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发：《堰平村志》（编撰 周开良）

崃岭鹤影

川主庙至同仁桥的石板路。

崃岭鹤影

青龙岗至三元桥的泥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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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想象不到吧？此段泥石路即纸坊沟桃源桥碑载的：可“上通西藏，下达北京”之古道的一段。不仅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视察火井走过，1935年蒋介石视察火井“督剿红军”也走过！       其中“下达北京”的“北京”指古都长安，即今西安，因长安城方位在邛崃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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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主庙至同仁桥的石板路。

崃岭鹤影

青龙岗至三元桥泥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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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子沟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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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岩子茶马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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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榨风光，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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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篇
       导言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堰平村的先辈也是一样。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所继承、所发扬，他们创造的历史，成为我们借鉴的楷模。
       但与此同时，也不乏丑类，他们是一些利欲熏心、视权如命的小人，为了谋取私利，沽名钓誉、无耻钻营、吹拍奉迎、口蜜腹剑、荼毒人民，给堰平村历史沾上汚点。
       光辉人物
       古往今来，华夏炎黄子孙无不对自己的家乡怀着执着的爱，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堰平村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在村的古碑和各大家族的金丹簿——族谱上，页页记载着先辈们的不朽功绩，篇篇凝聚着先辈的智慧精髓，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先辈们用勤劳、勇敢、智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凯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如杨氏先祖杨僖，在公元前208年受汉高祖刘帮授封为“赤泉侯”，专管四川天全（泉）兵权至二十四代（公元前86年）；高氏入川始祖高君赞受明神宗派遣入川，因平叛贼寇有功，被皇帝封为“远东将军”。
       又如清朝末年有四位大善士，为了民众出行方便而建桥修路不惜万金，积德行善为人所称道。
       他们分别是李洪楷、徐志新、彭宗珊、付茂全。
       李洪楷：字兰亭，下坝乡乾岩子人，生于嘉庆癸未年（1803）12月22日辰时，故于光绪丁未二十二年（1897），终年94岁。
       道光辛卯至壬辰年间（1831-1832）捐木头修建川南第一大桥，继又捐资修建堰平村的双福桥、青石桥等；光绪七年（1882）独资修燕子村马河坝洪福桥；光绪八年（1883）修石板路由乾岩子至堰平村任河下，全长2公里。
       徐志新：字发斋、下坝乡花秋园人，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故于光绪三十年（1904），终年71岁。光绪十九年（1893）捐修青石桥，光绪二十一年独资修建由花秋园至任河下的石板路，，全长2.5公里。
       彭宗珊：下坝乡彭沟人，生于道光二年（1822），故于民国二年（1913），终年91岁。
       道光二十五年（1845）领铺彭沟至川主庙的石板路；咸丰年间，独资修建川主庙至堰平村6组林嘴上的石板路。捐资并领建观音台的石平桥、马岩村的元封桥；光绪十五年与彭正乾、赵维垣、李兰亭、李洪勋，共同捐资重修五童庙的多福桥，建成后改名为五福桥。
       付茂全：油榨马岩村人，清末因经商，宅业火井老街。民国5年（1917）独资修建油榨街至任河下的平石桥—清河桥。该桥因清末时，曾将油榨场改为清河场，故名。
       该桥高两米，宽一米，长五十米，汛期洪水可漫桥而过，位置在现今大治桥下50米处，毁于民国七年（1918）6月初的一次洪水。
       以上四人都不是我村人，却修桥铺路不惜万金，对我村的交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当初改造修筑的桥路，最早可追述到道光辛卯年（1831），虽然有的桥已经重修，有的无力复建，但堰平村内的三条古道尚存，并且古为今用而四通八达，为新村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

