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途先生: 您好!首先恭祝你的大作《在地下》问世。马老九十高龄,离而不休,笔耕不辍,奉献精神,令我崇敬。 马老,我们都应承认,人老了记忆差了,难怪你在记述《险入虎口》这节的史实上有些失误。我认识书中的人,如王仲雄、刘文范、姚三妹、王叔豪,他们也详知这件事情。作为读者,为了表达自己对历史和作者的尊重,特向你提出,恭请你能予以纠正。 首先从王仲雄说起,他家有姐妹四人,其父是按伯、仲、叔、季、英、雄、豪、杰的排行给他们起名的,王仲雄是老二故名王仲雄。她,1942-1944年之间,在陕西西安西北大学读书,同时参加了地下党,并与老共产党员刘文范结为伉俪。1944年,王仲雄只身回到四川温江。当时她的父亲王思忠任温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温江南门外张家花园就是王的官邸,王仲雄回到四川后就住在这里。王仲雄请求父亲安排她到学校当教员,王思忠并不知他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便欣然应允了,并指令部下万参谋作具体安排。王仲雄如愿以偿,还不满25岁就当上了温江女子中学校长。于是她就利用温江女中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开展学运工作。当时,马老你的妹妹马秀英和妹夫齐亮都是共产党员,也曾到温江女中,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群担任四川省主席,怀疑王思忠亲共,认为他管辖温江专区12个县钳制省会成都四周,是为心腹之患。于是派他的亲信冯均逸做温江地区专员。不仅撤消了王思忠的专员职务,还扣押了他的部下万参谋,接管了保安团和专署政务。至此,王仲雄的父亲丢了官,而王仲雄就失去了保护伞,温江女中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也处于危险的境地,急待转移到一个安全之地。 再说王仲雄的丈夫刘文范,那时刚到成都,就受到王思忠的训骂,不认这个女婿,拒之门外。王仲雄和刘文范二人在成都无房居住,无家可归,从安全上考虑,又不敢到百姓人家租房。二人在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投亲。他们从温江女中到温江小南街去拜望王仲雄的祖母和大伯父,求助大伯父的关照。王仲雄的大伯父是王思忠的亲兄,名叫王全安,聪颖勤学,过目能诵,清朝光绪年间就考入了四川政法学堂,后又赴京中举,钦受甘肃天水、武威县知县,后又继任四川罗江、梓潼、绵竹县知县。1926年,王全安因与四川大军阀田颂尧政见不合弃政归田。卸任后,他把成都后子门街39号一座旧宅买下,油漆装修,作为自己的公馆,侍奉老母,传教子女,过着闲适的生活。抗战时期,由于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成都,常闹空袭警报,时感惊恐不安,因此,王全安才扶老携幼,迁住温江小南街,成都市后子门公馆就留给正在成都读书的子女居住。 该公馆坐落在成都市后子门街39号,公馆呈“旦”字形,临后子门街一字排开,共五间铺面,中间是进出正门,左二间铺面是王龙茶庄,右二间铺面是一家杂货店,一间是肉案。该公馆分前后两院,后院后门是西二巷2号,也可以从这里进入。几个学生都住在后院,前院空着无人住。王仲雄拜望祖母和大伯父王全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她和刘文范的婚姻能得到认同。二是求助大伯父将后子门公馆的前院,让给他们居住。他们的目的都圆满的达到了,婚姻得到了祖母和大伯父的认可,更高兴的是大伯父同意他们住进了后子门39号。从此,王全安公馆的前院就成了他们的家,自然也成了成都市地下党联络活动之家。地下党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和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你们也经常住在这里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一直到解放前夕,长达四年之久。这些情况在你的《在地下》一书里已有记载。 马老先生:《在地下》是纪实文学作品,要有真实性。《险入虎口》你真实地记述了,1949年白色恐怖下,你在王仲雄亲妹妹王叔豪的掩护下,从王全安公馆安全脱险的一段战斗经历,但有的细节你却张冠李戴失实失真了。请问马老,“王仲雄住的小公馆是王专员公馆”吗?上面我非常详细地讲述了为什么王仲雄能住进后子门39号王全安公馆,这是王仲雄、刘文范求助大伯父王全安进行“统战”的结果。明明是王全安的公馆,怎么先生硬要扯到王专员的身上呢?我想也许是马先生记错了,先生在这里住了那么长的时间,应该是不会记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你的“险入虎口”垫笔。你书上说:“温江特务头子带着重庆来的特务来找王仲雄,发现这是王专员的公馆,而王专员是颇有势力的人物,且又是他的上级,他怀疑重庆特务是弄错了,共产党怎么敢藏在王专员公馆里?……不敢贸然闯进王专员的公馆……”这是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当时温江的专员是冯专员,名叫冯均逸(达州人),并不是王专员(王专员已早被撤职)。怎么还会存在王专员是温江特务的上级、有直接领导关系呢?走到档案馆去查阅一下不就明白了吗?
