代特色。在战时重庆，民间公演活动较为普遍，其扮演着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筹募物资支援抗战的同时，也以其所具有的广泛的宣传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抗战的最高原则是动员民众，如欲坚持到底的抗战，则即须普遍广泛地动员民众。”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市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或者个人也往往通过戏剧、话剧、音乐、电影等演出形式进行抗战宣传与民众动员。1937年9月15日，重庆成立了第一个业余演剧团体——怒吼剧社，该剧社成立后不久，即于10月1日至3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该剧全景式地描绘了一幅全民抗战的图景，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从演出效果来看，“连演三天，四场戏都告客满。是为重庆舞台上第一出大规模的话剧演出”。此次公演甚得各方赞许，“为应市民之请，在此次公演毕后，俟休息数日，决再续演一次”。可见，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公演，展现了中国民众爱国保土的热忧，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1月1日在汉口成立，是抗战时期全国戏剧界的群众团体。1938年10月，该协会主办第一届戏剧节征募寒衣公演，为前线浴血抗战的士兵征募棉衣用于御寒。此次公演的压轴戏由话剧界于10月29日在国泰戏院联合演出，剧目是《全民总动员》，“它描写了汉奸鬼蜮技俩的施展，爱国志士后方服务的努力，侦察汉奸随机应变的智谋，和虚荣的‘交际花’在大时代中的落伍”。这是一出大型的反间谍斗争的剧目，动员民众参与抗战是该剧的主题。“在国泰共演了七场，至十一月一日为止，观众在一万人以上，场场满座，场场有关在门外看不到戏的观客”，“收入票款10964元，除去开支，余8千余元，全部作捐献寒衣用”。从《全民总动员》这一话剧公演的售票情况以及所募得资金情况，可以看出观众的抗战热情以及对话剧的喜爱。该演出振奋了观众的抗战精神，起到了很好的抗战宣传效果。此次公演将所募集到的物资用于慰劳抗敌将士，既是一种物质上的补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通过公演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启发民众的觉悟，号召全民族抗战，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重庆市银行业学谊励进会于1939年2月12日正式成立，是当时重庆金融界最大的、经国民政府登记批准成立的公开的群众团体。据1940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报道，该会为响应献金活动精心排练大型历史剧《明末遗恨》，定于12月在国泰公演。该剧曾在港沪各地公演多次，并受到观众好评，“在渝公演尚属第一次，所用服装道具，均系专家研究现制”。此次演出活动观众异常拥挤，孔祥熙亦到场观看，“成绩甚佳，闻共得票价五万余元”，而各项开支由该会自行负担，“决不动用收入，俾能滑滴归公，节省浪费”。12月，“重庆大河下熟米每石142元，重500市斤”，以当时重庆的米价为参照，可见此次公演活动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可购米17万余斤。该会所刊印的特刊评论道：“它是根据着历史的事实，针对着抗战的真义，用寄口的方法，讽喻的技巧，拿明末亡国的惨痛，内奸哄乱的情形，活生生的把现在我国一般无耻汉奸祸国的劣迹，及全国同胞热烈救国的情绪表现得无遗了。尤其是在重庆这次为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募寒衣运动而演出此剧，这里面自然更含了深一层的意义。”
三、赈灾济贫与关注民生
战时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灾荒问题、难民问题、伤兵安置问题等在重庆愈加突出。面对一系列社会问题，民间社会团体或个人通过组织公演的方式参与到赈灾济贫活动中，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生活需求，又能筹募到一定的资金进行赈灾济贫，扶持民生事业。
（一）赈济灾民
全面抗战时期，举办公演筹募资金是民间社会组织赈灾的一种重要方式，赈灾公演的初衷在于为遭受天灾人祸的弱者提供救助。
