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06.5.23
农村土地整理流转全新探索
——成都市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实践前沿调查之一
刘斌夫
从理论上和全国范围考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一定要追求农村城市化，或以城市化为着力点迅速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而且城乡一体化并非要“城乡一样化”，作为农业大国的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模式和目标都不是城市化战略可以涵盖和尽括的，新农村建设的五句话二十字“生产发展、生活实践、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并不以城市化为核心要件，城市化发展本身对农村发展同时具有正负两面效应。鉴于目前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农村城镇化实则是低水平的城市化，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现代经济必将是以城市为主干的城市群经济，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看，城乡一体化模式一般只适应于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特大城市或基础较好的大城市的近郊发展战略，而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针对全国广大农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而提出的普遍要求。如何在城乡博弈中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突出矛盾和焦点问题。
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之一，1044万常住人口中，农村人口达658万人，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3%，城市化率35.6%，以大城区带动大郊区，正好可以寻求近郊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交叉结合点，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两年多来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来推进城郊新农村建设，实行城乡统筹发展，结合近中远郊三个圈层不同的区位优劣、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实际特点来探寻大郊区农村继续改革新路。
什么是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共同问题和根本所在？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农民的切肤刻骨铭心之痛，农民视其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后的生存保障。无论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都要实现农民在土地上的“第二次土改”和“第三次解放”，彻底解决了农民土地的根本权益问题，才能使农业生产得以充分长促发展，农民生活真正得以宽裕，文明、整洁与民主才具备相应物质基础条件。
一、“股田制”与“三权分立”——农民根本权益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目前成都市近中远郊（一、二、三圈层）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若被征用为城市建设公共用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用地及工业用地，对农民实行一次性补偿约在1.8万元/亩~4500元/亩之间。农民人均拥有耕地0.8亩，仅够失地农民在城里或农村生活1~4年，而被征用地每亩售价在每亩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由于土地指标紧张等诸多因素，失地农民拆迁安置往往要经历数年游击式的租房过渡期。全市历年结存的失地农民约有48万，补偿偏低，社保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重重。对于全市658万农业人口，这还只是局部问题。而且，即使在耕农民承包的耕地让大户或外来农业公司转租再包，补偿给农民一年每亩只有300斤~1200斤大米（按9月20日米价1.2元/斤计，价值400元~1400元左右）。成都市近郊有198平方公里农村土地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有117平方公里属于可用土地整理办法进行非农开发的用地。要解决作为“天府之国”农耕文明中心的成都市占全市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土地权益和农村土地开发问题，必须在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规大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确权与处置模式，在实践中突破农村土地政策瓶颈，为都市大农业、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农业开发的外来投（融）资等提供相应基础条件。
