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开一场研讨会，开“死”了李敬泽

谢歌说事

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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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开一场研讨会，开“死”了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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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大作家李敬泽“死”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是我却见过之前还没“死”的李敬泽。还据说，去年余华的作品被学者说成是“叙事断了”，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媒体马上就笑那些学者不懂文学。但今年则不同，李敬泽被捧得高，谁也不敢说一句不是。我以为。

        余华的代表作我倒是看了一些，余华的作品风格独特，兼具现实主义的深刻与文学性的张力。其文字简洁质朴，以平实的语言传递深邃内涵，如《活着》中对福贵苦难人生的刻画，直击人心。作品常聚焦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残酷，通过死亡、苦难等主题展现生命的坚韧与无奈，如《许三观卖血记》以卖血为线索，揭示底层生存的艰辛。同时，他巧妙融入黑色幽默，在沉重叙事中注入荒诞与温情，使作品在残酷中透出对生活的悲悯与思考。余华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学世界，引发读者对生命、社会的深度共鸣。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余华那些深刻的文字，比如她说，“当我们凶狠的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突然间觉得，李敬泽也一样，“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李敬泽之“死”，死在北大一场被谄媚碾碎的文学研讨会上。这一场热热闹闹的研讨会，没给李敬泽添几分学术光彩，倒先把他捧进了活死人的圈子里。由此，这个世界就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北大朗润园，向来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圣地，承载着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与学术理想。然而，一场题为“李敬泽文章之道研讨会”却如同一颗毒瘤，将这方净土侵蚀得千疮百孔，使其沦为了权力的粉丝应援会，将一场本应思想激荡、智慧碰撞的学术盛宴搞成现场追星会，继而扭曲成了荒诞至极的“提前追悼会”——追悼的并非生命，而是文学批评应有的理性锋芒，是作家本该具备的清醒认知。

        研讨会现场，那场面看似热闹非凡，实则尽是谄媚的丑态，令人作呕。曹文轩、孟繁华、王尧、谢有顺等一众圈内名人纷纷登台，宛如一群阿谀奉承的佞臣，争着向这位“帝王”献上溢美之词。曹文轩炮制“李氏文体”之说，将创作的独特之处全归结于所谓的“学养才气”，但对李敬泽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局限却闭口不谈，还把其平庸之作粉饰成卓绝精品，这难道不是指鹿为马的现代版闹剧？不是对学术底线的公然践踏？王尧称颂李敬泽“在文人体制下摆脱束缚”，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体制的受益者反被赞“挣脱体制”，这逻辑混乱得如同三岁孩童的胡言乱语，毫无理性可言。谢有顺用“世家子弟富贵气”给老李文章贴金，更是把文学批评拽回了拼门第、论出身的封建旧窠，彻底丧失了学术应有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他们一个个急不可耐地把“李氏文体独创”的帽子扣在李敬泽头上，把“当代文章大家”的桂冠戴得严严实实，连“世家子弟富贵气”这种沾满封建腐臭味的词，都成了为其贴金的标签。这哪里是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讨？分明是在给李敬泽举办一场“提前版追悼会”，把一个仍在创作道路上探索的作家，活生生地捧杀成了没有争议、没有批评、只剩赞歌的文化标本，让其陷入精神死亡的深渊。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我以为，既然是文章研讨会，就应该有批评。文学批评，本应是“剜烂苹果”的手术刀，以犀利的目光和理性的分析，去剔除作品中的瑕疵与弊病，去推动文学的发展与进步。但在这场研讨会上，它却沦为了给权力贴金的胭脂盒。李敬泽谈“人工智能时代当如殷商人刻甲骨文般思考”，这本是一个可深入探讨、具有启发性的浅见，却被吹捧成“超越时代的觉醒”，仿佛他已然成为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先知。他的文字里明明有不少无病呻吟、空洞乏味的语句，却被赞为“打通文史哲边界”，好似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无可挑剔的境界。

          遥想李劼人写川西坝子，三教九流皆有风骨；艾芜记南行之路，马帮脚夫亦见精神。而今日北大的研讨会，本该传承文化血脉的文坛，却成了权力表演的戏台。大家来说说，这还是学术探讨吗？这分明是把权力的一言堂强行搬进了北大的学术殿堂，让学术沦为了权力的附庸，让真理在谄媚声中迷失了方向。批评家们若丧失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风骨，就会把学术标尺折成攀附权力的云梯，用捧杀的手段完成对文学批评尊严的残忍谋杀。所以，我说，北大开一场研讨会，开“死”了李敬泽。

