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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成武县孙寺镇李庄村王占华夫妇（化名）因为生育三胎后没能及时上缴社会抚养费，被法院冻结了银行存款及财付通余额共计22957元，其中包括微信零钱131元。王占华的一位亲戚告诉记者，王占华事先并不知道法院要冻结他的存款。李庄村一位村干部则向记者表示，目前，王占华夫妇已经外出打工，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南都）
而另一方面，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对符合条件并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奖励的建议”，近日卫健委回复称：“能否直接给予二孩家庭奖励，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测算和政策论证。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完善税收、就业、社保、住房等相关政策，探索构建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统筹使用生育保险和其他保险基金，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一边在讨论生二胎要不要奖励，一边生三胎的还照样罚。奖与罚的奇幻组合下，一方面2018年的低出生率敲响警钟，国内关于鼓励生育的讨论再次达到高潮。另一方面，针对超生子女的“罚款”虽然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已逐步放开，由于这项政策并未叫停，在一些地方依然收取。更残酷的是，那些交不起抚养费的人怎么办？因此而起的悲剧，时有发生。羊城晚报2013年就有报道，有四川少女因为家里交不起社会抚养费，一直无法正常落户籍，因此无法参加中考，选择了喝农药自杀。自杀未果后才落户。
那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原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而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后为了“入世”，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从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那么，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按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即便征收是合理的，那么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远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会负担，政府则需分出资源养活这些人。但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多生了孩子，家庭负担重了，按理政府应当补偿这些多子女家庭才是，但他们等来的却是被征社会抚养费。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质是“劫贫济富”，客观上使大量超生家庭成了贫困家庭。实际上劫了贫，却未必济了富，因为征收到手的社会抚养费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一边是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生育二胎，我国生育政策正由倡导少生向鼓励多生转型，一边却是一些地方抓紧追缴尚未征收到手的社会抚养费，一些地方政府还决定狠罚三胎。现在看来，官方的信号有些混乱，令人不解。既然都在献计献策如何鼓励生育了，为何又要挖空心思向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
在新人口形势下，我们需要认识到，就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后，会有多少人愿意多生。韩国搞计划生育走在我们前面，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没有中国那么激烈。他们只提倡生一个。96年预见到国家会遇上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麻烦，韩国废除了控制生育的政策。但让韩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废除了计划生育，新一代国民根本不管国家需要，也忘了传宗接代的义务，还是不愿多生。为了挽救这一危局，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国民多生多养的政策。其中有一招就是，每年有一天全国专门熄灯，让人回家“造人”鼓励生育。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部分地方政府完全不顾当下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一如既往的狠罚三胎。短期利益实现了，但从长远上来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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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4 08:58
发表于 2019-2-14 1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