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得荣县辖乡。1958年置白松乡,1974年改公社,1984年复乡。位于县境东北部,距县城38公里。面积370平方公里,人口0.3万。辖白松、门扎、亨子、当日、地日、日堆、来依、仁白、夺松、日热、同归、松依、点仲、夺绒贡14个村委会。农业主产小麦、青稞、大麦、红米。经济林木有核桃、梨、桃等。名贵药材有虫草、贝母、黄芪、党参等。有水晶矿藏。 康巴是纳西族的故乡 关于纳西族的族源,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虽然有学者主张“夷人说”,但更多的学者则主张“羌人说”,即认为纳西族族源与历史上居住在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有关。“羌人说”作为主流观点,几乎成为定论。但在“羌人说”内部,关于纳西族源于古羌人中的哪一支的问题上,又存在着“牦牛说”和“白狼说”的分歧。 “牦牛说”是方国瑜先生在1944年就发表的《么些民族考》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么些”就是《华阳国志》中所记载的“摩沙夷”,两者是同音异字,而摩沙夷则是旄牛羌之一支。方国瑜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纳西族的先民,是从大渡河以北地区迁徙而南。” 方先生所说是大渡河以北地区指的就是今泸定一带。 旄牛羌也称牦牛羌或牦牛种、牦牛种羌、牦牛夷。为公元前4世纪南迁的羌人与西南地区原始先民融合后形成的一大部落(部族)。这是一个以饲养牦牛为主要经济活动的部落,其活动范围东起邛崃山脉的大相岭,西至雅砻江中游,南至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处,北到鲜水河上游。今康巴地区的泸定、康定、雅江、炉霍、道孚、新龙诸地均为牦牛羌活动范围。汉代曾置牦牛县,县治在今雅安汉源县境内。 而张增祺先生则认为,纳西族先民摩沙夷与旄牛羌并无关系,而是南下的白狼人中的一支。李绍明先生也认为白狼与纳西族有族属关系,白狼羌的一部分后来沿着金沙江、雅砻江进入川滇边境一带,其后裔即为晋代的摩沙夷,以及唐代的磨些和现在的纳西。目前,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 白狼是汉代在康区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大部落,与汉代中央政府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白狼王曾亲赴洛阳朝觐汉明帝刘庄,并在汉王朝宫庭演唱了“远夷乐得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等三首白狼语颂歌,表达其“慕义向化”之情。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是康区古代民族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组诗歌。白狼部落的地望,《后汉书》称在“汶山以西”,《北史》、《隋书》称在“附国南”,一些后世方志则明确指出,今巴塘、理塘为古代之白狼国故地。 作为纳西族先民的古羌人是何时从康区继续南下的问题,已无史可查。一般认为在公元3世纪初,在今四川盐源一带已有“摩沙夷”居住。从三国至唐初,雅砻江以东的纳西族先民逐渐向西南迁徙,盐源以西金沙江流域一带的纳西族先民也逐渐聚居于丽江地区并繁荣起来。 千年之后,重返故里 纳西人虽然离开了康区,但约在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了康区。纳西人这次重返故乡可称得上是荣归故里,但归乡的方式并不十分友好。因为他们的“回乡证”是靠战争征服而获得的;他们回来的目的也不是“探亲”,而是统治。带领纳西人重返故里的是在丽江赫赫有名的木土司,康南人将其称着“木天王”。 木氏家族怎样在众多的纳西人中脱颖而出的,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在元代时,木氏家族的祖先已成为当地的一大地方头人。元代,忽必烈亲征云南大理,由丽江东境渡江,木氏三世祖阿宗阿良迎降,被授茶罕章(丽江)管民官。后因随军作战有功又升授副元帅,“世祖至元中,加授银印重四十八两一颗,为提调诸路统军司”(《木氏宦谱》)。成宗元贞元年,木氏四世祖“蒙皇帝圣旨褒嘉”,获宣慰司职。至五世祖阿胡阿烈时,蒙古人改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交阿胡阿烈管理。传至第七代时,朱元璋建立明朝,阿甲阿得率众首先归附。明王朝按元代旧制予以委任,准予世袭,并钦赐“木”姓。木氏家族从此得名“木”,阿甲阿得也改名木得。 在明王朝的扶持,木氏势力如日中天,对外扩张的野心也不断鼓胀,并于明万历年间开始兵分两路,向其北部的康巴藏区进行军事扩张。据杨嘉铭先生考证,第一路从丽江宝山东渡金沙江,沿冲天河而上,经木里西部直抵康南之稻城、理塘等地;第二路以云南迪庆为据点,强渡金沙江入得荣、乡城、巴塘等地。木氏土司通过军事征服,不仅使纳西人重新回到了故乡,而且还获得了康南地区的统治权。 