          其实，像开这种“捧杀研讨会”开“死”李敬泽的事绝非北大独有的怪象。君不见，如今在各地文学圈里，类似的闹剧如过江之鲫，层出不穷。张三的散文集研讨会，必被冠以“当代朱自清”的美誉；李四的短篇小说集座谈，定会被奉为“活着的鲁迅”。批评家们揣着利禄之饵，如同贪婪的商人，硬生生地把研讨会改成了颂歌会和追悼会，把批判精神换成了吹鼓手的脚本，只知一味地吹捧，而全然不顾作品的实际价值。回首往昔，司马迁忍辱著《史记》，敢为李陵直谏，以无畏的勇气捍卫历史的真实；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园田，坚守着内心的纯净与高洁；阮籍以青白眼待人，不向权贵献媚，展现出文人的傲骨与风范。反观当下这些文人，他们都把阮籍的“白眼”全换成了对权力的媚眼，把韩愈“谏迎佛骨”的勇气，变成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跪舔，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不齿，一如一群嗅着权力气息的文坛鬣狗，这群以舔食残羹为生的所谓文人，闻着官威便蜂拥而至，而且可以在现场将浅薄吹捧为深邃，把腐臭美化为陈酿这些身着汉服唐装的老学究，骨子里仍是封建师爷的奴性，把官阶当作文章优劣的标尺。这种荒诞剧日日都在上演，恰似清末的辫子军，死死拽着权力的裤脚在时代的洪流里挣扎，困顿于官场的方寸棋盘。就像我在前文批评某公一样，这丑陋的图景，不是避席畏闻，而是凑前献媚。这种自上而下的舔菊之风，远比文字狱更令人窒息。

          何时能斩断这权力与文艺的脐带？何时能让文学回归人间烟火？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惧怕批评。鲁迅当年被骂得狗血淋头，却依旧笔耕不辍，以犀利的笔触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恶；沈从文在困境中被质疑，却仍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经典之作，用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人性的美好与纯真。然而，如今的李敬泽却被捧得连一点批评的声音都听不到，连文本里的瑕疵都被粉饰成特色，这哪里是爱护？分明是把他往温水煮青蛙的坑里推。等到哪天真没了吹捧的声音，等到哪天真有人敢说句实话，他怕是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就像古代那些被宠坏的皇子，天天听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阿谀之词，真到了治国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连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了，沦为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

         李敬泽身兼数职，手握文学界话语权，其创作本应被置于更严苛的学术审视之下，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与建议，以促进自身的成长与进步。然而，在这场研讨会上，一群本该顶着“批评家”头衔的人，却把他原本寻常的文字硬吹成了当代绝响，把他随口一提的观点捧成时代觉醒。他们哪里是在进行学术研讨？分明是在进行一场利益交换，用几句吹捧的话换个脸熟，用一顶高帽换点资源。至于李敬泽会不会被捧得飘了，会不会从此没了进步的动力，他们根本不在乎。会议结束，还不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古人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文人的风骨，是敢于说真话、辨是非的勇气，是在面对权力与利益时坚守原则、不屈不挠的精神。然而，如今太多人把风骨换成了媚骨，把“研讨会”变成了权力的传声筒。他们忘了，历史从来不会记住那些捧杀者的谄媚辞藻，就像人们只记得屈原“上下求索”的孤忠一样，不记得那些劝他妥协的奸佞，只记得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更不记得那些构陷他的小人。历史是公正的裁判，它会铭记那些真正有风骨、有担当的文人，而那些在捧杀中丢了底线的人，终将被历史钉在无骨文人的耻辱柱上，遭受后人的唾弃与批判。

         如今，北大的“兼容并包”已成为谄媚无界的代名词，受损的何止是一场研讨会的尊严，而是整个文学生态的堕落。文人若丢了风骨，再华丽的辞藻也只是空洞的壳子，再热闹的研讨会也只是权力的附庸。堆砌“当代大家”光环，李敬泽被捧杀背后，是文人风骨的集体坍塌。风骨不存，文运何附？真正的文人风骨，永远该是照见权力虚妄的镜子，而非包裹权力的锦缎；是刺破黑暗的利剑，而非谄媚权贵的软鞭。

         建议北大，以后再也别给李敬泽办这种“提前追悼会”了，真要为他好，不如少些吹捧，多些真批评；真要对得起批评家的头衔，不如拿起理性的手术刀，该剜烂苹果就剜烂苹果，该说真话就说真话。否则，再多的“当代大家”光环，也遮不住精神死亡的空洞，再热闹的研讨会，也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最终只会让文学在谄媚与捧杀中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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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怜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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