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更关系到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贵与卑微。
建国初期，国家对自然人实施了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使每个公民都取得了在本地居住和生活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两大类。
同是公民，因为户口性质的不同，命运也就天壤之别：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吃国家粮，住国家房，成人后在国家所有的单位上班挣工资；农村户口的人，吃粮自己种，住房自己修，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背太阳过山,种地挣工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许就是那个年代农村户口人最真实的生存写照。
同样的中国公民，因为户口所在地和性质的不同，待遇之差距就明明白白的摆放在了人们的眼前，让你无法选择。
多年以前，小学的老师曾出过一篇作文命题：我的理想。
面对这篇作文，我想都没想脑子就蹦出了答案：做梦成为城里人！如果当时能真实地将它写出来一定很有价值，但它却被我深深埋藏在了心里，而交到老师手里的作文却是：我想当个科学家！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自己当时的做法很聪明，因为当个科学家也会成为城里人，不但殊途同归还能得到老师的表扬：理想远大有抱负！假如写“做梦成为城里人”的话，不但会被同学们笑话，还要被老师批评教育：生就一个农村娃，做梦成为城里人！这算什么理想，什么抱负？简直就是鼠目寸光！
鼠目寸光的不止是我。那个年代极少数农村户口的人梦寐以求的是想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的，但绝大部分的农村人没有想、也不敢想。正如有人说有天堂，但没有一个人去过一样，人们将几乎不可能变现的理想当成了一种奢望，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玩笑。我老家的一位表叔经常说，假如能让我吃上一天国家粮，端一碗“帽儿头”干饭，就是立马死，我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大婶大妈们对表叔的誓言不屑一顾：你哄鬼吧，真的顿顿有“帽儿头”干饭端，你还舍得死，鬼都不会信！
所谓的“帽儿头”，就是用一个中号的磁碗，拿到公家的食堂，打饭的师傅用装半斤米饭的碗盛满饭倒扣进自己的饭碗，于是，自己的饭碗上出现了一个酷似帽顶样的“饭峰”，故称“帽儿头”。吃饭的时候，从碗的一侧开始下口，鼻尖时不时的碰撞一下帽儿头“饭峰”，那是农村户口人难得整一碗“光干饭”(不加任何杂粮的大米饭）时最爽快的感觉。
如果想吃一辈子的“帽儿头”干饭，然后“脱掉农皮”，屙完一肚子的“红苕屎”，首先得让自己成为城镇户口的人。为实现这个终极目标，那个年代的农村青年为此发奋图强，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欲让户口改变人生的喜剧、悲剧和闹剧。
婚姻能改变户口所在地，且多快好省。我国婚姻法自实施以来，从未有过不同户口人禁止通婚的条款。如此这般，就为婚嫁的双方提供了一次特殊的选择机会。城镇户口身体稍差的男女青年，便可顺理成章的嫁娶农村户口的帅哥靓妹；农村户口的帅哥靓妹也就多了一次改变自己户口性质、甚至是命运的选择。
农村小伙本来就难找对象，加上城镇户口的人再横插这么一脚，用雪上加霜来形容并不过分。笔者老家有一个名叫春花的姑娘，人长得漂亮赛过七沟八乡，是远近闻名的“乡花”，为了一个城镇户口，她竟然嫁给了城里一个公司经理的儿子。这个儿子因为车祸锯了一条腿。
城里的小伙来村里迎娶春花的那天，有十多个春花姑娘的追求者要揍他，好不容易才被村里的大爷大妈们拦住：“咱村里人不能犯法，春花姑娘自愿嫁的人来到我们这里就是客人，咱不能丢面。年轻人有的是时间，等你们将来有出息了，咱们也娶个城里的姑娘作老婆”。
话虽这么说，可眼下的情形真的太伤人！春花为了那碗“国家粮”竟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真正爱的人，她的目的就是要变为城镇户口的人。小伙子们在喝春花姑娘的那顿所谓的喜酒时一个个嚎啕大哭，引来众乡亲们也跟着泪流满面......
