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竹与邛竹杖
《山海经·中山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记载：“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其木多榖、柞、椆、椐，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青、雄黄，多扶竹。”东晋时期的文学家、训诂学家、道学术数大师郭璞（公元276-324年）在《山海经》的注释中说“扶竹，邛竹也。高节实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明朝时候四川文学家杨升庵（公元1488-1559年）在《丹铅续录·花木·扶竹》一书中说：“武林山西旧有双竹院，中所产修篁嫩篠，皆对抽并胤，王子敬 《竹谱》所谓扶竹，譬犹海上之桑，两两相比，谓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欢。”这里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山海经》所记述的山川地理及人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我们传统所认为的“华夏”地理范畴或表述，否则，《山海经》的“所指”很难与现实确切地对上号，比如“龟山”、“云山”或许并不是今天有人解释的昆仑山（《山海经·海内经》本身也有“昆仑”的记述）、瓦屋山、（武汉）龟山或江苏盱眙的东阳山之类（云南师宗县也还有个叫龟山的地方）。而如果把《山海经》放到古时候人类活动更广大的范围及沧海桑田之变去“考察”的话，则有“仿佛”、“依稀”之感。现在，就已经有人指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关于全世界的地理图志，这可能有些《山海经》式的传奇意味了。（图片来源网络，侵权立即删除）
郭璞是最早定义“扶竹”即“邛竹”（也称筇竹）的道家大师，这大概是因为张骞（公元前164-前114年）从西域带回的邛竹杖名气太大，自然就把《山海经》中的扶竹与可以扶老的邛竹杖联系了起来。至于杨升庵把所谓王子敬（即王献之，公元344-386年）《竹谱》里的扶竹与扶桑联系起来取譬，也不能说明“这里”的扶竹及《竹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这个《竹谱》应该是东晋末年戴凯之所著的《竹谱》，从“竹之堪杖，莫尚于筇……一曰扶老，名实县同。”也看不出邛竹就是扶竹的意思，“莫尚于筇”只是对邛竹杖（扶老）的一种称赏。当然，也有人把这里的“扶”解释为“扶竹”的。这不过是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罢了。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凿地证明扶竹就是邛竹，但是，邛竹并不只是邛崃即古临邛、古邛州所出产的一种竹子则是肯定的。《史记》《汉书》都有关于邛竹杖的记载，至于加工制作邛竹杖的邛竹出自于何处却没有明确记载或说明，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蜀都赋》的“邛节桃枝，石䲛水螭”也是如此。到了西晋，学者臣瓒《集解音义》说：“邛，山名。生此竹，高节实中，可作杖。”唐代颜师古（公元581年-645年）注《汉书》也引用了这段文字，明确地提出邛竹生长于邛山。而这里的邛山不完全是指今天所说的邛崃山或邛崃山脉，西晋郭义恭的《广志》“筇竹出南广邛都县”即宜宾、西昌，北宋刘逵《蜀都赋》注：“筇竹出盘古盘江县”即贵州盘江县，都说明了“邛山”应该是指当时与邛人有关的地理区域。清代历史学家、旅游文学家陈鼎（公元1650年-？）在游历西南地区的基础上，编纂了《竹谱》：“筇竹，产于四川叙州、乌蒙、黎州、眉州、雅州、邛州、苍筤、邛笮，诸山俱有。”（这里的“苍筤”所指不明确）。由此可以看出，邛竹应该生长于以大相岭（又叫邛笮山、泥巴山）即《山海经·中山经》的“崃山”、《华阳国志》的“长岭”为中心的西南广大地区（包括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而这一区域都位于以严道县（今荥经县）为重要节点的南丝绸之路带上，而当时的严道县辖于邛州，所以人们一说起邛竹便自然想到了邛崃（临邛），《辞海》就是这样解释邛竹的：“亦称‘筇竹’。竹名。《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皆载：‘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史记正义》以为邛即邛山，在西汉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境；《汉书补注》以为邛乃西汉严道县之邛来山（在今四川荥经西南）。据此则在西汉以前，中国西南地区和身毒（今印度半岛）、大夏（今阿姆河上游南北两岸地）已有交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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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生长在这一区域的竹子都叫邛竹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古代巴蜀产邛竹杖的地方》（何氏梨州本末巴山茶人研究文稿）说：“邛竹杖是用罗汉竹制作而成……罗汉竹又称佛肚竹、密节竹，别名人面竹（植物名汇）、寿星竹（河南）、布袋竹、算盘竹（四川）。”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因为罗汉竹是禾本科刚竹亚族刚竹属植物，而邛竹是禾本科邛竹属中小型竹类植物，《百度百科》在此条目下，还专门强调“注意与刚竹属下的罗汉竹区分。”而《辞海》的“罗汉竹”条目则解释说：“罗汉竹，亦称‘龟甲竹’。见‘毛竹’。另种‘人面竹’也叫罗汉竹。竹秆较细，部分节间亦短缩而肿胀。作手杖及工艺品。”这里提到的“龟甲竹”、“毛竹”不仅都是禾本科刚竹属（而不是筇竹属），而且，其自然生长范围分布于全国各地，不属于邛竹（生长的地理）的范畴。不过，“竹杆较细，部分节间亦短缩而肿胀”的“另种‘人面竹’”倒是与我们通常在邛崃周边见到的邛竹的特征相符合，也与戴凯之《竹谱》“磥砢不凡，状若人功”所说相似，邛竹的这个“短缩而肿胀”（即“磥砢不凡”）节间主要集中在露出地面的竹茎部分（一般不超过20厘米）。