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公安派”名列第二的发起人（今西充扶君人）

凤凰山浪子 · 发表于 2017-9-27 11:41

黄辉：“公安派”名列第二的发起人

——致四川省江夏文化研究会专稿

·李寿和·

      今春，在深圳喜逢晚明文坛名人黄辉（慎軒）第16代后裔、研究黄辉的四川省江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格铭先生。鄙人因毕生致力于晚明文坛著名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和他们领导的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研究，对三袁挚友黄辉早有钟爱和推崇。现闻听黄氏后裔近年为弘扬家族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当地市县政府支持下，在黄辉家乡西充县、南充市以至四川省，发起了有关黄辉一系列文化宣传活动，并拟在黄辉故里西充县黄家沟村兴建大型黄辉文化公园，深为振奋和欣慰。
      据黄先生陆续传来的图文和视频资料，看到了四川方面一系列宣传黄辉的亮点：如“一门三翰林，父子两帝师”（黄辉父黄希正、黄辉四弟黄韑与黄辉均为进士而入翰林院，黄希正与黄辉还先后为万历帝与光宗老师。）“诗书双绝”（翰林院中诗文推陶望龄，书画推董其昌，黄辉则诗书并称。）“从今诗苑书坛史，记下东坡第二人”（同样“诗书双绝”的前贤苏东坡亦是是四川人，黄辉当为东坡第二。）其中也有资料提到了“黄辉与公安派的主将陶望周（望龄）齐名”，等等。
      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新近发现的“三绝”之说：黄辉同时代的江西南丰人朱玺在《刻黃慎軒先生藏稿紀》一文中说过：“蜀有苏子瞻（东坡）、楊升庵（慎）兩先生名重千秋，其著述种种，刻布宇內，几為二絕。厥後有黃慎軒先生，可称属三絕矣！”（据台湾张觉明新著《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
      不过以上这些还不是黄辉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是参与发起了公安派文学革新运动，与三袁同为是公安派领袖，不仅仅是“与公安派的主将陶望周齐名”的问题，而是最早与公安派首倡者袁宗道肩并肩的发起人，陶望周还居其后。
      鄙人多年前就在拙著《三袁传》（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不少章节中，以大量的篇幅多处写到了黄辉，对黄辉在公安派中的地位早有认证。因该书出版已近三十年，目前一般读者难以读到。现特摘录《三袁传》有关章节，呈江夏文化研究会同仁参考，并与爱好黄辉的读者们分享：
      《翰林院中“力排”王、李的伯修（宗道）——公安派运动的发端》一节：
      中郎（宏道）去吴县上任后，伯修在翰林院一边精心供职，一边潜心研究文学。此时“正王(世贞)李(攀龙)词章盛行之日”(清光绪本《荆州府志·袁宗道传》)。伯修对王、李之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字一句都要抄袭古人的风气越来越感到不满，于是就“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明史·文苑·袁宏道》)。
      《崇国寺葡萄社——公安派队伍的形成》一节：
      三袁汇集京师，是他们兄弟在京师文坛上一次共同切磋、大显身手的极好时机，特别是中郎这次任教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卑心亦瑕”(《已亥元日晨起》)，不像在吴县任一县父母时公务缠身，这就有了充分的精力从事文学活动。于是，一个由他们兄弟发起和领导的著名文社——崇国寺葡萄社诞生了
      崇国寺，是座建于元代的寺院，位于城北，古朴幽雅，并有一块花草茂盛的葡萄园，是三袁最爱游玩的地方。······这年夏天某日，烈日高悬，崇国寺却气候宜人，特别是葡萄园里葡藤垂天，绿草如茵，一片阴凉。三袁兄弟偕同黄辉、方子公等共七人，欢聚于此，葡萄社大概就是这时成立的。顾名思义，葡萄社以葡萄园而得名。
      《从葡萄社社友到公安派成员》一节，在首次集体列出了除三袁以外的19位公安派主要成员，其中黄辉条目：
