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生产队里的那些日子

草书

　　1975年高中毕业的我被下乡潮推到了农村，落户到川南丘陵山区一个生产队里，成为了特殊身份的人民公社社员，名曰：知青。那时没有了村，只有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也没有了农民，只有社员；社员是一支不属于无产阶级，但又真是“无产”的农业劳动大军。

　　我当了三年知青，前一年半住在队上，后一年半住进了大队知青点。如今40年过去，但在生产队度过的那段时光还残存在脑海里，有些记忆还是很清晰的。这里就讲讲我的那个生产队和我的知青生活。

　　我下乡所在生产队并不边远，离县城约三十多里。盛夏时节，某单位的一辆吉普车将我送达所在公社，然后步行三、四里的羊肠小路，翻过一个并不高的山丘就抵达了生产队。我的生产队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生产队，相对整个区域不算穷困，也不算富裕。队不大，三十多户人家，加上老少不到百人。

　　那年头，队上的房屋普遍是土坯茅草屋。黄泥垒墙，麦秆、谷草盖顶，这种房屋是原始的，只有门没有窗户，进屋后完全是黑洞洞的。爱迪生百年前发明的电灯还没有照亮这里，每家每户白天在家时都会敞开门，让外面的自然光钻进屋里，晚上则靠着油灯点亮黑夜。虽说是茅草屋，屋前屋后一般都有青竹簇拥，这也是此地农家特色。如果避近就远，驻足于山坡之上，俯瞰农家也会令人悦目。特别是晚霞时段，穿透茅屋飘出来的渺渺炊烟，叠加上青山、稻田、翠竹与落日余晖，能给人呈现出十足的田园美景。

　　队上除土坯草屋外还有一个破旧的四合大院，也是唯一的一个，坐落在离石坝最近的一个山坳里。大院主体为木板与小青瓦结构，原属一家陈氏地主的大院，解放之后被“共产”了。约五分之一做了生产队的粮食仓库，其余住上了七、八户人家。陈氏家族的两个后人，也是两个光棍汉，住在右偏房中的两间。地主已不见，想必是下了地狱。我来生产队后、在没有进知青点之前就一直住在这个大院子里。

　　一开始队上并没能马上把我住的地方腾出来，安排我暂住在会计家里。会计是一个单身汉，姓张，四十出头，住在这个院子的右边上角。他很不幸，他曾结过婚，结婚没几年他的妻子得了怪病死掉了，留下一个儿子，长到约七、八岁时又不幸在屋外那个堰塘边玩耍时溺了水，丢下爸找妈去了。此后他没有再婚。

　　晚上住在他那，当然是与他挤在一张床上，别无选择。天黑我摸黑上了他的床。都知道农村夏季里的蚊子猖獗，我说放下蚊帐吧，他说“不用，这里没有什么蚊子。”我顺从了他，结果，一晚下来“包痕累累”，不知蚊子从我皮肉里吸走了多少血。第二天晚上我自己动手放下了他的蚊帐，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床上的蚊帐其实放不放下是一回事，细看蚊帐四周可算是千疮百孔。我搞不明白是什么缘故蚊子不钉他？是他身上浓浓的汗味，还是蚊子的芒针无力刺透他的肌肤？想到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又忍耐了一晚。第三天晚上我不肯忍了，我的血应该不只是拿来喂蚊子的吧。我拿出了自己带来的蚊帐，把他那可进展览馆的蚊帐换下，从此安宁了我的夜晚。

　　没有住的地方自己做饭也无法实现。生产队又为我做出了安排，安排我在同一个院子住另一边的“三姑娘”那吃饭。“姑娘”？哪有那等好事。称“三姑娘”的她却不是姑娘，不！其实也是姑娘，只不过是已年过六十多岁的老姑娘，是一位老太婆级别的人了。她曾是一位信奉佛教的出家尼姑，解放后，政府扫除一切宗教信仰，她被驱回原籍。返乡后她一直没有成家还俗，因她没结婚的缘故，队里人就一直沿用她出家前的称呼，叫她“三姑娘”，大人小人都这样称呼她。她年老后，队上不让她出工劳动，给她定成了“五保户”。

　　我一个人，她也一个人，我不是“五保户”可也是“特殊户”，就这样让我的饭与这位“三姑娘”的饭搭伙了。饭由她来做，粮食由队上出。她做的饭很简单，每顿仅两样菜，一份炒素菜，一份泡菜。她是俗家子弟，当然见不到肉荤。还好，饭能让我吃饱，最能让我接受的还不在于这个，而是从她的灶台碗筷来看，她算得上是位爱干净的人。她也秉承着出家人的矜持，不多言语，我在与她吃饭的时候相互也不多说什么，也不多问什么。她这样一个人真该归属寺庙那清净之地。