《邛竹杖产地之新说》把邛竹分为“大叶筇竹、细竿筇竹、平竹、柔毛筇竹、光竹、实竹子、三月竹等”，并说邛竹广泛出产于我国西南地区海拔1500米——2000米的山地。由此可见，我们对邛竹及其自然属性尤其是文化属性的认知和把握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史书记载与相关文史资料及现实生活来看，邛竹杖的制作主要应该是采用细竿筇竹（云南大关是主产区，但宜宾、眉山、邛崃一带应该也有）和节间“短缩而肿胀”的“另种”（成都邛崃是主产区，但不知道云、贵一带是否有生长）两类邛竹来制作：细竿邛竹，竹杆秀挺细长，竹节膨大如算盘（子），用其制作的手杖，拄杖而行自然透出一种刚直隽秀的文人之气；另一种根茎部“短缩而肿胀”的邛竹，有如和善的人面，把杖于手更显德高望重者温文敦厚的品格。所以，自古以来，无论哪种邛竹杖都是深受文人高士们的追捧。而且，张骞从大夏带回的邛竹杖与唐蒙从夜郎带回的“枸酱”，还是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一大动因，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同中原地区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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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文献资料当中，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历史上的邛竹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从它与蜀布一样作为“外贸”商品远销“身毒”、“大夏”来看，应该不会只是简单地用微火熏烤而使之弯曲成钩状杖首（柄）甚至就是随手砍切而成的一段竹杆（手杖）而已，大略是会选择那些材质好、外形美的上品成竹，采用铸范、雕刻甚至错金银等工艺，精心设计造型别致的青铜或良木（如楠木、檀木）、兽角等各种杖柄镶嵌于上，制作成兼具实用性与审美价值的邛竹杖，因此才受到了广泛欢迎。南北朝时庾信（公元513——581年）的《邛竹杖赋》也还有提到邛竹杖的工艺“制以成龙之首”，现代考古发掘出的汉代青铜鎏金鸟形手杖（柄）、错金银酒骰手杖（柄）、白玉龙凤首手杖（这应该是王公贵胄的陪葬品），可以算作是一种旁证。从张骞带回邛竹杖到西南夷的开通，使邛竹杖的影响日渐扩大，在开始沿蜀道向北销往中原各地的过程中，其文化的属性逐渐超过了它作为商品的属性，魏晋时期，苏彦的《邛竹杖铭》就在由“物”而精神的“转向”中称颂其“节高质贞”；东晋王羲之十七贴中的《邛竹杖贴》，更于文词笔墨间体现出浓浓的人文情怀：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远惠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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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竹与邛竹杖到了两宋及以后，更是赋予了它品行、操守与性情方面的象征性。苏轼（公元1037——1101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面对困境的洒脱与豪放，在赵孟頫的《东坡竹杖芒鞋图》又生动地体现出另一种意趣。陆游（公元1125-1210年）的“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破阵子）与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老思筇竹杖，冬要锦衾眠”（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一个是表现闲适的惬意生活，一个是表达送别后的思念之情，但邛竹杖都是所寄托之物。所以，王维（公元693-701年）干脆直接就把邛竹杖送给朋友了：“大夏资轻策，全溪赠所思”（《赠宗鲁筇竹杖》）。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宦娘》便又把邛竹杖虚化出另一种神秘的美：“入则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间,筇杖倚壁,花布裹琴”。文人墨客们的这些记述或吟咏，不断地丰富和提升着邛竹杖的人文历史价值，使其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及人文精神呈现。（图片来源网络，侵权立即删除）
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邛崃曾把邛竹杖作为礼物送到北京，得到朱（德）老总、贺（龙）老总的高度评价。不过，我并没有在《邛崃县志》和相关资料中找到佐证，但邛竹杖备受各界人士喜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不久，朋友受托寻找邛竹杖，我们还到青神、眉山（三苏祠）去寻购，可惜都只看到如《东坡竹杖芒鞋图》中的素面长杖（应该是细竿邛竹），而且还不对外销售，其余弯柄（杖首）或直杖者又太过粗疏失于“文化”，只能作为一时登山扶脚之用，难以用作“文化”礼品送出。在另外朋友帮助下，最后在邛崃明韵清风（经典家具）找到了制作雅致的邛竹杖——据说“明韵清风”之名还是由邛崃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韩蓁先生所取，金丝楠木杖首，黄铜箍脚，杖身上端的“人面”带着几许古朴的意蕴与历史记忆，真有些爱不释手。在邛竹故乡的邛崃仍然还有制作邛竹杖传统工艺的传续，那些更新材质、更多功能的现代手杖是无法替代的——这是更让人感到欣慰的事情！邛竹杖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审美，远远超越了实用或商品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精神或象征。
在见到“明韵清风”的邛竹杖后，我也想写信去云南大关问问，那里是否也还有更具文化审美的细竿邛竹杖——它坚直的秀骨清相似乎更让我喜欢。可惜我既没有王羲之的“周抚”（当时的益州刺史），更没有王羲之的才情,不过，我是要找机会去走走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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