事隔三年，其中一个名叫刘化西的小伙子真的就娶了一个城镇户口的姑娘，姑娘患有轻微的小儿麻痹，在城里不好找对象，乡下的小伙子娶个城镇户口的姑娘做老婆，生下的小孩随母亲的户口就成为了城里人。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村户口的人，因为子孙后代作出点牺牲，以简单的办法改变儿孙最复杂的户口性质，这又何乐而不为呢。当刘化西的父亲侃侃而谈儿子的聪明之举时，笔者的心却十分沉重，因为我分明看到了老人内心深处的那一块伤疤，还在隐隐流血！
当年，那些农村户口的人采取的这种“南瓜不行抠籽籽”（老婆有残疾，但生下的小孩会是城镇户口）的做法，应该是爱情的悲剧，因为户口的原因，人们不得不采取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虽然巧妙的解决了后代的户口问题，但家庭和婚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那一代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痛！
在家庭和婚姻的层面，只要标上需求就变成了交易，尤其是那个年代几乎被扭曲了的城乡男女各取所需的通婚！现在虽然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对此进行数量的统计，但它无疑是那个年代难以忘怀的沉重的代价......
1980年前后，户口政策有史以来作出了重大的调整，让原本无望成为城镇户口的农村人第一次有望改变户口成为城里人——顶班“农转非”。主要形式是，在城里上班的父辈可以到点或提前病退，让子女顶替自己上班并转为城镇户口，父辈的户口则迁移回农村，退休金照领，国家粮照供。政策的出台让父辈和子女都看到了希望，在这场近似“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的世袭顶班中，民间演义出来的并不都是皆大欢喜。
川南一个镇运输社职工刘化清（化名），顶替政策出台时刚满48岁。为了让子女顶替自己上班并转为城镇户口，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份足以证明自己有病的证明，向单位提出了病退申请。
刘化清虽然搞到了病退证明，让谁顶替倒让自己为难了。顶替的名额只有一个，可他家却有一儿一女。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咋办呢？老俩口经过权衡利弊，决定让女儿顶替，因为女儿比儿子孝顺得多，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部寄托在了女儿身上，不知不觉间却犯了个大忌：四川农村延续了若干年的传统，就是有儿子的家庭，父辈的养老由儿子负责，女儿嫁人后对父母的养老则力所能及不强求，也不会遭到指责。
刘化清让女儿顶替之后，回到了老家与儿子共同生活，户口也迁移到了农村。转眼儿子结婚了，接着又生了小孩。刘化清正是干活的年纪，整天象头牛似的在地里劳作，总觉得让女儿顶替对不起儿子，老有一种还债的感觉。儿子对父亲让妹妹顶替上班的做法很是不满，看在父亲牛似的干活也就强压了心头的不满。后来的日子，刘化清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还时不时的住院，家庭的经济也日渐紧巴，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就开始凸现了。
“你都让妹妹顶替了，还住到我这里？你应该到妹妹那里才是”儿子经常拿顶替的事情呛着刘化清。
女儿顶班后，运输社这个以装卸为主要工作的单位，全凭劳力吃饭，一个女儿身只能打个杂，工资自然少得可怜。刘化清找到女儿将想要到她家去养老的事说了以后，女儿一脸茫然：“你又不是没有儿子，养老送终是儿子的事情，我一个女儿家不能坏了规矩。再说，我现在这个样子连自己都活不出来，除了一个城镇户口外，我还有啥子？”
就这样，刘化清在儿不欢迎女不爱的窘迫环境下，度日如年的与儿子一家生活在农村，还不到60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运输社的职工说，他是被儿女活活气死的，因为刘化清在单位壮得象头牛，两三百斤货物往肩上一搭就走人，好多人都愿意和他搭档干活。为了把女儿变成城镇户口，自己连命都搭上了，想想真的不划算。
大锅饭的年代，农民以挣工分的多少分粮分钱，偶尔也有国家单位前往农村招合同工之类的事情。所谓的合同工就是按合同要求干三年五载后再回到农村，户口性质不变。对此很多人不屑一顾，尤其是生产队长。这个手握推荐实权的人物，竭尽全力的将那些读了点书干活不卖力的人推出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留在生产队是个包袱。笔者老家生产队的李队长就是这样的人。