鉴于目前农村土地的公有制（农民集体所有）色彩，与国家城市公共用地性质略有差别，可以从经济学角度研讨，将农村集体所有而已承包到户的土地的承包使用权权益量化。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对分离的承包权，实则可作看作可以增值的生产要素，具有资本属性。若将这种权益量化为股份（从总量上讲，包括村社集体经济合作组织所持法人股，和包产到户的农民所持个人权益股），则可让农民个体生产者获得土地承包权所衍生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流转再发包或再承包权益，这种特殊意义的无形权益资本，可以进入最佳配置——一次性出让、分年度出让、转租或入股，而获得出让金、租金或股份红利等等。惟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长期补偿权益，和促使在耕农民将所承包土地流转而积极参与到农业连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开发和经营中，真正使农民在土地上获得再度解放。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和以土地承包使用权作为生产要素和特殊资本流转进入规模化大农业开发的“股田制”，将是叩开中国农村土地改革沉重之门的两把钥匙。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中第五十一条规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兴办企业”，这个“企业”可以理解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不包括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域的耕地上开发经营现代的农业公司。为什么搞“企业”可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而搞农业（规模化农业实则是以企业形式公司化运作的）就不能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呢？没有规定不准，就可以在这个政策盲区里去探索。
成都主城区锦江区近郊（第一圈层）三圣乡（街道办）属于成都近郊198平方公里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的“通风口”低坡地，不能作城市建设用地，只能搞生态观光农业，当地素有种植花卉经济农作物的历史，甚至有清代以来闻名遐迩的“八代花王”。三圣乡通过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及附着经济作物等生态资源拥有权的股份权益量化，参股与外来花卉产业投资商合作，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本1.21亿元，用于生态观光农业连片规模化开发和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经营，美名为“五朵金花”的五个新型农业产业园区，其花卉年收入达6000多万元，年接待游客531万人次，实现三产经济收入1.4亿元，农民可以获得保底分红形式的土地流转承包租金、股份本金红利、股份制花卉公司员工薪金和社保金，农民住宅按“宜散则散，宜聚则聚”原则改造为与花卉产业相协调的川西民居风貌院落和乡风民俗旅游接待点，观光型、科技文化型和度假型“星级农家乐”集群，构成城郊都市农业生态社区。3.7万农民人均年收入达1000美元，在“城中村”脱贫致富。成都远郊丘陵贫困县金堂又新镇祝新村，以土地树立益量化为原始股，县国投公司垫资20万元作为融资股，成立了农业公司，招商引入农业开发商投资种植篙笋、藕荷、花椒、杂柑及青蒿中药材2480亩。当地农民归纳为：土地经营规模化，土地权属股份化，农业产业化，产业企业化，农村生活城镇化，农民收入多元化。成都远郊（第三圈层）邛崃市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平原占三分之一，丘陵山区占三分之二，离中心城市较远而受城市经济辐射较弱，属于县级小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经济格局。该（县级）市羊安镇汤营村，由村党支部提出动议，村社自治、经合组织牵头，将1060亩集体土地承包权益量化为村社法人股和506户农民个人股，作为资本，组建了农业公司，再由县级财政拨出80万元贴息风险融资作为启动资金（县财政局委托乡镇财政所派员进驻公司，监督资金使用流向和回笼还本），以此为基础，招引浙江台州农民种植大户携带
流动资金、管理栽培技术及出口外销渠道来合股经营，种植极品西瓜、苦瓜、芦笋等蔬菜瓜果经济作物，发展出口订单农业；又以农业公司为一方，著名企业通威集团以饲料供给入股，养殖贴有条码按标准化数字化规范的“电子猪”，通威在收回饲料本金后参与分红。羊安汤营模式，农业公司的村社集体土地权益法人股，来自连片经营的土地整理出来的新增耕地指标，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西部内陆地农村在土地承包到户、乡镇村社集体企业破产之后，村社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甚而荡然无存的问题。由于“股田制”的依托，让外来农业投资商对合股经营的资本结构有据可依，投资热情高涨，当地蔬果、蘑菇等农产品直接出口欧洲市场，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汤营模式的成功，仰赖于当地政府的观念更新和服务职能转变，倘若工商局不认可“股田”资本，不予登记注册，倘若财政局农业风险资金不到位，村社农业公司就一筹莫展。制度创新是保障农民土地根本权益的首要关键。
二、土地流转的创造性过程与土地整理的多样化模式
成都市郊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目标取向，是农村土地适度集中规模化开发、集约化经营和高效运作。通过土地整理来初步实现这一目标。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只解决了当时的温饱问题，自耕农体制下的小生产经营方式分散作业，使农户土地闲置和低效率运用，农民种地亏损，农业生产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效益，农产品科技含量低，品质和产量不太高，没有更广阔的国内国际市场通路，经营方式原始而粗放。农村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从分散转向集中，从经营粗放转为集约化精细化，势在必行。