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蒲安臣担任晚清首位外交使臣的原因
1867年，总理衙门因《天津条约》修约期近，急欲遣使出洋通融，却苦于无适合之人。恰逢此时蒲安臣卸职准备回国，当他得知清政府的苦恼后，便毛遂自荐愿为清政府“排难解纷”。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蒲安臣就表示“嗣后遇有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恭亲王奕䜣听到这番话大为喜悦，便积极向皇上请派蒲安臣为代表中国政府出使大臣的奏折，其奏曰：“蒲安臣……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意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废虚妄。……臣等共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很快，皇帝奏准钦派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颁给钦差关防，前往有约各国。
蒲安臣由前美国公使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而这个中国使团正是由英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法籍海关支援德善、总署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里布郎中孙家谷组成的“蒲安臣使团”，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下面我们就详细的谈一谈蒲安臣出访欧美各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
首先，蒲安臣出访的是他最有把握的，他的老家——美国。蒲安臣使团到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美国的前总统约翰森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他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7月28号，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中增条约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蒲安臣使团出访美国的最大收获，也是整个出访欧美国家过程中最大最重要的收获。
《蒲安臣条约》的主要内容大概为承认中国是平等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往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知便，不得阻禁，为两国人民相互往来，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
《蒲安臣条约》对“排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抑制作用，有效的阻止了西部各州制定的“排华法”，清朝政府也以此为据，对美“排华”采取抗争的态度。同时也使得在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劳动力大量出国、华侨开始在国外形成的大背景下，华侨的保护问题被正式提上清政府议事日程。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到达英国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正在蒲安臣使团访英期间，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获胜，葛莱斯东任首相，克赖兰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克赖兰敦登勋爵于12约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由已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威胁之时，仍必须使用武力。这项声明虽然含有“保留”的成分，但却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克赖兰敦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找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运动发生之时。
随后，蒲安臣带领使团又去了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但取得的成效并不容乐观，各国只是简单发表了的声明，并无实质性的内容。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当时俄国与英国在亚洲争霸，与后起的美国关系相对友好。但是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予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蒲安臣在担任晚清外交使臣的将近3年的时间里，为清政府所做之事，益处确实颇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政府的利益。那么这样一个美国人，在当时西方列强疯狂的在中国抢占特权的背景下，是出于怎么样的一种原因来担任中国的外交使臣的呢？
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相对于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而言，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清政府的好感，对蒲安臣也具有特别的信任。蒲安臣还曾协助中国，对付英国人李泰国。[ 马士：《中国对外关系史》]而他的这种做法让我感到很困惑，他在担任驻华公使的职位上，有如此举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的理想主义，想要帮助中国？还是基于一个美国人，为了国家利益在中国的实现及扩展而做的前期准备呢？我对于这一问题做了分析。
上述提到的蒲安臣在任职驻华公使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当然这也就为他担任晚清的外交使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在他卸职准备回国时又为何自荐愿担任中国使臣，为中国“排难解纷”呢？原来，蒲安臣之所以如此主动地毛遂自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得到了国务卿西华德的指示。1865年12月，蒲安臣回华盛顿述职时，西华德要他提议清政府遣使赴美。西氏曰：“本国政府甚愿接待一个与你职位相当的外交代表，……因为中国人民侨居美国、特别是侨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非常众多，他们尤其有遣使来此的必要。”[ 美国外交档案 1866年第一卷 ]由此看来，蒲安臣担任晚清外交使臣就绝非偶然了，恰恰是应了美国对清政府遣使的希望和要求。从蒲安臣使团出访的路线即可得知，他首先出访美国，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此。
再从《蒲安臣条约》来看，虽然无论从签订还是到内容都显示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和平和对等，但必须指出，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可否认中国从《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中受益，但是与美国获取的利益相比，就是微乎其微了。中美双方冲条约中能够享受的权益时完全不平等也不对等的。由于中美是两个经济实力、制度文明相差悬殊的国家，条约所赋予对方的巨大权益与便利，美国可以在中国享受，但中国很难去美国享受。可以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为美国从中国输入廉价劳动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美国资本家招募雇佣华工提供了有效地法律依据。事实上，当蒲安臣与美签订《蒲安臣条约》这一消息传到大清时，总理衙门对蒲安臣在外面越权签约，十分恼火；但一看条约内容，也还行，就没有否认。尤其赞赏里面的“互不干涉内政”一条。国家越是自尊心敏感，心态越是脆弱，便越是喜欢强调互不干涉内政，从而也就忽视了利益问题。
当时正处在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下的中国，几乎没有人了解外国，了解西方，更不要提了解世界。可是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他当然是相当的了清楚，签订《蒲安臣条约》之时，他就应该认识到美国可从中获取的巨大利益。他在“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重任大臣”这一庇护下，即使得本国既得利益的实现，又让当时的清政府得到满意，可谓两全其美。纵观蒲安臣使团出访的整个过程，除此之外，再未获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只是各国都卖给美国一个面子，在一段相当的时间内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缓和了下来。
但从另一角度分析，蒲安臣无论在任职美国驻华公使，或担任晚清外交使臣，都为中国做过很多益事。例如，美国商船“幸运号”1863年到达中国沿岸，岸上的人哄抢了这艘船。船主纳尔逊要向清政府索赔经济损失，蒲安臣拒绝为此事向清政府交涉。因为纳尔逊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也不符合中美《天津条约》第13条之规定：“倘商船有在中国所辖内被盗抢劫者，……万一正盗不能缉获，或起赃不全，不得令中国赔付货款。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清政府的利益。
蒲安臣之所以担任晚清外交使臣的原因大体来说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来讲，《天津条约》修约期近，清政府急需遣使出洋，笼络各国为蒲安臣担任晚清使臣提供了一个契机，而正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美国，出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也希望中国遣使出访本国，这也就为蒲安臣担任晚清使臣奠定了思想土壤。从主观上来说，一方面是蒲安臣毕竟是一个美国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担任晚清的外交使臣，也就便利了中美双方的外交往来，使得美国的利益得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蒲安臣个人成长环境，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和影响，多少会带有解救人民摆脱苦难和普度众生的思想，他同情中国受压迫的苦难人民，所以甘愿担任晚清的外交使臣。如此一来，他即为美国取得在中国的权利，也实现了个人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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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4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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