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买田记

呦呦鹿鸣啊

　　元丰二年（1079）苏轼离任徐州，出任湖州知州。在去往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的途中，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诗中写到：“归耕何时决？田舍我已卜”、“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苏轼打算购买的田舍就位于徐州市区南部的“石佛山”下。苏辙对哥哥的决定表示全力支持，他在《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中写到：“奇穷少成事，饱暖未应早。愿输橐中装，田家近无报。平生百不遂，今夕一笑倒。它年数亩宫，悬知迫枯槁。”兄弟二人从小就在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很少为生计发愁，成年后又少年得志，各自为官，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待遇，以至于各自都已经到了四十多岁才开始考虑买房置产这样的人生大事。哪知现在愿意倾尽囊中所有来买地，那卖地人却迟迟不见回话。苏辙感叹事事不顺，预想就是自己兄弟二人将来有了地产，恐怕也要嘲笑自己是迫于无赖才购买的。这件事，不幸被苏辙言中。苏轼卜田徐州的心愿竟然未能实现，到任湖州后，他在《次韵和刘贡甫登黄楼见寄并寄子由二首》写到：“会合难前定，归休试后图。腴田未可买，（本欲买田于泗上，近已不遂矣。）穷鬼却须呼。”

　　苏轼卜田徐州的心愿虽未实现，但兄弟二人的买田归隐的心情却是急迫的。一方面，跟随自己游宦的家人、随从日渐增多，为生计考虑，必须购置地产。正如孟子所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土地是古代士大夫们能够进退自如的根本。另一方面，官场争斗激烈残酷，四处展转漂泊的游宦经历，让人心生厌倦，他们盼望归耕田园，自由自在地生活。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出仕，当了彭泽县令。不料官场黑暗，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田园。陶渊明正是苏轼追慕的偶像，他的《归去来兮辞》仿佛随时都在向苏轼兄弟发出召唤。

　　故园难忘，家乡令长期在外的游子时刻思恋。苏轼初入仕途不久，就在《华阴寄子由》诗中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可见苏轼对故乡的深情眷恋，故乡眉山当然就是自己归隐的首选之地。然而兄弟二人自从熙宁二年(1069)离开蜀地以后就再也没能回归家乡。母亲、苏轼发妻王弗、父亲相继离世，家乡已经没有多少亲人，正如苏轼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所说：“故山岂不怀，废宅生蒿穞。”家乡远隔千里，难以回归。好在苏轼生性豁达，随遇而安。他抱着“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的心态，积极乐观地面对挫折困难。他的精神支柱正是自己忠君报国，救济苍生的远大抱负。

　　苏轼卜田归隐的想法由来已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部分主张，遭受排挤，不得不“自乞补外”，出任杭州通判。他一到杭州就被这里的秀丽风光吸引，并逐渐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中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句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此时的苏轼决心效法同样曾经在杭州为官的白居易，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办事，当好父母官。他把杭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有了终老于此的念头。多年后他还写诗《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回忆云：“居杭积五岁（苏轼两次入杭为官，通判三年，知州二年，中间相隔15年），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良田不难买，静士谁当亲。”。

　　想必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当时的地价也是蛮高的，苏轼卜居杭州的打算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倒是远在百里之外的常州宜兴勾起了苏轼买田定居的兴趣。如今“买田阳羡”已是一句著名成语，典故就是出自苏轼。熙宁六年（1073）年底，苏轼奉命到常州（常州）润州（镇江）出差公干。江南素为“鱼米之乡”，景色宜人，民风淳朴，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苏轼。特别是常州亲友众多，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人。宜兴县古称“阳羡”，苏轼称之为“君子之帮”。宜兴人单锡既是苏轼的同年，又是苏轼的侄女婿，他们和蒋之奇同年考中进士，那时他们就有了卜居阳羡的约定。更让苏轼惊喜的是在单锡家中，他见到了伯父苏涣的遗墨。苏轼感慨万千，当即作诗寄给杭州太守陈述古。《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中有句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流露出“买田阳羡”的意愿。也许是诗句太优美动人，广为流传，惹得同年好友章惇在熙宁八年(1075)出知湖州(浙江湖州)时，还为苏轼赋诗：“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相约终老太湖之滨。实际上，苏轼这次在宜兴买房定居的念头，也是一时兴起，并未真正付诸行动，不然也就没有后来卜田徐州的事情了。章惇醉心权谋，善于钻营，他归耕田园的论调，无非是装装样子罢了。对此苏轼心知肚明，他在《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中解释道：“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看来苏轼此时仍然一心想着报效国家，未敢言退也！

