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贵州城管局局长涉18年前灭门案”的报道震惊网络。
据报道,贵州凯里市经济开发区城管局原局长、凯里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黄德坤,涉嫌在18年前杀了中国银行凯里支行行长乐贵建一家三口及其邻居刘巧玲、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所长安某。
公众希望知道灭门案的起因,更希望知道一名杀人犯是如何成为一名领导干部的。
黄德坤何能当上城管局长
从先天的家庭条件看,黄德坤的父亲是凯里运输公司的驾驶员。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职业,是吃商品粮的正式工,具有城镇户口。他父亲退休后,黄德坤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城镇户口(也可能本来就有城镇户口)和工作岗位,被安排在父亲所在的公司上班,即便几年后辞职,城镇户口并没有一并辞掉。
而城镇户口和“国企”或“集体企业”的经历(尽管报道说他是“辞职”,但从利益最大化角度看,他很可能办的是“停薪留职”,不拿工资,但保留了身份),在取得干部身份方面,这比农业户口和“私企”经历要便利得多。这要感谢他的父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被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化”,从那时候开始,干部选拔的基本条件,基本上都要大中专毕业。大中专毕业生自动取得干部身份。
黄德坤的软肋是“知识化”,因为他初中毕业,完全不符合“知识化”的干部标准,尤其是时间已经到了2000年以后。
但这不是问题,黄德坤自己说他的城管局长是“考上的”。实际情形可能是,作为领导身边的红人,要到辖区内的任何中学取得一张高中文凭,不是什么难事;拿着这张文凭,再去搞个函授大中专文凭,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他野心再大一些,职位再高一些,某些高校会主动送上博士学位。
比照2002年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针对的都是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不涉及县(处)级以下官员的任职资格。黄德坤的城管局长,职级是正科级,至少在当时,任职条件没有那么多明确的硬杠杠,只要获得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欣赏,还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况且,黄德坤还为拆迁事宜至少立了一功,这足以堵住异议者的口舌。
一向就有官员来历不明,负案在身
2002年3月,新华社曾经报道,陕西某县一名叫做王爱茹的30岁农村妇女,本来在舞厅作舞女,因为长得漂亮,搭上县委副书记。在这名副书记和县法院院长的帮助下,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王爱茹,1997年顺利当上该县法院的法官。即便有强大的舆论,她还是安安稳稳地在地区法庭办起了案子,而且还在2000年3月调到了县人民法院执行厅任法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舞女当法官”这样的怪事在该县法院还不少,从1995年之后,有十多名与王爱茹一样的社会闲杂人员违规进了法院,在记者采访之前的三年间,该县法院没有进过一名正规政法院校的毕业生。
即便不看文凭,谈起王爱茹的工作能力,该县一名法庭庭长也说:“她办案真不如一个懂事理的农村老汉,就是凭着老百姓法制观念淡,凭着她大嗓子,敢说敢骂还有敢下手,把老百姓吓唬了。”另一名知情人对记者说:“连记录都不会记,那就是谁给我帮忙写个调解书,写个判决书,我给谁买条烟或者我请谁吃顿饭。”
无独有偶。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某村村民陈丽,1996年在一啤酒屋做领班小姐,从事“三陪”活动,1997年因挑拨是非被开除。1998年9月,陈丽竟然以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身份和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学历的条件,调入荆门市掇刀开发区工委宣传部,被任命为开发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准备出任宣传部副部长。
这一任命的背后,是陈丽在啤酒屋做“三陪小姐”时,与市委书记焦俊贤结识,后来成为他的情人。
这些都是中国互联网早期的案例,传播有限,在搜索引擎上都不容易找到了。黄德坤与这些案例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案发之前,显得比王爱茹和陈丽要“干净”多了,不像王陈两人,一路闹得沸沸扬扬。
官场上还躲着多少舞女、三陪小姐,还有没有负案在身的人,真不敢打包票。至少,那些从家里抄出上亿现金的大小官员,实际与黄德坤有多大区别呢?他们也是早就负案在身,只不过还没有被抓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