      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南充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与伯修同为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讲官，是伯修最亲密的朋友。《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他与“伯修、中郎兄弟，研穷性相之宗，所至游览山水，寻访禅衲，虽居华要，有道人云水之致。”小修则更清楚地记载过平倩与他们兄弟间的交往和平倩的诗文：“戊戌(万历二十六年)之冬，伯修、中郎皆宦都门，予入太学，平倩从蜀来，聚首最密。中郎作诗，力破时人蹊径，多破胆险句。伯修诗稳而清，平倩诗奇而藻，两人皆为中郎所转，稍稍失其故步，读此诸作自见。惟字法愈出愈奇，决当为本朝第一。”（《书方平弟藏慎轩居士卷末》）
      《伯修的暴亡》一节：
      伯修在中郎、小修南下后，因积劳于十一月初四（万历二十八年）暴亡于京师。早在一年前，中郎就劝伯修要注意身体。他逝世的前几天，京中刮起了大风，他本来已觉身体不适，但照常入了宫，回来后就染病了。逝世当天，他还强撑着身体入了宫，终因过度劳累，从宫中一回来就倒地而亡了。伯修的丧事全由京中的朋友们料理，特别是黄辉尽了很大的力。
      《小修避居玉泉山中》一节：
      小修在玉泉的第三年(万历四十年)六月初四，完成了一件使他十分心安理得的事——即在堆蓝亭处增修庵堂，把伯修、中郎以及他们生前好友黄辉、雷思霈的灵牌供奉于一堂。小修命名为“柴紫庵”。这之后，小修“每日辰起净名堂中，阅龙藏。午至幻霞洞清坐焚香，晚登堆蓝亭看山以为常，意甚乐之”（《柴紫庵记》）。
      距《三袁传》面世十多年后，我应邀去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作三袁专题演讲，准备了个演讲稿《从袁宏道、三袁到公安派——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打印本，在釜山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散发），将公安派看成一道星系，其中《三袁身旁的另两个亮点——黄辉与江盈科》一节中，对黄辉在公安派中的地位有了更高的认识：
      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袁宏道这颗巨星和三袁这个三子星座，投向他们身后这个灿烂星系时，一时竟有点眼花缭乱。不过稍一定神，我们的目光又会被三袁身旁的另两个亮点所吸引，他们是公安派两位值得专门一书的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公安派的另两位领袖圈内的人物——黄辉与江盈科。
      ······黄辉与江盈科，一个在公安派发起时站在宗道身边，一个在公安派树旗时站在宏道身边，从他们的功绩讲，他们应该与三袁一样称为公安派的领袖。历来的研究者说起公安派就习惯的说起三袁，往往忽视黄、江这两位重要人物，这是不妥的。
      而到了与黄格铭先生喜聚深圳之际，我正在进行一部为公安派整体立传的新著《公安派传》的写作，对黄辉有了更准确的定位，收集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并已写出了黄辉专节初稿：《公安派名列第二的发起人——黄辉》。因篇幅稍长加之尚未定稿，此专节就不摘录了，但本文援用了此专节标题。
      最后应介绍一件黄辉留在三袁故里的珍贵文物：公安县1989年发现的两块砖刻《明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袁公（宗道）圹志》，正是出自黄辉手笔，书文并茂。文中记叙了与三袁的交往，正好映证了以上所举的一些史料：
      年十月初六日，厝先生於故居之長安里，而余適至，若有待焉！遂略述其官閱世系而為之志曰：余交伯仲，识伯子最先。性命要領，伯也实启其鑰。自余识
伯子來，东华之讲，石渠之直，每出入必与伯子俱。暇則射堂之月，西山之水，每遊必疊骑而去。伯子所与交皆奇杰士，余用得遍识。所谈皆性命至语，一時贤士大夫竞为名理者，伯子倡也。余晚始交公二弟，欢重于骨肉。伯逝時，值二弟皆归里，独余在，经纪其事。及余西归，道玉泉，复值伯蓑期，仲來谓余曰：弟妇初春梦伯如束裝者，谓大人曰，若黃平倩不至，儿不行。大人泣谓黃太史去此不远，仲可往请。以今事验，若合契，所谓沆交也。
      文中处处可见黄辉对三袁特别是宗道一往情深，令人感佩。此砖刻现存三袁故里博物馆，拓片陈列于公安一中校内三袁纪念馆。我本人保存有拓片一份，已将照片呈送黄格铭先生，这正可陈列于今后的黄辉公园等处，将更为光芒四射的黄辉再添一份光彩也。
                                                            2017年夏末，深圳前海湾之凯旋城寓所

      (作者系原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公安派文學研究會理事長，现为广东省属國家一級作家，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