　　苏轼没能实现卜田徐州的心愿看似寻常，却没料到因此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苏轼到湖州任仅仅五个月时间，灾难就降临了。“乌台诗案”无中生有的陷害让他身陷囹圄，受尽折磨。真所谓“树倒猢狲散”，留在苏轼身边的人只有大儿子苏迈。一家人突然间没有了立锥之地，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凄凄惨惨地前往河南商丘投靠苏辙。苏轼在狱中感觉自己是九死一生，他向弟弟发出悲叹：“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苏辙本来就担任比较低微的官职，经济捉襟见肘，现在又要负担嫂侄一家人的生活，有时甚至贫穷到“明日无晨炊”的地步，只能靠借贷度日，其狼狈困顿可想而知。当初如果买地成功，温饱至少能够解决，何至于如此穷困潦倒啊？苏轼关押在监狱一百多天，在各方营救下，终于被释放，贬官黄州（湖北黄冈），受团练副使。苏辙也受牵连，黩为监筠都（江西高安）酒税。遭此劫难，兄弟二人都在感叹何处才是自己的栖身之所，何处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抵达黄州，借居定慧院。五月，苏辙送苏轼家眷到黄州，二人痛定思痛，只能相互安慰共勉。团练副使俸禄不高，又是戴罪之身，生活压力全靠苏轼承担。一家人饱受着穷困煎熬，平时散漫惯了的苏轼这时也学会了精打细算。苏轼在《东坡八首》序言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又在《与子安兄》信中说：“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苏轼倾慕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时，曾经在城东山坡上栽种树木，经常到那里散步赋诗。黄州这片废弃的营地正好处于城东山坡上，因此，苏轼名之为“东坡”，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日后响彻天下的名号：“东坡居士”。从此苏轼一家就在这东坡辛勤耕耘，生活也逐渐得以改善。

　　苏轼在《安国寺记》中写道：“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乌台诗案”让苏轼感觉如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如今终于在黄州安定下来，他开始闭门思过，深刻反省。这种反思也促使他的思想境界、文艺创作焕然一新、突飞猛进。在黄州他达到了个人文艺创作的巅峰期间，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生活的安定也让苏轼开始在黄州周边四处出游，“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吃货苏轼的眼中，黄州似乎到处都充满了生活情趣。

　　然而买田卜居的心愿未能实现仍然是苏轼挥之不去的心结，黄州东坡毕竟只是暂时的借居地。苏轼决定在黄州三十里外的沙湖买田地，但实地勘察后又不满意。此时，退居许昌的范镇也非常关心苏轼兄弟，来信劝苏轼到许昌购房定居。许昌为众多公卿的退居地，苏轼以囊中羞涩为由，未作考虑（见《东坡志林》）。倒是苏辙后来把家按在了许昌，成为兄弟两家人安身立命的供养基地。也许是真有所谓的命定“前缘”，买田阳羡的话题，再次被提上议程。当时的黄州太守徐君猷是建州瓯宁(福建建瓯)人，他并没有因为苏轼是“罪臣”就落井下石，严格监管，反而对苏轼非常关心照顾。徐君猷的弟弟徐大正，字得之，和苏轼一见如故，从此追随苏轼，曾积极帮助苏轼在阳羡购置田产。著名的苏轼行书《阳羡帖》中的“得之”就是徐大正，从《阳羡帖》可见苏轼在阳羡购置田产不止一宗。苏轼在《次韵送徐大正》说徐大正“尝与余约卜邻于江淮间”,徐大正是苏轼的田产交易代理人，而且相约一起在那里买房为邻。

　　在担任团练副使期间，苏轼在亲友帮助下购得阳羡曹姓人家田地，却不料给自己带来个大麻烦。姓曹人在买卖成交后反悔，还找苏轼无理取闹，前后争执长达八年时间。后来苏轼虽然打赢了官司，但考虑到自己身居高位，息事宁人，苏轼按原价把土地还给了姓曹人。御史黄庆基却凭此以“强买民田”的罪状弹劾苏轼。（事见苏轼《辩黄庆基弹劾札子》）。

