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纲戏再认识 ——习艺书简.致曾浩月 王小遂 浩月同学： 谢谢你送给我你的硕士学位论文《川剧条纲戏研究》。尽管此前我已经知道，论文已被老师们评审通过，评价也很好。但老实说，这个选题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因为在我的心目里，条纲戏是以往川剧一种无剧本不规范的粗放随意的演剧形式，难登“大雅之堂”，和话剧初始时采用幕表制的文明戏一样，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你作为年轻的研究生，做这样的选题，有如进行一次“访古之旅”，似乎少了点“现实意义”。等到读完之后，才发现我这种认识的偏颇。原来，条纲戏不仅从历史上说，在培养人才、积累剧目等方面，对我国戏曲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而且从当前看，它至今还存活在舞台上，并成为民间剧团丰富剧目保证日常演出的“生活必需”，自然值得关注。 你的论文能对我产生如此的说服力，我想，一是你搜索到了有关条纲戏的大量文献资料，包括外剧种许多学者对这一演出形式的研究成果，以开阔的视野对川剧的条纲戏的诸多方面作了参照、论证；一是你曾深入至今还在演出条纲戏的民间剧团进行实地调查，并抓紧时机对演过条纲戏的老艺人进行采访，把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结合起来。而且用事实说话、就实论虚，这种实证研究法是值得学习和倡导的。 我以为，条纲戏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不对，台上会”（也叫“台上见”）。记得我在当话剧学徒的时候，“台上见”被认为是不严肃的“文明戏作风”，是为大忌。的确，这种“台上会”由于它不可控的随意性确有很大的弊病。比如，川剧舞台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花的麻的荤的素的”种种乱象，好多都是因“台上会”造成的。艺术质量更不能与有剧本有导演的规范演出相比。这自然不能为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所容忍，为众多有识者所诟病。于是，条纲戏走向式微与衰落就势所必然了。 但是，你的论述倒给了我一些启迪，纵然条纲戏有“诸多不是”，但其中却还蕴含着一种积极因素。那就是它给演员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空间，具有激励演员发挥聪明才智的机制。曾经有一位波兰戏剧家倡导过一种“质朴戏剧”（又称“贫困戏剧”“纯戏剧”）。他认为，只有演员与观众才是构成戏剧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其他如音乐、舞美、包括剧本都是“非戏剧”的，不必要的。这样就把演员的作用推向了极致。我以为，条纲戏的“台上会”，在充分发挥演员的作用这一点上与其有类似之处。试想，一个演员仅凭“条师”三言两语的提示，要在舞台上演出有声有色的一场戏来，就必须善编能演、机智灵活、即兴创作，甚至“处变不惊”，才能成为好演员“好先生”。否则，不但要“吃气饭”甚至不能“吃戏饭”。 为了成为“好先生”，演员除了刻苦练好“四功五法”等戏曲艺术基本功外，注意在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早年的川剧演员大都来自民间，本身就是草根百姓。加之久走江湖，丰富的社会生活积累，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创作的资源。而条纲戏的演出形式，恰好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用武之地”。于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方言俚语，常常被他们信手拈来用到戏中。这在一些喜剧和生活小戏中尤为明显。往往使观众有如看身边人演身边事的亲切感。即如经典名剧《秋江》，其中那些风趣对话、美妙身段也无不洋溢着四川人特有的生活气息。当然，“信手拈来”也会少不了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泥沙俱下，精芜杂陈。但经过时代筛选，推陈出新，糟粕淘汰了，精华积淀下来，丰富了川剧艺术。从《裁缝偷布》到《裁衣》，从《蒋世隆抢伞》到《踏伞》，从《陈姑赶潘》到《秋江》以及更多的传统保留剧目，差不多都经历了这个“吹尽黄沙始到金”的过程。 不可讳言，条纲戏毕竟因它与生俱来的弊病而逐步衰亡，代之而起是更规范更精致的演剧形式。这是艺术与时俱进的大好事。但条纲戏能起到锻炼演员、培养演员的作用（好多前辈名家，大都经受过条纲戏的磨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窃以为，仅此一端，就是条纲戏留给川剧艺术的良好“基因”，也是应当继承的传统。 乃至像风靡一时的“变脸”及其他的川剧特技，尽管一时还理不清它们的起根发芽、来龙去脉，也何尝不可设想，它们的萌生与条纲戏的即兴表演有着“血缘关系”。 以上算是你论文的读后回馈，期待你新的研究成果。 王小遂 2017.9.9.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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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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