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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社会差别，政治方面自不必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各个行业的之间的差别。
一、城镇人口。城镇人口是指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根据行业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国营企业。最好的是粮食系统，俗称“粮大头”——“粮大头”掌管粮食的运输、储存、加工、供应等环节，权利很大，起码吃粮不愁。其次是商业系统。因为手里掌握着商品的销售，可以走后门买便宜货。所以售货员是当时最好的职业。
二是全民工厂。全民工厂的工人有服装、鞋帽、手套等等劳动保护，这在当时要算一项十分优越的福利待遇。效益好的大型工厂，在医疗、住房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待遇。此外有点儿技术的，还可以干私活儿捞外快，甚至偷盗工厂财物卖钱。我大姨姐夫妻都在化工厂（酱菜作坊）上班，厂里有啥，家里吃啥，咸菜、腐乳整坛往家偷。厂长见了也不敢管。不但自己吃，还供着婆家和娘家两大家子。
三是人民教师，社会地位很低，但不是因为物质待遇，而主要是政治歧视。我的小学老师邬凤阁先生，他说他出门的时候总是自称农民。农民虽然地位低，但是不“臭”。
四是集体工厂。与全民工厂职工相比，其社会地位要低得多，不论多好的青年男女，找对象都要降一大格儿。因为集体企业属于自负亏盈，工资没有保证，其他待遇就不用说了。我老伴儿原是大集体工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邻居家的高婶还瞧不起她，因为人家的孩子都是国营的。而且这种差别直到新世纪以后，还依然发挥着某些作用。比如，同样的下岗职工，国营的有买断补贴，缴纳养老金也有很多优惠，而集体的则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老伴儿在下岗前五年转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国营单位。后来买断工作，不但得了一万元的下岗补贴，养老保险也没花几个钱，而与她同在一个原单位的老妹妹，却多花了好几万元！
五是小集体工厂。主要是为了解决返城知青就业而兴办的街道小厂，如理发店、冰棍厂、废品收购站等等。这种小厂，规模小，组织松散。随时都有倒闭失业的可能。
六是临时工。临时又工分为长期临时工和短期临时工。长期临时工有转正的可能，短期临时工则可以随时辞退。
七是待业青年。待业青年没有工作，呆在家里等待安排。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基本上依靠父母才能生存。
二、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主要是农民，也包含少数从事其他行业但户籍在农村的人。农业人口在职业上的差别不大，但因政治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在经济待遇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别。下边的一段顺口溜便幽默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差别：
“李瞎跑、武蹲点儿，刘酒棒子张烟卷儿。”
李“瞎跑“是村里资格最老的党员，从土改时起当农会主席，后来又接着当村长、大队长。这老家伙喜欢跑街，一跑一天，也说不上干些什么？
武“蹲点”是支书武大的三弟，外号“土地佬”。去年村里拉了电，他当了电工，整天闲来无事，就跑到石大爷家去坐着，他看上了石大爷家的女儿燕子，但大伙都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屁。
刘“酒棒子”是个小混混。因为跟武大造反当上了民兵连长。这小子一天就干两件事儿：喝酒，北大荒一顿一瓶；当狗，武大叫他整谁他整谁。
张“烟卷”是老德好的儿子春晓。自从社教那年入党以后，就当了大队的出纳员。大队有个马车队，长年往街里拉石头。春晓天天跟车跑街，兜里总是揣着三盒香烟：九分钱的“经济”，两毛的钱“迎春”和三毛钱的“哈尔滨”。他嘴笨不会说话，但有眼力见儿，知道遇什么人点什么烟。
党员干部，开会学习可以误工补工，基本上是半脱产甚至是全脱产。有些人虽然当了一辈子农民，却常年不摸锄头镰刀。比如我姨夫和几个“老土改”，不但不下地干活，就连打更、喂马这样不出体力的活计也从没干过，他们就靠开会活着。至于那些老贫农，虽然脚下踩着地富反坏，却老觉着日子不如从前。他们最喜欢唠叨的是：过去扛大活，吃黏豆包儿猪肉炖粉条。一天的劳金钱除了买套衣裳，还能下顿馆子！
在政治上坚持划分“红”“黑”两类，在经济上不断扩大和强化城乡差别，是七十年代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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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2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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