1942~1943年河南地区发生了特大旱灾，加之蝗灾与日本侵华战争相交织，致使灾情更为惨重。鉴于此，1943年初，旅居重庆江津县白沙镇的河南同乡发起了“旅沙同乡赈灾委员会”，邀请当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以及国立二中同学会白沙区分会会员等，举办义演赈灾筹款。据报道：“二月二十七、八两日晚间假座本镇乡村师范学校大礼堂，公演话剧，并表演游艺。”此次赈灾筹款演出为期两天，第一天，“观众潮水似地涌进，连查票者都感到难于应付了”，第二天依然是许多人“不迟疑地赶来”。两天演出，由于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筹款取得较好成绩，同乡会把所得资金“除演出的一部份开支外，约有十万元”结余款项，全部直接汇往河南赈灾。此外，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鉴于河南灾情严重，决定为豫灾筹赈募捐，“于四月二十四日起至五月七日止假唯一公演电影，自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四月七日止假实验剧场公演电影，自四月九日起至二十二日止假民众电影院公演电影，自三月二十六日起至四月八日止假第一川剧院公演川剧，自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四月七日止公演魔术”。后因河南灾情加剧，加之米珠薪桂，衣食难以为继，该会遂决定继续演剧募捐以救灾黎，“在国泰、升平、新川、得胜、二川等剧院再为振济豫灾各演两星期”。同年5月，《新华日报》报道：“山城合唱团，为筹赈豫灾，拟于最近期内，举行音乐演奏会。”可见，在赈济豫灾的过程中，重庆各团体积极参与，多通过演出的方式筹款赈灾。此类活动能够激发民众参与的兴趣，同时让更多人了解灾情，参与灾难救助。
1943年广东早灾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造成严重的大饥荒。据资料记载，“全省大旱灾，加上疫症流行，估计全省死约300万人”。宋庆龄心系广东灾民，于7月4日在重庆道门口银行界同人进修社举办赈灾游艺会，为广东灾民筹募救济资金，参加此次活动的主要是国家篮球队队员以及业余艺人。据《新华日报》报道：“该会共筹得国币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连同陈光甫先生所捐赠国币五千元，共得国币廿万〇一千八百四十八元五角二分，已由孙夫人扫数拨交孙哲生、吴铁城、邹海滨先生等所主持的粤灾筹振会。”在演出之后，所筹得的款项全部用于救济饱受饥荒的广东灾民。到1944年，广东灾情仍然十分严峻，2月宋庆龄再次组织为广东灾民筹款的演出活动。“孙夫人及英大使薛穆夫人为筹振粤灾，特发起于二月三、四日两晚，假银社上演二幕英文乐剧《杂要》。”这次演出活动进展得十分顺利，为粤灾筹得了救助资金。除各项开支外，“实筹得国币三十八万一千零八十二元三角六分，已分送广东万国救济会和曲江万国医疗队等，分别进行救济”。此次公演所得资金用于对广东灾民的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大后方社会秩序、安抚民众的作用。赈灾公演相对于其他赈济方式，具有良好的宣介性，易于引起民众的兴趣与关注，同时它也是一种“寓善于乐”的募款方式，即在满足民众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展现施救者的慈爱之心，有利于资金的筹募。
（二）救济贫困
由于战争和各类灾害的影响，社会上的难民增多，许多民众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形成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社会的关注与救济。为此，重庆的各种社会团体及演艺界人士积极行动，组织开展公演活动筹募救助基金，用以救济困苦民众。
1942年1月，魔术界马守义等五人，为响应渝市冬令救济贫民运动，在夫子池新运服务所大礼堂举行公演筹款，“有高级催眠术、人体之剖解、电术遁体、最新分身术等节目”，十分精彩。通过演出魔术、杂技筹募救助资金，也是一种有效的筹款方式。1943年，大同乐会为筹募经费救济难童，请中国艺术剧社于11月14日起在银社公演《戏剧春秋》，“惟以剧场太小，座位不多，而费用浩大，连日以来收支相抵，不敷备制冬季衣被之用”，因此于12月9日起续演《戏剧春秋》两周，以筹足寒衣费用，救济难童。1944年1月，私立西安夏声戏剧学校赴渝观光，正值重庆举办冬令救济，该校为响应冬令救济，特举行募捐公演话剧，“自一月十七日起自动响应演剧二十五日，券资最高为二百元，每券提出五元作为冬令救济之用”。后因筹备不及，改于1月18日开始在国泰戏院举行。其在响应冬令救济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筹募到一定的经费，可谓一举两得。1945年2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发起了募捐运动，以救济贫病剧人，此次活动在青年馆举行，演出内容主要为歌舞、川、平（京）剧，“为贫病剧人募捐所得约30万元”。济贫公演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贫困者，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助医助学
