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是历史老师，还是遗传学者

值得反复阅读学习！！

贵州为什么与云南差别较大。
明代初年，云贵二省的军籍移民(含家属)都有30万左右，来源也相似，但现代贵州人遗传上更偏江西湖南，而云南偏西又偏北.....
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
1、贵州土著民族和云南土著民族不同。
云南土著，属于藏缅语系的比例较高，例如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等，这些少数民族的血脉来源是新石器时代的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考古学文化人群（典型古西北北方基因）在青铜时代大量南下川滇，融入当地土著（南亚语）后逐渐形成现代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等川滇主流少数民族，而贵州土著属于苗瑶语系和壮侗语系（侗台、仡台）的占了大头，例如苗族、布依族(北壮)、侗族、瑶族，这些少数民族相比于川滇藏缅人而言异常上显著偏华南，而川滇少数民族相对偏北方，这些贵州土著历代与汉族通婚、汉化，互有渗透.....
2、明代中后期流民
明中后期云南贵州都有大量江西抚州等地流民，不过不清楚对二省的贡献各有几何，但从贵州民间祖籍江西的流传度远高于云南看，贵州这一时期江西移民的贡献率可能高于云南.....
3、清代改土归流后云贵再一次涌入大量湖南、广东、四川三地移民。
至道光初年，贵州客民已经达到三四十万人，由于客民青壮年占比更高，实际对人口的贡献接近10%。
云南改土归流以后的移民可能接近百万，来源与贵州相似，对人口的贡献接近20%，集中于昭通等东北部地区以及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南部地区，而昆明、曲靖这一时期的客民较少。
总体上造成云贵的人种、姓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前两点。
无论云南还是贵州，明代前期的外省移民对当代人口的贡献率都不足50%。

在四川的方言体系中，乐山话绝对是一个另类。
乐山虽然毗邻省会成都，但是乐山话却与成都话，以及川中、川东等其他地区的方言有着很大的差异。就算是四川人，有时候听乐山话都比较费力。

那么，乐山话为何成为了四川最难懂的方言呢？
历史和民俗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这是明清两代，湖广移民填四川的结果。
四川地区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中，人口构成发生剧变，导致整个四川地区语言面貌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当时的川东、川中等许多地方，遭受战乱的波及，人口锐减，随着外来移民的涌入，四川的古方言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四川人，听到湖北恩施一带的方言，感觉就像是在四川一样。
而由于今岷江地区，特别是核心的乐山一带，受战乱影响十分轻微，巴蜀土著居民存留较多，因而语言受“湖广填四川”带来的移民语言影响较少。

湖广话虽然在四川大部分人烟稀少的地区取代了老四川话，但是岷江流域人口稠密，地方性语言占有极大优势，因此湖广话没有能够取代当地方言，而只能与当地方言进行融合。

乐山方言由于其独特性，保留着完整的古音人声。此外，还有入声字的声母发音粗重，入声调较高等特点，这些都让乐山方言有别于四川其他地区的方言，显得很另类。也被一些人嘲笑为土话，但实际上，乐山话才是元朝以前，四川方言的真实代表。
如今，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就算是不同城市间的年轻人交流，也没有什么障碍了，但这些独特的语言现象，仍然值得我们了解和关注，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

元末至清初的移民运动使得南部地区方言面貌发生极大改变。南部县属于移民潮覆盖地区，由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移民主要聚居在东部平原地区，西部丘陵地带偶有涉及。东部底层“南路话”的纵向发展被表层“湖广话”截断。


根据元代至清代的移民资料和我们实地进行的方言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南部县以碑院话为代表的下五区方言主要是“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带来的“湖广话”，以伏虎、升钟、大坪为代表的上五区方言则不同程度保留着底层“南路话”的特征，如，伏虎话保留着古入声喉塞尾，升钟、大坪话保留古入声等。同时，上五区方言也逐渐受到湖广话的影响，体现出表层移民“湖广话”对底层“南路话”的覆盖和方言的渐变过程。

岷江片方言在四川分为南北两片，一片在川西南，一片在川北，而这两片是被成渝片和仁富片完全割裂开的，是完全独立的。请注意它们可是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哪里有两个独立地区的方言演变得大体一样的？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个现象只能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方言曾经是连成一片的，只是后来被其他方言（成渝）从地域上给割裂开了。