       油榨乡为革命老区，仅在堰平村内，就出现过如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张辉清：原南宝乡桅杆村六组人，1930年生，1948年参加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崃山支队，任通讯员。1949年9月，在大邑县烂泥沟剿匪时给部队送情报，途中被土匪围困，于是将写有情报的纸条吞入肚中，凶残的匪徒将他捉住严刑拷打，但未说出情报，敌人又将他活埋至颈部，仍然坚贞不屈，直到惨遭杀害，英勇就义时年仅19岁。
       张辉清幼年丧亲，惟有一弟张辉良，1962年落业在堰平村二组，改名詹乃良。1982年，张辉清被邛崃县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并将烈士籍贯落实于其弟詹乃良处。
       雷绍忠：原邛崃县安顺乡大同庵人，1948年参加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曾任支队长，解放后，进革命大学，公社化时任安顺公社社长。1969年与堰平村七组张良珍结婚，户籍落实于堰平村七组，于1978年病故。
       陈国品：堰平村五组人，1914年（民国三年）生。1935年参加红军住河口时组织的游击队，任通讯员，营长韩正兴。过木梯达芦山县大川乡时，在马桑坝战斗中负伤，当经过太宁县穿越雪山草地后，因病离队回家。
       方瑞华：山东人，解放军连长。
       另一个山东籍的战土，未留下姓名：
       1949年12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十六师106、108、162团到达堰平村，连长方瑞华和一名战士（都是山东人）黄昏时分在今六组的林嘴上歼击顽匪时负伤，抬往王家湾营部找医生治疗，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位烈士并排安葬在王家湾王治国的房后，墓坐东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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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二龙山下、小溪河边赵家坝的徐志新（徐发斋）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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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忘却的历史
       1958年冬，在上级的指挥下，我村唯心地想达到粮食高产，采取不符合科学的方法生产即：田园高厢深沟化、土壤火熏化、耕作深耕化、种植密植化。
       据乡志记载：“田园高厢：规格是大田五尺开厢，挖沟的规格是宽一尺，深三尺，深耕一般深度为一尺五寸（50公分）。”
       密植：水稻插秧规定行距3寸，窝距3寸。或者距3寸，窝距5寸。玉米种植要求定向摆籽，一律窝窝朝天，嘴嘴朝边。
       熏土：凡种小春的土地，要求用柴草烟熏土块，借以增加肥力。
       我村全村集中劳动力，在一、二、六组的田中垒砌土块，用柴草烟熏，还刮“共产风”，将六组林嘴上樊国治等几家人的房屋拆毁，用房料当柴火来烧熏土巴，并把老墙土当作肥料使用。
       1959年初夏，为了 “创高产、放卫星”，将六组林嘴上（即今六组黄树章的大路田）三亩多快抽穗的秧窝移植到一块面积一亩的田中，连丢鸡蛋在上面都落不下地。并在田边插木牌，上写：“某某队长万斤试验田”，到秋后颗粒无收，整个田全是稻草。
       同年，全村在六组林嘴上、二组尖峰顶北面漕头上等，多处采用“高厢伏草粪盖土摆放玉米种子”，称为“聚土垄作”的玉米地，秋收时全是空杆。

       1959年8月，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极度困难的时候，全大队各组“公共食堂”相继断炊，以野草为食，消瘦病人与日俱增，饿死者不计其数。
       这时竟然有一些干部将装在“任仓房”的国家征购公粮开仓，指给温江地区区县检查团看，说：“这是我们公共食堂的粮食。”
       其它各队也迎合检查团，采用在囤子内装玉米壳壳，再在上面撒上几撮箕谷子，表示“公共食堂”还有几大囤谷子（一个囤子可装黄谷数百至千斤）。事后，公社干部闵永全讲了真话，1959年9月“反右倾”时，闵永全被定为右倾分子，下派到天池山艰苦山区。

       1960年，六组高家营的干部，合伙将装在社员高玉天家的小麦盗窃后，嫁祸于高玉天，并将高捆绑后吊在“公共食堂”处高彩清家的挑方上，在场的群众高彩清、李文珍看不下去，便大声吼道：“你们私设公堂陷害良民，我要去告你们！”那些干部见势不妙，便给高玉天松了绑。
       数年后，高玉天之子高启荣，同李兴文到芦山县太平场去购买二季豆种时，住到一户人家，房主得知他们是高家营的人时便问：“听说你们那里有一个人把社上的麦子偷了，干部把他整安逸了，到底是哪个啊？”
       李兴文指着高启荣说：“就是他的父亲嘛。”
       房主说：“是你们那里的干部高某某，把50个麦子糢糢背上山来，喊我帮他卖，我卖掉了一个，付钱给高某某时，是照价赔偿的。”
       当地群众得知真像后，编了一句顺口溜：“豌豆子，圆又圆，干部偷了怪（冤枉）社员。”

