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蒙古铁骑进入神州大地,烽火烧到蓬州(今蓬安)一带。为救危卵于覆巢,公元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玠采取守点不守线的办法抵抗蒙古军。他深知燕山寨处于利州(今广元)、阆中、巴州南下的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遂将蓬州署以及蓬池县、朗池县、相如县署全部迁往燕山寨(燕山寨当时名为运山城)。余玠亲临运山城,指挥修建防御工事。运山又一次大兴工役,修建了州学、孔庙。至南宋淳祐七年(1247),建筑在百丈悬崖之上的环山城堡全部完成,十分壮观。
公元1250年,蒙古大军穿汉中,克阆中,进逼运山城。运山城军民利用四壁陡峭的地理优势固守,迫退蒙古军。
公元1253年,随着利州失守,川北各州宋军皆退守运山,在官兵顽强抵抗下,蒙古军始终未能攻克运山城,且屡屡被守军击溃。为表彰运山城抗蒙官兵,公元1256年,余玠命人在运山城东门刻碑,述军民同心抗敌之事迹,是为“宝祐纪功碑”。
据史料记载,余玠死后,他的继任者又增修了一大批山城。这些山城建筑在要冲之地,彼呼此应,构成了阻遏蒙古骑兵的有效防线。当时最大的山城有8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抗蒙“四川八柱”。这“八柱”是:金堂云顶城、蓬安运山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城、高坪青居城和剑阁苦竹城。
四川八柱”又名“蜀中八柱”南宋抗元历史遗迹。它们分别是”金堂云顶城(今成都市金堂县)、蓬安运山城(今南充市蓬安县)、苍溪大获城(今广元市苍溪县)、通江得汉城(今巴中市通江县)、奉节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合川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南充青居城(今南充市高坪区)、剑阁苦竹城(今广元市剑阁县)。”元人称此八城为“四川八柱”。余玠“议弃平土。” 筑垒城池,“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 宋绍定元年(1228),蒙古攻宋。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七月,窝阔台汗“遣达海绀卜征蜀”。以” 先取全蜀,蜀平 江南 可定 。”为战略指导方针,开始了对川蜀的征伐。
端平三年(1236)十月,蒙军攻破成都城,并占领蜀 中大部分州、县。随后全军撤出。
嘉熙四年(1240)和淳祐元年(1241)再度两破 成都。
在这种形势下,南宋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以“自许当手掣全蜀还本朝 。”的抱负,在形势十分危急的状况下赴任。
元代学者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记述:“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 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
南宋末期,蒙古军南下进攻四川,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隐土冉琎、冉璞兄弟俩“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徒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的建议,采取“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战略方针,发动群众依山筑城。
其中剑阁苦竹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南充青居城、合川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奉节白帝城最为有名,因此他们被称作“抗蒙八柱”,又称“川中八柱”。
