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最新译本 | 星期天文学

李太师

《西线无战事》

[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朱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内容简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李太师

　　「西线无战事（节选）」

　　1

　　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才换了防，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牛肉和菜豆。我们感到一种平和中的满足。每个人甚至还有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另外，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这样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了。那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他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他的炖锅及时清空好用来盛咖啡。加登和缪勒端着两个脸盆，里面的食物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这些是他们的储备，加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成性，而缪勒这么做则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加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那倒是一个谜，因为他现在和今后一直像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十支雪茄，二十根纸烟，还有两块嚼烟。在眼下，这已经很可观了。我拿嚼烟去换卡钦斯基的纸烟，这样我就一共有了四十根纸烟，抽一天是足够了。

　　说真的，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收获。普鲁士人并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那一带的战事相当平静，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征用了正常数量的每日给养，供全连一百五十人回来时享用。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

　　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昨天夜里，我们撤离前线安顿下来后，立刻好好地睡了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很对，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在前线，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一连熬了十四天，时间是够长的了。

　　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房，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飘了过来。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最饿的那些人：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缪勒，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梦想着考试，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理；勒尔，他蓄着络腮胡子，特别喜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一口咬定，按照军队里的命令，这些姑娘都得穿上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事先还得洗个澡；第四个便是我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参加战争当

　　志愿兵的。

　　紧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年纪与我们相仿，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下来吃的时候，他瘦得像只蚂蚱，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许斯，也跟大家同年，是个挖泥煤的，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条配给面包抓在手里，问人家：猜猜看我手里抓的是什么东西；德特林，一个农民，他除了农家院和妻子，什么也不想；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强，机灵，狡猾，他年纪四十，有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副佝偻的肩膀，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在炊事房前面，我们这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直没理会我们。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我说，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

　　炊事员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你们先得都到齐了才行。”

　　加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都到齐了。”

　　那炊事班下士依然不理会：“你们几个都到齐了！可是其他人到底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就是群葬在地下长眠啦。”

　　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茫然不知所措。他动摇了。“可我已经煮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

　　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一下。“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了。来，开饭吧！”

　　加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那老鼠似的尖脸蛋兴奋起来，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下颚抽动着，他往前走了一步，小声说道：“伙计，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是吗？”

　　那炊事班下士愣头愣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加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那香肠呢？”

　　那个番茄脑瓜又点了点头。

　　加登的皮套裤在颤动。“纸烟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样样都一样。”

　　加登容光焕发了。“哎呀，这才叫做走运咧！全是给咱们准备的！

　　每个人都能得到--让我算一算--一点不错，正好是双份！”

　　番茄脑瓜这才回过神来，说：“那可不行。”

　　我们都很兴奋，开始围拢过去。

　　“那为什么不行，你这个老胡萝卜头？”卡钦斯基质问道。

　　“本来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

　　“我们这就让你看看八十个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缪勒喃喃地抱怨着。

　　“饭菜我可一点不在乎，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番茄脑袋坚持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这一次就不能宽宏大量些？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你领的是二连的，这就够啦。那你发给我们吧！我们正是二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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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动手推撞那个家伙。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有过好多次，由于他的过错，饭菜送到战壕里太晚，而且都凉了。因为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队多跑一段路。现在，一连的布尔克要好得多。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仓鼠，可是临到紧急关头，他甚至会把锅子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

　　我们心里都憋着这股火，若不是连长到来，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只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朝那锅子瞥了一眼。“这些菜豆看样子还不错。”

　　番茄脑瓜点点头。“是用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那中尉瞅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从行伍中间被提拔上去的。他又把大铁锅的盖子揭开，嗅了一下。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一边说道：“给我送一满盘来。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我们也许

　　用得上。”

　　加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番茄脑瓜的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

　　“这又不会破费你什么！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一人似的。现在你就动手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千万别数错了。”

　　“你真该被绞死！”番茄脑瓜咒骂道。他已经垮掉了，每当事情超出他的掌控时，他就干脆认输。似乎为了要表示对此感觉无所谓，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了不起。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溜达到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边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我们却需要更好用的。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的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四边都用木板围着，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边上还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搬来了三只，围成一个圆圈，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才站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并排坐着，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这样，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