不是说西充人是原土著民吗

总的来说，现代四川汉族人口可以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种，是清代初年的湖南移民，这是现在四川重庆汉族人口中最庞大的一类人，来源地有永州府(永州)、宝庆府(邵阳，娄底)、衡州府(衡阳)、沅州府(怀化)等，其中以永州府宝庆府最多。
广泛分布在川北、川东、川西成都平原北部、川南泸州宜宾以及重庆全境。较聚集的重灾区是广安市全境。其次是蓬安、营山、遂宁、安岳、乐至、资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主要讲成渝片方言和岷江小片方言。这些地区典型特色姓氏主要是湖南土著姓氏，主要为唐、蒋、邓、肖、谭、彭、贺等，这其中以唐、蒋两姓最为典型，这两姓是永州北部4个县(零陵，祁阳，东安，双牌)最大的土著姓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2007年，唐姓在湖南永州就有约50万人，占当地人口的8.4％以上，蒋约有30万人占到5.46％的比例。这些湖南移民后代讲话的一个特点是hf不分，称呼爷爷为嗲嗲(diadia），现代湖南永州话郴州话听感上也很非常接近川渝话。。


第二种，是清初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川南内江自贡等地，来源地有嘉应州(梅州)，韶州府(韶关)，汀州府(龙岩)，赣州府(赣州)等，其中以嘉应州最多，主要讲仁富小片方言，说话带卷舌，称呼爷爷为阿公或家公(嘎公)，较聚集的地区有自贡、富顺、威远、内江、荣县、隆昌、荣昌等地区。这些地方的特色姓氏主要是闽粤赣交界处典型土著姓氏的曾，钟，赖，廖，黄，邱，叶，林等等，这些姓氏在广东梅州，福建龙岩频率极高，这其中以曾和钟最具代表性。曾是梅州第4大姓，比例占梅州人口的4.2％以上，有23万多人，在赣州也有40万人以上排名第6，而钟则是梅州第8大姓，比例3.3％约18万人，在赣州则有5.5％的比例约53万人(2017年数据)。


第三种，是元代、明代的江西、湖北的移民，贯穿了明代的各个时期，主要分布在川西的乐山、眉山一带，来源地有南昌府(南昌)，吉安府(吉安)，黄州府(黄冈)，武昌府(武汉，咸宁)等。其中以南昌府和吉安府最多。较聚集的地区有眉山、丹棱、乐山、井研、沐川、犍为、名山等地区。主要讲典型岷江片方言，该地区特色姓氏有刘、徐、朱、宋、余、熊、郑、万等等，这其中以余、熊、万三个姓最具代表性，这三姓在现代赣北、鄂东也是较常见的姓氏，是江西北部两千年以上历史土著姓氏，2012年，湖北余姓有1.2％的比例约74万人，是湖北第13大姓，江西余姓则有1.9％的比例59万人，排名第20，湖南余姓则比较少，熊是南昌第2大姓，江西第17大姓比例1.5％左右全省约66万人，湖北有68万人排名第17比例1.1％，同样熊姓在湖南也是偏少的，现代鄂东地区熊姓无疑来自大规模的江西移民。




第四种，是湖广填四川之前的唐宋土著，即传说中的老四川人。主要分布在川西的雅安、乐山的部分地区和川北的射洪、盐亭、剑阁（南部）、西充、南部（西部）、梓潼（东部）、江油（北部）、平武、青川、平昌、万源、宣汉等地。这些地区受明末张献忠、清军、吴三桂等势力影响非常小，且聚集区主要是大巴山和剑门山区，主要讲岷江片方言岛，这里面又以西充县方言为典型代表。这片地区典型姓氏与其它所有中国南方人都非常不一样，主要是赵、任、杜、马、魏、冯、庞、贾等，以及一些非常典型的唐宋甚至南北朝以前的古老的四川土著汉人姓氏蒲、母、敬、苟、雍、胥、税、谯、鲜、鲜于、蹇、庹、覃、冉、先、青、吉、昝、强、勾等等。另外罗、何、胡三个姓也是川渝地区人口比较多的姓，但这几个姓氏历史上在川渝和湖广，江西都有不少分布，因此来源无法具体追溯。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姓氏来判断祖籍来源只能推导出一定的可信度，但不完全，同一个姓氏在不同省域、民系中可能都有不少人口，仅仅是分布重心完全不同而已，例如曾、李、黄、钟四个姓是闽粤赣交界处客家人大姓，但是在湖南娄底、邵阳一带也很多。而邓是湖南南部土著大姓，但在广东粤语人口中也不少，因此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自身（仅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标记类型，才能完全明确自己的祖籍来源。。。