在攻伐四川地区中,蒙军前后损失了(蒙哥汗、忽必烈汗)两大汗以及三个皇太子(拖雷、端阔、忙哥刺)。注:忽必烈之死和妻儿之死不无联系。这也是加速忽必烈死亡的因素之一。
在这场军力悬殊差异巨大的形势下,川蜀前后抵抗蒙军长达五十余年之久。
不得不说是采取了“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策略,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如臂使指,气势联络。 ”的山城防御体系起到的巨大影响。
这些山城遍布四川,相互呼应,充分利用了四川盆地特殊的红层方山地貌及其它地理优势,形成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山城防御体系,坚持抗元长达53年之久,极大的延长了南宋的寿命。这些山城也使得四川地区成为南宋坚持抵抗时间最长、被蒙古人最晚征服的地区。由于四川抗蒙山城久攻不克,四川地区难以平定,元军不得不改变其最初“取蜀灭宋”的战略,自咸淳七年(1271年)起改向荆襄地区进军,由汉水渡江以灭南宋。南宋四川抗蒙山城中以蒙古大汉蒙哥逝世之地——合川钓鱼城最为知名,钓鱼城与云顶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白帝城、青居城及苦竹隘并称为四川“八柱”,皆为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
1258年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七月进发,分兵三道入蜀,攻拔若竹隘(隆庆府)、鹅顶堡,连取长宁山城、大获城(阆州)、运山城(蓬州)、青居城(顺庆府)、大良城(渠州)及巴州等城。原在四川的都元帅纽璘,打败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对成都的进攻,乘胜攻取云顶山城;蒙哥入蜀后,他即留密里火者、刘黑马守成都,率军攻叙州,大败宋守军,突破马湖江防线,沿江而下趋重庆下游,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军。1259年初,蒙哥大军入合州。遣使至钓鱼城谕降,被守将王坚所杀。蒙哥大军进围钓鱼城,王坚率军民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个多月不克,损兵折将,七月,蒙哥病死,蒙古军撤围北还。
南宋能够在钓鱼城打死蒙哥,要算功劳的话,首功要给那时候已经去世多年的四川制置使余玠。虽然实际指挥作战的是王坚。在余玠从两淮战场的副帅,调到四川任主帅前,四川是南宋抗蒙三条战线(另两条是中原战场和两淮战场)中最弱的一个战场。蒙古人可以骑着他们的骏马,在成都平原上随意奔跑抄掠,整个天府之国,被搞成赤地千里。从蒙古人全面入侵四川开始,到余玠入主四川的16年里,或死或还,四川先后更换了12任主帅,依然对蒙古人毫无办法。
余玠去以后,广纳贤才,于是寻到了冉姓两兄弟。这两兄弟给余玠出了一个主意。当然了,冉氏兄弟给余玠出主意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整个四川的大方略,只是说,把合州城从山下搬到钓鱼山上去。
合州城在重庆的上游,也是三江合流之处。如果蒙古人从上游水路来进攻重庆,合州城是必经之处。也就是说,合州是重庆的门户(当时,四川首府设在重庆)。冉氏兄弟给余玠讲了把合州城搬到钓鱼山上的好处,让余玠相当动心。
我们都知道,古代城市防御有两道最重要的防御体系,就是城墙和护城河。敌人要攻破城市,首先需要越过这两道防御体系。而钓鱼山这两样防御体系是天然的。护城河就是几乎绕钓鱼山大半圈的三江,城墙就是钓鱼山周围直插河心的高耸陡峭的岩石。
于是,余玠开始对新的合州城,也就是钓鱼城进行打造。
余玠运气也非常好,这时候,蒙古遇到窝阔台去世,窝阔台遗孀脱列哥那监国。脱列哥那监国期间,没有精力打南宋,因为她必须交好所有宗王贵族们,让大家在今后召开的大会上选她儿子贵由为大汗。贵由当上大汗以后,也没有精力打南宋,他要亲自领兵去收拾不支持他的拔都。然后贵由又“壮志未酬”死了,他遗孀海迷失监国,也没有精力打南宋。总之,大家都没有精力打南宋,所以,余玠就利用这十多年的空档,对整个钓鱼城进行了打造。他依靠山体,在钓鱼山上修筑了两道围墙,相当于古代那种在城市外面修的“夹墙”。但是他这比夹墙厉害多了,不但高,不但坚固,而且有层次。