　　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到后来，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其实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类事情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若不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对老手来说，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胃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人可要亲密得多。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时，都能在此处信手拈来。要表达得这样贴切，这样清楚，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在此地，这却是一种通用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这些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更何况，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正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一样畅快。胡诌出“粪坑传闻”这个词，倒不是毫无道理，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市集和公共休息室咧。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过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在那里，只能说是卫生，可在这里，却是美妙。

　　眼下真是个出奇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照亮的侦察气球，被阳光照得灿烂异常，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发射时，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升了上去。

　　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好像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压了下去。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高高的嫩枝，白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一边还抽着烟。我们摘下了军帽，放在身边。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在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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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做叛乱者，绝不做逃兵，也绝不做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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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什么不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的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是件叫人艳羨的东西。缪勒一看就很高兴，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问道：“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弗兰茨？”

　　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他恢复了健康，也只能穿一只皮靴，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可是，照眼下的情况看来，把它们留在这里很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

　　缪勒重新拿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

　　“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缪勒又建议道，“在前线这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

　　我往缪勒的脚上踩了一下，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床底下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缪勒也这样说，他是在想着那双系带皮靴，所以要亲自在场监视。

　　克默里希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到外面找来一个年纪大些的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拒绝了。“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

　　“你们只肯好好地侍候军官。”克罗普恶狠狠地说。

　　我急忙去打圆场，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根纸烟。他接过去了。我便问道：“那也允许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很气恼。“你都知道这不行，何必还要问我呢？”

　　我又把几根纸烟塞到他手里。“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想要自己去看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筒皮靴上来了。“那双靴子，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我总是起泡，一个接一个。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了，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筒靴--”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缪勒惋惜地说道。

　　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信。我全身都凉了，巴不得喝一杯朗姆酒。缪勒拔起几根草，塞在嘴里嚼着。蓦然间，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狂暴地乱踩，抬起一张毁损了的、心神不宁的脸向四周看着，结结巴巴地说道：“臭狗屎，真他妈的臭狗屎！”

　　走了好长一会儿，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线士兵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缪勒问他：“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气恼地笑了起来。克罗普在咒骂：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能够开口说话。

　　是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这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都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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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

　　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弗里西亚群岛，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亚群岛属荷兰，东弗里西亚群岛属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分属德国与丹麦。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一个星期天，克罗普和我用杠子抬着尿桶穿过营房的场院，希默尔施托斯正巧走过来，他打扮得整齐光洁，准备出去，这时便停在我们的面前，问我们有多喜欢干这个工作。我们不由自主地绊了一下，把桶里的东西统统泼在他的腿上。他暴跳如雷，可是我们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应当关禁闭！”他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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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普也已经受够了。“可事先得来一次调查，那我们就可以把真情吐露出来了。”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跟士官说话！”希默尔施托斯咆哮着。“难道你神经错乱了不成？你等着吧，自会有人来审问你的！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把有关你下士先生的事统统揭发出来！”克罗普说，将手指放在裤裆缝那里，这是一个侮辱性的手势。

　　希默尔施托斯发觉我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便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可是在消失以前，他还吆喝了一句：“你们自讨苦吃。”--但是这已经是他权威的终结了。他后来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里又试过一次，要大家“卧倒”和“预备，跑步走”。每一道命令我们都是执行的，因为命令终归是命令，总得要服从。但是我们执行得那么缓慢，把希默尔施托

　　斯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随后用胳膊撑着地。他气坏了，下一道命令都喊完了，我们上一个动作还没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流一滴汗，他的嗓子可已经嘶哑了。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来挑衅。虽然他还是一直管我们叫下流坯，不过口气里多少带着一种尊敬的意味。

　　还有许多相当正派的下士，他们可要通情达理得多。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好差事，而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对新兵严厉才能达到。

　　因此，营房场院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只要可能，我们就得全部进行一遍，常常气得号叫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就是患肺炎死的。可是，如果就此认输，自己也未免觉得可笑。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而这也挺好，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就跑到战壕里去，那么大部分人一定会发疯。只有现在这样，我们对行将到来的事情才有所准备。

　　我们没有被摧毁，倒是适应了下来。我们二十岁的年华，固然使其他许多事情变得艰难，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帮助了我们。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一种强烈、实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场上便发展成为战争中产生的最好的东西：同志友谊！

　　我坐在克默里希的床旁边。他越来越衰弱了。我们周围是一片喧腾吵闹。一列运送伤病员的火车刚刚开到，那些可以转移的伤员正在一个个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希的床边走过，连望也不望他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茨。”我说。