       1960年是低标准时期，堰平村每人每天只有二三两口粮，全乡无粮，各大队的“公共食堂”相继断炊。消瘦病、浮肿病急剧增长，公社在县里指导下，在我村一组彭家大院设立病院，称为疗养院。粮食由入院人所在生产队集一点，县上拨一点救济粮，但是担任该院司务长的李某某，竟然克扣病人的救命粮为己有。
       公社社长闵永福得知后，火速赶往病院，当众将李藏在床下克扣的大米、清油搜出，当即撤换了李的司务长职务。

       起于1958年“大跃进”时的瞎指挥，其后果是严重的，比如农田深耕、熏土，破坏了土壤结构，导致农业减产，过度密植导致颗粒无收。大办公共食堂，破坏了森林植被。又因为刮“共产风”拆民房、打土墙改田增肥，造成群众住居困难。更因为农业生产计划制定高指标，之后的“浮夸风”又夸张出“高产量”，导致国家高征购，征收“过头粮”，造成农村口粮困难，人口大大减少。
       据《邛崃县志》载：“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6年下降25.4%，但征购却增加47%。”公共食堂缺粮少菜，群众生活无济，发生不正常死亡现家频繁，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1959到1961年，全县死亡人口8万余人。”（见《邛崃县志》）         而我村同期原有一千三百余人，幸存者只七百余人，大大削弱了我村的主要劳动力，幸存者饱经国策偏离实际之后，都盼望过上吃饱穿暖的安宁日子。
      （参看下一篇，附录：火井高义奎作《揪心的一幕》）

