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皇祖陵”的“地下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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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扬州市江都区南水北调东线的源头——江都水利枢纽工程附近有一处古朴典雅，绿树成荫之地，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江石溪纪念碑亭。江石溪1933年9月病故于扬州东圈门9号(后改为16号，现无门牌号)租住了三、四年的宅内（现已扩建为重兵把守的“故居”），第二年初春，归葬于仙女庙之郊的大王庄，因其时家道中落，墓地由其生前好友、医生郑桐家提供。落葬20多年后在上世纪50年代江都兴修水利时，与当地众多的坟茔一样被平毁。

40年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坟地突然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关照。1994年7月，江都市人民政府在原墓址附近建起一座很有气派的碑亭，虽然面积不大（不包括周围道路、绿化等），但亭上四角飞檐，歇山屋面，黄琉璃瓦覆顶，座落于两层花岗岩台基之上。大理石的室内地坪，台阶室外地坪是花岗岩火烧板，掩映在参天绿树之下。周围两层汉白玉栏杆环绕，斩假石外饰，亭中矗立一宽１米、高2.2米的汉白玉石碑，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柳倩题写的“江石溪先生安息处”八个行书烫金大字和“江都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四年七月立”的落款，碑后面刻有江石溪生平简介。亭前正面的两侧抱柱上悬挂着黑底黄字的一副楹联，由扬州著名书画家李圣和书录韩国钧的挽句“向秀赋方成，惊听笛声到邗上；江郎才未尽，尚留诗卷在人间”。此后，这里不仅每年清明时节迎来碑亭主人的显耀子孙前呼后拥、警卫森严地前来祭扫，而且还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点，吸引游人驻足，缅怀这位江都“爱国名士”、“时代精驱”和“扬州名士、苏中贤达”。

该碑亭落成时，正值江都撤县设市，因此，这“江都市人民政府”的落款是恰逢其时。同年４月下旬，江石溪之孙还专门为《江都县志》题写书名，2011年江都正式撤市设区，现为扬州市江都区。

碑后刻有江石溪生平简介：

江石溪（一八七〇—一九三三），原名江绍岳，字江汉。世居江都县仙女庙（今江都镇），幼从丁沟名医周云溪习岐黄，业成，悬壶于头桥仙女庙。医术精湛，深得病家赞许。

先生早年参加“冶春诗社（后社）”，著有《梦笔生花馆诗集》，闲爱品箫笛，重山水士林，以才艺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先生愤撰歌谣多首，教唱乡里，讥刺民贼，爱国情怀备受世人尊崇。

一九三三年九月，病故扬州，归葬此处（原仙女庙大王庄侧）。

江石溪（1870～1933），原名江绍岳，字汉，石溪为其医名。祖籍安徽旌德，现安徽旌德县白地镇江村还有其所谓“祖居”。他出生后随父江振鑫从芜湖沿江流落到江都县仙女庙，父亲以木工、箍桶为生。早年定居和经营的“江振鑫盆桶槅子老铺”位于江都镇利民桥南桥堍，现为“江都文化保护协会”。江石溪的后妻范氏（1873—1956）为邗江头桥范氏孺人（“孺人”，媒体所用称呼，古时称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也用于对妇人的尊称），其祖居“范氏老宅”也保存完好。江石溪共有六子一女，全都出生在江都，除二、三子早夭外，其余四子中有为其带来莫大荣耀的六子江世侯、后改名上青(1911―1939)及长子江世俊、别号冠千（1894-1973）。

江绍岳16岁时父亲去世，未能承继父业。早年曾随姐夫朱右村回皖南原籍应试秀才，未果。后至江都丁沟镇名医周云溪处学习中医六年，业成后在江都头桥、仙女庙一带坐堂卖药，给人打工。因周氏门下弟子都有一带“溪”字的医名，故他给自己取了医名“石溪”。按其辛亥革命前后在仙女庙内河轮船公司任职，其从医时间不足20年，且在最年富力强之时决然下海经商。扬州有媒体称其为民国年间“扬州四大名医”之一，无论按其经历和特长，都与其他三位名医任继然、耿鉴庭、周凤书等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他自1915年迁居扬州后就不再卖药行医，而是一个航运投资人和经营者。