三百年前的四川人以唐宋土著汉人（老四川）和鄂赣移民两大民系为主，当时的四川人普遍说明代的官话（各地居民聚在一起为了交流方便说当朝通语，跟台湾人说民国官话是一个道理），各地的比例不匀，有些地方唐宋后裔幸存多一点（如嘉陵江流域、青衣江流域），有些地方则以鄂东移民为主。


现代的四川人，等于按照大概四六开的比例，把三百年前的全部四川人视为六成比重，在此基础上又额外汇入了四成的湘南、粤北、粤东北、闽西等为主的南方移民（也伴随有少量江西湖北陕西甘肃贵州移民，不过这些人数量非常非常小），因为随后这些湘民、客家人的大规模入川就发生在18世纪中旬前后。


各地比例同样不匀，比如岷江流域，尤其是河西地区的明代居民幸存比例很高，而嘉陵江流域河西的西充、射洪、盐亭、南部、剑阁等几个县则保留了更多明代乃至大量更早的唐宋时代的老四川居民。


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保留了明代口音，一部分地区则转变为清代新的南方通用官话（即西南官话，实际上西南官话作为清朝的南系官话通音，并不仅遍布整个西南，还通行于近代的不少福建江西很多州府县城）。




两大土著高频区：成都平原的岷江河西地区以明代民系为主；嘉陵江-涪江分水岭地区则保留不少唐宋民系。



从居民基因上，四川人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了。原本唐宋时期四川人很可能跟江淮类似的南北混合民系；再到明代的类江淮-吴语区的南方北部民系；再到现代的类湘北鄂南的典型南方民系。不过四川民俗民风给人感觉隐约和古代的西北地区有少量斩不断的联系，比如面食，脏话俚语等。


各地四川人并不是一个“籍贯上的统一体”。甚至四川各地的方言，饮食文化也有极大的差异（拿吃辣来说，有一个冷知识，盆地也并非人人爱吃辣的。川北少数地区甚至不比西安人能吃辣。）以极端案例来说，四川既有依然说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后裔，也有近乎没有和外省人通婚的山村唐宋后裔（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家族，在少数贫瘠偏僻的区县依然大量流传于今）。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内在联系四川人的纽带是清代民国依赖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逐渐趋同的文化。


从遗传学角度，元明清以来，四川人整体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尤其是华南人，以极端案例来说，现代四川人中，既有完全说梅州口音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人，也有近乎完全没有和历代外省移民通婚的山区唐宋土著（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宋代进士录中四川人这些姓氏出现非常高，这些姓氏在部分四川区县现代人中依然大量存在），这两种四川人之间完全没有血缘交流和文化语言交流，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甘肃陇南人，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广东客家人......

总的来说，现代四川汉族人口可以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第一种，是清代初年的湖南移民，这是现在四川重庆汉族人口中最庞大的一类人，来源地有永州府(永州)、宝庆府(邵阳，娄底)、衡州府(衡阳)、沅州府(怀化)等，其中以永州府宝庆府最多。
广泛分布在川北、川东、川西成都平原北部、川南泸州宜宾以及重庆全境。较聚集的重灾区是广安市全境。其次是蓬安、营山、遂宁、安岳、乐至、资阳市等地区，这些地方主要讲成渝片方言和岷江小片方言。这些地区典型特色姓氏主要是湖南土著姓氏，主要为唐、蒋、邓、肖、谭、彭、贺等，这其中以唐、蒋两姓最为典型，这两姓是永州北部4个县(零陵，祁阳，东安，双牌)最大的土著姓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2007年，唐姓在湖南永州就有约50万人，占当地人口的8.4％以上，蒋约有30万人占到5.46％的比例。这些湖南移民后代讲话的一个特点是hf不分，称呼爷爷为嗲嗲(diadia），现代湖南永州话郴州话听感上也很非常接近川渝话。。