纳西人对康南不仅仅是统治 木氏土司在完成对康南的军事征服后,便开始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在海拔高、气候寒冷的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将当地归顺之藏族土酋封为“巍舶白色”、“木爪”等职,由他们来代替木氏土司对当地民众进行管理。在海拔低、气候好的地区,木氏则从丽江、鹤庆等地方“徙么西戎焉”(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建立起一个个的纳西人聚集村寨。并这些纳西人聚集的地区,任命自己亲信担任“巍舶绎本”和建立官邸,实行直接统治。今巴塘县城附近、中咱,以及得荣县的白松等地,尚可见当年纳西族官寨遗址。木氏土司在康南的这种统治一直维持到17世纪中叶,才被来自于青海的蒙古族和所特部中止。 纳西人此次重返故里的方式虽不友好,但他们对康南农业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确是十分重大,影响也是十分深远。 他们从云南丽江等地引进了红米等农作物品种及铁犁(即“绎肯”),并在康南改造土地、兴建梯田,推广条播,开沟挖渠,修筑水堰,推广水利灌溉。康南地区原本是一个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由于纳西人原故,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革,种植业开始发展起来并在社会经济中占居要重要地位。现今的巴塘被人们誉为“塞外江南”,纳西人功不可没。 走向衰落 木氏土司在康南的统治及其纳西文化在康南的辉煌时间并不长久,在不到100年后的公元1640年,驻牧于青海的蒙古族和所特部首领固始汗挥兵南下。面对蒙古人的铁骑,曾经依靠武力征服康南、统治康南、不可一世的木氏土司,只得拱手交出在康南的统治权而退回丽江。 随着统治权的丧失,使相当一部分纳西族人随政治势力的退缩而返回丽江,留在康南的仅仅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纳西族百姓。 于是,纳西族文化传播的方式由官方变为民间,传播空间也被压缩到一个极小的范围,纳西族文化的传播主体(即广大纳西族群众)也迅速减少,难形成“气候”。纳西族文化在康南的衰落以及纳西人被同化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20世纪末,藏学家杨嘉铭和阿绒两位先生在康南调查时发现,在乡城、得荣、巴塘、稻城等县历史上的纳西人聚集村寨里,纳西人的后代们无论在语言、服饰,乃至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都已同当地藏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已主动选择了藏族的身份。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中被他们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在每年的农历11月初一按传统的方式过纳西年的习俗。 我们现在康南能见到的纳西族,尚不足1000人,生活在得荣县的白松乡的狭小空间里。他们虽然仍以纳西族自称,但他们所保存的纳西族文化已经支离破碎,到处是藏文化的烙印。例如,在宗教信仰上,他们虽然信仰本民族的“东巴”,但也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特别是在解放后,当地东巴后继无人,人们对东巴教的信仰已弱化到相当低的程度。在语言上,他们虽然还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纳西语,但藏语的使用却更为普遍。特别是在近些年来,除妇女和老人外,能使用纳西语者越来越少,年轻一代基本上只能懂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便如此,这些简单的生活用语也不常用。一般只是在一年一度的过纳西年那天才使用一次。即在过纳西族年的这一天,所有的纳西族人都必须而且也只能讲纳西话。这一习俗也许是纳西文化在潜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化记忆,是在强大的异文化面前所作的最后挣扎。不过在民族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这种努力显得是多么的软弱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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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县白松乡纳西族聚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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