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
湘西青年作家于怀岸的长篇小说《巫师简史》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巫师简史》所描写的是一个叫猫庄的湘西地方村落的历史。准确地说，是一部断代史，即从晚清至民国到建国初期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间内，生活于猫庄的一系列人物，无论是以怎样的态度来直面人生，也无论是积极的直面，还是消极的直面，虽然他们都各有其不同人生因缘附会，也各有其不同的爱恨情仇，但结局似乎都殊途同归，即既难逃湘西历史文化对他们人生性格的造就，也难逃历史逻辑背后的天定命运。这当中，尤其以两位主角即巫师赵天国和土匪龙大榜的命运演绎最为突出。巫师赵天国14岁从父亲手里接过巫师法器，开始了他近半个世纪的巫师和族长生涯，他此后的一生，都在极尽自己之所能，来维护和传承祖先的训诫——保护族人不受外来打击，安居乐业，繁衍生命；不扩张，不称霸，不当兵，尽量不与外界通往来，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努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式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不惜把猫庄从一个易受火攻的木楼村寨改造为一个固若金汤的石头村寨，同时也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努力把猫庄治理成一个幼有所养，老有所乐，青年人不外出谋生，人人皆恪守传统祖训和伦理道德的风范村寨……但在那个风云激荡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赵天国的这一理想当然不可能真正实现。无论他付出怎样的努力，村寨始终难以安宁平静。先是有土匪龙大榜和各种地方势力的连年袭扰，后有国民政府地方腐败官员的横征暴敛，再后来又有日本人的直接侵略，就是其间的红军和随后的解放军，也一样要对猫庄征收赋税，分田分地，同时把村里的年轻人征去当兵。最可悲的是，一生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仁慈善良，坚决不与土匪往来的他，最终却被新政权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跟土匪龙大榜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是一种何等令人感慨的命运！ 龙大榜跟巫师赵天国不同，他从小选择的是打家劫舍上山为匪的道路，他没有像赵天国那样有维护一方安宁的理想，他的生存目标是极其简单的，就是试图通过武力获得喝酒吃肉搞女人的基本生理满足，虽然他性格中也有像广大的湘西儿女一样豪侠仗义的一面，虽然他也曾跟随赵天国的大儿子赵长春一起在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历经生死考验，虽然他也曾被国军和红军都收编过，成为国家正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但在大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中，他始终逃不出上山落草的结局，最终跟赵天国一起被新政权镇压。令人悲叹的是，当年他强奸民女赵长梅，不仅祸害了赵长梅一生，使得这位美丽善良的姑娘最终难逃道德的审判而被逼自杀身亡，而她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彭武平和彭武芬，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而当若干年后，彭武芬“落洞”而死，彭武平当上了新政权地方部队的总司令和县委书记，并亲自率领部队围剿龙大榜及其残余土匪，然后下令对匪首龙大榜执行枪决之时，龙大榜至死也不知道彭武平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彭武平也不知道龙大榜即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令人嘘唏感叹的命运！ 《巫师简史》里写到的主要人物大约有30来个，包括赵天国和赵天国的二弟赵天武，三弟赵天文，长子赵长春，次子赵长生，侄女赵长梅，堂外孙彭武平、大儿媳彭武芬，族兄赵天亮，族叔赵久林、赵久仁，表哥彭学清（赵长梅的名义丈夫和彭武平彭武芬兄妹的名义父亲），匪首龙大榜和其侄儿龙占标，还有赶尸匠雷老二，白沙乡乡长陈致公，议长向任桥，镇长伍开国，等等，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形成都是那么的独特，形象都是那么的鲜活，但结局却无一完美，几乎每一个人的命运最终都可以用无常和无奈来概括。什么是命运感？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甚至是戏剧性的强烈反差，那就是命运感。 那么，为什么《巫师简史》能给读者如此的一种命运感呢？而不是另外的命运感呢？比如，小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人物的结局写得稍微可观一点呢？不要那么无常，也不要那么悲壮？答案当然是不能。这里涉及到一个写作者所持的历史观问题。作者于怀岸的历史观是忠实于历史事实本身的民间史观，或者诚如作家王跃文所说的那样，他观察历史的视角是民间的。为什么说民间视角的历史观是忠实于历史事实本身的历史观呢？因为民间的立场本身是不持立场的，民间的视角不涉及任何阶级利益关系，也不牵涉任何阶层的道德主张。这跟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干预而形成的所谓“史官”视角，是大不相同的。受意识形态支配和影响的所谓“正史”，是服从于一定的利益集团的“史观”的产物，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客观公正的视角的。所以，真实的客观的“史观”应该只存在于民间。于怀岸强调他的写作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还原”，其实就是要求自己尽可能地站在民间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观察和写作“湘西故事”，当然与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从“正史”视角观照和审视的“湘西故事”注定会大不一样。“正史”视角的“湘西”，通常以这样几个突出的文化标签为叙事特点，第一，神秘。即所谓“神秘湘西”。亦即以不可理喻的“赶尸”、“落洞”和“巫傩”民俗为标志。