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读书，班上家庭条件越穷、看上去越老实的孩子都没有人欺负他们，而且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他们格外照顾。那个时候物质匮乏，人们的道德和精神风貌反而比现在好。有人说这都是那个时代的老师带出来的风气，而且那时候哪怕一个小镇的小学的孩子们，父母间彼此都认识和熟悉，孩子被霸凌的情况很少，尽管很多家长大多外出打工都不在孩子身边，也不用操心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放学回家哪怕几公里远，路程很偏僻也没有接送，没有危险。而现在不同的是，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反而会被欺负的特别狠。
当“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更容易被霸凌，且被欺负得特别狠”的观察进入公众视野，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浮出了水面：为何曾经“越穷越可怜的孩子越被照顾”的校园温情，在今天演变成了对弱势孩子的伤害？
其实校园霸凌的目标选择与强度变化，绝非简单的“孩子变坏了”可以解释，其背后是家庭结构、教育生态与社会心态的深刻变迁，而父母缺位带来的保护屏障缺失，正是这一变迁中最刺眼的切口。在校园互动的微观生态中，每个孩子都带着家庭赋予的隐形保护底气。父母的陪伴时间充足的孩子，往往更易展现出稳定的情绪状态、明确的边界意识和及时求助的勇气，这些特质本身就是对霸凌者的威慑信号。而父母缺位的孩子，却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构建保护屏障的基础。
从心理层面来说，父母的持续陪伴是孩子建立内心安全感的核心条件。拥有这份安全感的孩子，会形成“我被重视、我值得被保护”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会转化为社交中的自信气场。当遭遇潜在欺凌时，他们更可能明确表达拒绝，或第一时间向老师、家长求助。相反，长期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容易陷入“被抛弃感”的心理困境，表现出敏感、退缩或过度讨好的行为模式。在霸凌者的“目标”筛选逻辑中，这种低反抗力、低求助意愿的特质，会成为被锁定的关键信号。
安徽某乡村中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霸凌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占比高达68%，且其中83%的霸凌行为持续超过3个月，远高于非留守儿童的霸凌持续周期。这组数据印证了一个残酷现实：当孩子身后没有父母的“即时响应系统”，霸凌者会因“低风险、高控制”的心理预期而变本加厉。就像一位被霸凌的留守儿童在日记中写的：“他们知道我爸妈不在家，告诉老师也没人真的管，所以才敢一次又一次地堵我。”更值得警惕的是，父母缺位不仅削弱了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还剥夺了他们的情感缓冲带。当孩子遭遇欺凌后，父母的安慰、支持与干预是修复心理创伤的关键。但对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而言，委屈无处倾诉，伤害无法化解，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会被霸凌者敏锐捕捉，成为持续施加伤害的心理筹码。
“小时候班上越穷越可怜的孩子越被照顾”的集体记忆，勾勒出曾经校园生态的温暖底色。这种底色的形成，依赖于一套完整的“集体保护机制”，老师的权威引领、同学的共情互助、邻里的守望相助，共同为弱势孩子编织了保护网。而今天这套机制的松动，让父母缺位的孩子失去了最后的兜底保障。在传统社会结构中，校园并非孤立的教育空间，而是与家庭、社区深度绑定的熟人共同体。80、90年代的班主任会骑着自行车家访，对每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了如指掌；邻居阿姨会留意放学后迟迟不回家的孩子，主动询问是否遭遇困难；班级里的“小群体”更倾向于接纳而非排斥弱势同学，因为“照顾可怜的同学”是被集体认同的道德准则。这种环境下，霸凌行为不仅会面临老师的严厉惩戒，还会遭遇同学的集体谴责，霸凌者很难获得心理支持。