说实话,你和洪德铭、王仲雄等人的驻地,到底是王全安的还是王思忠的公馆?你打个电话问一下掩护你脱险的王叔豪同志不就明白了吗?她在湖北省武汉市政协工作,任政协常委(民盟成员),现已离休在家。近期我在武汉市探望儿子时,还有幸地拜访了她。她还热情地接待了我,又谈了解放前夕,在王全安公馆掩护你脱险的那段紧张的经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你的救命恩人在看了你大作后,写信给你,请你纠正在《险入虎口》记述中的失误失真之处,请你讲明后子门39号地下党成都市委联络站,应是王仲雄伯父王全安的公馆,而不是她父亲王思忠的公馆,你却漠然对待,置之不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禁使我再次回忆到当年成都白色恐怖时期斗争的残酷。当时国民党特务跟踪追捕齐亮(你的妹弟)一直追到后子门39号王全安的公馆,当天后子门街上已布满特务,刘文范已被监视控制,王仲雄躲在夹墙内从后门逃出虎口,特务没有立即将刘文范抓走,而是要守株待兔将其余地下党员一网打尽。特务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是因为姚三妹和王叔豪二人在关键时刻掩护你和洪德铭脱离了险境。说实话,如果没有姚三妹和王叔豪的英勇救险行动,正如马先生所说:“后果不堪设想!”。我常想,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懂得报恩的,洪德铭在武汉市担任大学党委书记时,曾亲自看望过王叔豪,再三感谢她在关键时刻救了他,而马先生呢,至今对王叔豪写给你的信都杳无回音!? 其实,这段六十年前的“老皇历”管你笔下写些啥呢?管你把后子门39号公馆写成王思忠的还是王全安的呢?问题是要尊重历史,尊重群众。你可曾想过,一个公馆的归属问题还直接伤害了王全安先生家的儿女们,他们解放初都是青年学生,有的入了党,有的入了团,50年代都先后读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在自己的履历表中,如实填写自己的家庭住址,社会关系等等,在你马先生的笔下,竟然将他们过去的家都炒到别人名下了,他们是不是将过去户口改过来,再把档案中的表册填一番,否则的话,组织上还认为他们都在撒谎呢!退一万步说,他们的家,王全安公馆总还是给中共成都市委地下党作过一点贡献,也算是一点支持革命的荣誉吧!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尊重历史,尊重群众,不要歪曲历史,不要伤害群众!一个知感恩的作家总是施爱于群众的,时时、事事、处处想到群众的哺育和赐与,谁能否认王全安公馆对你们地下活动给予的安全庇护,仅仅请你体念旧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当的方式纠正笔误,还历史真实面目,以正视听,该不算过分的吧!敬请马老先生三思。 恭祝 健康长寿! 崇州市知情人 高泉清 200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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