　　他用臂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来。“他们把我的一条腿给截掉了。”

　　原来他也已经知道啦。我点点头，回答他说：“你应当高兴，这样一来你倒可以没有事了。”

　　他没有吱声。

　　我又说：“你本来可能两条腿都保不住的，弗兰茨。韦格勒没有了右胳膊。那要糟糕得多。况且，你可以回家去了。”

　　他瞅着我。“你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

　　他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这样认为？”

　　“没错，弗兰茨。只等你手术过后，健康恢复。”

　　他招呼我挨近一点。我朝他弯下身去，他小声说道：“我看不见得吧。”

　　“不要胡说，弗兰茨，过两三天你自己就会看到。那其实有什么大不了啊？只截去一条腿嘛，比这个更糟得多的创伤在这里也会给缝好的。”

　　他擎起一只手。“可你看一看这里，这些手指。”

　　“那是动了手术的结果。只要你吃得好些，马上就会恢复过来的。他们对你照顾得还不错吗？”

　　他指了指一个碟子，里头的东西还剩下一半。我激动了。“弗兰茨，你一定得吃啊。吃是主要的。这食物看上去挺好。”

　　他转过脸去。过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说：“我曾经想做一个林区主任管理员咧。”

　　“你还是可以做的嘛，”我安慰他说，“现在有种了不起的假肢，让你简直看不出残缺了什么。是直接装在肌肉上的，有了这种假手，手指可以活动，你可以干活，甚至可以写字。而且，这类东西随时都有新的改进。”

　　有片刻工夫，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随后他说道：“你可以把我那双系带皮靴带去给缪勒。”

　　我点点头，心里捉摸着，该说些什么话来鼓舞他。他的嘴唇咧开了，嘴张大了，牙齿露了出来，看去像是白垩做的。皮肉萎缩，额头更显突出，颧骨也凸了起来。骨骼在往外挪动。眼睛早已陷了下去。再过三两小时，什么都会过去了。

　　他这种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不过，我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这使得他与别人不一样。我曾经抄过他的作文。在学校里，他老是穿一件深棕色的外衣，系着一根带子，两个袖子都已经磨得发亮了。我们这些人里，也只有他一个能在单杠上做大翻转。当他翻单杠

　　的时候，头发如丝一般飘散在脸上。坎托列克为他而感到自豪。可是吸烟他却受不了。他的皮肤非常白净，倒有几分女孩的模样。

　　我朝自己的长筒靴瞥了一眼。这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裤脚都塞在了里面。套着这两个宽大的靴筒站起身来的时候，看样子倒是又魁梧又健壮。可是等我们去洗澡，把衣服都脱光了的时候，蓦然间我们又只有两条纤细的腿和两只瘦小的肩膀了。我们不再是军人，而是跟孩子差不了多少，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还能背行军装备。我们赤身裸体站着的那个时刻，可真是个古怪的片刻。那时，我们又变成了普通人，而且我们自己几乎也有那样的感觉。

　　洗澡的时候，弗兰茨·克默里希看上去又瘦小又柔弱，真像是一个小孩子。现在，他躺在那里，为的是什么呢？全世界的人都应当从这张床边走过去，说：“那是弗兰茨·克默里希，十九岁半，他不愿意死。就别让他死吧！”

　　我的思想混乱了。一股石炭酸和坏疽的气味充塞在肺里，仿佛稠粥一般，让人透不过气来。

　　天逐渐暗下来了。克默里希的脸变了颜色，他从枕头上抬起脸来，苍白得闪闪发光。嘴稍微动了一动。我朝他靠近一点。他悄没声息地说：“如果你找到我的表，就把它送回家去。”

　　我没有回答。这已经不重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他。我觉得很难受，因为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太阳穴已经凹陷下去的额头，这张仿佛只看见牙齿的嘴，这个尖簇簇的鼻子！还有家里那个正在流泪的胖女人，我还得写信给她。要是这封信早已发出去了，那该多好啊！

　　医院里的护理员，拿着瓶和桶，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跑过去。有一个人过来了，向克默里希觑了一眼，随即又走开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正在等着，多半是想要那张床。

