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猪下崽办满月酒，官府管得着吗？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任大刚】
这两天，贵州凯里因为规定复婚、再婚不得办酒席，陷入不大不小的舆论漩涡，认为办酒席乃是公民自由，是私事，地方当局管得太宽，违法行政的，不在少数。
这些道理，完全符合现代政治理念，无可指责。但如果检索一下相关内容，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有关禁办酒席的规定，实际不限于凯里一地，近年来贵州多地都有类似新闻，而最早的“禁办令”，来自2010年初，有关贵州余庆县酒席泛滥的一篇报道。
在这篇报道中，提到当时当地民间经常举办的酒席名目繁多：除了婚丧嫁娶必须办酒席外，孩子考上大学，办状元酒，没有考上大学，办安慰酒；盖房子盖到一层，办搬家酒，再盖一层，办上梁酒；母猪下崽，办满月酒；实在找不到理由，办“无名酒”。
▲民间酒席泛滥，甚至还办“无名酒”
民间层出不穷的酒席，搞得很多人负担沉重，苦不堪言，公职人员一年三四万元的收入，一半用于送礼的所在多有。某一户正在办酒席的人家毫不掩饰地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去年自己吃酒花的钱花得太多，眼看马上过年了，自己总得要找点钱过年，于是就办酒请客。
鉴于这种情况，地方当局于2007年出台规定，明令禁止二十余种名义的酒席，其中就包括再婚不得办酒席。但据报道，规定根本就不管用。
此后，贵州各地陆陆续续出台各种“禁办令”，禁止的酒席更是五花八门，其中甚至包括赌博输了要吃的“落难酒”。
而复婚、再婚禁止办酒，也不是凯里的首创。2016年初，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中，贵州凤冈县的工作人员发现，许多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离婚时候还要办酒席，不久后双方又复婚了，然后再办一次酒席，“不少人用这种方式收礼金，这导致婚酒这块泛滥。”
其实不止贵州一地，湖南也存在类似情况。湖南出台过针对公职人员的“禁办令”，有人提出异议。省纪委工作人员强硬答复：“你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遵守党纪政纪国法。”
除了办酒席泛滥成灾，中国农村还有两种陋习，让人痛心。
一是结婚送彩礼。这种陋习，过去多见于北方的农村地区，现在已经蔓延全国，城乡一体。有媒体报道，彩礼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农村，受到攀比现象等因素影响，“天价彩礼”问题由来已久，它困恼着许多家庭，有些人甚至因彩礼过少险些被退婚。
在一些农村，彩礼有很多讲究。在一些地区，出现用秤称足三斤三两百元大钞作彩礼的现象；还有的讲究“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钞票，共5万元，1000张百元大钞，共10万元，50元钞票看着给，彩礼15万元起价；更有的地区按女子学历标价，本科15万，大专12万，中专10万……这基本上是明码标价地买卖婚姻。
第二是婚闹。这种丑陋不堪的习俗，往往触碰人伦和法律底线，以整人为乐，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下作肮脏。这种不知起于哪个野蛮之处的丑陋习俗，把“礼仪之邦”打得鼻青脸肿。它也在向全国蔓延。
因此，如果不了解实情，很难肯定地回答公权力该不该介入上述三种陋习。
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三种陋习，都是以农村社会的“人情”为掩护，相互伤害，相互算计，进入一个死循环，没有外来强力，谁也挣脱不了。
如果“无名酒”都可以办出来，那么滥办酒席，就是一个披着人情的外衣，相互算计敛财的手段；而索要彩礼，不仅是一种互相攀比的金钱游戏，而且是以人情、面子为大旗，行敲诈勒索之实；至于婚闹，则是相互满足阴暗的变态性心理。
这三种陋习，都是中国社会逐渐开放富裕中出现的。如果没有相对富裕的物质基础，办酒席，索要彩礼，门儿都没有；至于婚闹，看看各地农村不时爆出的婚丧嫁娶仪式中请草台班子跳脱衣舞，就知道它与农村性观念的开放不无关联。
▲某公众人物婚礼现场疑似“婚闹”
在这个转型的当口，农村社会自发的道德评议能力，根本无法阻挡下作丑陋的肆意蔓延，它的自治功能相当脆弱。在可见的未来，也看不到农村社会能够自我纠正，返璞归真，它相当缺乏起码的自净能力。
因此，公权力的适当介入，我认为是可以商量的事情，但应当有个明确的界限，否则单纯依靠一纸禁令也无济于事。至于依靠民间有识之士逐渐觉悟，认识到它的不好，予以劝诫而后消失，那将是一个非常缓慢与痛苦的过程。
从更深层次来讲，从酒席、彩礼、婚闹的泛滥，实际告诉人们，今天中国民间精神生活的匮乏到了何种程度。
“礼仪之邦”千疮百孔，重建之路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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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9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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