等余玠把钓鱼城修得差不多,甚至把钓鱼城的经验推广到全川各地的时候,蒙古的汗位之争也尘埃落定,蒙哥当了大汗,并开始着手准备攻打南宋。
蒙古铁骑毕竟是铁骑,蒙哥在进入四川以后,只用了三个月,就推进到钓鱼城之前。钓鱼城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钓鱼城破了,重庆也就完了。
但是蒙哥在钓鱼城下面,却连续呆了长达7个月。依然没有把这座城攻破。
蒙哥为什么攻不破呢?首先是这座城的防御工事可以称得上是古今中外最坚固的。试想,以三条天然的河作为护城河,以悬崖峭壁作为城墙,而且还是夹墙,而且还是高低错落的夹墙,休说蒙哥打了一辈子的仗没见过这样的防御工事,也许古今中外的名将,也很少见过这样的防御工事。
蒙哥在攻打了一段时间后,其实还是有成效的,曾一度成功突破了山上的第一道围墙,但是最终又被赶了出来。
后来蒙哥企图换一种策略,围而不攻。
围而不攻,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是所有城市防守最害怕的一件事,因为常常因为弹尽、粮绝、柴尽、水尽,最后不攻自破。
钓鱼城也没有援兵。因为蒙哥已经把通往钓鱼城的各条道都切断了。宋将吕文焕曾经提兵试图从下游往上驰援钓鱼城,但是最终被蒙哥赶了回去。
不过,钓鱼城却并不怕和蒙哥打消耗战。因为山上有大小两个天池,水取之不尽;钓鱼城里储备了十年的粮食,粮用之不尽;钓鱼城在山上,柴取之不尽;钓鱼城一整座山体都可以开发出来作为弹药,弹用之不尽。
反而是蒙哥的蒙古军耗不起了。生活在北方的蒙古人,最害怕的就是夏天,而合州重庆的夏天,那就是火炉。在这种情况下,瘟疫等各种疾病就流行起来。疾病一流行,军心就不稳,所以此消彼长,蒙古的势头便越来越衰。
其实在这时候,已经有人对蒙哥建议,暂时放弃钓鱼城,只留下一部分驻守就可以了。大军可以换一条道往重庆进攻。大家都知道蒙哥性格倔强,不敢向他说,便派蒙哥的异母兄弟末哥去给蒙哥说。
如果蒙哥采用了这个策略,就算钓鱼城拿不下来,他依然可以拿下重庆,甚至出川进湖北,再直杀临安。但是倔强的蒙哥不听大家的。不拿下钓鱼城,他绝不前进。于是,他便在攻下来的一个稍高一点的地方,筑了一座高塔,准备在高塔上指挥蒙古军发动一次最强烈的进攻。
钓鱼城的守将王坚在城中,虽然看不清楚那个高塔上是谁,但他可不想让那座高塔存在,于是就用抛石机轰击。没想到,事有凑巧,蒙哥刚好在上面,一石头下来,蒙哥被砸得半死。
蒙哥受重伤后,他才同意大家的建议,绕过钓鱼城,先打重庆。可惜伤得太重,不久他就去世了。
可以说,阴差阳错,不可一世的蒙古大汗,就这样被打死在钓鱼城下。
除了上面的元史记载的我们营山这一带曾经也是蒙古军入侵过的地方,所以当时的人们为了躲避蒙古军的铁骑,也只能往修筑有石头寨门的寨子去躲避了。
最近看太蓬山的历史,也无意发现有蒙古军队围剿太蓬的记载:元顺正德年间营山知县严杰在《太蓬纪行》中称“明玉珍据蜀,亲征纵火焚寺。”
元朝蒙哥军数次南下嘉陵江,侵入蓬州境内,所以我们这一带战乱很多。
再之后,从《营山县志》记载也看到:
明正德三年(1508)有鄢本恕和蓝廷瑞的义军在营山与官府打仗。
明崇祯七年(1634)3月12日,张献忠带兵来功过营山城。
明崇祯十五年(1642)冬天,姚天动、黄龙的农民起义军杀进营山境内。
清顺治元年(1644)和顺治二年,李自成部将马科和张献忠部先后帅兵杀进营山境内。顺治四年(1647)营山县城被姚、黄攻破,城恒颓塌,难以守御,士民弃城逃奔灵鹫,这段期间,营山县城被迫迁到灵鹫寨去。后张献忠在西充被杀后,姚、黄相继败走,最后才一直到1667年后才又迁回营山县城。
而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清判将吴三桂党羽彭时亨等又带兵来攻陷县城,劫持县令、典正最后将他们杀于渠县。
也就是在明朝至康熙年间这170多年历史里,我们营山又经历了很多次战乱。
从那时县志统计的人口数据,就可以想象当时由于长期的战乱是打死了多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