第二，野蛮。在这里，野蛮不仅是一种暴力美学的发扬光大之地，同时也是落后、愚昧、迟发展、非理性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因此匪气十足，崇尚暴力也早已成为湘西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湘西”，固然也不完全是对其历史的歪曲。但跟真实的的“湘西”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有本质的差距。差距在哪里？看看于怀岸作品中的描写我们就可以释然了。在《巫师简史》里，巫师赵天国和猫庄的村民对巫文化、巫文明或者巫术思维是深信不疑的，这是他们思考事物和观察世界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而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深深融汇于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构成他们生活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湘西人是相信神秘力量的真实存在的，也相信在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的世界。这一点，就连像龙大榜这样“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也是相信有神的。而作为巫师的赵天国就更不用说了，他一生都在用巫术思维来指导、规划自己和猫庄人的生活。在看待湘西的巫术思维和巫傩文化的存在问题上，“正史”与“民间”的视角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区别仅仅在于“正史”以为“神秘”的所谓“巫傩文化”，在“民间”却并不以为“神秘”，而以为“真实”和“日常”。所以，在立足于民间立场的于怀岸这里，他对所谓湘西“神秘”文化突出标志的“赶尸”和“落洞”的描写，就近乎于对湘西一种“日常”生活行为的描写，他没有刻意去描述那种神秘性，更无意于做魔幻的渲染，其在文本中的存在跟在湘西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完全一致。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于怀岸在这里的描写，真的一点也看不出神秘来，甚至从唯物的角度来看，彭武芬的“落洞”，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对亲人的过度思念而忧郁死亡。“赶尸”的细节亦可以理解为是雷老二和赵大平奋力从日本人手中抢夺赵长春尸体的民间“传奇式”的表述。 没错，湘西的确是一个有神的世界。但这个世界的建立是跟湘西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独特构成紧密相关的，是一个可以理解、可以阐释、可以找到依据的文化存在。那就是说，在一个主流文化鞭长莫及的社会文化空间里，或者说在一个长期缺乏国家力量控制的边地，以及在一个极其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所谓穷山恶水的地域空间里，人们要想怀抱希望活着，恐怕就不得不仰望和依托自然的神力，神就此产生，也就此与人同在。当然最终也因为这一地域空间被主流社会的逐渐控制，而使得神的力量渐趋减弱或完全退出。诚如最后给赵天国合木（打棺材）的那位小师傅对赵天国说的：“神都走了，通神的人还能灵吗？”人的力量得到加强之后，神的力量就必然消退，这也正如尼采对二十世纪的人宣称的那样，是“上帝死了”，而人或超人得以出现。对于猫庄来说，或者对于湘西来说，强大的新政权出现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猫庄和湘西迎来了新一轮不可逆转的改朝换代，新的价值观取代了旧的价值观，新的世界取代了旧的世界，一切都将彻底重新来过，信仰唯物的新人也淘汰了信仰唯灵的旧人，所以，一切曾经在湘西大地的舞台上演出的各路英雄豪杰以及各色人等，都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流水而消逝或消亡，进而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巫师的法器会被枪子打烂，神会走掉，巫师和巫术也会绝迹，这就是历史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猫庄或湘西的历史宿命，同时也是湘西所谓秘史的核心。作家于怀岸清醒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逻辑，用文字演绎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湘西历史。不是说作家于怀岸需要用多高的智慧去发现和把握这一逻辑，而是他与生俱来地生活于这一历史逻辑的现实当中，他所要做的，仅仅是如实地讲述祖先们的故事而已。 我相信很多读者在阅读于怀岸的这部长篇巨制时，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情节发展得如此复杂惊心，故事设计的如此曲折动人，历史细节的展示却又如此逼真，年轻的作家于怀岸是怎样来完成如此这般超强的写作难度的？最初，我对此也持有同样的疑问。直到那天，在其作品研讨会召开的前夜，我随同于怀岸和他的若干湘西文友去吉首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就餐，席间我听到他们在讲述于怀岸本人的家族史，我被他自己经历的那种比小说更加复杂而精彩的人生故事一下子迷住了，也一下子释怀了，那就是说，于怀岸写湘西，所写几乎全是生活与生命的自传，不必精心设计和虚构，也无需发挥太多想象，一切都是照实的讲述和演绎。我相信猫庄就是于怀岸的老家故乡，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故乡叫什么名字。我也相信于怀岸所写下的这部《巫师简史》，还不是全部湘西秘史的终卷。我说过了，这应该仅仅是一部断代史。共产党人彭武平亲自把自己的生父送上断头台，这应该还不是湘西秘史的最戏剧性的一幕。湘西人可歌可泣的人生悲剧或喜剧，在《巫师简史》里，也许才刚刚揭开了一个小小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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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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