       扭转乾坤
       邛崃县志载：“1962年12月10日，县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精神，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共产风’、‘浮夸风’的危害。会后全县陆续开展农村经济的调整、恢复工作。调整的内容是纠正‘共产风’的错误，退赔平调的财物，调整社队生产规模，确立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二奖’和粮食征购‘三定’政策。”
       随即，县派工作组在我公社落实政策，纠正了“浮夸风”、“共产风”及“一平二调”的错误。以生产小组为基础，并划拨自留地—人一分五厘，归农户长期使用。并鼓励社员大搞“见缝插针”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利用房前屋后种瓜种豆”。
       乡志载：“在县工作组的领导下开展整风、整社工作。贯彻了党在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好政策”。1961年6月，我村的“公共食堂”全部解散分户各炊。幸存者才转危为安，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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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揪心的一幕
                                                                                 作者：高义奎
       崃山腹地，火井镇的高场台子坝出街口往北，有一条笔直的水泥公路直达山口双庙子，左有龙头山，右有老蓬顶。清澈的洗甲溪水从深壑中欢蹦乱跳地蜿蜒而出向南流去，至三江口汇入火井江。
       水泥公路沿着溪边伸进深谷，两旁竹木扶疏，遮天蔽日，风景宜人。稀稀落落的人家散居在溪边的绿荫丛中，家家瓦屋，不乏新房，更有几栋高大的新楼，格外引人注目，家家鸡鸭欢叫，户户猪羊肥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显示着自1978年来改革开放的赫赫成就。
       这里就是山家营村一组，就在这个美如画卷的小山村，在世上纪六十年代初，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揪心一幕，不堪回首。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公元一九六一年，那时山家营村一组叫做“火井人民公社二十八中队”，属于公社的“直属管区”管辖，全中队几十户人家都集中在“公共食堂”吃饭。自从1958年办起“公共食堂”后，满山的树木都被砍光，弄到“公共食堂”作柴火烧了。
       由于干活“大兵团作战”，全体“大食堂吃饭”，几年下来，地里的粮食越产越少，人们在食堂的吃粮标准越来越低。到后来，有的已经无饭可吃，以糠菜代替粮食，甚至有的吃树皮草根充饥（笔者就吃过“蕨鸡根”、枇杷树皮和着菜糠做的馍馍）。有不少人因缺乏营养患了“水肿病”。
       当时在山家营有一户高姓人家，哥哥叫高宇忠，兄弟叫高宇和，两兄弟早已分家。高宇和其时在外工作，家里只有妻子高玉琼带着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金华生活。
       这年初夏的一天，金华突然得病死了，高玉琼伤心痛哭一场，其兄高宇忠便帮忙把侄儿弄到屋后山坡上埋了。
       隔天深夜，高玉琼听见高宇忠的灶房头有煮东西的响声，认为人在煮野菜吃，并不在意。第二天上午，高宇忠出去了，高玉琼便悄悄推开高宇忠的灶房门看看他煮的啥东西吃，东找西找，最后在屋角的桌子后面看到一个有盖的砂罐，揭开一闻，香气扑鼻，但由于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像是煮的什么肉，还没吃完。
       其时高玉琼的肚子也很饿，便不由自主地舀出半碗来吃，无意间发现一根带指甲的手指头，她陡然一愣，心中疑惑，急忙把碗放下，跑到屋后山坡上一看，孩子的坟被挖了。这才恍然大悟：“天哪，自己的孩子被他的大伯伯高宇忠煮来吃了！”
她失声痛哭，接着，她便端着装有人肉的土巴盅盅，哭喊着跑到公社报案，说狠心的高宇忠把她娃儿煮来吃了，要求公社重重处罚高宇忠。
       当即，公社派了两个民兵去把高宇忠捆绑到公社，同时，把煮娃儿的砂罐也提到了公社，此时的高宇忠，面黄饥瘦，眼眶浮肿，衣衫滥褛，头发叉耳。
       当时，全公社都轰动了……公社干部叫高宇忠老实交待。可他不识字，只是哭兮兮地说：“我错了。我实在饿慌了，家里又没得啥子吃的，才把死娃儿挖起来煮着吃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高玉琼一再嘶声地哭喊着要求严肃处理高宇忠。后来，高宇忠被送进城了，再后来，被送进劳改农场去了，判的什么罪？不得而知。一年后，高宇忠才被放回家来。
       日历已翻到一九六九年，那时，我正在双庙小学教书，高宇忠的儿子高秀贵也正好在我班上读三年级。一天下课后，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不知为什么，有几个学生和高秀贵吵了起来，就一齐大声地喊：“高宇忠，吃人肉！高宇忠，吃人肉……”高秀贵深感委屈，就哭着跑回家去把他父亲叫来了。
       其时，我和同学们已经上课了。只听见高宇忠一进校门就大声高气地嚷道：“高老师，你教的啥子学生啊，把他们喊出来跟我说清楚。”
       我赶紧走出教室把他招呼倒。他又气冲冲地说：“高老师，‘低标准’没得粮食吃，饿慌了才吃人肉嘛，好鸡巴笑人啊！”
       当时，叫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又能怎样回答他呢？只好无奈地说：“等我下来问清楚，教育他们以后不准再闹了。”
       同校的张学贤老师也劝道：“娃娃嘛，都不懂事啊！老师下来严加教育就是了。”好说歹说，费了不少口舌，才把高宇忠劝了回去。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至今历历在目，一想起就令人寒心。
       高宇忠，已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病故。
                                                                                        采写于1982年夏（见火井高义奎《金台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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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对联
       过去民间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建房乔迁、开张庆典，都有贴对联的习惯。对联的形成和演变，可追溯至汉代。古人以桃木刻符，挂于门户两旁，意在驱邪散鬼。《后汉书.礼仪志》载：“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即在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注）两个神像，再用五色书写符咒，叫做桃符。应是起源于道家，或者汉代盛行的“巫蛊”之术。
       以上记载亦见于西汉王充《论衡》所引用于《山海经》中的典故（今版未见）。
       后来每年的春节前夕，人们总是将新的桃符替换下旧桃符。宋代王安石诗：“千门万户瞳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便是此事。
       而在桃符上书写对联，则始于五代时的西蜀皇帝孟昶，一年，孟昶亲自在桃符上书写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张挂于宫门两侧，从此诞生了春联。
       到北宋时盛行而用于房檐之柱上，称为楹联。并逐渐进入千家万户。明清两代，楹联艺术格式日臻完善，可谓是文章的缩写，诗赋的精华，并普遍出现在寺庙庵观或名胜山水之处，或榜书以彰先贤贵人，或勒碑石永垂久远。堂前厅中，亦多予陈设，以增雅趣而助兴，蔚然成风至今。
       如人们喜闻乐道的一幅广见于庙中弥勒佛殿楹联，读后给人以开导启迪：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各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楹联亦用于对人生家世或情景的概括。
       如
       大清同治年举人李先瀛为清授八品李子玉书碑联：
       穴居龙真子孙熠熠；
       山环水抱富贵绵绵。
       注：李子玉家资万贯，共三子一十三孙，生前五世同堂。

