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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刚刚跳槽到公司推广部上班。上周三下午，她回办公室发现桌子上放着一盒喜糖，上面写着新人张英邀请她周六参加婚礼。杨晓想了半天没想起是谁，同事告诉她，张英是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因为觉得自己不认识对方，杨晓并未出席也没有随份子钱。没想到当晚就接到张英打来的电话，张英问她不来出席婚礼也不随份子钱是什么意思。张英表示，“本来我想如果给其他同事都送了，就她没有，觉得不礼貌，才会又专程发给她，没想到热脸贴冷屁股！” （重庆晚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把请柬下。”一声叹息，道出了人们对某些人情消费的无奈和反感。“份子钱”由最初的“帮助”，发展到现在的“红包炸弹”，由联络感情到“劫财”。然而，一边是随礼者叫苦不迭，一边却是收礼者“应收尽收”。比如，为了保证“人不到礼要到”，一些结婚者，居然给不能到场的同学或同事发去电子请柬及收礼的银行账号，令人哭笑不得。至于，同学结婚互送“份子钱”欠条，更是畸形人情消费现象的真实写照，不仅让婚俗和礼仪变了味道，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失范的“人情契约”，人们深陷于人情消费中不能自拔。
份子钱越随越多、红白喜事名目越来越多还源于人们的攀比心理。别人随1000元，自己随200元，面子上很过不去，既怕对方嫌少又怕别人看不起，于是打肿脸充胖子，无形中被人情绑架。利益是行为最大的驱动力。当人们意识到请客随礼可以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时，这种势头就会愈演愈烈。
于是，八百年不曾联系的同学突然加你微信，你满怀着一颗期待重逢的心点了“通过验证”，没想到第一句话就是“老同学，我要结婚了！”以前有句话叫“礼轻情义重”，现在却变成了“礼多人不怪，礼重不压身”，风气一日不改，“份子钱”的奴隶一日不得解脱。现在，各种名目的“人情消费”，大多打着商品交换的印记，无不在温情脉脉的薄纱下掩饰着一种金钱关系。
假如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在外地工作，工资是税后月收入4000元左右，扣去生活费用等支出，一个月结余大概有1500元。如果收到婚礼邀请，随的份子很多人钱一般在600元左右。若还要出席婚礼，那就还需至少700元的路费。而一趟下来，至少也要支出1300元。而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辛苦工作一个月，几乎存不下来钱。
有一位粉丝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十年前，我刚毕业时，同学间随礼，也就两三百元。如今，礼金至少翻了三倍，工资没涨，物价上涨，红包也水涨船高了。如今谁不收“份子钱”就感觉吃亏，谁不随“份子钱”就感觉理亏，恶性循环，形成死结。”
城市很贵，农村呢？去年新华社有一篇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在一些地方，“整酒”花样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以外，迁新居、考大学、过生日都是一些群众整酒的理由，甚至怀孕整“保胎酒”、出狱整“洗心革面酒”。有的人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重庆三峡库区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平均不过三四万元，有些人份子钱就要交两三万元。一些村里的低保户本来就收入低，靠国家发的救助钱过日子，现在却还要拿救助钱当份子钱。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新华社）
“人情来往知多少，请帖数不了。今日盛行应酬风，钞票不堪回首口袋中。亲朋友情应犹在，只是规模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这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形象生动地表露了当下老百姓在人情消费中的无奈心迹。无论是嫁娶、得子或老病，亲戚、朋友及同事不仅要送个红包表示一下，而且数额越送越大，悄然变成了一种沉重的“人情负担”。正如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红坪村农民杨爱东说，“在外打工三万三，回家吃酒荷包干”。
在美国，不兴中国式的“红包”，结婚通常不给现金，多数人会选择送陶瓷、床上用品等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尽管送结婚礼物不是必须的，但是大部分客人都选择至少送一点小礼物以示祝福。
据统计，平均而言，美国每对新人收礼200份，每份价值70到100美元。其中有些还是“团送”的，即几个人合起来送的。
有些情况下，一些新人也会收礼金。通常兄弟姐妹给三到五百。朋友、同事则基本按照“1年20元”潜规则，即相识1年的，给20元；2年的，给40元……通常到1百元封顶。若是从穿尿不湿开始一起长大的发小，最多给个2百美元。
破旧规需要勇气，深陷红包负担中的年轻人，抱怨不满，却又不假思索地随大流。想要躲开“红色炸弹”，就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敢于改变，年轻一代应带头倡导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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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乔(匿名发布)
发表于 2019-7-28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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