李队长家有九个小孩，六男三女，人丁兴旺。七十年代初期，国家援建非洲修建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就在农村招收部分合同工。得到这个消息后，好些人都劝李队长将自己的男孩子推荐出去，可李队长打死都不愿意：“我的娃儿很能干，留在生产队也不会孬，将来我有个三病两痛，喊一声全都围拢过来了。这种临时的合同工让那些体力差，干活不卖力的人去，免得老子看到烦”
于是，一个生产队一个名额的合同工，被李队长强行给了他认为最没有出息的人张明弟。张明弟被李队长“整”走后，先后到过好几个国家修铁路，后来竟转为了国家正式职工，户口自然也就变成了城镇的。李队长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本一双整人的手竟将他人送到了“天堂”。直到今天张明弟谈起此事，丝毫也没有感谢队长之意，因为他是被“整”出来的福气，如果当时能知道会有今天的结局，全生产队的青年走完李队长都不会放他走。
为了改变农村户口，除了嫁娶、顶班、考学、推荐出去当合同工外似乎再也没有了其它的途径，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些地方开始出卖城镇户口，只要掏数千元或者上万元便可堂而皇之的将自己的农村户口变成城镇的。
梦想了若干代人的城镇户口竟然可以用钱买！包里有几个钱的农村人激动得想要飞。
川中丘陵一个不大的小镇，一个当了三十多年村支书的李文章，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将子女变成城镇户口，这件事在他心里一搁就是几十年，时间一长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幸好他家分得的荒山盛产石材，因此，每天都有卖石材的钱入帐，也称得上远近闻名的“有钱人”，当可以用钱买城镇户口时，李文章一口气给儿子和女儿都买了城镇户口。
买了城镇户口原本想一步登天，可真正到手看得见的除了一本城镇户口本外，其它的几乎什么都没有。原来让农村人唾涎的单位、住房、供应粮等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全都成了泡影，李文章第一次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
碍于村支书的面子，他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背地里却想方设法为买得城镇户口的儿女找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文章的积极努力下，将女儿安排在了城里的麻袋厂上班，总算在乡亲们的眼里找回来了点自尊。“李支书的女儿买了城镇户口，现在都上班了”，其实，为了这张面子李文章付出的代价真不小，女儿虽然在麻袋厂上班，可每个月都是由家里资助生活，否则，女儿在城里根本就无法呆下去。
李文章买了城镇户口的儿子比女儿的命运好很多，儿子一表人才，买到城镇户口的那年就报名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四年后，退伍安置进了县里的一家事业单位，正好赶上优惠售房政策的末班车，购得了一套70平米的单位住房，如愿以偿的享受到了城镇户口应有的待遇。
前些天，当我采访李文章谈起为儿女购买城镇户口的过往时，早已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的他还无限感慨：“为儿女购买户口是那个年代特殊的追求，直到今天我都不后悔。儿子享受到了他想要的待遇，女儿却亏了，拿到个城镇户口的本本，其它的什么都没有，现在想办回农村去还不行，农村老家很快就要被城市扩建所占，分钱、赔偿、买保险，村民们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可女儿却享受不到。当然，现在的政策好，什么地方都能找饭吃，饿不死人的”。说完心满意足的一阵大笑。
从李文章的笑声里，透露出他对今天生活的满意和知足。他坚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作者：刘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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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4 1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