李太师

　　我朝弗兰茨弯下腰去，跟他说了几句话，好像这样会救他的命似的：“也许你就要到克洛斯特堡康复所去，弗兰茨，那个康复所在许多别墅中间。到那时，你可以从窗子里望出去，越过田野，看到天边那两棵树。眼下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庄稼都已经成熟，一到傍晚，田野浴着阳光，看去像是珍珠母似的。还有克洛斯特河边那条白杨夹道的小径，从前我们还常常到那边去捉棘鱼呢！你可以再弄一个鱼缸，在里面养些鱼，你可以随便出去，用不着问什么人，要是高兴，你甚至还可以弹钢琴咧。”

　　我朝他那张藏在阴影里的脸俯下身去。他还在呼吸着，很轻很轻。他的脸湿漉漉的，他正在流泪呢。由于我这一番蠢话，搞成一个何等糟糕的混乱局面哪！

　　“可是，弗兰茨，”我用一只手臂挽住他的肩头，把我的脸贴到了他的脸上，“你现在要睡一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眼泪从他的腮帮上滚下来。我原想把他的泪水抹掉，可是我的手绢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仔细瞅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生怕他也许要说什么话。万一他开口，喊叫起来，该怎么办呢？可是他只是在哭泣，头转到了一边。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他什么也没说，这一切都已经落到他的后面去了。他现在只有孤零零一个人，只有他那十九岁的小小的生命，他哭泣，因为这个生命就要离开他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安、最使人难受的一次离别，虽然蒂德耶恩的情况也一样糟，他喊着他的母亲，他是个跟熊一样结实的家伙，一双疯狂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拿着一柄刺刀，不让医生走近他的床前，一直到他颓然倒下去为止。

　　忽然间，克默里希呻吟起来，喉咙里开始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

　　我一骨碌跳起身，磕磕绊绊地奔到外面。“医生在哪儿？医生在哪儿？”

　　我看见一身白色罩衫，便一把把他抓住。“快来，弗兰茨·克默里希快要死了。”

　　他挣脱了身子，问一个站在旁边的医院护理员：“哪一个？”

　　他说：“二十六号病床，一条大腿给截掉的。”

　　他呵斥道：“这我怎么知道啊，今天我已经截掉五条腿了！”他把我推开，对那个医院护理员说：“你去照料一下吧。”便一溜烟跑到手术室去了。

　　我跟那个护理员一路走着，气得直打抖。那个人瞅着我说：“今天早晨从五点钟起，一个手术接着一个手术--简直发疯了，我告诉你，光是今天，已经死了十六个--你们那位是第十七个。总共大概要有二十个咧--”

　　我头晕脑涨，忽然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再也不想吵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真想一头栽倒，永远爬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希的床边。他已经死了。那张脸仍然湿漉漉的，淌着泪水。他的眼睛半睁着，颜色黄蜡蜡的，像是用旧了的角质纽扣。

　　那护理员往我的腰肋碰了一下。“你打算把他的东西给带走吗？”

　　我点点头。

　　他接着又说：“我们得马上把他搬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他们都还躺在地板上呢。”

　　我把克默里希的东西收拾好，将他的士兵证章解下来。护理员问起他的薪资簿在哪儿。我说很可能在军营办公室里，说罢就走了出来。在我背后，他们早已把弗兰茨放在一张帐篷布上了。

　　走到门外，我感觉到黑暗和晚风拯救了我。我尽可能深深呼吸着，觉得微风吹在我的脸上，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既温暖又柔和。姑娘、繁花盛放的草地、白云，这些思绪忽然飞进我的头脑里。我那双穿着长筒靴的脚开始向前移动，我加快了步子，我奔跑起来。士兵们从我身边走过，我只听见他们的谈话声，却不清楚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大地涌起一股力量，穿过我的脚底，注进我的心头。黑夜仿佛闪电似的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前线瓮声闷气地轰鸣着，如同鼓乐的合奏。我的四肢在灵活地移动，我觉得自己的关节很有劲，我大声而急促地呼吸着。黑夜活着，我也活着。我感到一阵饥饿，一阵比光从肚子里涌起来的更为强烈的饥饿。

　　缪勒站在营房门口等着我。我把那双鞋给了他。我们走到里面，他就拿来试了一下。他穿起来正合适。

　　他在自己的存货里翻拣着，找出一段美味的干腊肠送给我，除了这个，还给了我热茶和朗姆酒。

　　（本篇选自《西线无战事》最新译本）

李太师

　　作者简介······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1898~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首部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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