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洪雅——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
|祖籍洪雅——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苏东来 康养洪雅 2023-05-03 19:41 发表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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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祖先在何方？湖广麻城孝感乡”，明清以来流传巴蜀大地的“麻城孝感乡”祖籍现象，是川人共同的祖籍记忆，共有的精神家园。
然而位于川西平原西部边缘的大邑、邛崃、蒲江、崇州及雅安名山、雨城区等地，动辄称祖籍为“洪雅县止戈街”，甚至简阳、夹江、威远等地也有此称。
这一现象在大邑县尤为突显，据《大邑百家姓氏源流概略》收录的县内100个姓氏祖籍来源统计显示，祖籍为洪雅县的姓氏占近50%。据在董场镇调研的20个姓氏中，除游、巫、杨等来自广东，其余17姓祖籍多为“洪雅县”。
如凤冠社区王氏“先传祖先由四川省洪雅县移居大邑县龙凤乡第七保六甲皂角嘴居住”；董水碾罗氏“一世祖罗大玉，康熙末年由四川省洪雅县烂泥沟迁至龙凤场董水碾插业”；梁家湾胥氏“康熙初，胥可刚、胥可文兄弟二人由麻城孝感乡入川，始居洪雅，康熙二十五年（1686），从洪雅迁邛州大邑东乡龙凤场梁家湾定居”；董场牟氏“明初由湖广孝感乡居住，明末逃难明政权统治的洪雅止戈街，乱平返回故里”等等。
其余杨、柯、周、池、赵、李、杜等姓虽无族谱，亦传言先祖明末逃难洪雅，清康熙中期迁居大邑董场落业。
可以说“洪雅祖籍”现象，已融入董场民众精神血脉，成为众多家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董场区别于其他区域的重要文化标识。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末战乱，董场先民为躲避战乱，可直接进入大邑西部的崇山峻岭中避难，为何舍近求远，跋涉洪雅避乱，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此为破解“洪雅祖籍”现象的关键。
（一)大邑是明末清初兵燹重灾区。
明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陷成都，十月破邛州、大邑，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大邑、蒲江县令皆不屈被杀。次年，绵州叶大宾、雅州举人郝孟率兵与张献忠部战于大邑，杀敌三千，收复大邑，据同治《大邑县志》载，“逃难士民妻子，不下数十万，流寇杀于前，土贼掠于后，哭声闻远近”。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部再次占据大邑，实施屠城“乡村市镇，剪屠数万家，无少长贵贱僧道，尽罹其殃，妇女争投水死，井瓮无空，焚燎庐舍，光映百里”。正是在战争摧残下，大邑民众为求生存，离乡背井，逃亡他乡。
（二)洪雅是明末清初理想避难所。
顺治四年（1647）张献忠在西充被清兵射杀，同年南明永历政权建立（1647—1683）。自顺治二年（1645）清军进入四川以来，虽然射杀张献忠，但其控制区域基本在以阆中为中心的川东北一带，而广大四川地区多为南明政权和各地武装所控制。张献忠牺牲后，南明总兵杨展以嘉定府（今乐山）为中心，将雅安、成都、乐山、泸州等地连为一体。同时，张献忠部将刘文秀等投降南明，明永历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封为蜀王。顺治十三年（1656），南明永历十一年（1656）刘文秀率军来到洪雅，驻扎于今东岳镇千丘坪、马顶岩一带。他见此地天然地势险要，感叹“壮哉山河，带砺金汤，无劳凿筑。”命兵士修建营寨，作为长久根据地，命名为“天生城。”可以说明末清初的洪雅由于南明政权的庇佑，没有受到兵燹之祸，成为周围各县民众理想的避难场所。
（三）董场先民浓厚的“正统”观念。
董场先民避难洪雅，除了其地少战乱、易求生外，更多是浓厚的崇奉南明政权的正统观念。同样先后盘踞于此的名山卫千户廖依乾、杨展、刘文秀等无不打出明政权正朔旗号，以凝聚军心，争取民心。甚至居住于简阳县的傅迪吉就到洪雅、邛崃、蒲江一带避难，并在洪雅天生城参加了南明政权主持的科举考试。我们发现四川西、南部能躲过明末清初那场战乱的四川老民，大多都有避难“洪雅县”的经历。明末出现祖籍“洪雅止戈街”现象，归根结底是普通老百姓都愿追随一个“正朔”的政府，盼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满足“平安就是福”这个最起码的要求。由于战乱频繁，迁徙匆忙，很多家族在洪雅居住数十年，等到康熙中期，四川再无战乱之后，受清廷移民政策鼓励，才从洪雅迁回原籍，由于明代家族世系断裂，后裔子孙多称洪雅为祖籍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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