第二种，是清初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这些人主要分布在川南内江自贡等地，来源地有嘉应州(梅州)，韶州府(韶关)，汀州府(龙岩)，赣州府(赣州)等，其中以嘉应州最多，主要讲仁富小片方言，说话带卷舌，称呼爷爷为阿公或家公(嘎公)，较聚集的地区有自贡、富顺、威远、内江、荣县、隆昌、荣昌等地区。这些地方的特色姓氏主要是闽粤赣交界处典型土著姓氏的曾，钟，赖，廖，黄，邱，叶，林等等，这些姓氏在广东梅州，福建龙岩频率极高，这其中以曾和钟最具代表性。曾是梅州第4大姓，比例占梅州人口的4.2％以上，有23万多人，在赣州也有40万人以上排名第6，而钟则是梅州第8大姓，比例3.3％约18万人，在赣州则有5.5％的比例约53万人(2017年数据)。


第三种，是元代、明代的江西、湖北的移民，贯穿了明代的各个时期，主要分布在川西的乐山、眉山一带，来源地有南昌府(南昌)，吉安府(吉安)，黄州府(黄冈)，武昌府(武汉，咸宁)等。其中以南昌府和吉安府最多。较聚集的地区有眉山、丹棱、乐山、井研、沐川、犍为、名山等地区。主要讲典型岷江片方言，该地区特色姓氏有刘、徐、朱、宋、余、熊、郑、万等等，这其中以余、熊、万三个姓最具代表性，这三姓在现代赣北、鄂东也是较常见的姓氏，是江西北部两千年以上历史土著姓氏，2012年，湖北余姓有1.2％的比例约74万人，是湖北第13大姓，江西余姓则有1.9％的比例59万人，排名第20，湖南余姓则比较少，熊是南昌第2大姓，江西第17大姓比例1.5％左右全省约66万人，湖北有68万人排名第17比例1.1％，同样熊姓在湖南也是偏少的，现代鄂东地区熊姓无疑来自大规模的江西移民。




第四种，是湖广填四川之前的唐宋土著，即传说中的老四川人。主要分布在川西的雅安、乐山的部分地区和川北的射洪、盐亭、剑阁（南部）、西充、南部（西部）、梓潼（东部）、江油（北部）、平武、青川、平昌、万源、宣汉等地。这些地区受明末张献忠、清军、吴三桂等势力影响非常小，且聚集区主要是大巴山和剑门山区，主要讲岷江片方言岛，这里面又以西充县方言为典型代表。这片地区典型姓氏与其它所有中国南方人都非常不一样，主要是赵、任、杜、马、魏、冯、庞、贾等，以及一些非常典型的唐宋甚至南北朝以前的古老的四川土著汉人姓氏蒲、母、敬、苟、雍、胥、税、谯、鲜、鲜于、蹇、庹、覃、冉、先、青、吉、昝、强、勾等等。另外罗、何、胡三个姓也是川渝地区人口比较多的姓，但这几个姓氏历史上在川渝和湖广，江西都有不少分布，因此来源无法具体追溯。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姓氏来判断祖籍来源只能推导出一定的可信度，但不完全，同一个姓氏在不同省域、民系中可能都有不少人口，仅仅是分布重心完全不同而已，例如曾、李、黄、钟四个姓是闽粤赣交界处客家人大姓，但是在湖南娄底、邵阳一带也很多。而邓是湖南南部土著大姓，但在广东粤语人口中也不少，因此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自身（仅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标记类型，才能完全明确自己的祖籍来源。。。


三百年前的四川人以唐宋土著汉人（老四川）和鄂赣移民两大民系为主，当时的四川人普遍说明代的官话（各地居民聚在一起为了交流方便说当朝通语，跟台湾人说民国官话是一个道理），各地的比例不匀，有些地方唐宋后裔幸存多一点（如嘉陵江流域、青衣江流域），有些地方则以鄂东移民为主。


现代的四川人，等于按照大概四六开的比例，把三百年前的全部四川人视为六成比重，在此基础上又额外汇入了四成的湘南、粤北、粤东北、闽西等为主的南方移民（也伴随有少量江西湖北陕西甘肃贵州移民，不过这些人数量非常非常小），因为随后这些湘民、客家人的大规模入川就发生在18世纪中旬前后。


各地比例同样不匀，比如岷江流域，尤其是河西地区的明代居民幸存比例很高，而嘉陵江流域河西的西充、射洪、盐亭、南部、剑阁等几个县则保留了更多明代乃至大量更早的唐宋时代的老四川居民。


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保留了明代口音，一部分地区则转变为清代新的南方通用官话（即西南官话，实际上西南官话作为清朝的南系官话通音，并不仅遍布整个西南，还通行于近代的不少福建江西很多州府县城）。