而城市化与社会流动性的加速，正在瓦解这种“熟人共同体”。如今的校园更像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老师面临更大的教学压力，家访变成了偶尔的电话沟通；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班级凝聚力因频繁转学而弱化；社区邻里互不相识，“管闲事”的人越来越少。当集体关怀的土壤逐渐流失，“不干预”成为很多人的默认选择，霸凌行为便有了滋生的空间。某教育机构对70后、00后两代人的校园记忆调查显示，70后中82%表示“见过同学帮助被欺负的孩子”，而00后中这一比例降至39%；70后中67%认为“老师会主动关注弱势同学”，00后中该比例仅为28%。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校园从“道德共同体”向“功能集合体”的转变，当教育的重心过度倾斜于成绩，对学生情感需求与社交生态的关注自然会被稀释，这让父母缺位的孩子更难获得集体保护。
将现在的孩子简单定义为“更坏”，显然忽略了霸凌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今天针对父母缺位孩子的霸凌之所以更“狠”，本质上是霸凌从“偶然冲突”升级为“结构性伤害”的体现，其背后是社会压力传导、媒介环境影响与干预机制缺失的多重作用。在竞争加剧的社会环境中，孩子过早感受到“阶层差异”的压力。父母缺位的孩子往往因物质条件、穿着打扮或言行举止的边缘化，成为其他孩子释放压力的目标。这种霸凌不再是单纯的顽童打闹，而暗含着对“弱势标签”的集体踩踏。某心理咨询师接触的案例中，一名父母在外打工的男孩因常穿旧衣服被起侮辱性绰号，从言语嘲讽逐渐升级为肢体殴打，施暴者甚至形成了“欺负他能证明我们更优越”的扭曲共识。
社交媒体的普及则让霸凌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过去的霸凌止于校园围墙，现在的霸凌可以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持续发酵。父母缺位的孩子因缺乏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指导，更容易成为网络霸凌的受害者，而网络的匿名性与扩散性会让伤害呈几何级放大。数据显示，涉及网络元素的霸凌案例中，受害者出现抑郁症状的比例比传统霸凌高出40%，而父母缺位的孩子因缺乏情感支持，更容易陷入极端情绪。更关键的是，针对父母缺位孩子的霸凌往往陷入“干预空转”的困境。当老师联系不上家长，当学校缺乏专业的心理干预团队，当法律对未成年人霸凌的惩戒边界模糊，霸凌行为很难被及时制止。河南某县法院的统计显示，涉及留守儿童的霸凌案件中，从霸凌发生到被干预的平均时长为5.2个月，远长于非留守儿童的2.1个月。这种“无人叫停”的状态，会让施暴者的行为不断突破底线，最终演变成“特别狠”的伤害。
改变父母缺位孩子被霸凌的现状，绝不能依赖“孩子变好”的空想，而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重建保护网络，让校园回归“弱者被呵护”的温情传统。对家庭而言，需要建立有效陪伴的底线标准。即使父母不得不外出务工，也应通过每日视频通话、定期回家等方式保持情感联结，让孩子感受到“父母虽远但爱未缺席”。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的求助意识，告诉孩子“被欺负不是你的错，一定要及时告诉我或信任的老师”，这种情感支撑能强化孩子的心理防线。
学校需要重构“全人教育”的生态。一方面要建立常态化的霸凌监测机制，通过心理课、班会课培养学生的同理心，明确霸凌行为的边界与后果；另一方面要落实“一生一档”的关爱制度，对父母缺位的孩子建立专门的帮扶档案，由班主任、心理老师、社工组成帮扶小组，及时介入潜在的霸凌风险。社会层面则需要激活社区支持的力量。可以借鉴一些地区的“代理家长”制度，由社区志愿者对父母缺位的孩子进行定期陪伴；妇联、民政等部门可建立“霸凌干预热线”，为孩子提供即时求助渠道；媒体也应减少对霸凌事件的猎奇报道，多传播互助友爱的校园故事，重塑“照顾弱势是美德”的社会共识。
校园霸凌的变迁，本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一面镜子。从“可怜的孩子被呵护”到“缺位的孩子被欺凌”，不是人性的退化，而是保护机制的失灵。当我们指责霸凌者的残忍时，更应反思：如何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支撑下，拥有“不被欺负”的底气？如何让校园重新成为“弱者有依靠，强者懂克制”的成长港湾？答案或许就藏在对每个父母缺位孩子的细微关怀中，藏在对校园生态的用心修复里，因为保护弱势孩子的尊严，就是守护整个社会的文明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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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26 0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