       清光绪十八年任氏先祖任万洪墓碑联：
       敦笃如公辛勤劳瘁成苍鬓；
       明德之后富贵荣华到白头。

       1990年闵永松书写闵氏家族祠堂联：
       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
       苍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

       五组道教士李元良为死者行仪，见晚辈哭声连天，泪涎满地，写联语贴于灵堂：
       泪水滴湿灵前土；
       哭声惊动棺内魂。
      
       神荼、郁垒注：唐宋以前中国年画中的门神，皆为旧版《山海经》中镇压鬼怪的神。元明以后的门神，则是唐将秦琼和尉迟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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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袱子
       传说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十四日，祖先的灵魂要回家，神龛上要天天烧香贡献，保持家庭清静，不许吵闹喧哗，以免祖先生气，十五就要离去，所以各家都在十四日以前择日给祖先烧袱纸。一般都在晚饭以后，在院坝或者门外，将分别写有祖先名讳的一封封包好的纸钱，堆放成塔状，先燃点香烛，再引火焚化。有的要泼撒水饭，焚烧零散纸钱，供一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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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灯杆
       据考，“立灯杆”活动，自唐时从西域传入我国，借以祭祀天神、地神、水神——即三官。于每年正月初八立杆试灯，初九晚开始正式亮灯，称为“上九”，十五晚结束，十六日拆除灯杆和地面上的棚架，称为散棚。
       灯杆长三丈六尺（12米），一般选用杉树原木，顶端安装长宽各一尺六七寸的人字形防雨棚，棚内装木制滑轮，套有起吊灯具的绳索。灯具由清油灯和灯笼组成。上灯时拉动绳索，将灯笼徐徐升至防雨棚下。
       用于组装灯杆的夹鼓，基石巨大，两面为鼓型，上下各一个孔。要把三丈六尺长的灯杆从地面立起来，需要众多人齐心合力，颇非一件易事。地面上搭有棚子，称为灯杆棚子，供陈放用品及值班员使用。
       顶端灯笼叫“玉皇灯”，即用来敬天的天灯。灯笼内安置三箋灯，称为“三官灯”，分别用来祭祀：天官、地官、水官。
       天官生日正月十五，称为上元节；地官生日七月十五，称为中元节；水官生日十月十五，称为下元节。统称为：三元三品三官大帝。民间建“三官庙”供奉，或者供奉于堂屋中。
       立灯杆后，从正月初九起至十五日夜间要派人值守，随时添加清油。
       为了增添喜庆气氛，除了燃放烟花爆竹，焚化纸钱外，每天还组织锣鼓乐队载歌载舞，届时，四邻八乡村民，无分男女老少，皆赶往尽情欢乐，称为灯会。
       十五日夜间，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自筹经费共进晚餐。
       明清和民国时期，堰平村不少地方有立灯杆的习俗，如：一组的“观音台”和王家湾王祠堂、二组任家大院侧和“船头上”的任祠堂、三组的“坡坡上”和李绍全房后的闵祠堂、四组的“灯杆石”和柳山碥的“窝窝石”岗上、五组的“墩子上”、六组高德天门外及高家营祠堂前、七组的廖碥。还有马岩村八组的石佛寺和五童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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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果灯
       百果灯：本名“天灯”，因远看如百果挂于枝头，故曰百果灯。百果灯立杆与“立灯杆”的方法一样，但装灯不同。百果灯用十八根长约五尺的竹竿，每根竹竿两端各挂灯笼一只，共36盏，依次序一串串拴于起吊绳索上。
