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最新的建设规划,原计划将于2010年引长江水进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推迟到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的这次推迟,众所周知是近年来不断的“民间上书”的结果—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此工程的专家、学者、甚至普通市民都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质疑,最后更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从而改变了工程板上钉钉要上马的情势。
而有关部门对于推迟的后果明显准备不足。
北京市水利部门表示,这将使原本水库蓄水不足、地下水位下降的北京未来5年的水资源紧缺形势更加严峻。不过,相比南水北调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北京缺水的后果却又是微不足道的:跨流域大规模调水存在巨大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甚至会让整个中国中部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崩溃的危险。在此问题上,南水北调工程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中部省份的担心;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也一直缺乏可信的规划;至于调水的目的更受到质疑:就算北京城市发展受到缺水的制约,为什么就一定要不惜代价地牺牲其他地区来发展这个城市呢?这些质疑成为民间上书和工程推迟的主要依据。
在本次事件中,来自民间声音的理性表达被政府机构理性采纳,双方的良性互动体现了在重大工程上从官方自把自为到尊重民意的历史性进步。但话说回来,这种进步还很不够:民意固然需要尊重,但更需要规范性地尊重。如果整个社会都只能以这样个案式的民意表达参与政府决策的话,毕竟成本太大、效果也难以保证。像这次民意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偶然因素—温家宝总理的批示。如果总理没批示呢?难到这遭到许多人反对的工程就照样上马了吗?即使工程现在延后,但其前期论证、投资、动员已经花费了不少纳税人的财富,这些“科学论证”是怎么出来的?前期的投入怎么算,谁为前提投入交学费负责?
偶发性地尊重民意是代替不了规范化的民主决策的。法律化、常态化、规范性的民主决策,对我们这个经常搞基建的国家是有着特别意义的。现在的政府要上大的建设项目,都爱搞所谓的“科学决策、专家论证”。一般的做法是组织一批赞成上这个项目的人,来设计论证这个项目为什么可行。三峡电站、南水北调、怒江水电开发、各地的重化工业建设,都号称经过了专家的论证。但这些专家是怎么来的?他们的论证法理依据如何?却语焉不详,专家既无法充分保障公共利益,也无法澄清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单纯的科学治国是不存在的,国家决策的科学性离不开民主政治安排。所谓科学决策,不经民主程序,是难保其科学内涵的。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科学决策甚至还会成为精英治国、回避民意、政治欺诈的借口。在本次事件中,民间上书对可能的弊端进行了矫正,但真正的科学决策是在工程开展前就要充分吸收民众的参与。
在民众与专家的关系上,可能有人会认为民众的素质不高,无法提供专业意见。但正像这次集体上书要求延缓南水北调工程的学者们一样,他们同样是水利和环境方面的专家,只不过和被政府挑选论证工程合理性的专家们不是同一批人罢了。即便是普通民众,其对某一问题的无知,也正是他们长期被他人代表而非让他们自己来行使权利,不让他们知情和参与的结果。一方面拒绝群众知晓真相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指责群众不了解瞎掺合,这样的做法实在“该打”。
所以,政府应该做的是采取“开门立规”,为民众的参与设立基本的规则和条件,纠正政府决策与老百姓需求之间的偏差,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民主决策也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群众智慧的叠加就自动产生最优的决策,它需要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安排—只有思想不受权力压制,真相因新闻自由而顺畅传播,才能使人民和决策者有基本正确判断的前提。
在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里,最爱国的大抵是底层百姓。原因很简单—除了国家他们无所依赖。所以他们热衷于用民主监督来制约政府的随意决策,保护生态等长远的国家利益,避免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腐蚀。在现代社会,没有人比人民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让利益相关者成为决策的参与者,这本身就是最科学的决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