两大土著高频区：成都平原的岷江河西地区以明代民系为主；嘉陵江-涪江分水岭地区则保留不少唐宋民系。



从居民基因上，四川人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了。原本唐宋时期四川人很可能跟江淮类似的南北混合民系；再到明代的类江淮-吴语区的南方北部民系；再到现代的类湘北鄂南的典型南方民系。不过四川民俗民风给人感觉隐约和古代的西北地区有少量斩不断的联系，比如面食，脏话俚语等。


各地四川人并不是一个“籍贯上的统一体”。甚至四川各地的方言，饮食文化也有极大的差异（拿吃辣来说，有一个冷知识，盆地也并非人人爱吃辣的。川北少数地区甚至不比西安人能吃辣。）以极端案例来说，四川既有依然说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后裔，也有近乎没有和外省人通婚的山村唐宋后裔（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家族，在少数贫瘠偏僻的区县依然大量流传于今）。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内在联系四川人的纽带是清代民国依赖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逐渐趋同的文化。


从遗传学角度，元明清以来，四川人整体也越来越接近南方人尤其是华南人，以极端案例来说，现代四川人中，既有完全说梅州口音客家话的几乎100%纯正的客家人，也有近乎完全没有和历代外省移民通婚的山区唐宋土著（唐宋四川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税，苟，母，鲜等特有姓氏，宋代进士录中四川人这些姓氏出现非常高，这些姓氏在部分四川区县现代人中依然大量存在），这两种四川人之间完全没有血缘交流和文化语言交流，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甘肃陇南人，一个遗传上完全就是广东客家人......

清代填四川的湖南永州人主要来自永州北部。
清代填四川的永州府移民，85%来自原永州区域，15%来自原道州区域。
目前，川渝的永州府后裔1100万人左右
永州本地目前还有300多万人
加起来1200多万
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湖南永州区域在册只有6万人口，即使考虑漏记和后面的明代移民，起点也不过10万左右....
从1391年的10万人，繁衍到2020年的1200万人...
这个繁衍还是很夸张的。

明代江西人比现代江西人血统更北。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800多万人口，其中 :
中部吉安府占20%...
最南部的赣州府+南安府占6%...
现代江西有5000万人口。
结果原吉安府人口仅占9%，原赣州府占19.5%之巨了🤮🤮🤮.....
最可怕的是，原明代吉安府的吉安、宜春、萍乡、上饶许多县，今天都多出了10%-30%不等的哈嘎、闽西南移民🤮......
现代赣州人也不是明初的赣州人了，现代赣州人有1/4又来自明清广东福建哈嘎人北侵....🤮（广东更多）
江西宜春市各县明清涌入的哈卡人比例估算🤮🤮:
袁州区15%
万载县30%
铜鼓县50%
上高县5%
宜丰县5%
奉新县20%
靖安县15%
高安、樟树、丰城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宜春市目前全市有50万+的人口源于明清赣州哈卡人北渗，高安丰城应该也有一点，全市接近60万，哈卡占目前宜昌市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首先，江西省常染南北偏向上是必然比闽粤两个省都要北的，但赣州、吉安、萍乡、宜春、上饶明清时期涌入的闽粤移民后裔今天总人口550万以上，也就是江西目前约11%人口为明清闽粤迁入🤮🤮🤮.....

贵州为什么与云南差别较大。
明代初年，云贵二省的军籍移民(含家属)都有30万左右，来源也相似，但现代贵州人遗传上更偏江西湖南，而云南偏西又偏北.....
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
1、贵州土著民族和云南土著民族不同。
云南土著，属于藏缅语系的比例较高，例如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等，这些少数民族的血脉来源是新石器时代的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考古学文化人群（典型古西北北方基因）在青铜时代大量南下川滇，融入当地土著（南亚语）后逐渐形成现代白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等川滇主流少数民族，而贵州土著属于苗瑶语系和壮侗语系（侗台、仡台）的占了大头，例如苗族、布依族(北壮)、侗族、瑶族，这些少数民族相比于川滇藏缅人而言异常上显著偏华南，而川滇少数民族相对偏北方，这些贵州土著历代与汉族通婚、汉化，互有渗透.....
2、明代中后期流民
明中后期云南贵州都有大量江西抚州等地流民，不过不清楚对二省的贡献各有几何，但从贵州民间祖籍江西的流传度远高于云南看，贵州这一时期江西移民的贡献率可能高于云南.....
3、清代改土归流后云贵再一次涌入大量湖南、广东、四川三地移民。
至道光初年，贵州客民已经达到三四十万人，由于客民青壮年占比更高，实际对人口的贡献接近10%。
云南改土归流以后的移民可能接近百万，来源与贵州相似，对人口的贡献接近20%，集中于昭通等东北部地区以及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南部地区，而昆明、曲靖这一时期的客民较少。
总体上造成云贵的人种、姓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前两点。
无论云南还是贵州，明代前期的外省移民对当代人口的贡献率都不足50%。