       顶端中央有一盏灯笼稍大，称为“玉皇灯”。因杆高灯多亮度大，远看如光柱，耀照数里。一般设置于街头人群聚集的地方，如油榨场的台子坝、火井的三江口，故又称为“天灯坝”。
       百果灯与“立灯杆”节令一样：于每年正月初八立杆试灯，初九晚开始正式亮灯，十五晚结束。期间举办舞狮、龙灯，以及秧歌锣鼓、燃放烟花鞭炮，称为闹元宵，又称送年，也称上元节。
       期间人人穿新衣戴新帽，个个喜上眉梢，是十分隆重而热闹的传统节日。
       无论在点玉皇灯（即天灯）还是百果灯期间，每当夜幕降临时，常有三五成群的少年男女，在夜幕笼罩下，摸到别人家菜地头去扯些葱子、蒜苗、青菜、萝卜之类蔬菜回家煮着吃，这不算偷窃，叫“摸青”。即使被主人家发现也无所谓。顾名思义，自家的菜（财）己经被别人“摸”过了，来年便会平安清静，反之，摸过别人菜（财）的人也寓意招财吉祥。
       如今，立灯杆和百果灯的传统，早已被遗忘而消失，但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处处可见：“万家灯火彤耀日，良宵盛节不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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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闵两家的迷信战
       清末，家住堰平村三组的李洪勋，因经营纸业家庭富足，购买闵家营一处宅基地修四合大院一座，外有廊房数间，院墙用石头墩子垒砌，高两米，墙垣上盖瓦，总占地三亩，入住后人丁兴旺，出有文人武士，并有“皇恩宠赐”牌匾，与家住在下坝的胞兄李洪楷（字兰亭）居宅同称：李家大院。
       闵氏先祖于明朝中期迁此落籍，开垦荒田一坝，即今称的闵家坝。闵华某家住六组的墩子上，时任本地首领，管理百户人家，人称“闵百户”，相当于现今的村长。
     “闵百户”性格豪傲、自大独尊，当地人见他都点头哈腰。而李洪勋则财大气粗，根本不把“闵百户”放在眼里，还放言：“再过几年喊你闵家坝变成李家坝！”
       因李洪勋有钱有势，“闵百户”不敢强攻硬打，于是采用迷信方法，想破坏李家风水，将原本建于六组“林嘴”上的闵氏祠堂，迁移于李家大院背后，使祠堂高过李宅正堂屋脊，并在祠堂前立一根石桅杆，意思是此片地方已成庙地，屋内住居的尽是和尚尼姑，没有后人。
     “闵百户”觉得还不解恨，又从“墩子上”修筑一条田埂，直冲李宅龙门子，田埂象征铁棒或者尖刀，将李家满门戳杀，家破财空。
       李洪勋也颇迷信，于是在自家院内对着闵祠堂的中堂立起一根灯杆，又在屋脊的太岁雕饰上安装一面明镜，意是佛光永照，诸神鬼不敢入侵。
       数年以后，下坝石桥沟一个道人路过此地，“闵百户”与之谈及此事，道人说：“要整垮他有何难哉。”
       在“闵百户”追问下，道人指着李家龙门对着路边的一块地说：“就在这儿挖一个茅坑（厕所），管叫他李家垮杆。”
     “闵百户”依道人所说，茅坑挖了以后，谁知李家不断家财有增无减，其父子还被朝庭任命为八品官（相当于乡长），道光二十年，李洪勋在龙门子上挂匾，曰：皇恩宠锡。
       后来李氏子孙身染恶习，嗜烟好赌，大当家李洪勋便将田园家业变卖，与住在下坝李家大院的长兄李洪楷，一同四处进行修桥铺路，广施清平，不留遗产与子孙，让其自谋家业。
     “闵百户”因心术不正被罢职，后继无人。1952年，修于李宅后的祠堂被拆毁。直对李宅的茅坑，1975年因改道填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堰平村的李家大院毁于特大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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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人的封建迷信
       相信菩萨神灵能保平安、佑吉祥的封建迷信思想，在我村一些村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并由此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如
