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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风青杨
女企业家苏银霞向某老板借款135万元，月息10%。支付本息184万和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11名催债人对其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长达一小时的凌辱后，当着她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污辱她。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于欢用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其中一人失血过多休克死亡。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南方周末）
请注意本案的几个细节，一是催债人的极端手段污辱包括“脱下了裤子”，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在儿子面前用性器官猥亵他亲妈的时候，如果这不构成防卫的紧迫性，那啥构成防卫的紧迫性？二是：“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也就是说报警未管用，并未阻止犯罪继续，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忍让猥亵继续下去？有谁能忍受自己的母亲受这样的污辱？请教法官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如何正当防卫？
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确实难以把握，但是，有些防卫是不存在“过当”问题的——刑法第20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限防卫”。刑法之所以赋予人们对杀人、强奸等暴力犯罪“无限防卫”的权利，正是因为这类犯罪极其凶残，防卫过程必然非常激烈，防卫者难以在情急之下准确判断形势、拿捏防卫的尺度。
如果正当防卫门槛过高，不仅会制约公民见义勇为以及自我救助的积极性，也严重危及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人身安全。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法律只能阻止好人，对坏人却无可奈何。比如曾有新闻报道：“半夜家中被窃，拉扯致小偷倒地死亡”，当事人因此被追究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为何类似的事件总是上演？还记得本月4日晚间，一段拍摄于北京地铁十号线车厢的视频吗：两个推广扫码的姑娘与男子起争执，男子全程脏字不断，并抢夺姑娘手机，甚至在地铁到站时将其推出门外。而全车厢内的人竟都全程保持沉默。因为见义勇为的成本太高了，如果你“路见不平一声吼”，跟这样的地铁男动了手可能打伤对方，轻则赔付医药费，如果伤重还有可能负刑事责任，试问谁愿意趟这样的浑水？
曾经轰动一时的彭宇案、许云鹤案后等新闻，让中国人的神经已经越绷越紧了。近几年出现过老人晕倒在马路上几个小时无人敢扶，老太脖子卡在栅栏里无人敢救最终活活卡死等新闻。这也许是司法对于之前个案的判决让大众寒了心！遇到老人跌倒，你扶？还是不扶？不扶，没良心；扶了，怕反咬。这问题让人有些无奈，有些愤怒，也有些悲凉。肇事的或围观的怕被讹诈，受害的怕无人负责，这两种心态相辅相成，共同制造了人对人是狼的悲剧。这让人们经常会面临同样的困惑:该不该帮助陷入困境中的人，自己是否会陷入更大的麻烦，甚至于是官司之中?
道德丧失逼走好人，在无社会正义体制的保障之下，见义勇为的成本之高，也难怪看客的冷漠？一个好的机制是能“扬善抑恶”，而且可以调节、约束人们的行为，引导、鼓励人们见义勇为，托举向善的力量。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的机制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成为冷漠的催化剂。行善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行恶得不到应有的惩治，恶性循环的现实，不断的扭曲和异化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岂不叫英雄流血又流泪哉！
同样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例，不妨看看前几天法制晚报报道发生在英国的一起判决。
2009年，英国布拉德福德 (Bradford) 一名56岁育有两子的父亲布塔 (Zabhullah Boota)，被控诉引诱性侵一名8岁女童，不过由于法律上的程序与漏洞，让他最后无罪释放。根据女童母亲表示，女儿始终走不出阴影，罹患偏执等心理疾病。当她得知伤害她的人竟无罪释放时，整个人都崩溃了。她无法专心于课业被退学，也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无法结婚。
2015年，已经14岁的女童，持刀闯入布塔的家，当着两个年幼孩子的面，将刀子一把刺入布塔胸口，割伤大动脉，当场血流如注，陷入一片血海。不过，布塔随后被送往当地医院，幸运捡回一命。小女孩在刺伤了这个强奸犯之后，平静的回家抱了抱自己的阿姨：“告诉妈妈，我爱她。”，然后走到当地的警局自首。随即女孩被警方逮捕，被判谋杀未遂。她则请求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强纳改判罪刑较轻的严重身体伤害罪。
法官不只答应，也取消她原本该付的罚缓，表示如果有任何人向她要求赔偿的话，他会代她付款。法官对女童说道：把像你一样的受害者送进监狱是种耻辱。最后法官表示，法律已经背叛她一次，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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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7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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