正若改革总设计师所预言的“农村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中心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整治流转相对集中经营，构建高效的都市生态农业新体系，切实解决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四农”问题，是提升城市化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集聚城市化效应、培育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过程。按照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03]363号）、《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国土资发[2003]69号）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9号）以及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标明一步加强和规范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川国土资发[2004]147号）等相关文件口径，成都市实行土地开发整理后备资源、整理项目和补充耕地储备库存平衡；市内全境异地土地开发整理，将各区县不同圈层不同用地指标折算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经费，进行资源置换扶贫；采取新增耕地作为补充耕地指标单列管理，抵补农民建房占用地，或按比例申请增加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等鼓励性政策，以多样化模式促进土地整理。土地整理又与农村土地向适度规模化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新建农民住宅适度村庄化或向城镇集中的“三集中”密切相关。
土地开发整理一次性投入很大资金，用于土地整理施工和以农民非耕地整理指标集中建房。资金缺口很大，办法之一是占补平衡置换。成都市远郊（第三圈层）的金堂县又新镇祝新村和蒲江县复兴乡复兴村、广东村，通过整理土地，腾出指标与主（五）城市区置换，解决占补平衡，用于远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新村住宅集中区的道路管网建设。仅复兴项目，市上投资达2582万元。办法之二是引入社会资金民间资本，垫资整理土地和配套工程建设，从整治后获得的新增土地效益中以经营性用地指标作为回报，从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因为中心城市郊区农村土地整理“三集中”后，可以腾出相应的新增土地。譬如当地农村土地中非耕地（宅基地、田埂、荒坡和原有道路等）的比例大约在22%~30%之间，将农民住宅适度集中修建新村或转移向城镇居住，可以节约宅基地总量近三分之二，工业集中区和农业耕地连片开发区都可以节约用地，荒坡、拆迁宅基地可以复耕，盈余部分在耕地总量不变前提下，可考虑为建设用地拍卖，其获益转用作农业发展、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锦江区三圣乡财政投入9000万元，通过土地整理等其他方式投入3000万元，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地处中心城市主城区近郊（第一圈层）的区位优势，这种财政风险投资赢得的直接和间接、现实和长远回报也十分可观。
据有关资料显示，未来10年间，成都市土地整理每年将新增耕地3.8万亩，每年可为全市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6.76亿元，每年可使100个行政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每年可使5万农民改变居住和生活条件。国土资源部下达给成都的拆并院土地整理3万亩试点任务，三年内将带来30亿元新增土地收益。成都的拆院并院修建农民集中新居，一般是政府补贴35%，农民自已出资65%。郫县唐元镇长林村“拆院并院”，将原有占地358亩441户农家的39个居住点，集中拆建为占地170亩的3个聚居点，腾出集体建设用地188亩，又整理出其它建设用地147亩，共计新增集体建设用地355亩。这样产生的新增建设用地，不占年度计划指标，不用占补平衡，不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优势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开发银行又为成都提供86亿元政策性贷款，用于成都城乡一体化一期公共设施项目，无疑是强劲的助推剂。
但是，无论是城区与远郊土地指标占补平衡，还是“拆院并院”，土地整理新增效益，所利用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一些地方尤其成都中郊（第二圈层），过度“集中”操之过激，急功近利，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透支了农村土地资源，农村土地资源超前消费，增加财政支付和农民生活双重压力，带来了负面影响。譬如不切实际地全面将农户拆迁全面集中居住，以致生活方式改变超前而生产方式提升滞后的矛盾十分突出，风貌较好的零散农民新居被拆迁，虽然补贴30%左右的拆迁新建房费用，还是造成浪费；土地并未连片开发大农业之前，半强制性过度集中居住，增加农民生活费用成本，又将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生产半径拉大，造成田间管理不便；农民居住村庄化或城镇化以后，设施环境似难达至城市化水平、社区化要求，以家庭种养为主的庭园经济、专业户经济方式不复存存，农民原有致富门路断裂，乡村别墅式的川西独户民宅“林盘小生态”荡然无存……正如推进城乡一体化只宜在中心城市城郊结合部进行一样，“拆院并院”也主要适合在近郊条件成熟的地块进行试点。农村土地整理是必要过程，而土地流转和高效运用才是目的。农民住宅集中，应首先以农业连片规模化开发经营为前提，“宜聚则聚，宜散则散”，因地制宜，切不可“一刀切”、“大跃进”。农村土地整理后的新增耕地或非耕地，应当尽可能复耕使土壤熟化，以缓解目前人均耕地税减的矛盾。郊区城市化、土地整理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稳步推进不断完善的过程。解决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四农”问题的关键，首先是为农民的土地（及住宅）确权和规模经营，建立行之有效的农业经合组织契约机制，引入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农业项目品种、技术及投资，解决农产品的国际国内营销通路，增强农村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全面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