       某某某是远近闻名的道教信徒，不仅常与别人驱魔避邪，自己也在家中顶礼膜拜天神，然而天神却没有眷顾他，2005年腊月廿五日午时，一场大火焚毁了他三间两头转的瓦房；
       三组的李寿云夫妻生病不找医生，却找阴阳先生看风水，说李的宅向不对，五年内将房屋拆了又修，共计三次，结果欠账累累而病情不减，于1975年双双病故。
       还有一些家长，小孩生病后去找阴阳先生，都说是要找干大，或者拜祈大树（如黄桷树）、碑石或者菩萨等。
       有一副菩萨庙联，读后令人捧腹并深思：
       你求名利，他卜吉凶，可怜我全无心肝，怎出得什么主意；
       殿遏云烟，堂列钟鼎，堪笑人供此泥木，空费了多少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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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的袍哥组织
       堰平村解放前有团防保一方平安，有武器、据点、工事（碉堡）；有教会如：基督教、天主教；最突出和普及的是哥老会——即袍哥组织，是天地会的支派。
       据《邛崃县志》记载：哥老会“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一般有识者均可参加，也有一些中上层人物参加，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会众相继参加了农明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的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但都被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袍哥组织分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每个堂口各有家法，声势最大的是仁、义、礼三堂。‘仁’字多属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义’字多属商人，‘礼’字多系无固定职业者。过去人们把三堂概括为三句话：‘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言其强悍、铤而走险）。’
       袍哥组织的‘码头’亦称‘公口’。其会牌，多称为‘社’，如明远社、信义社等。
       最初入袍哥，须有一人引进（介绍），一人保举，一人超拔（俗称新识），总称‘恩保三兄’。入袍哥组织时，一般在庙内，由‘舵把子’组持，正堂坐定，宣布招收拜徒，入者跪拜堂前，燃点香烛，头顶上方用丝线吊一把尖刀，各兄弟数人排列两边，尔时，舵把子大爷杀鸡血至酒碗，让跪在堂前的入者喝血酒，并抓米一把，洒向吊于堂前的尖刀，只听得米打在刀上叮叮铛铛直响，寒气逼人。
       这时，大爷道：‘大令凡下’，五排哥接着说：‘大令凡下’，并唱道：‘喜洋洋，笑洋洋，大哥为我开咒堂，咒咒咒，自己说来自己受。申公豹不信咒，脑壳提来反起斗。宋江不信咒，三只神箭把心透。楚霸王不信咒，逼死在乌江转阴寿。’
       五排哥唱完后，舵把子大爷问下跪者：‘信咒不信咒，有咒无咒，有咒吃上来，无咒两边排。’
       于是下跪者上前，将血酒一饮而尽并唱道：‘上是官圣贤，下是小弟跪堂前。今日有心来吃咒，先表庚生后表年，小弟生于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某某时，上不敬兄遭天遣，下不敬弟入黄泉。不敬兄、不敬弟，钢刀一响头落地。’
       唱完之后，舵把子大爷问：“什么为凭？”跪者答：“上香为凭”。于是舵把子将一支香一刀砍为两截，招徒仪式就算结束。”
     《邛崃志》又载：“袍哥组织按级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排，没有四排和七排。因相传有胡四、李七两人出卖组织，后受到组织惩罚。遂为袍哥组织所忌。
       一排袍哥地位最尊，总揽大权的称为执法大爷，或大爷，又称舵把子。没有掌权的称‘闲爷’；三排俗称‘管事’或‘管三爷’，负责接待南来北往的袍哥，管交际而有实权，所以又称‘红旗管事’；五排俗称闲管事；六排称为‘巡风大爷’，掌握情报之权；八排没有具体职务；九、十排为‘大小老幺’，多为初入袍哥者。”