　　元丰七年(1084)苏轼按例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前往汝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苏轼感觉心灰意冷，思归之情更加迫切。而朝廷诏书说他“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似乎有重新启用的含义。朋友都来道别，徐得之更是相送几百里。路经金陵，苏轼与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相见，两人留连唱和，苏轼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之语。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苏轼终于决心归老阳羡，考虑自己在阳羡买的田产还不足以养家糊口，他让徐得之在常州停留下来，继续为自己代理购买田产。朋友王巩得知苏轼买田的消息，劝他在扬州买房，苏轼回信道：“近在常置一小庄子，岁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看来，苏轼在常州买田进展还算顺利。

　　十二月苏轼到达泗州（安徽泗县），苏轼上《乞常州居住表》，中云：“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苏轼朝云所生小儿子苏遁）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也许表文写得太过凄切，神宗皇帝竟然很快答应了他的请求。“书朝奏，夕报可”。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在南都(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他欣喜若狂。四月苏轼自南都回常州宜兴，途中写了《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又在《菩萨蛮》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水好。”宜兴俨然已是苏轼梦想中的乐土。他对朝廷的恩准感激涕零，连写两次谢表感谢皇恩。

　　苏轼本打算在常州终老，却不想世事难料，他在常州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赵顼驾崩，他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开始垂帘听政，她废除新法，启用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旧臣。苏轼兄弟时来运转，竟然节节高升。苏轼位至尚书、翰林学士，当上皇帝的老师；而苏辙后来更是官至门下侍郎，成为宰辅之尊。元祐三年(1088)，苏辙任户部侍郎，“予年将五十，与兄子瞻皆仕于朝，裒橐中之余，将以成就先志”，（苏辙《卜居赋》）苏辙开始在颍川（河南许昌）买田置宅。苏轼兄弟各自的政治生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然而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逝世，宋哲宗亲政，迎接苏轼兄弟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好在苏轼此时已有地产，苏辙分俸七千，安排苏轼长子苏迈携带家小移居常州宜兴就食，小儿子苏过跟随苏轼南迁。

　　苏轼再次遭受沉重打击，那曾经的“好友”章惇甚至要对苏轼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定州贬到英州，再贬到惠州，又从惠州贬到海南岛的儋州。苏轼在恶劣的环境下时刻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驾崩，65岁的苏轼才得以遇赦北归。儿子苏迈、苏迨等家人都在常州宜兴，苏轼决定退隐宜兴，归隐田园，他把常州作为了自己的终老之地。

　　传说苏轼生前最后一次买房是在宜兴，据《梁溪漫志》记载：苏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苏东坡的学生邵民瞻帮他买了一处宅子，花钱五百贯，为此他用完了身上的积蓄。一天苏东坡与邵民瞻月夜散步，到一村落，听见妇人哭声非常悲惨，苏东坡好奇前去询问，则见一老妪。妪曰：“吾家有居，相传百年。而吾子不肖，举以售人，宁不痛心？”问其故居所在，正是苏东坡刚买的房子。苏东坡再三慰抚，当即以是屋还妪。还取来屋券，当面焚烧。第二天又让老妪的儿子迎接母亲回到老宅，连五百贯房钱也没要回。苏东坡于是回到常州，不再买宅，而借居顾塘桥孙氏馆暂住。这个传说展现了苏轼不贪钱财、心系百姓疾苦的美好形象。

　　苏轼北归，一路颠簸，身体极为虚弱。他在途中不幸染病，抵达常州后，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建中靖国元年（1101）7月28日，苏轼走完了他六十六年的人生旅途，终老于常州城内顾塘桥畔孙氏馆。苏轼在临死前说：“我生不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惊吓）。”。问其后世，不答，湛然而逝。苏轼逝世的消息传出，常州人“相哭于市”，人们纷纷涌向孙氏馆与东坡最后一别，悼念这位旷世奇才。第二年,苏辙和苏轼的幼子苏过遵照苏轼遗愿，乘舟护柩，将苏轼安葬在河南郏县有“小峨眉”之称的茨芭乡苏坟村。未能叶落归根肯定是苏轼的遗憾，但二苏父亲苏洵早就有迁居洛阳的宿愿，“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苏洵诗），苏轼归葬于嵩山之下，总算实现了父亲苏洵没有完成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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