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抗日老兵口述之八----吴仲叔

十月十日的心情 · 发表于 2019-12-3 15:08

军需官

口述 吴仲叔 整理肖卫兵陈显福韩松林

我叫吴仲叔，1921年6月21日出生，家住营山县小桥镇刺巴村。

小时候，我先后在小学和私塾读书11年。1939年7月，我到重庆考入了国民党军政部军需学校，学制3年。

在重庆读书期间，我经常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者杀我同胞、占我国土的文章，并亲身经历了1940年8月19日日军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次大轰炸致使2000多户居民房屋被毁，上万名市民伤亡，我也险些丧命。我在学校再也坐不住了，就与10多名同学向学校申请上战场抗击日寇。学校没同意，我就与其他同学上街游行、书写抗日标语、动员市民向抗日前线募捐。1941年6月5日，日军飞机再次对重庆进行了数小时的轰炸，造成了几千市民在防空洞边相互踩踏、在防空洞里窒息身亡的惨案。这更激发了我的抗日决心，我和同学们又向学校请愿，并用指血在横幅上写下了“投笔从戎，救国救亡”8个大字，然后将其悬挂在学校门口，学校最终同意了我和同学们的请战申请。

1941年9月，我穿上了军装，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西昌32军军需处，分到步兵3团任军需官，团长叫鲁行俊，后任团长叫郑仲可。在团部，我主要负责管理和押运前方将士的生活必需品。

我所在的团负责守卫和抢修一段几十公里长的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当时被称为国际“抗日输血管”，每天都有数百辆军车、公车和商车通行，日军经常出动飞机对公路和公路桥进行轰炸，纠集地面部队攻击运输抗日物质的车辆。

我所在的军需处到滇缅公路将近有200公里，再经过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才到我所在的守路团。每押送一次，往返需要两天，如果遇上日军飞机轰炸或地面部队攻击，往返的时间就更长，危险也更大。

有一天，我和3名押送人员满载一车粮食、罐头和压缩饼干刚上滇缅公路，就遇到日军飞机轰炸，我们马上把车开到一个转弯处，路边一侧的山坡上草木茂盛，正好遮蔽着我们的车。日军飞机在经过几轮轰炸后飞走了。守路部队正准备抢修公路，日军却发动了地面进攻，我与守路部队马上退到山上，对日军进行反击。日军的武器好，大都用冲锋枪，可以连发10多颗子弹，一个个就像亡命徒，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又冲了上来。守路部队主要用轻机枪和手榴弹反击，我和其他3名押运人员用的全是短枪，射程不远，只有等日军靠近了才能打。这时，身旁有一位守路部队的战友牺牲了，我马上拿起他的步枪朝日军射击，正在爬坡的一个日军被我一枪命中，滚下了山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撤退了。我和守路部队马上对被炸的公路进行抢修，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修，车才能勉强通行。

像这样在押运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和地面进攻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天，我们的押运车在距守路团不到3公里处，又遇上了日军飞机轰炸，那天通行的车辆比较少，飞机在丢下几颗炸弹后飞走了，但我们的押运车着火了。我和其他3名押运人员立即上车扑火，我的双手被烧伤，头发也烤焦了，火被扑灭后，我们和守路部队又对公路被炸的弹坑进行了填补。车到守路团，卸下物品，我简单处理了一下烧伤部位，又马上驱车返回。

别以为我们军需处和押运人员吃穿不缺，其实不然。军需处每一样物品的收发都要逐一登记，逐一核实，不能有半点差错。我负责登记，物品押送到目的地，有专人签收，再将签收单带回核实。我们军需处和押送人员的吃穿远比守路部队差，军需处的罐头和压缩饼干很多，但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谁也没有吃过一次。我们军需处养了10多头猪，每个月杀一头，吃一次肉，其余时间连油腥都很少见过。

我们在押运途中，三、四个人带一口袋煮熟的洋芋，饿了就吃几根。有一次押运，滇缅公路上的一座桥被日军飞机炸了，守路部队抢修了几天几夜，我们把带的洋芋都吃光了，但桥还没修好。我们在车上饿得晕晕糊糊，有一位押运人员提出要拿几个罐头吃，我是押运组长，不能违反军规，就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山上找水喝，找野果吃，找不到野果就找野菜吃。到了守路团，团长郑仲可给我们每人奖励了一个罐头和几块压缩饼干，我没舍得吃，一直珍藏到抗日胜利那天。

我在军需处当了将近4年军需官，负责押运了几百车次物质到守路团，没出过一次差错。

日本投降后，我奉命到天津接收日军移交的战略物质，3个月后，回四川乐山军需处。1949年7月，我随部队向解放军95军投诚，在解放军部队，我是预备科员，也负责军需生活物质的管理和押运，先后参加了四川郫县、温江、灌县等9县的剿匪战斗。在管理和押运军需物质中，我先后两次受到师部的嘉奖。

1953年4月，我复员回家在县委统战部工作了几年，后由于精减人员和政历问题，被辞退回家务农，现享受抗日老兵相关待遇。

撰稿韩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