目前，无论农村土地开发整理还是乡镇建设用地指标占补平衡调剂，把财政支付相对集中地用在试点镇村，对边远农村农民农业和农民的补贴比值仍然偏低。沿海一些地区省级人大立法机构已相继出台农村土地股权化试验的地方法规；西部地区亦应针对中心城市出台推进农村土地股权化试验的相应地方法规文件，以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根本权益。
构筑西部都市农业高地 发展生态产业特色经济
——成都市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实践前沿调查之二
刘斌夫
地处四川盆地川西平原的大西南中心城市成都，是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未来重点发展的“成渝城市群”两极之一，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上古以来的农耕文明的中心，重要的消费城市，地缘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位居内陆腹地的成都，虽然缺乏沿海地区城市的工业集群优势和出口海运口岸优势，但有西南中心城市经济对农村的辐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自流灌溉，自古以来水旱从人，土壤物候环境优越，其大城区所带大郊区农村幅员宽阔，农业人口众多，占全市1000多万人口的三分之二（我国现有耕地19.88亿亩，农业人口近8亿；成都1.2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有600万农业人口）。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城市化部分，主要应在中心城市及卫星城市近郊推进。广大郊区农村腹地恰恰颇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条件。新农村建设运动为现代都市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北美模式、日韩模式与瑞士模式——沿海模式与西部模式拟比
1、西部区域经济及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借鉴
就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或单就农业发展而言，几种发展模式的中外空间比较和大陆东部与西部空间比较，都不难发现其殊异性与共通点。
中国新农村建设，对北美农业、日韩农村发展的借鉴不可或缺。美国倚重高科技发展高效大农业，农业人口逐年剧减，而今全美农业人口600余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大量的村镇陆续退归田园拆平还耕，美国现有耕地23.76亿亩，高度城市化将城市和农村完全拉成两大越来越远的版块，或则说形成了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两大高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城乡一体化，而城乡剥离的超大规模化、高新科技化和国际商贸化大农业。
韩国从自耕农经济模式里解放出来，搞了三十余年综合发展新农村建设运动，属于“城乡准一体化”的新型农村发展模式。
日本相对说来其农业结构模式介于美、韩之间，是在强大的准官方性质的跨地域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县农协”的宏观调配、调度和推进下，以大型专业户（农业资本家）为基本模块的高度专业化农业。日本的农产品科技新品种研发位在世界前茅。
美、日、韩农业发展模式的大背景，同中国西部的农业发展环境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有人提出中国西部区域经济与农业发展，应当首推借鉴北欧瑞士模式，西部远离海港深居内陆，外商投资主要限于能源、交通等垄断行业，或者注目于城市房地产，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投资甚少。因而西部中国包括成都、重庆，效法瑞士模式，在城乡一体化语境下，筑建现代都市农业高地，发展生态产业和特色经济，可能比发展其他产业更为重要和必要。正若城乡一体化模式主要适宜于中心城市，现代都市农业以及乡村国际休闲度假旅游产业，也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中心城市近郊应运而生。
2、建立基本农田和优质粮油作物基本保护区
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应该有全国性的大致布局，农作物品种种植选择，仅靠农民自发的趋利性市场调节是不尽合理的。可在东北、华东（江淮流域）、华中（湖南湖北）和西南（四川成都平原）划定相应的基本农田保护片区其中较稳定的版块，作为全国优质粮油作物基本保护区域，由国家按年度拨付专项资金予以优厚补贴，鼓励和推进农民承包人或规模化农业公司发展优质粮食油料生产，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粮油自主供应。
优质粮油作物基本保护区域外的农村土地，由农民承包人和农业公司按市场需求自由选择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如彩色蔬果、茶桑林木、花卉、中药材、菌菇、生物工程原料及禽畜鱼类养殖等，形成“一村一品”的区域集群品牌特色。
二、出口订单农业、生态观光农业与国际休闲度假旅游产业互动
在成都市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课题调研中发现，目前成都平原及浅丘区，譬如邛崃、大邑、蒲江、金堂等县已引入蔬果种植的试点村，销往本地城市的大棚蔬菜年亩产值一般在5000元至8000元左右、利润3000元左右，脐橙杂柑年亩产值4000元左右，而直接通过香港出口的猕猴桃亩产近5000斤、年亩产值2.5万元~4万元，成都锦江区花卉年亩产值上万元，金堂县食用菌年亩产值达4.2万元。
