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地赶早看了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早场的观众零零星星,但大家都笑得很大声,特别是电影后半段,越接近尾声越好笑。 电影涉及中国社会诸多热点话题,包括计划生育、假离婚、官员推诿、争上位、村民上访和被截访等,故事简单又紧凑。范冰冰饰演的村妇李雪莲怀二胎后,为躲避计划生育而与丈夫假离婚。岂料丈夫假戏真做,很快就移情别恋,与别的女人结婚。深感冤屈的李雪莲找法院理论,但法院根据人证物证判定离婚有效。 于是,李雪莲将前夫和地方官员一层一层往上告,一直告到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她成功拦截首长的车,得以向首长伸冤,成功告倒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等一票人。尽管如此,假离婚的判决还是没有逆转,前夫不仅不承认假离婚,还指她在婚前已非处女之身,给她扣上“潘金莲”的帽子。为了自证不是潘金莲,她踏上十年的上访之路,年年上京告状,年年地方官员要防她。故事就围绕着上访与截访的攻防展开。 荒诞与现实交叠是影片的最佳注脚。在一个国情复杂的社会里,有时候,越是荒诞的情节越现实;越是现实的情节越荒诞。 一开头,李雪莲告的状是荒诞的。离婚协议已签并产生法律效益,她却想复婚,证明离婚是假离婚,然后再离婚。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李雪莲偏要将与前夫之间的纠葛当做冤事,层层往上告。故事的结局同样荒诞,李雪莲的前夫突然死了,她的状也告不下去,这才发现十几年下来,生活的动力都源于跟前夫“死磕”,前夫死了,她也不想活了。 话说回来,性格偏执的李雪莲思想其实很简单,她只不过想讨个说法,并没有要争取什么权益。但地方官员因怕丢乌纱帽而不断推诿,一味地防、堵、推,没有及时安抚及改变与上访者的沟通方式,结果让“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就像剧中那位马市长说的:“许多人栽跟头,没栽在‘大’字上,皆栽到了‘小’字上。” 电影还带出另一更棘手的现实问题:官不了解民心,民听不懂官话。官民两方在影片中似乎成了两个无法沟通的群体。李雪莲不听官员的解释,她更相信动物的话。因为听了家中那头牛的话,她决定不上访了,地方官员却坚持要她签保证书,此举反倒激怒了她。 与其说电影侧重强调“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的官方反腐基调,不如说是深刻地反映官员“保官位”的处事套路与民众“讨公道”的思维模式之间产生极大碰撞的现实写照。漫长的官民互动未能解决问题,最终靠涉事一人的意外身亡才意外地让问题终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就发生过官民互动无果,问题最终不了了之或升级为矛盾更激烈的群体性事件。 影片中提到的“大”、“小”视角差异或许能带来一些启发。民众身边的“大”事即便只是官员眼中的“小”事也必须应对处理,小事不处理又无法遮盖的话,迟早要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大事。 影片布下很多中国民众心领神会的笑点,包括官场潜规则、人事博弈、官员战战兢兢怕在首长面前出错、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等“官场现形记”,以及官员对上访者采用美男诱惑和各种围追堵截的手法。影片上映三天票房就破两亿人民币(约4200万新元),相信与剧情“接地气”有很大关联,冯小刚更凭此片一举夺下本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全剧最精彩、最反讽的笑点还在最后,李雪莲找好一棵树准备上吊,一个农民突然出现劝阻她。乍看以为是好心人救美,岂料农民只是希望李雪莲不要死在自己的果园,深怕事情传出去之后,游人都不敢到他的果园采摘。农民还让李雪莲帮个忙,想死就到他的竞争对手位于前方的果园去死,甚至面不改色地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功夫!” 天下最坏莫过于人性之坏。我想起了“互害社会”这个中国学者和舆论常用的词。那些个毒牛奶、毒蔬菜、毒跑道、地沟油、豆腐渣工程。种菜的不吃菜,食品加工的不吃加工后的食品,修桥建路盖建筑物的不理以后路是谁走,桥是谁过,房子学校是谁用。自己被害了,反过来又去害别人。不想有人死在自己的果园,反倒叫人跑到对手的果园去寻死。这种被害与害人的“互害”生态链条,有多少人能逃脱? 戏里官员的嘴脸都很可笑,但这些地方官员其实也只是社会某个阶层的人罢了。冯小刚说,“这个故事是生活中长出来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态度。” 或许,导演最后把偏窄的圆镜头给放宽了,他嘲讽的不仅是官场之畸形,更是人心之黑暗,毕竟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是由无数个不同阶层的个体所组成。在现实与荒诞的交错中,导演将荒诞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发挥到极致。最后,大家笑的是社会,笑的是人性,笑的是自己。笑声很大,笑声有些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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