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7日，我为什么会随惊动了中共中央的上访大军到泸沟桥时去了马家楼，结果被接访工作组接回汉源后的7月11日便
用根本不存在的事实的“敲诈勒索”罪判决来嘲讽和谐社会的法律 我虽是供销社退休职工，但我信访提出来的问题（前五罪）却早已超越了供销社能够解决的职权范围。我的信访资料足以说明我从来没有追究过供销社的职能责任，足以说明我不可能产生向供销社“要一笔钱”的念头，足以说明我不可能对任何人都说要在北京制造爆炸事件报复任树蓉。（试问，在北京制造爆炸事件怎么会报复到任树蓉？任树蓉能解决我进出的那五个问题吗？）当然，就更不可能产生在供销社闹的行动了。 我与任树蓉打架是因为三十六名公安“保镖”二十四小时陪伴的折腾，更是由于我带着公安“保镖”（可直接调查郝光辉与其搭档）到县政府找信访局副局长罗万庆理论，由他激怒后临时产的冲动，才导致我直接从政府到供销社找任树蓉吵闹的行为。我们争吵的焦点，是她超越供销社主任会议决议的权力，致使我上访而产生“保镖”跟随的问题。以此来编写的不合理游说，以不符合逻辑的“事实”来确定罪名，难道不是体现了执法者的无能与损毁中国法律神圣尊严的失职与渎职吗？ 我进京上访，并在北京长期滞留，是因为信访局说：“你的问题地球人都知道。你提供的证据，六十岁以下的人看不懂，六十岁以上的人看不到。你所说的文件，也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层次能掌握、能看到的。所以，除非中央下方，否则，你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因为接访工作组每次在北京时，都说接回来处理问题，而接回后又否认解决问题而增大我的上访开支，所以，我才在2006年10月份向罗万庆提出“如果政府有诚意依法解决我信访提出的问题，就请用实际行动先替我垫付借的9000远（告诉他姓名），待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时扣除来让我信服。”的要求。因为罗万庆不敢代表汉源县委、县政府作答复，所以我是在马家楼过的春节。 两会前，是雅安市接访组接我回驻京办。是常学强局长说，杨承一书记要给我解决问题，我便随接访组回到汉源。 3月6日，公司经理罗锐、书记李伟让我别再上访，公司给我报销9000元遭到拒绝，接下来的两会期间，在有三十六名公安“保镖”陪同的情况下，供销社主任余长耘几次让我领取11000元，我都没有领取，是常学强局长以“关心”的名义让我写出同意解决问题的最低底钱答复后，（2007年3月15日给汉源县信访办的《解决王树蓉信访问题方案》的答复便是明证。）他告诉我，只有按余长耘说的办法领取了那9000元为他保官后，他们才能落实县上确定的由财政划拨两万，不足部分由供销社补的方案解决我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进入社保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县上才能考虑我的其他问题方案。国此，我不得不按他们的要求领取这笔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保留余长耘打的底稿，为什么会在原底稿上增添“对”“职权范围内”的字样后再抄写领条的真正原因。谁能想到，这笔在4月17日由贺东风县长组织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十三家单位专题会上已被确定为“困难补助”（可查当时的摄像）的款项。于当年的7月11日会变成“敲诈勒索”款项呢？谁会相信，4月17昌县长专题会上（查5月14日《专题会上权力者不尊重事实耍无赖。有理有据无奈权力再上北京讨说法》对我说的：不与母亲，妹妹断绝血缘而息诉罢访，会交公安局“劳教三年”的恐吓。（我是等到5月16日后仍没有解决问题的迹象，才再返的北京马家楼上访分流中心。）在7月9日由公安局文小峰任组长的接访工作组接回汉源后于7月11日下车时，便变了“敲诈勒索”款项，变成两年有期徒刑呢？法律的尊严何在？依法执政的公理何存？这便是汉源脱离中央的具体现实。 上访人：王淑蓉 2010年5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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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1 1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