       袍哥每年两次例会：正月十五称‘迎宾会’，五月十三称‘单刀会’。会上有敬神仪式，设宴聚餐和处理组织内事务，解决袍哥之间的纠纷，以及收新兄弟，提升级别等内容。
       袍哥组织之间均有密切联系，互相帮助，某哥、弟外出遭冷遇或被出卖，便是“不落教”，将受到各地袍哥组织的谴责。
       清末有不少青年男子和社会头面人物都参与其中，如民国时期远近闻名的高正培“高幺大爷”和高家营三排管事高彩兴，常与别人评办理性，言直理端。为了和谐，总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凡找他办过事的人，都为之崇敬。他先天脚跛（bai)，当时流传有这样的顺口溜赞曰：
       跛子跛，跛上街，没得茶钱我这儿开。
       跛子你，不要走，没得茶钱我这儿有。
       五组、七组的兄弟伙，都拜邓庙村“脑顶骨”舵把子王少冯。王广通四方，是油榨九支半的袍哥首脑。
       民国二十三年正月，油榨伪乡长赵继昌，借故与王少冯开仗火，因赵继昌仗势乡长，又有几十条枪，满以为有把握打赢舵把子，便定了个日期，王少冯不假思索应许了。
       交战的头天，赵继昌派陈洪彬暗地到王少冯家“脑顶骨”（地名）去探听虚实，陈去见他家中没有动静，大门大开着，只有王少冯独自一个人在家逗孙儿玩耍。
       陈向赵如实汇报探得的消息后，赵大喜说：“明天不把你王舵把子生擒活捉才怪”。
       第二天一大早，王少冯照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根一尺四五长的烟杆大摇大摆地上街，坐在一个姓熊的茶铺里，并派人通报赵继昌出来迎战。赵带人追到街上，见他一人安样地坐在那里，赵不禁大笑。
       就在这时，有一乡丁飞速来报说：“天罡祠上下，油榨场上、下场口，任河下和躬岩山上，都布满了军队，已经把整个油榨场包围了，你千万打不得。”
       赵继昌的头像有人突然打了一棒，顿时觉得眼前的王少冯无比高大、真不简单，只好妥协认输。
       原来，王少冯事前就派人通知国民党二十四军驻邛崃师长刘树成调兵支援，当然不会轻饶这个称霸一方、狗眼看人低的赵继昌，说：“你认输就算了吗？我请这么多军队来要吃饭，你给大米、油、肉、烟（鸦片烟）各多少？限你今日兑现，否则就不太平。”
       于是，赵继昌一切依了王少冯提的条件。事后，赵继昌再也不敢在王少冯面前提劲了。
       鉴于王少冯的为人，1935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来油榨河口成立苏维埃政权时，选举袍哥舵把子王少冯为主席，并组建游击营，配合红军作战。
       三、四、六组的袍哥，大多投拜街上的赵缉熙，和马岩坝的何正权，大部分袍哥支派都讲理论道。但也有不讲理，作恶多端的。
       如三组闵河边的闫祖州，参加了马湖竹根坡地方舵把子—刘永松的袍哥组织。刘常带兄弟伙在马岩顶、桃源桥、竹根坡一带抢劫财物，并且刻薄待人，常强暴兄弟伙之妻，民愤极大。
       民国末年的一个晚上，他的袍哥弟兄们诓骗刘永松去作一桩案，在朦胧的月色下，数人行至穿鱼顶时拍手为号，将刘永松按住，缴了他的枪，脱掉他的衣服，捆住他的双脚双手。
       刘知不测，于是求饶。而弟兄们不予理睬，同声说：“不敬兄、不敬弟，钢刀一响头落地。”先挖掉他的双眼珠，一个时辰后，又割掉他的生殖器睾丸。再过一个时辰后，又开膛剖腹、肠子冒满地。刘永松声嘶力竭，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疼痛乱滚，压死青草一大片，鲜血染红土地一大方，呻吟声、呼救声响彻数里。
       闻者不敢贸然近看，因这里常有人惊呼棒客抢人，况且有袍哥兄弟在路口荷枪实弹守候。直到舵把子刘永松的鲜血流尽，声音嘶哑，心脏停止跳动，惨死在穿鱼顶山上。
       刘倒桶后，闫祖州被闵河边的闵华先（因多女无子）招祧为婿，改名闵成闫。因闵成闫在袍哥期间为三排管事，所以能说会道，解放初期曾任袁家村村长。文革末期任三组组长，1995年病故。
       我村入袍哥者行仪，多在五童庙和桃花庙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