上述碑文说他幼年即开始学医，而据广为转载的长文《秋风里陨落的一颗大星》中所记，江石溪“从小苦读诗书，18岁时曾随姐夫朱右村到皖南去应秀才之试，未果后返回，又到丁沟镇名中医周沄溪处学习歧黄之术，6年业成，在仙女庙、头桥（今属邗江区）一带悬壶济世。”按此说法，此时的江石溪至少已经24、5岁。而18岁还是幼年，这幼年的跨度也太长了，或者真是幼年8岁习医，6年业成，14岁行医，也让人长了见识，可惜正是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半百时候，却弃医从商。且不说全国和扬州，仅江都一地，“医术精湛”的江湖医生或坐堂郎中不乏其人，当地确切史料中也找不出他有何特别医术，或对疫病防治和百姓疾苦有何特殊贡献。有文章曾称，当时众口呼之为“江神仙”（江石溪谐音），江都话的江神仙和江石溪发音没有一丝相通，此说不知从何而来。不管怎么说，江石溪从一个木匠子弟到坐堂医生，并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积累下财富，投资航运，奔波于扬州与南通之间，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江都仙女庙正是他的出发地。

这里有一个人却不能不提，他就是江石溪的姐夫，“徽州曾应秀才试，多蒙姑丈朱右村”（ 江石溪七子江树峰诗《忆父吟》）。朱右村是一位饱学之士，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江石溪在他的影响下，刻苦钻研诗词文赋，并曾随他去皖南旌德应秀才试，据说连盘缠都是其姐夫资助的。虽然落第，但毕竟为此后学医、经商和业余爱好打下良好的文化根基，而且就连他的子女也深受其影响，其中就有他的六子、后来使他“光宗耀祖”的江世侯，他从八岁起“随姑父朱右村学习唐诗、古文，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近二、三十年，许多专家、学者、媒体人津津乐道于江石溪“一生未仕”的“书香门第”，却从无人研究这“书香世家”的第一人——江石溪的姐夫朱右村。

辛亥革命前后，江石溪在仙女庙卖药行医的同时，兼为南通内河轮船公司售票，后逐步成为该公司职员，1915年后，受聘为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协理，遂由江都迁居扬州，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年年初，据碑文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先生愤撰歌谣多首，教唱乡里，讥刺民贼，爱国情怀备受世人尊崇。”可惜的是，这些歌谣一首不存，而此时，全国利用各种方式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的人不可胜数，遍及东北、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海外华侨也群起响应，包括各地先后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年江石溪很忙。据载，在此前后，他不仅卖药看病，还要协办新学，自撰小曲，在禹王宫门前教唱；又是协调关系，疏通航线，还要发明水上割草机。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因接办大达内河公司扬州轮船局事务，举家由仙女庙迁住扬州城内，随后一直客居扬州、南通。遗憾的是，碑文仅提及江石溪在1915年之前的简历，没有提及其后半生是南通两大公司的股东之一、从事“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经历，更没有提及其编写的爱国歌谣及其爱国情怀对其后世子孙的影响！至于碑文上说他“闲爱品箫笛，重山水士林，以才艺称”， 全国各地有此境界和才艺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多如牛毛，却未必人人都能载入史册。

迁居到扬州的江石溪似乎更加游刃有余，凭着他“扬州名士、苏中贤达”（其外曾孙女语）的身份，有更多机会和闲暇，结识当时扬州的社会名流。因此，碑文上说他：早年参加“冶春诗社（后社）”，著有《梦笔生花馆诗集》。

冶春后社是晚清与民国初年扬州地方名流、文人学者等为追怀康乾盛世，继冶春诗社后，由臧谷发起而成立的民间文学团体。初期以臧谷（1834-1910）为领袖，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被迫偃旗息鼓。诗社成员冗杂，良莠不齐，董玉书曾在《芜城怀旧录》中提及该社“民国初年唱和最盛时期，人才踵起，钩心斗角，亦复蔚然可观。继续至今，有四十余年之历史，积镐甚夥，重经选定，屡拟印行未果。迨丁丑战事起，地经兵燹，不知选稿遗落何所，深为惋惜。”

姑且不说清代“红桥修褉”的若干诗人词家，就是碑中提到的“冶春诗社（后社）”成员，在《芜城怀旧录》中记载有姓有名有籍贯的至少120多人，其中许多人至今留有作品存世，而韩国钧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韩国钧（1857年—1942年），字紫石，亦字止石，晚号止叟。江苏海安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曾任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1925年辞去本兼各项职务，回归故里。退隐后的韩国钧并未恬于颐养，他热衷于地方的许多新兴事业。“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韩国钧极力主张抗日，并为动员各界民众团结抗日，扩充地方武装，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陈毅率部移师海安时，韩国钧盛情邀请陈毅和张茜住进家中，其间，刘少奇、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曾会集于韩公馆共商抗日大计。1941年他更拒绝敌伪的威逼利诱，拒绝出任伪江苏省省长，临终时告家人曰：“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相比韩国钧，同为冶春后社成员的江石溪如果活到后来，听到韩国钧掷地有声的话语，联想那些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而“忍辱负重”的不忠不孝之徒，不知会有何感想。