抗战时期，民间社会组织在助医助学方面也积极开展工作，通过举办公演活动为助医助学工作筹募资金，支援医疗卫生事业与教育事业。
战时，通过举办演出活动筹募资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筹款方式，公演筹募资金成为医疗机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中国助产士协会于1941年12月15日成立，致力于谋求助产事业之发展。1943年，该协会为筹建贫民产院，“假本市第一川戏院自四月廿二日起至五月五日止、陪都大戏院自四月廿二日起至五月五日止、新川电影院自五月四日起至五月十七日止分别公演”，通过公演募捐的方式筹募产院基金。新川公演“送局盖局（戳）之票共二万张，售出票为一万九千八百四十张，实存一百六十张”，从售票情形可以看出观众参与之踊跃，也可见民众对于公演筹款这一方式的认可。1945年，中华助产协会重庆产院为添设床位容纳贫病妇孺，邀请中国业余剧社公演《大马戏团》四幕剧。所以，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一种“寓善于乐”的筹款方式，举办公演活动常被作为给医疗机构筹募资金的一种重要方式。
此外，战时重庆市民间力量还通过公演的方式为学校筹募资金，资助贫困学生。北碚育才学校是由陶行知先生创办，该校学生十分之九来自战区，尽系难童，该校主要是对难童实施生活教育，自幼培养专业人才。1942年1月，该校为筹募经费，举行图书展览、话剧公演及音乐演奏等活动。次年，该校为了筹集工艺组和农艺组的开办经费，举办劝募、画展、话剧公演、音乐会等活动。1943年，重庆市立大阳沟镇中心学校为筹款添建校舍购置校具，于5月9日至28日在一园楚剧院公演。后该校又于6月4日至18日在新川大戏院公演15日，以筹募建筑基金。重庆市青年女子农业职业学校“专收抗属及战区流亡妇女，授以农业学术，冀养成妇女重农观念”，为修建校舍、增购农具图纸，急需募捐200万元。该校为筹募资金，举行募捐公演，在重庆市各戏院加收门票。重庆市私立辅仁中学为筹募教育设备经费，在民众电影院公演15日，“每票附加三十元”。
战时重庆市民间力量除了为筹募抗战物资、赈灾济贫、助医助学等组织公演活动外，在为某些社会组织、团体或机构筹募事业基金时也往往采取公演的方式。
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为其公演活动的频繁举行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民间力量作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抗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重庆市民间公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戏剧公演、话剧公演、电影义映、音乐公演等，多样的演出形式激发观众的兴趣，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在筹募资金的同时也加强了抗战宣传与社会动员。这一时期公演活动的频繁开展及其演出效果，也从侧面反映出民间社会对于公演持基本认同的立场。重庆市民间力量组织的一系列公演活动，在筹募抗战资金、宣传抗日救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抗战贡献了一份力量。另外，许多公演旨在赈灾济贫、助医助学，为社会公益事业树立了榜样，显示了其积极正向作用的一面，取得了一定的功效。在战时陪都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也以公演活动的形式开展抗战支援工作，其领导下的公演活动类型多样，有力地推进了抗战宣传和社会动员，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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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1-13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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