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马云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大发展，没有马云人们还在银行排长队，

有了马云，我们中国才有的今天互联网金融全世界领先！美国现在支付还在使用信用卡，被我们中国甩了几条街！马云说巴塞尔协议是老年俱乐部，没毛病！所谓的专家就会放嘴炮，他们意思就是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永远不要领先，领先是一种错误？！

或许银行业应该感谢盖茨和马云的“傲慢”，没有他们制造的危机意识和转型紧迫感，哪有银行今天的数字化改造成绩。

传统金融业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何马云还如此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批判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

当然也有批判的资本，即马云即将上市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蚂蚁金服。从蚂蚁的业绩和技术水平来看，的确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传统金融一大截。甚至可以说是冷热兵器时代的差距。

但拥有更多体制内资源的银行，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启动数字化时代的“第二增长曲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越来越不尽人意？

从我个人的初步研究来看，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主因无外乎三个：

第一，数字技术深化的第二阶段遇到了瓶颈。如果说银行数字化的第一阶段只是在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智能网点等渠道或前台发力并在争夺流量方面取得了成功（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是互联网金融而不是数字金融），但当前数字技术对风险管理、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负债管理等的深化应用遇到了瓶颈。尤其是在大数据和智能风控方面，除了几个个别银行，在某些方面不如专业的第三方。

第二，银行第二增长曲线困境的首要障碍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制度层面的。有银行从业经验的可能就同意，现在传统金融的问题，根本上不是技术问题（信息科技方面银行每年投入很多），而是监管、治理、管理、流程、组织结构等制度机制问题。比如，如果一笔贷款，在制度上做不到尽职免责和激励约束相容，那么再高的技术带来的便利也没有用处，除非技术能解决风险出现过程的客观计量问题。再比如，监管层对银行市场化经营的约束，地方政府作为股东的“内部人控制”，尤其是借款人地方国企与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之间权属纠缠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束缚信息科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理不顺，第二增长曲线就无从说起。

第三，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存在很大的历史包袱和财政包袱，并不能完全按照技术思维来进行数字化改造。现在很多银行，尤其是一些在上一轮周期背上不良包袱的中小银行，当前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解决历史问题上，哪还有心思和资源发展数字技术。另外最重要的是，银行作为一个大企业，很多管理人员和员工年纪已经很大，没有办法理解和适应数字化时代，这是银行数字深化，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资源约束与路径依赖问题。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已是老生常谈，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商业化，而是按照财政的思维干银行，那么转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首先是回归商业银行的商业本性，让更多的银行家、银行家精神涌现出来，让他们像优秀的企业家一样赢得社会尊重，改变越来越多的金融腐败蛀虫，在社会上给银行从业人员带来的负面印象。

其次，要运用技术手段推动敏捷性组织的建设，改变商业银行在制度层面一直难以解决的一些机制顽疾。比如风险处置的尽职免责问题，可以用大数据来形成客观风控流程，最大化降低人为主观审核，可以逐步解决银行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还有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对流程优化的改造，解决了过去单纯靠制度变革来推动的业务体制效率提升问题。前一阵我调研一家银行，这家规模比较小的银行通过数字技术和线上场景，将会计岗位前置到大堂营销主管，实现了“营销会计”的创新。

第三，将历史包袱剥离，分类形成“坏银行”和“好银行”，改变过去那种不好不坏、混沌经营，因不良和有毒资产的污染造成全行士气低落和文化变异的问题。把银行中的不良资产、有毒资产单独剥离形成特殊资产处理中心（坏银行），专人专业的清收、处置和重组等。另外的好银行轻装上阵，优化风险偏好和资本分配，继续集中精力谋创新、谋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启，需要更多的具有“危机管理”思维的银行家。

总而言之，马云虽然傲慢，但其实并不无知。无知的是时代已经变迁，却依旧锁定在过去的“认知陷阱”里。后疫情和数字化时代，新的一幕金融生态画卷已经徐徐展开。无论愿意与否，金融业必须接受更大的来自蚂蚁金服这样原生金融科技独角兽的挑战。与第一次傲慢一样，马云的第二次傲慢可能就是银行利用数字科技开启第二增长曲线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