韩国钧是扬州冶春后社的成员，也是一位相当高产的诗人，至今有大量诗文书画存世，其唱和及赠诗的对象既有耄耋之年的前清遗老，也有年方弱冠的小学校长。早已辞去一切职务的韩国钧，在1933年9月江石溪死后，赠送挽联也不足为奇，但能刻到碑亭的两侧抱柱上流芳百世，大概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据江石溪曾孙女的纪念文章：外曾祖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通晓经史，在诗词创作上造诣颇深。清末民初的扬州“冶春后社”，其成员均为文坛宿将、士林名流，外曾祖父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诗风受诗社祭酒（社长）臧谷的影响，体近白（白居易）、陆（陆游），于壮怀激烈之中，又多隐逸之气，曾著有《梦笔生花馆诗抄》，惜已散佚。后经外叔祖父江树峰先生回忆，仅得六篇九首。

这册被碑文和现在众多文章提及的《梦笔生花馆诗集》，既然已经散佚，当然无从考证，就连其子江树峰也承认仅存稿六篇九首，都是个人感怀之作，其中有六首后收集在其子《江上青烈士诗抄》的附录里，就是这六篇九首后来也由江都地方志办公室于上世纪90年代专门刊印成册。但据公开资料和扬州媒体报道，《梦笔生花馆诗集》的作者有三说：一是近代扬州著名书法家、诗人王景琦；一是江石溪；一是两人合著。王景琦与江石溪同为冶春后社的江都籍成员，当时王景琦曾多次邀约诗友相聚江都、扬州唱和，该诗抄也可能是所有江都籍成员的诗集。没有征得王景琦和当时诸多冶春后社成员的后人意见，将这本作者不明、早已不存的诗集作为江石溪一人所著，刻在碑文里，江都市人民政府是否太不慎重了。中国自古有谀墓传统，唐代文学大家韩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再怎么虚美，也不能将著作权不明的作品公然刻到石头上，成为后世的笑话，毕竟，诗文著作是凭证据说话的。

王景琦（1878—1960），字容庵，号蓉湘，江都仙女庙（今江都镇）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以知县身份在广东一带任职，民国后归里，曾为江苏省议员、省文史馆馆员。出生江都名门望族，其父王钧甫是清代显宦，光绪初年曾督办浙江海塘工程（领知府衔）。王景琦诗文也堪称一绝，喜吟咏，为清末扬州冶春后社成员，留有《王容庵自录诗集》。王景琦少年入举，凭借书法名声大噪，长于行楷，楷书工秀。据闻，科举时主考官在其考卷中批语：“文质平平，字冠八邑”。扬州不少碑刻文字，出自他的手笔，其《王容庵自录诗集》和书法作品等也在网上有大量拍卖。勒石为记，白纸黑字，实物俱在，不容置疑。

有人称王景琦与江石溪当年是“挚友”，想必两人在世时不会为一本《梦笔生花馆诗集》而争吵，毕竟是随性之作，谁写的谁认领，且有当时众多诗友作证。这位笃信“岂因果报方行善，要好儿孙各象贤”的江石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后人并没有遵循其教导“身外浮名且让人”，不仅旧城老街、穷巷陋屋统统保留、扩建成“故居”，提供资料，多次查看，更全然不顾先人的脸面，将一本毫无历史、文学价值、“惜以散佚”的《诗集》强占己有，刻石纪念，是不是不忠不孝、太不厚道？！

两位去世多年的“诗友”不知是否会为此“署名权”在地下对簿公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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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笃信“岂因果报方行善，要好儿孙各象贤”的江石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后人并没有遵循其教导“身外浮名且让人”，不仅旧城老街、穷巷陋屋统统保留、扩建成“故居”，提供资料，多次查看，更全然不顾先人的脸面，将一本毫无历史、文学价值、“惜以散佚”的《诗集》强占己有，刻石纪念，是不是不忠不孝、太不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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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王景琦与江石溪当年是“挚友”，想必两人在世时不会为一本《梦笔生花馆诗集》而争吵，毕竟是随性之作，谁写的谁认领，且有当时众多诗友作证。这位笃信“岂因果报方行善，要好儿孙各象贤”的江石溪，大概没有想到他的后人并没有遵循其教导“身外浮名且让人”，不仅旧城老街、穷巷陋屋统统保留、扩建成“故居”，提供资料，多次查看，更全然不顾先人的脸面，将一本毫无历史、文学价值、“惜以散佚”的《诗集》强占己有，刻石纪念，是不是不忠不孝、太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