就成都平原物候土壤条件而言，耕地年亩产四、五千元，虽然比原来栽种普通粮食收入要高，但其价值潜力挖掘发挥还远远不够。引入海外农业资金技术投资，发展规模化出口订单农业，建设国际品级的生态农村和大农业产区，是当务之急。譬如目前欧美经济作物猫薄荷、油南瓜等的引种投资开发。油南瓜亩产4000~5000公斤，原产地收购价4万人民币/公斤，亩产值可达1.6万元人民币；南瓜籽油亩产1500~2000公斤，国际市场收购价为2美元/公斤，亩产值为30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万元）。
生态观光农业产品中出口订单农业收入部分与休闲度假旅游相关产业收入比值一般前者高于后者。目前西部地区城郊生态观光农业的休闲旅游收入比农产品收入要高，盖因未真正打开农产品国际销售通路而仅是就销售。山东荷泽牡丹经济年度综合总收益10亿元人民币，其中牡丹花卉系列农产品出口收益6亿元；山东水果、土豆、辣椒、蒜苔等农产品出口态势令国际市场瞩目。而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农业产品走出就地销售圈，进入国际市场的前景十分广阔。总部居于成都的西部牦牛集团在若尔盖草原与美、德分别合资合作生产牦牛肉、牦牛奶，营销目标主要着眼于国际市场，高附加值的牦牛奶在香港市场售价是普通牛奶的十几倍。
目前国际中成药产品国际市场年销售额约为160亿美元，其中日本占8 0%，韩国占10%，我国约为7亿美元，仅占5%左右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出口额，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的一半，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倍左右；日本一家中药企业用中国“六神丸” 配方和地道的中药原材料制成的“救心丹”，以“洋中药”身份畅销我国，在中国年销售额达1亿美元。这组数据背后，一方面是我国作为中药大国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可以窥见出口农产品其中中药材种植和初加工产业的国际市场前景十分诱人。而且，作为农产品之一的中草药种植观赏性极强，尤宜将生态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当初兴的都市农业在中国的城市扩张中喊痛，欧洲生态观光农业及乡村旅游业——“洋农家乐”却已“乐”了100多年，传统观光型、现代科技型和休闲度假型的生态观光农业及乡村休闲产业方兴未艾，至今越加成熟发达，法国的乡村旅游年收入700亿法郎，约合全国旅游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英国政府为生态观光农业的乡村休闲旅游业专项促销经费补贴，从1998年的54万英磅提高到而今的500万英磅；荷兰的郁金香，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海盗从中国西部海拔2000~3000米草原掠回其殖民地种植繁育的，而今“郁金香经济”已成为荷兰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四川成都的石象湖乡村生态景区每年要花100多万元人民币购买郁金香块根，荷兰国家经贸委把办事处设驻成都，在中国西部推广郁金香经济，青海省已有十余县区连片种植郁金香意欲打造“东方郁金香王国”。成都金堂、蒲江引进日本脐柑杂交新品种，一年四季花果同树，365天天天皆可采收成熟的鲜果。
生态观光农业、出口订单农业和乡村休闲度假旅游产业互动的西部现代都市农业开发，将会从根本上推动西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三、内陆文化名城、西部中心城市与现代都市农业共生
发展西部城市经济，现代都市农业——外向型国际化规模化集约化大农业，是与工业、商业、金融、文化旅游并驾齐驱的五大产业版块之一，不可轻视。因为西部劳动密集型的民用小商品工业发展比沿海相对滞后，恰好为西部都市农业开发留下了较大空间条件，这是东南沿海无可比拟的。
成都、重庆等特大型中心城市的经济优势、人口消费量、人才结构、市场渠道、交通网络、物流设施和信息通路，对周边大郊区大农村的强力辐射击与拉动，为现代都市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成都作为四川乃至西部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山大川旅游胜地的国际旅游出发点和经过地，完全可以依托郊区都市生态观光农业和乡村休闲产业以及大熊猫繁育基地，发展国际休闲度假，使疲于奔命的快餐式名山大川观光游客稍事栖留，带动食、住、行、游、购、娱相关产业。
西部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发达的农耕文明）背景资源（包括三星堆、金沙、都江古堰和三国蜀汉皇城等）及其品牌效应，也为现代都市农业暨乡村度假旅游提供了相应的产业环境支持。
四、“借船出海”、“引狼入室”——里应外合促动西部农业国际化
西部内陆虽没有海运口岸优势，但对于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出口来说并无大碍，农（动植物）产品可以凭藉空运、河航公铁水陆联运绿色通道到达国际口岸。配套设施首要在于，成都应为现代都市农业规划建设优势集中的物流基地和气调库、储藏库，以及农副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基地或保税区。
引入国际农业投资商来开发西部现代都市农业，将应是城乡一体化与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第一要务。只有国际化高效大农业，才可能促成农民走向城市化。