以省份来论，重庆常染最接近的是江西北半部和四川。南北层次上，重庆和江西北半部（去掉吉安赣州后的剩余部分）以及四川汉平均水平非常接近。不过东西层次上，四川汉整体比重庆偏西，江西北部又比重庆偏东了。
另外，江西北半部也是一个很大的箩筐，萍乡实际上比吉安还南一些，宜春和吉安半斤八两，萍乡本地人和吉安是接近的，但萍乡有四分之一Hakka移民.....

现代四川简阳人口的清代移民的来源。
依据族谱。
湖南50万：长沙15万、宝庆19万、永州15万
广东96万：嘉应80万🤮、惠州16万
福建26万：汀州20万🤮、龙岩4万
江西16万：赣州5万、吉安7万、南昌4万
湖北199万：（麻城移民传说）--可信度不高全部是附会明代老移民，实际多为明代当地土著人口。
简阳目前的人口大致是湖南、哈嘎、明代土著三分天下，从姓氏看简阳的湘南系移民并不逊于哈嘎系，事实上并非如此，四川简阳清代的血统变化太可怕了，那些自称长沙府醴陵、浏阳籍的移民有很多实际是哈嘎人，自称吉安府、南昌府移民的可能也包括了部分哈嘎系的华南山区棚民🤮🤮，扣除虚假的麻城移民后，清代涌入简阳的移民中以华南哈嘎人最多，高达三分之二，其次才是湘南人....

为什么成都常染水平和乐山接近？
成都清代遭受的移民比例明显高于乐山，且以哈嘎人最多🤮，但现代成都人常染水平和乐山非常接近???
原因有二：
1、成都明代土著比乐山更北。
成都元代有军屯，里面很多北人，明代成都军籍移民占了人口一半以上，人口来自全国各地，整体也比乐山的湖北江西湖南移民要偏北。
2、成都清代移民有一定量北方人。
陕甘等北方人，虽然对成都大市的贡献只有几个百分点（可能不足5%），但对冲哈嘎湘南血统还是颇有成效的。

整个四川重庆常染血统最南的10个区县...
1、乐至县
2、隆昌县
3、荣昌区
4、中江县
5、金堂县
6、岳池县
7、资中县
8、大足区
9、东兴区
10、威远县
11、长宁县

四川各地市常染由南北偏向度排名
D类
1、内江
2、自贡
3、广安
4、资阳
5、宜宾
-------------------
C类
6、泸州
7、眉山
8、德阳
9、成都
10、遂宁
-----------------
B类
11、乐山
12、达州
13、南充
14、绵阳
--------------
A类
15、巴中
16、广元
绵阳部分县（例如盐亭）、南充部分县（南部阆中西充）可归入A类

清初各省迁川移民按照同乡的原则聚居，保持了原乡原土的方言，从而在移民迁入地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岛”，这从侧面说明了各省迁川移民的(府州县)原籍特点。

在资中铁佛镇，广东长乐(五华)人住得最多，他们的语言称为客家话，又叫广东话。资中的另一种方言叫湖广话，它是来自于湖南宝庆府的邵阳和湘潭一带的移民流传下来的方言，因而又叫“宝老倌话”，也叫“邵腔”、“苕儿腔”。[14]长乐话是南充县的第二大方言，南充县说长乐话的人约占9万，占全县人口的18%，长乐区移民来自湖南古靖州(今属贵州省天柱县)一带的汉族与侗族杂居地。[15]仪陇县的客家人多来自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翁源县一带，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方言。在乐至县，湘方言分成两派，北部良安区和南部少数乡村通行“老湖广话”即老湘语；乐至县中部部分乡村通行“靖州腔”，即新湘语，是三百年前湖南靖县、会同县(原湖南靖州府)迁川移民所流传下来的方言，此外，金顺乡“广东湾”曾通行客家方言。[16]简阳与金堂交界的“三星区”一些村落使用“宝老倌话”或称“老湖广话”，它是湖南迁川移民遗留下来的湘方言的一种，至于号称“天下客家第一镇”的洛带古镇一些地方说的是“土广东话”。[17]

