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他愤然辞官，面对成都难民奄奄待毙，他痛心不已…

焉萧善 · 发表于 2019-3-20 10:47

在成都春熙路与总府路北面，一条短短的小巷在周围林立的高楼掩映下，并不起眼。然而，这条名为慈惠堂街的小巷在90年前，却是成都乃至全国最大的民办官助慈善机构“慈惠堂”总部所在地，街巷也因此得名。而且，民国时期，这里还是成都培养扬琴人才的一个重要场所。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一位名叫尹昌龄的人。

归乡不得闲，接手成都慈善事业

尹昌龄，字仲锡，成都华阳人，出生于清朝同治年间。他学识出众，曾入翰林院，后在陕西为官，大力兴学、劝工、推行新政，可见绝非寻常腐儒。民国初年，他曾任四川军政府政务厅长等职，后因袁世凯窃国称帝，愤然辞官。此后他闲居于成都，因其德高望重，被成都市民尊为“五老七贤”之一（注：“五老七贤”，是民国初年，成都人对十多位在清朝有功名的缙绅、文化领袖的尊称，实际上人数并不固定）。

一天，时任成都市政督办的陈鸿文突然登门拜访，但他一开口就让尹昌龄犯了难——他想请尹昌龄出任成都慈惠堂的总理一职。

说到慈惠堂，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中国的慈善事业其实起步很早，历代王朝都会在大城市中专门成立一些机构，用于赈济灾民、收养孤儿和残疾以及寡妇和老者。但在低效、腐败的官僚手中，这些机构往往会沦为摆设，甚至成为压榨弱势群体的工具；如果遇上战乱，所谓的慈善也就根本无人关心了。

成都慈惠堂创办于清朝雍正年间，官府划拨了300亩田地，每年也有一些固定经费，可养活鳏（guān，指无妻或丧妻的男人）寡孤独残疾者三四百人。民国初年，天下大乱，各路军阀在成都展开巷战，繁华锦城沦为战场，无数人因战乱而残废或失去亲人；而此时本该发挥作用的慈惠堂，救济经费却往往被挪作他用，眼看就要办不下去了。

陈鸿文新任市政督办，对此事责无旁贷，却难为无米之炊。他听说尹昌龄一向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便厚着脸皮上门求助，希望他能够接手此事。

尹昌龄一开始却犹豫不决：这事说起来是有大功于民，依着自己的人脉和名望，找些军阀、富人“化缘”，一时间也能够把慈惠堂撑起来；但办慈善一要以身作则，二要持之以恒，三还要有固定的财源，这些都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尹昌龄认为自己已经年过五旬，精力有限，自家也不是什么豪商巨富，便婉言拒绝了。

哪知这陈鸿文一根筋地缠上了尹昌龄，一次说不通就两次，两次说不通就三次，几乎天天上门。尹昌龄实在推脱不过，几经深思，终于答应了此事。

仁心非空谈，办实业补财源

1922年，尹昌龄正式上任慈惠堂总理。然而他一踏进慈惠堂的门，眼前的景象就让他痛心不已。此时堂中收留有孤寡老弱残疾300多人，个个面黄如蜡，身体浮肿，奄奄待毙。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些人每天只吃得上两顿见不着米粒的稀粥，只是吊着一口气不致饿死而已。

所谓“仁者爱人”，尹昌龄的仁心在此刻被激发起来。他大幅削减行政开支，把钱大部分用在增加饮食上面；自己每天尽职尽责到堂办公，却一分钱工资都不要，中午自掏腰包买根粑红苕填肚子。然而经费本就少得可怜，只节流而不开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当时成都有一家火柴厂，系清末官府开办。但在民国的战乱之中，火柴厂无人经营，终致停产，竟沦为驻兵之地。造火柴工艺、原料简单，也不是重体力活，正适合老弱残疾之人。尹昌龄听说之后，便向盘踞成都的大军阀杨森讨来了这座厂房，并用自己的私人关系从银行贷了一笔款，终于让火柴厂恢复运转。

一座火柴厂，点燃了慈惠堂慈善事业的星星之火。

尹昌龄将该厂更名为“培根火柴厂”，这个“培根”可不是现在我们吃的一种食品，按笔者理解，应该而是指培固慈善的根本，也就是资金来源——没钱，慈善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后来慈惠堂名下增设的机构，也多以“培根”命名，如培根小学、培根工厂等。

培根火柴厂大门两侧，曾有尹昌龄先生亲撰的一副对联：

慈善事业在良心，假公济私，绝非人类

生产艺能求进步，殖材振乏，恃此资源

以联语申述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既以自明，更以警世。曾有军阀将领提出注资火柴厂，尹昌龄都坚决回绝，因为他们不过是想借此分红牟利，与慈善观念相悖，可见这对联绝不是故作姿态。

他还通过火柴商标，宣扬慈善理念。厂里生产两种火柴，一种是销往农村，以儿童手捧饭碗作为商标图案，称为“娃娃牌”；另一种多在城市中销售，以一把张开的折扇作商标图案，称为“扇牌”，以“扇”喻“善”。扇面上还有尹先生拟的四言六句：“厂中余利，专血孤穷，敢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以期得到社会的理解、监督和支持。

厂中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亦本慈善之旨，对待工人体谅照顾多于要求与约束，尤其对待女工更是如此。对她们既不规定入厂年龄，也不问其体力的强弱；既不规定上下工时间，更不限制其进出厂的自由。厂中免费供应开水与炉火，以便她们安排生活，因此扶老携幼、全家入厂者甚多。另外对那些不便离家或居住较远的允许领取原材料，回家自作。厂里还在附近修建民房，低价租与职工居住。录用职员也不排斥那些年老体弱的，使他们能有谋生的机会。

尹先生以身作则，在主持慈惠堂20年中，从未领取过报酬；厂中职员，工薪虽薄，但都能自爱自律，奉公守法，使厂中生产不断增加。培根厂最终成为全川首屈一指的火柴厂，其产品在抗日战争时甚至还能占领沦陷区的市场。

培根火柴厂的成功，让尹昌龄坚定了“靠救济不如靠自救”的信心，他先后办起了三四十个作坊和工厂，如成衣铺、鞋帽铺、裱褙铺、印刷铺等；还在东门外的凤凰山，用废旧军营的材料，建起商业一条街。靠着充足的财力，慈惠堂逐渐接管了普济堂（相当于敬老院）、育婴堂、孤儿院等官办慈善机构；日常可收留救济的民众，也从300人增加到近4000人。慈惠堂因此也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