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的四川人口大灭绝

凤凰山浪子

   公元1234年，蒙古帝国发起了消灭南宋的战争，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45年间，蒙古人在四川发起了空前激烈的侵略。这个以屠城闻名，令欧洲闻风丧胆的强大帝国曾经三次攻下成都。1236年（宋端平三年），阔端引兵攻掠四川，大肆屠杀成都居民。千年古城只落得民无噍类，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据何忠礼《南宋全史》（二）估计，死者为数十万）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以文治国的时代。它能够同时应对辽、西夏、金的多次侵略，内部相对稳定，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世界巅峰，同时，蒙古人在征服南宋之后又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归根到底，这是文化的力量，应当引起后来者深思。
两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王翊传》是南宋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
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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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上北方的战乱远比四川更频繁，四川主要是宋末蒙古入侵，明末战乱，人口损失惨重。所以根据上图也可以看出，四川的常染除了川北几个县以外，大部分为南方汉族常染为主，伴随其他南方少数民族传染了。川北则因为山区，可能保存更多幸存者，所以常染北方汉族较高，同时伴随大量藏缅常染。与历史上的历史事件湖广移民完全对得上。

而与此同时，历史书上的北方汉族在晋代，唐代，宋代的南下，似乎只表现在江浙一带，可以看出南北汉常染比例较为一致。
但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似乎却完全没有留下自己的常染影响，大部分地区无论关中，华北，中原都是高比例北方汉族常染，蒙古通古斯常染是非常少的。这与历史上的北方人口锐减，十里无人烟，十户九空完全对不上。也知道北方很多地区不像川北一带有大量的丘陵，山区可以躲藏。即使是他们都躲进邬堡，应该也是少数才对。

然而似乎现在的北方人全是当时的北方幸存者的后代，历史上的所谓鲜卑人，女真人，都哪儿去了？真的有所谓的 民族融合吗？
为什么北方的蒙古 通古斯 常染为什么如此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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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可以推测战后的川南土著保留也不比川北少。
宋末一系列抗元据点，包括钓鱼城，神臂城等大多位于川南。
不过明清的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绝大部分都是南方移民，路线上必须要从川南进入四川。因此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庞大的移民人口把川南的土著比例稀释了。而川北一些偏僻贫瘠的山区因为位于交通末端，所以鲜少湖广客家移民定居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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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各地人口变化其实比四川还剧烈。不过北方自从仰韶时代后期，就形成了一个接近统一的遗传联盟。从关中-鲁西-燕山-太行山-秦岭淮河-晋南一线的广大地区的居民常染高度趋同，甚至迄今也高度一致。彼此互为备份，差异不大。历史上各地边缘区其实偶有变化，比如华北平原边缘的北京在元代肯定会有更多蒙古乃至西欧亚色目人影响，关中盆地一度为氐羌人占据，但是很快也会被周边人口掩盖而回归华北平均值附近。



“北方汉族”基本盘，历史上这个区域内局地的人口经常因为战乱灾荒而剧烈变动灭绝，但是百变不离其宗，最后总是会被临近地区填充而回归正常比如北方最后一次大乱后，大量居民直接来自山西晋南边缘的洪洞县以及周边区域，作为了一个爆发点。刚好避开了临汾以北的内亚特色明显的晋中北（尤其是大同朔州一代，历史上是多个外来政权的首都）。



最后一次北方人口爆发中心洪洞县的地理位置：刚好在“河东地区”也就是晋南系列盆地的边缘。“河东”本质上其实是“关中平原”的延申，与“洛阳盆地”三者一起构筑成为汉唐多个核心朝代的核心
当然其实可以看到里面有偶然成分，假如明代那次恰好是类似客家或者湘南之类的北方边缘地区躲过了战乱而人口众多为患（历史上的正常情况下，其实四川人口应该是陕甘来源为主，湖北湘北皖南赣北等沿江同纬度迁移为辅，外加部分藏羌彝和云南贵州各族人口流入；明清的两次南方人为绝对主力的移民运动实在有很大的巧合成分在其中），比如朝廷对北方大地组织一次“河州填华北”，或者是“榆林填华北”，“大同填华北”，那现代华北人的常染可能比起古代会有不小的改变。当然北方汉族内部的极限差异本身就不算很大，远不像“南方汉族”中的剑阁-客家的差异那么离谱，所以不管怎么填也不会有类似四川这种颠覆性的改变。

岷山百川

四川省内北汉基因就数剑阁县最高了，西充县居然还低于剑阁县，但剑阁县方言明显是成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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