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唐慧个人是否能接受这个现实,“慎杀”语境下的中国司法实践,其实早已确定好了这个结局。一、二审的死刑,程序和实体上均存在严重问题,注定将成为颇为不堪的记录,只是因为之前舆论聚焦此案时,关注中心仍围绕在唐慧和媒体是否影响司法上,却将真正的司法主角责任淡化。
从舆情的角度,脸谱化的角色塑造,更有利于传播。唐慧此前的暴得大名,就得益于“伟大母亲”式的媒体形塑,以至于遭遇反弹后,新的叙事视角仍摆脱不了旧维度,一桩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审判,也几乎成为唐慧独舞的舞台。
一个偏执且惯于说谎的上访者,能被包装成正义使者,这当然是一种扭曲舆论生态下的产物;能够将指定援助律师、上诉不加刑等基本原则都剥夺,进而判决被告死刑的一、二审法庭。在围绕判决所产生的博弈中,唐慧、媒体、被告、公检法人员乃至出于维稳考量的官员,都共同参与了这个非虚构作品的产生。它像一个怪诞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用夸张的笔法彰显了个案审判的不义。
事实上,真相往往永远都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所呈现的复杂。推动社会进步的,未必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明乎此,就没必要在过高或过低评价唐慧上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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