目前，中国农村还有2365万人未解决温饱、6432万低收入人群，国外粮食油料等农产品包括转基因产品不断进入中国。 “狼”既然来了，不如将“狼”引入西部纵深，与其让其将国外农产品源源售入中国市场，不如诱其以国际资金、高新技术优良品种及国际市场通路等诸要素来西部进行现代大农业开发，再把农产品售向国际市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们应舍得提供农村土地、劳务等农业资源向海外招商引资开发西部农村和都市农业。这样，我们将大大缩短西部农业国际化和中心城市城乡一体化进程。城乡一体化要求城乡空间功能布局一体化、城乡公共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产业结构一体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充分解放，没有培育农村经济自我造血功能，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将会停留在财政倾斜支持的少量样版工程试点层面，就无法从深层次解决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四农”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把对工业和城市房地产的招商引资巨大热情，协调切分一部分用于现代大农业的招商引资上面，西部现代都市农业发展高潮就指日可待。
五、政府推手：农业粮食水利补贴与跨地域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协调服务
中央政府已拿出3000多亿元用于农村发展，今年起国家每年将拿出1300多亿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补贴，其中800多亿元来自中央财政，500多亿元来自地方财政。但中国近8亿农业人口，即使1300多亿元全部落实到农村基层，人均也只有160元左右。目前农业补贴划解为几大块，可谓杯水车薪。譬如“粮食直补”，成都远郊农村丘陵地区执行13元~15元/亩，实际每户农户年补30~40元。金堂县淮口镇长江村土地被达成铁路征占后耕地税减，人均每户粮食直补年补只有几角钱，农民根本不愿去领，基层干部民必须每家每户去送到。“良种补贴”多是补种子而不补现金，金堂全县10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基地，按10元/亩额度补贴，农户一般每户只有1分地小麦用于育种，每户每分地只获3两~4两麦种补贴，还不如农民直接购买。这种流于形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补贴劳师动众，不如：（一）大幅提高粮食作物直补尤其良种培育补贴额度；（二）打捆为农村水利补贴，而免收基本水费，解决自流灌溉及二级提灌水电费；（三）综合补贴于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四）补贴直接连片转包田地生产粮食、经济作物和养殖禽畜水产的农业大户（而不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求示范带动作用和规模效益，让农民在农业种植养殖企业大户打工增收。
村社基层自发自愿的契约式经济合作组织，如蔬菜协会、西瓜协会、草莓协会之类以外，由政府协调组建跨地域的准官方性质非政府组织形式（NGO）的高级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对于推动农业招引外资、提供科技支撑、基金合作、国际项目援助和解决农产品
国际营销通路，尤为重要。日本农业的跨国合作，多是以县（相当于我国的省）级农业协会来协调完成的。农协作为基层专业经合组织的上级垂直指导机构，又作为跨地域农业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与政府间达成契合互为补充，强化了农业服务功能。四川省仪陇县的农协——乡村发展协会，就是县政协副主席牵头创办并兼任负责人，已与联合国而发计划署建立了上亿元的农业扶贫国际合作关系。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已历时30余年，其间已通过将政府工作重点转移向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农村运动民间组织，制订发展规划并做好协调服务，为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与技术支持，把原来的政府承担的培训、信息、宣传工作交由民间组织负责，鼓励农民积极调节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提高
农村金融与市场流通效率等等，实现了政府主导型“下乡式”新农村运动向民间自主型农村现代化运动形态的转变。在各级农业经合组织的推动下，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成为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突出特征。政府和农民两个积极性的发挥，农业经合组织的桥梁与催生作用，为韩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山东出口农业很大程度上也借重了高级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凝聚与推拉力量。
而今以成都为例，县级、市级农业经合组织尚未产生。政府的半强制主导性和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化模式与思维定势，还左右着农村发展的话语权。其实，市区县政府热衷于对数千万元、上亿元资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100万元，所起作用甚微；如果把100万元用于村社农业公司启动农产品开发经营，将发挥巨大的效用。这些工作若由政府安排，通过农业经合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态来推动广大农村和都市农业发展，其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新农村建设是全新的创造性实践。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大胆实验和长足推进，为都市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奠立了经济实力支撑、制度创新支持和相应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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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6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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