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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年年有，今年一样多。近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出了大事，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建华也因受贿1700万被双开，广州园林局的“绿化腐败案”有13人落马，海南省某小学校长带六名女生“开房”，更有甚者，广州市今年一季度平均3天查处一名处级以上干部。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腐败还有治吗？
有三个方面的情况使前景依然悲观，第一是对反腐败不利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第二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逻辑，第三是确立新制度的困难和使新制度运行起来的难上加难。本文先着重分析中国人的传统道德。
中国人的道德逻辑对反腐败极其不利。这个道德逻辑有三个层次：亲友之间的“小圈子道德”，小圈子以外和国家以内的“共同体道德”，国家以外的“天下主义道德”。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讲，中国人“私德”强而“公德”弱。有人以中国的“仁爱”和“大义灭亲”来反证，这种反证貌似有理，其实是忽略了程度问题，也忽略了“现实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差别问题。
程度问题说的是，完全没有“公德”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公德”会有相对的强弱。说中国人“公德”弱，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完全不讲“公德”，否则危难时候的挺身而出、慷慨解囊就无法解释了。“公德”弱说的是，小小的程度偏向会导致大的差别。在许多需要道德行动的场合，第一反应的小小迟钝就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腐败就是偏离“莫因恶小而为之”的结果，是私利压倒公德的结果。
中国的“小圈子道德”之所以发达，那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就是生活在“小圈子”之内的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就是由一个个孤岛式的“小圈子”构成的。“小圈子道德”养成了中国人“内外有别”和“亲疏贵贱”的歧视心理，也使“介绍人文化”特别盛行，“双重道德标准”更成为理所当然。实际上，中国社会对“公德”、“仁爱”和“大义灭亲”的称颂，不仅不能证明中国人“公德”很强，反而是在证明中国人“公德”极弱，因为物以稀为贵，“公德”就是弱才更显其珍贵。对“公德”和“大义灭亲”的歌颂，表明的正好是人们对“私德”和“亲情”的眷恋不舍。
由于“私德”强而“公德”弱，中国人通常只有“小忠”而无“大忠”，“共同体道德”往往就成为牺牲品。“现实文化”里的这种稀缺，导致了历代文人对“共同体道德”乃至于“天下主义道德”的推崇，于是出现了因道德的“书面文化”发达而表现出来的“礼仪之邦”的假象。
所以我们喜欢说“主流是好的”，其实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呢，不查个个孔繁森，一查个个王宝森。中国只有“礼仪小圈”，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只是历代文人想象中的“理想天国”，现实里只有腐败和缺德，本分行为都因此被当成了美德。廉洁本来是为官的本分，可由于无官不贪，腐败反而是本分，廉洁就成了美德，反腐败反到是变成了“找死”。
所以中国的现实就变得非常“好玩”了。当今中国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几乎人人口头上都反腐败，但实际上人人行动上都在腐败。有权的人腐败，没权的人通过有权的人腐败，没法通过有权的人腐败的也想着如何去腐败，实在没法腐败的就反对腐败，在腐败中得利少心理不平衡的也嚷嚷要反腐败，腐败的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腐败所以也叫着反腐败。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人人口头上反腐败，人人行动上都腐败”的奇观，反腐败永远是“反别人的腐败”，不是“反自己的腐败”。中国人的反思，一定是对别人的错误进行反思，是对自己如何找借口和掩饰进行反思，死不认错和面子问题比天都大。中国人的规则是拿来治别人的，不是拿来敬畏崇拜、一视同仁的。这就是所谓的“抱着大树喊砍树现象”。人人皆腐，也就只能用腐反腐。
一句话：有权、无约束、不腐败，那不可能，不腐败反而是天理不容。无约束，当然首先是法力无边的官权的无约束，但另一方面也是道德信仰上的无约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以我们中国人干脆把心思用在“以更大的腐败去包藏住大的腐败”上，结果大腐败不仅很难查出，一般的腐败也不再被当成腐败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聪明，都喜欢干大事；腐败不是被治理掉的，腐败是被更大的腐败“搞定”的，看谁还能讲腐败没治？
都说“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可疯狂有两种，一种是疯狂，一种是“中国疯狂”。在腐败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不信邪，“中国疯狂”本身就是上帝。“中国疯狂”使腐败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社会稳定策略”，一种人情规则、胜负游戏、道德信仰。在“中国疯狂”面前谈治理腐败，治你个头。到头来，治腐变成了“在泛滥中尽量不失控”的权术，要不怎么说“诸子百家，只认兵家”？现实之冷竣，唯有思维冷酷才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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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5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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