草书

　　一个月后，队上为我腾出了位于这个大院左下角一个堆放杂物的房间。修补了破损严重的墙面，又为我新做了一扇新门。房间约30平米，靠里面摆上了一张床，靠门处垒了烧秸秆的炉灶。两个炉膛，一个放一口铁锅用来炒菜，一个放一个铝锅（四川人称“锑锅儿”）用来做饭。炉口上方也为我吊上一个泥壶，当地人几乎家家都有在炉膛口边挂一个大泥壶的习惯，利用从炉口飘出的火焰来烧热水。我看不习惯，没有挂几天就把那泥壶取下另做它用了。房内中间摆放一张小矮方木桌，给这张桌子配了两条小长板凳。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装粮食的木柜子，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必须的劳动工具，这样就较完整地构成了可以让我“安居”的家。让我“安居”，必是为了让我“乐业”。

　　我“乐业”，他们怎么干我也怎么干。男人们爱打赤脚走路，我也打赤脚，习惯后，打着赤脚走在泥泞的田边小道上真比穿着鞋稳当。男人们爱光膀子（四川人称“光胴胴”）干活，我也光膀子，很快前胸后背就被火辣的阳光烤成了棕色。我学干各种农活，唯有赶着牛犁田这事没去干过。队上有两条水牛，那可是队上宝贵财物，使唤牛固定了专人。相邻队上就出现过一次水牛伤人事件，水牛不知何故疯了，把一个人给活活顶死。

　　这里出工每天分三个时段，早晨、上午和下午。作息时间完全依照生产队长的生物钟。队长姓王，50来岁，已经有了孙子，人瘦小精干。其实队上的人没有几个不是瘦子，下田干活，裤腿一卷都可以卷到大腿根。虽然瘦，但个个体力比我强。队长的家在大院后面不远处，出工信号是敲响吊在他家屋檐下的那个块钢板，“铛”,“铛”几下，声音能覆盖整个生产队。听到铛铛声人们纷纷从家中走出。而对于早上，往往是由敲击声才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过来。

　　早上我是异常的麻利。爬起来第一件事是点燃炉火，炉膛内塞足秸秆，锅里加水、下米，然后快速地洗脸、刷牙，用时不过两分钟，之后就带上农具走出房门。当收早工回来，炉膛里的秸秆已经燃尽，锅里的饭也好了。水加得少成干饭，加得多了是稀饭，稀饭干饭对我都无所谓，总之我每顿要吃四、五两的饭。我饭量不错，吃面条最多时能吃下一斤。

　　那年头，农村劳动很辛苦。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均约两亩土地，地并不多，但队上却有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活，几乎没有农闲之说，过春节也仅统一放假三天。当然平常也可以因事不出工，但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钱，社员可是全靠挣工分过日子。队上的劳动方式是原始的，机械化程度等于零。生产队没通公路，交公粮到区上十多里路全靠肩挑背扛。生产队没有电也就没有水泵，灌溉坡顶上土地要从坡下堰塘里把水一桶桶的挑上去。那阵“农业学大寨”也是瞎折腾。坡地改平地，地虽然靠人力弄平了，但却让熟土变成了生土，反而影响了产量；弯曲的田坎改直，把多年形成的老田坎拆毁，重新垒直，看着顺眼了，可是到了大雨天新田坎很容易被冲垮。那时的社员就犹如仅仅是为干活而活着的工具。

　　那年头，农村生活很贫穷。由于是计划经济，生产队在生产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很多时候要听公社指挥。让你种双季稻，你不能种单季，人力物力要多花出一倍，但其产量与单季差不多。让你种植棉花，你不能改种成其它。该地区气候、土壤并不适合种棉花，然而不种又不行，否则完不成上交任务。公社化制度实行的是先国家，后集体，不论年景好不好，先保证完成上交给国家的任务，之后剩下的才由社员们拿来分配。辛苦一年干下来能到大家手里的粮食并不多。红苕一直是当地的主粮，该区域由此被戏称为“苕管区”，这是与“黄泛区”同类的词汇。社员一年工分收入也少得很。我的生产队一个全劳动力一天仅能结算两、三毛钱。因贫穷，人们吃顿肉（四川人叫“打牙祭”）都算是一种奢侈享受，一年享用不了几次。那阵谁家买了肉队上都会羡慕的议论一番。队上曾发生过一次打赌的故事，打赌结果差点没把人胀死。饥饿与贫穷会让人做出很多傻事来。

　　那年头生活艰辛、贫穷但我却从没有看到过他们有任何的抱怨。他们能满足现状，或许是缘于他们淳朴、善良，是地道的良民百姓，也或许是缘于有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经历，他们的认知恐怕是只要活着就是幸福。我认识一个相邻生产队的人，他年龄与我相近，是个孤儿。我曾不经意地问他怎么家里只有你一人，他告诉我，他家原本有九口人，在那三年里都死了，只他一人活了下来。他同时告诉我，我的生产队也死了不少人。之后我注意到队上每个家庭人口都不多，队里上六、七十岁的老人很少、很少。对此我没有问队上的人，队上也无一人向我谈起过那“三年自然灾害”的状况。现如今有人说那三年全国死去的人超过两千万，我真不能说这一定是谣言。