隆昌县境内除代表性方言“四川官话” [18]以外，还有六种以上非官话方言，即广东梅县客家话、闽南长汀客家话和属湘方言的零陵(属永州府)话、麻阳(属沅州府)话、老湖广宝庆话、衡州话。“四川官话”是隆昌县城集镇共同的交际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约占全县人口的40%，客家话占35%，湘方言占25%，呈错杂分布状态。[19]隆昌县境内基本上保留了四川境内的几种主要方言，其“方言岛”之多为川省少见。


蓬安县境内的方言主要有“周口话”、“永州话”和“沅州话”。说周口话的人口约为45万，占全县人口72%。“永州话”为蓬安第二方言，操永州方言的为清初湖南永州府祁阳县和零陵县迁蓬安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5万，占全县人口的26.2%。操“沅州话”的主要是清初从湖南沅州府迁往蓬安县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万，占全县人口1.8%。[20]营山县除说四川官话外，还有两种方言即“茶盘话”俗称“永州腔”，人口约6.6万，占8.5%，操“永州腔”的人，祖籍多是湖南永州(零陵)一带。“安化话”，俗称“安化腔”，人口约0.4万，约占全县人口0.5%，说“安化话”的人祖籍多是湖南安化(属长沙府)一带。[21]

此外，威远亦有广东话、湖广话“方言岛”，内江亦存在湘方言的老湖广话、客家话，金堂县流行金堂话、老湖广话、广东话、福建话。

如上所述，资中的长乐话、邵阳腔，南充、乐至的靖州腔，隆昌的梅州话、长汀话、永州话、麻阳话、宝庆话、衡州话，蓬安的永州话、沅州话，营山的永州腔、安化腔等等方言，都是迁川移民同乡聚居而留传下来的原籍语言，移民们坚持“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信念，使原籍方言顽强的留传下来。

四川官话与众多的“方言岛”既强烈地体现了移民来源地特点及迁川的时间序列，又反映了“方言岛”移民在清初迁川后封闭聚居的事实。但是，大多数入川移民的语言已经融入四川官话之中，据李世平先生[22]、柯建中先生[23]、王笛先生[24]、蓝勇先生[25]、王炎先生[26]、曹树基先生[27]等人研究，清初有百万以上南方移民迁川，土著却只有五六十万，新迁移民的语言竟然没有改变明代以来即已通行的“四川官话”，这是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

目前四川的宋代土著遗存相对较多的市主要有：南充、巴中、广元、绵阳、遂宁(主要是射洪蓬溪)、达州、乐山等。 而被元明、清朝两次「填四川」移民替换较为彻底的市有德阳、内江、资阳、自贡、广安等。

其实可以推测战后的川南土著保留也不比川北少。宋末一系列抗元据点，包括钓鱼城，神臂城等大多位于川南。不过明清的两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绝大部分都是南方移民，路线上必须要从川南进入四川。因此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庞大的移民人口把川南的土著比例稀释了。而川北一些偏僻贫瘠的山区因为位于交通末端，所以鲜少湖广客家移民定居进入。

当然其实可以看到里面有偶然成分，假如明代那次恰好是类似客家或者湘南之类的北方边缘地区躲过了战乱而人口众多为患（历史上的正常情况下，其实四川人口应该是陕甘来源为主，湖北湘北皖南赣北等沿江同纬度迁移为辅，外加部分藏羌彝和云南贵州各族人口流入；明清的两次南方人为绝对主力的移民运动实在有很大的巧合成分在其中。。尤其是第二波决定性的移民，直接把成渝核心地带的盆地主流居民常染遗传拉到了湖南-福建的水平；不过盆地内部多样性很高，也有诸如江淮人的剑阁南这样的“偏北”的土著保留较多是区域），比如朝廷对北方大地组织一次“河州填华北”，或者是“榆林填华北”，“大同填华北”，那现代华北人的常染可能比起古代会有不小的改变。当然北方汉族内部的极限差异本身就不算很大，远不像“南方汉族”中的剑阁-客家的差异那么离谱，所以不管怎么填也不会有类似四川这种颠覆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