草书

　　那年头，生活是枯燥的，生活中难觅浪漫。上世纪九十年代李春波的一首《小芳》将知青生活涂染上美丽而浪漫的色彩。很遗憾，“小芳”没有被我遇见。当年我队上也有一个女孩，是副队长的女儿，在区中学读书。假期里，她来我住处几次，给我送菜来，或许她对知青有某种好奇，或许她仅仅是受其父母的使唤。当然她也从我这带走了两本书，就仅此而已。《小芳》这首歌之所以被唱热，我看那是因为歌曲唱出了无数知青想有而没有的“梦幻”，也包括许多人心中曾想有而没有的“梦幻”。

　　有一件重大的事在此不能忽略，这一天我深深记得：

　　那是在我下乡一年后-的1976年9月，那天我和队上的人刚刚交完公粮走出大院，架在路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令人惊愕的消息，“伟大领袖”于9月9日过世。片刻所有人都愣住了，停下了脚步。我此时内心一片茫然，他会死？这可是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大院围墙上鲜红的大字还醒目地写着“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全国到处都写着，被国人千百次的呼喊过。他怎么能死？结果他老人家确实死了，且永远的走了。

　　崇拜归崇拜，他毕竟不是神，也是凡人，也摆脱不了自然规律。他老人家走后天没有垮，地球仍然继续转动。他走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此引发了国家的巨变。国家命运转折了，无数个家庭的命运转折了，无数人的命运转折了，这是好是坏，孰是孰非我无能力评说。

　　

zgd

麻辣社区手机用户 发表于 2017-7-26 07:35
那年头草书的妈到美国找美国猛男赚钱去了，草书过的很滋润。

这帖子的内容很平实，你如此恶言为哪般？

连体钞

我同学，朋友，亲戚很多是知青。感同身受。

lkq

　　当年农村缺医少药，更谈不上免费医疗。我也“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多年，记得所在生产队的队长的儿子患阑尾炎，因医疗不及时，发展成腹膜炎，抬到县城医院就救不到了。还有一位民兵连长，在田里劳作时被毒蛇咬伤，赤脚医生束手无策，一土郎中给敷了几付草药，无效，人死了，正当壮年，可惜。至于婴儿因喂养不得法及医疗不及时而夭折，那就更常见了。

lqk造谣全家死全家造谣死不得好死

wert999

　　我与楼主下乡时间与经历基本相同，楼主讲的是白话，也是实话。

马戈勒壁

　　毛一面说“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阶级”……

　　但他还要把先进的工人子女送往农村，接受严重问题的农民教育。

　　荒唐不荒唐？

坐禅如斯

    那年月农村不仅生活贫困，文化生活也是十分匮乏。
    农村几乎不见书报，因为农村人文盲较多，有书报也不会有几个人读。
    那时城市都还没有出现电视更不要说农村了。有了无线电台广播，但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不多，农村更不见谁家有。
    在我下乡的一年后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是从公社接入的，由公社广播站定时播放新闻与音乐节目。由此才算实现了让社员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那时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去看一场电影。电影一般都是在公社露天放映，几个月能放一部。那时节全国电影制片厂一年也出不了几部片子。
    放电影的信息是通过人耳相传的，公社放电影一般都会传递到耳朵里，生产队的一些年轻人会不顾一天的疲惫，走几公里的山路过去看，看后又摸着夜路回来。
    有时临近哪个公社要放映电影的信息传入耳朵，也会不惜走十多公里的路跑过去看。因为这是那个年代仅有的文化生活，能得到的少有的精神食粮。

坐禅如斯

     那年代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当属地富分子。解放前致富，解放后是罪孽。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地主已经不再世上，但还有一户富农分子。我对他还有印象，姓黄，40多岁，黑黑的脸膛，个子不矮，但背已经有点驼。从他的年龄来说应该是他继承了父辈的财富被划定成为了富农。是富农就该谢罪，所以生产队一般男劳动力一个工为十分，他只有九分，这好像也不是生产队亏待他，而是当时对地富分子的政策就是这样，他还会偶尔被派去公社去做义工。我看他接受劳动改造的态度是好的，他在干活的时候虽不多言语，但始终能对任何人保持微笑的表情，看不到他对生活、对他人有不悦的心情。她老婆也是又黑又瘦，同样工分比其她妇女少一分，其她是八分，她只有七分。还好他们只有两口之家，膝下无子，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后代，是没有生育，还是生了后来死掉了我不得而知。

坐禅如斯

     那年月队上的光棍汉也很有几个。娶媳妇难，成份不好的更难。
    大院里那两个地主后人是光棍。人不残不呆很“标致”，三十好几了却娶不到老婆，原因当然是谁都不愿意嫁过来去沾地主家庭的这份“光”。其实整个那个时期戴有地富帽子的家庭子女成家能异常困难，如果这样下去若真能从此灭绝掉剥削基因，从此再无剥削到也不是坏事。
    这家老二不死心，在被队上派工到水库工地干活时，却带回来一个面容虽乖巧，下肢体却严重残疾的女人，据说是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的。他把她留了下来，在家里为她烧火做饭。至于之后是否为其延续了 “香火”，是否一直坚守到老，我就无法猜想了。

右派已经培养了缺德的几代人，以后道德更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